毛公鼎是中国二千八百多年前的一件宗庙祭器。它的内壁铸有五百个字的长铭，是现存商周两代七千多件有铭文的铜器中，铭文最长的一件。铭文的内容可分成七段，大意是说：周宣王即位之初，亟思振兴朝政，乃请叔父毛公为其治理国家内外的大小政务，并饬勤公无私，又令毛公族人担任禁卫军，保护王室，最后颁赠厚赐，毛公因而铸鼎传示子孙永宝。由内容推测，毛公鼎应铸于周宣王元年（公元前８２７年）时，其铭文是可凌驾于〔尚书〕的一篇西周真实史料，是研究西周史最珍贵的文献，也因此毛公鼎可称是举世的瑰宝重器。

　　毛公鼎系于清代末叶道光２８年（公元１８１４年）前后，在陕西省岐山县出土。毛公鼎出土后，经多次转手秘藏，抗战期间，险为日本军方所夺，抗战胜利，民间献鼎归公，现由本院典藏并展示。铭文中有阳文网格线，是西周中晚期制铭的习惯，因此除了史料的价值外，毛公鼎在中国古文字学与书法艺术上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壶为盛酒之器。青铜礼器中的壶自商至春秋、战国，一脉沿续，制作未曾中断过。

　　颂壶因作器者为「颂」而得名。形制庄重、纹饰瑰丽，腹呈椭方形，颈部两侧有兽首衔环，此类形制硕大的方壶流行于西周晚期。器身上的花纹以环带纹、蛟龙纹为饰，圈足与壶盖则饰垂鳞纹及窃曲纹。西周晚期青铜器上的花纹一反主轴中线、两两对称的铺排，而喜用连续环接的纹饰。

　　颂壶口沿内环壁上及盖口外壁四周铸铭１５１字，两处铭文的内容相同，记录着「颂」接受周王册命掌管成周洛阳仓库此一职务的过程。而这件壶则是典礼完成后，「颂」为颂扬天子的美意，及荣耀先父母龚叔、龚姒，表达未尽的孝思，并祈求家国康乐大福、周王万年长命而作。

　　颂壶铭文对西周的册命典礼记载详备，可以和〔左传〕僖公２８年传等文献上所叙，互相印证；「颂」纪念父母，这种慎终追远、父母同祀的情况，亦可以和〔礼记?祭义〕所言互相印证，所以颂壶为研究西周礼制的重要史料。

　　各长20.5cm宽7.8cm厚0.75cm

　　青绿玉，局部灰黑斑；器表多薄沁一层灰白斑。雕作一对盘旋绕转，气势矫健的大龙。虽然体积甚大，但以丝线穿系之，仍十分平衡。两面花纹相同。卷鼻与长鬣分别向前后伸展，下颏作圆弧形，龙口上下颚以分，腮边刻饰雕有斜格纹的盾形图案；似蛇的体躯，又附加各式卷勾；龙体上满雕谷纹，谷粒多排列成行，卷勾上常雕有毛束纹。为典型的战国风格。 

　　考古出土以及流散或传世的，成对战国玉龙形佩为数甚丰，但鲜有尺寸如此长大，而品相端庄，雕工精致的佳品。这应为当时最高级的贵族，始能拥有的，象征身份的玉佩。

　　简长：29.5~29.8cm简宽：2cm

　　「封禅」，在中国政治制度中，可说是最盛大，但也争议最多的一项典礼。所谓「封」就是天子登上泰山筑坛祭天；而「禅」则是在泰山下的小丘除地祭地，向天地宣告人间太平。民初疑古派的史家认为，这纯粹是战国至秦汉间，齐儒凭空杜撰，并为好大喜功的君主利用来巩固政权、夸侈政绩的活动。但从近年考古资料看来，其起源或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先民筑坛祭祀的习俗，是非常幽远的。 

　　「封禅」最令人质疑的，还是祭典中的祝祷文，在唐玄宗以前的历代史书内，均未见记载。唐代名臣贺之章将此现象解释为，封禅帝王所求不外为长生登仙等私欲，故外人莫知之。民国二十年，马鸿逵将军率领军队驻扎于山东泰安，无意间发现一座五色土坛，并从其中得到两套玉册。玉册上分别镌刻着唐玄宗及宋真宗禅地之祝祷文。两套玉册的出土，正可以补足刊正史籍的阙如与错植，是非常珍贵的第一手史料。 

　　宋真宗禅地玉册的质地为青白色闪玉。册分十六简，简与简间以金线串联。册文以楷体书写后刻划，并涂以金漆，与唐册相比，字迹显得松散。近日发现，其中两简的背面有磨去原刻字的情形，根据残余笔划推测，似乎是宋太祖、太宗谥号的部份。对照《宋史》发现，二帝的谥号在册与史的记载中确有繁简之别，而修改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在禅地前的两个月，才为二先帝新进谥号的缘故。 

　　除了玉册，还有一些正方、长方或梯形的玉片共五十二件同时出土。这些玉片上主要装饰着龙、凤及云气纹。根据史书记载，盛装玉册的容器是所谓玉匮，推测这些玉片便是玉匮上的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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