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禅室随笔》，四卷，明 董其昌 著，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写刻本。版框11.5cm×16.3cm。半页8行，行17字，抬头至18字，白口，双鱼尾，左右双边。

　　《画禅室随笔》为杂记体的书画小品文，所论终于禅说，而发端于论书。卷一包括《论用笔》、《评法书》、《跋自书》、《评古帖》。在论述书道的同时对历代书家和法书名帖有所点评。卷二包括《画诀》、《画源》、《题自画》、《评旧画》。此卷是本书的重点，董其昌的重要绘画理论和美学思想都在这一卷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首先是山水画上南北二宗的提出。书中认为：“禅家有南北二宗，唐时始分。画之有南北宗，亦唐时分也，但其人非南北耳。北宗则李思训父子着色山水，流传而为宋之赵干、赵伯驹、伯骕以至马、夏辈。南宗则王摩诘始用渲淡，一变勾研之法，其传为张琮、荆、关、郭忠恕、董、巨、米家父子，以至元之四大家。亦如六祖之后有马驹、云门、临济儿孙之盛，而北宗微矣。”这段论述把禅宗的分宗套用于绘画流派的区分上，为古代山水画风烙上了深深的印记。而其中“崇南贬北”的论说尤为重要。此说以为南宗是文人画，有天趣，是“顿悟”的表现，徒有功力者不可及。而北宗“顾其术亦近苦矣……譬之禅定，积劫方成菩萨”，“非如董、巨、米三家，可一超直入如来地也”。“方知此一派画殊不可习”。这种观点对北宗绘画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阻遏作用。后来松江派画家不仅从此说，而且还加以引申，说“北宗”画家入“邪道”，以至称之为“野狐禅”而加以排斥。其次是文人画之说。指出“文人之画自王右丞始。其后董源、僧巨然、李成、范宽为嫡子，李龙眠、王晋卿、米南宫及虎儿皆从董、巨得来，直至元四大家……若马、夏及李唐、刘松年又是李大将军之派，非吾曹易学也。”文人画的提出更是“崇南贬北”的明证。文人画提倡的是“士气”、“平淡天真”，故“士人作画，当以草隶奇字之法为之。树如屈铁，山似画沙，绝去甜俗蹊径，乃为士气。不尔，纵俨然及格，已落画师魔界，不复可救药矣。”第三是主张以天地造化为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认为：“画家以古人为师，已自上乘，进此当以天地为师。”虽说画境之气韵生而知之，全凭天授，然亦可学得，即造化自然，“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胸中脱去尘浊，自然丘壑内营，立成鄄鄂，随手写出，皆为山水传神矣。”以上一系列绘画理论的提出对明末和清早中期的画坛产生了重要影响。卷三包括《评诗》、《评文》、《纪事》、《纪游》；卷四包括《杂言上》、《杂言下》、《楚中随笔》、《禅说》。这两卷除了记述奇风异俗、轶事怪物之外，亦不乏重要的观点和思想。如认为士君子贵多读异书，多见异人，才会在人品上有所提高，并进一步借黄山谷的话说：“士生于世可百不为，惟不可俗。”指出士人应当“独立不惧”。“顿悟”在这里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倡，所谓“文不在学，只在悟……思之不已，鬼神将通之。”这些都是与卷一、卷二中所阐述的思想一脉相承的。《画禅室随笔》对此后中国的绘画发展影响深远。清初称霸画坛的“四王”就是其理论的实践者，在他们积极为画坛建立一种典范的同时，对“北宗”一派的绘画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此书有清康熙年刻本、乾隆年《四库全书》本、清瘦阁读书十八种本、《艺林名著丛刊》本等，在清乾隆中叶以后流传甚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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