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世纪中叶，唐代高僧玄法师去印度等处考察回国之后，世界佛教发展的重心，从印度逐渐转向中国。唐人末年，禅宗成为佛教发展的主流。四川一度成为禅宗发展的主要区域。峨眉山一时高僧云集，著名的有成都的克勤、灵龛，眉州的继达、昌福；资州的智铣；绵州的处寂；汉州的马祖；喜州的白水；峨眉的怀一等。山中呈现着道教衰微，佛教兴盛的景象。

　　唐大历十一年（公元776年），被佛学界誉为“华严集大成者”、佛门弟子奠为华严四祖的澄观（738-839），不远数千里从山西五台山来成都访慧量大师精研“三论”，常住普贤寺、中峰寺，长达4年之久。撰有《普贤行愿品疏》10卷，以“入法界缘起普行愿”为宗，并阐明“法界缘起”是《华严经》的宇宙观，只有实践普贤十大行愿，才能最终证得佛果，为普贤行愿从理论到实践作了深化和普及，对普贤信仰的建立发展影响很大。

金身佛象

　　公元9世纪中，唐武宗的“会昌灭佛”持续近10年之久，山中佛教曾一度中落。大约5年之后，元安大师的门徒慧通奉召来山，重建“三云、二水”。三云，即归云寺（华业寺）、集云寺（中峰寺）、卧云寺（牛心寺）；二水，即白水寺（万年寺）、黑水寺。一时山中佛教隆盛，建寺如林。峨眉山佛教史上称为“慧通中兴”。

法事

　　公元10世纪，宋朝政权刚一建立，便下诏保护佛寺，颁印佛经，在山下的眉州、成都开刻《大藏经》五千余卷，极大地促进了峨眉山佛教的发展。

　　公元964年，朝迁还特遗东京（今河南开封市）天寿院僧继业等三百余人去印度求舍利、贝叶，开宝九年（公元976年）回国，行程万里，历时十二年。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朝迁派专人兴建佛寺。次年，扩建白水普贤寺，并于成都铸造金铜普贤大士像奉安于寺中。像高7、8M，重约62吨，按《法华》、《楞严》经中所云：普贤乘六牙象，以众生喜见身现相于峨眉山中。并重兴六寺，敕全山各寺均供奉普贤，特设提典驻节普贤寺，掌管全山宗教事务与自然环境。宋太宗赵光义亲撰一联：“天真皇人问道之处，楚狂接舆隐逸之乡”，赠给金顶光相寺（今华藏寺）。

于公元964年，历时12年从印度请来的佛宝贝叶经、佛牙

　　宋仁宗赵祯于喜佑七年（公元1062年），颁降《发愿御书》，赐白水普贤寺。

　　南宋乾道五年（公元1169年），山中药师殿僧慧远，应召入朝，于内宫一工设经筵，开讲《华严经》。南宋淳熙七年（公元1180年），中峰寺僧别峰，应召进京，引对于选德殿，开堂于灵隐山，度为宋孝宗编注的《圆觉经疏》作序。宋朝的十二代帝王，对山中各大寺均有赐赠。对“普贤信仰”的确立和发展，可谓功德无量。从此，峨眉山成为 “普贤道场”，声名远播遂与山西的五台山，安徽的九华山，浙江的普陀山，并称为文殊、普贤、地藏、观香四大菩萨的道场。

　　明清两代的五百多年间，二十多位帝王对山中名寺古刹、高僧大德，均有敕赐和封赠。明代的第一位皇帝朱元璋，特遗国师宝昙驻锡山下双福镇的普贤寺，振兴佛去法，重建光相寺于西峰之巅，并造金钢普贤大士像供于寺中；明宪宗朱见深刚一即位，便亲为灵岩寺题名，以示吉祥；成化三年（公元1467年），蜀昭王于中峰寺营造普贤大士阁；万历三十年（公元1602年），山西五台山僧妙峰，奉旨来山营造普贤金殿于光相寺后，按“天圆地方”之说，建造无梁砖殿于普贤寺中。万历帝朱翊翊题“圣寿万年寺”为额，普贤寺即称万所寺，沿袭至今。同时颁发“普贤愿王之宝”金印一枚。清代的十二位帝王，尤以康熙、乾隆两代对山中佛教的发展更为青睐，兴建佛寺30多座，赐赠《大藏经》多部，题赠诗词、楹联、寺额遍及全山各寺。佛教名山，驰誉中外。

　　1950年以来，国家拨款2000多万元，对山中佛寺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重建维修，对于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开展正常的佛事活动；对于佛教名山，普贤道场的兴盛影响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