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书是按一定历法排列年、月、日并提供有关数据的书，在我国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历书，过去又称“历日”、“宪书”、“通书”。在封建帝王时代，由于它是皇帝颁布的，所以人们又称它为“皇历”。  

　　木板刻印历书出现于唐

    据史书记载，唐太和九年（公元835年）就有木板刻印的历书出现了。唐宋时代，每年年末，皇帝就把新历书赐给文武百官，受赐者要上表谢恩。作为一种重要的工具书，每年编印历书不仅是一种习惯，而且是封建皇帝颁布历法的通例。“皇历”属于“官方”历书，历代皇帝都很重视历法的颁制，从唐朝起，各代王朝对历法实行严格的管理。历书未经“御批”不准翻印，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历法”是中国法律体系中“皇家”统一天下的典籍。清乾隆时，因为乾隆皇帝的名字为弘历，为了避讳，历书又改名叫“时宪书”。过去很少有人注意历书的收藏，20多年前，著名学者周一良先生首次提出历书是有准确年款、不得随意翻刻、事后又无须翻印重雕的古籍，它是鉴定古籍、断定年代的标示物。如用清代乾隆七年历书的特征来考证被鉴定古籍的版刻、纸张、印鉴等，是较为科学的方法。

    珍稀历书承载历史岁月

    老皇历几乎涵盖了与当时人们的意识行为、生活习惯、生产方式等相关的许多古代人文历史信息，我们可以透过历书中的诗文、物候、典故、谚语来解读时代地域文化特色，同时还可欣赏到具有古代气息的版刻风格、翰墨山水、生活场景、纸墨特征。老皇历作为一种传统而古老的文化载体，很值得收藏界去关注和研究。虽然它最初的功能只是介绍有关生肖、二十四节气及相关的农事与生活知识。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各个时代的历书又带有不同的时代特征，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因此成了人们喜好的一种收藏品。明代晚期，套版套色印刷达到了顶峰，反映到老皇历上就更添了几分风彩，这种官刻官印宫藏的老皇历是拍场上的重器，动辄成千上万元不在话下，而且买家多是海外大款，后市还应看高一线。

    古时的历书内容除以历法排列年月日和节气外，多以具体指导农事、参谋生活、选定良辰吉日为主。但出于封建统治的需要，历书内容也被涂上了浓厚的迷信色彩，如选择“黄道吉日”、相面算命之类，成了活生生的历史写照。而那些与特殊历史时代密切相关的时事政治、经济生活、科技军事、天文地理、文化艺术、春联谚语等成为体现收藏价值的渊源。“皇历”所记的历法，一般是以一年为限，第二年变更，如果拿去年的“皇历”来查看今年的历法，就一定是错误的，因此人们常用“老皇历”来形容那些因循守旧、不合时宜的思想意识。

    特殊年历为后人警示历史

    特殊年代的老皇历还为后人警示历史、不忘家仇国恨起到鲜明的警钟作用。如：《大清光绪三十五年时宪书》。清代光绪皇帝在位34年，根本没有“光绪三十五年”，所谓“光绪三十五年”，应为宣统元年（1909年）。由于“皇历”必须要在前一年年底提前印制，而印刷部门无法预测皇帝何时更替，所以便出现了“光绪三十五年”谬误，以致该“皇历”出版发行时，在封皮“光绪三十五年”上，加盖了朱印“宣统元年”加以订正。1912年被推翻后的清朝皇室刻印了《大清宣统四年时宪书》。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后，在革命派的努力下，清帝接受优待条件退位，宣统三年十二月廿五日（1912年2月12日）颁诏退位,因此历史上并没有宣统四年。这一年(1912年)新历书中记载了这一事件并在题记中记有“北京城总都督袁世凯，南京正都督孙文，副都督黎元洪、黄兴，闫锡山，山西太原府大都督五台县人”。做了80天皇帝梦的袁世凯，刻印了《洪宪元年历书》（1915年），这些特殊年份、流传极少的老皇历是藏界追逐的“重器”。2000年，中国历史博物馆（现国家博物馆）在北京拍卖会上，以数千元重金将此两件历书购归，永久展示。又如1942年由沈阳付印、长春发行的壬午年历书，是一个叫长泽千代造的日本人编纂的。虽然也有一般历书的栏目，但有一半篇幅是日本军国主义者殖民宣传内容，观其言词和画意，这是日本军国主义者文化侵略的罪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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