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询、裴矩、陈叔达等著)

  《艺文类聚》是唐代开国初年由高祖李渊下令编修的类书,欧阳询主编,武德七年(624)成书。此书分46部,每部又列子目727,全书约百余万言。此书分类按目编次,故事在前,均注出处。所引诗文,均注时代。作者谙于题目,并按不同的文体,用“诗”、“赋”、“赞”、“箴”等字标明类别。和其他类书相比,此书在辑存文献的方法上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把“事”与“文”两条龙并成了一条龙,变更了类书的常规体制,也即事与文兼。这样做的最大好处,是大量保存了自汉至隋的词章名篇之功。

卷一·天部上
卷二·天部下
卷三·岁时上
卷四·岁时中
卷五·岁时下
卷六·地部、州部、郡部
卷七·山部上
卷八·山部下、水部上
卷九·水部下
卷十·符命部
卷十一·帝王部一
卷十二·帝王部二
卷十三·帝王部三
卷十四·帝王部四
卷十五·后妃部
卷十六·储宫部
卷十七·人部一
卷十八·人部二
卷十九·人部三
卷二十·人部四
卷二十一·人部五
卷二十二·人部六
卷二十三·人部七
卷二十四·人部八
卷二十五·人部九
卷二十六·人部十
卷二十七·人部十一
卷二十八·人部十二
卷二十九·人部十三
卷三十·人部十四   
卷三十一·人部十五
卷三十二·人部十六
卷三十三·人部十七
卷三十四·人部十八
卷三十五·人部十九

卷三十六·人部二十
卷三十七·人部二十一
卷三十八·礼部上
卷三十九·礼部中
卷四十·礼部下

卷四十一·乐部一
卷四十二·乐部二
卷四十三·乐部三
卷四十四·乐部四
卷四十五·职官部一
卷四十六·职官部二
卷四十七·职官部三
卷四十八·职官部四
卷四十九·职官部五
卷五十·职官部六

卷五十一·封爵部
卷五十二·治政部上
卷五十三·治政部下
卷五十四·刑法部
卷五十五·杂文部一
卷五十六·杂文部二
卷五十七·杂文部三
卷五十八·杂文部四
卷五十九·武部
卷六十·军器部
卷六十一·居处部一
卷六十二·居处部二
卷六十三·居处部三
卷六十四·居处部四
卷六十五·产业部上
卷六十六·产业部下
卷六十七·衣冠部
卷六十八·仪饰部
卷六十九·服饰部上
卷七十·服饰部下

附:《艺文类聚》和《初学记》

    我国的古籍,旧时分为经、史、子、集四部。然而有一种书,习惯上列入子部,但它们非子非集,非经非史,内容兼赅四部,体例则以类相从,这就是类书。“类书”这一名目,最早出现在北宋人编的《崇文总目》中,在此以前通称之为“类事”。所谓“类事”,就是捃摭(jùnzhí)群书,区分胪列的意思。所以一般的类书都分设许多门类,包罗各方面的资料,诸如经史百家的言论,典章制度的由来,诗文辞藻的精华,乃至风土人情、禽兽草虫等等,靡所不载,称它是我国古代的“百科全书”也无不可。

    类书起源于曹魏的《皇览》。据《三国志》记载,这部书主要是撰集经传,类比群言,为魏文帝博览取鉴准备的。到了南北朝时期,文风发生了变化,诗文以数典为工,人人以富博自矜,不仅前代的《皇览》成了属文时取材的宝库,而且还编纂出一批新的类书。其中对后来影响最大的是梁代的《华林遍略》和北齐的《修文殿御览》可惜它们久已亡佚,从今天仅存的断篇残简,已无法考察原本的面貌。

    由隋入唐,六朝的骈俪习气依然盛行,文士们临文取资的要求有增无已,加上封建帝王为要夸示“文治之盛”而给予支持,因而自唐高祖到玄宗的一百年间,便有三部大类书问世,即虞世南在隋大业中以个人力量编成的《北堂书钞》、唐代官修的《艺文类聚》和《初学记》。再加上后来白居易撰集的《白氏六帖》,并称为“唐代四大类书”。这四大类书对于今天的古籍整理工作和文史研究工作,都有十分重要的价值,这里只择要介绍《艺文类聚》和《初学记》。

    《艺文类聚》一百卷,是欧阳询、令狐德棻等十余人奉诏编撰的,始于唐高祖武德五年(公元622年),武德七年奏上,历时三年之久。全书约百余万言,分为四十六部(卷八十一、八十二作一部计),有子目七百二十七个。据1926年《北京大学二十五周年纪念研究所国学门临时特刊》的统计,《艺文类聚》引用书籍达一千四百三十一种,经史子集,皆有辑录。

    《艺文类聚》的编排体例,从部目看,先天地帝王,次典章制度,然后是衣食住行及动植灾祥等,反映出封建时代敬天尊君的正统观念。从内容看,先列“事类”,后引诗文,例如卷一“天部”第1页,先列《周易》、《尚书》、《礼记》等关于“天”的论述,然后在“诗”的部分载晋傅玄的《两仪诗》等,“赋”的部分载晋成公绥的《天地赋》,“赞”的部分载晋郭璞的《释天地图赞》,“表”的部分载宋颜延之的《请立浑天仪表》,这种先“事”后“文”,汇二者为一编的做法,是欧阳询等人在类书编纂上的一个创造。

    《艺文类聚》以前的类书,偏重类事,不重采文,即使由诗文中取材,也只是随意摘句,不录片断。如果要查找与某事有关的诗文作品,则需要去翻检总集,总集与类书在那时是严格区别的。欧阳询在《艺文类聚序》中说:“前辈缀集,各抒其意。《流别》(晋挚虞《文章流别集》)、《文选》(梁萧统撰),专取其文;《皇览》、《遍略》,直书其事。文义既殊,寻检难一。”他已经深刻感到了“文”与“事”的分离是前代类书的一大缺陷,给使用者造成极大的不便。正是为了克服这个弊病,“使览者易为功,作者资其用”,《艺文类聚》采取了“事居其前,文列其后”的新体例。这不但使得类书的面目一新,增加了读者临事取索的便利,而且越到后来越显示出它保存古文献的重要性,为后世建树了始料所不及的功勋。《艺文类聚》的先例一开,后起的类书便纷纷效法,宋代的《事文类聚》、清代的《渊鉴类函》是如此,象明代的《永乐大典》、清代的《古今图书集成》这样的鸿编巨帙,同样遵循着“事”“文”并举的成规。

    《艺文类聚》在南宋绍兴时(公元1131—1162年)曾经刊刻过,到明代又有多种刻本。清代学者利用《艺文类聚》颇为勤密,但所用的都是明刻本,始终未能见到宋绍兴本。1959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影印出版了上海图书馆收藏的宋绍兴刊本(汪绍楹认为当是宋末元初的复绍兴刻本)。1965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又排印出版了汪绍楹的校定本,这是在宋绍兴本的基础上,用冯舒“校宋本”和明刻诸本汇校的本子,也是目前最好的、便于使用的本子。

    据汪绍楹先生考证,《艺文类聚》的传本大体是完整的,但并非完善无缺,远在宋代就可能有了阙佚。例如书中杂有苏味道、李峤、沈佺期、宋之问的诗,而此四人都后于欧阳询,本书是不能予收的,查《初学记》可知,这是宋人刻书时据《初学记》补入的。另外,书中还有其他经后人妄改的错误。

    《艺文类聚》问世后一百年,唐玄宗李隆基又命集贤学士徐坚等撰集《初学记》三十卷。唐刘肃的《大唐新语》卷九记其事始末云:“玄宗谓张说(按,张说当时以宰相知集贤院事)曰:‘儿子等欲学缀文,须检事及看文体。《御览》(按指《修文殿御览》)之辈,部帙既大,寻讨稍难。卿与诸学士撰集要事并要文,以类相从。务取省便,令儿子等易见成就也。’说与徐坚、韦述等编此进上,以《初学记》为名。”可见此书是给玄宗诸子检索辞藻典故用的,因而它要求比别的类书简括,《四库提要》称赞它“在唐人类书中,博不及《艺文类聚》,而精则胜之。若《北堂书钞》及《六帖》,则出此书之下远矣”。

    《初学记》全书六十多万字,共分二十三部,下列三百一十三个子目,类目的划分大致与《艺文类聚》相似。和《艺文类聚》不同的,是《初学记》搜集的资料在每一子目下按“叙事”、“事对”、“诗文”三部分排列。“叙事”部分,虽然杂取众书,但经过精心编排,前后若相连属,成为一篇对子目标题的系统说明。例如卷一“天部”第1页,先引《河图括地象》、《物理论》解释天的生成,次引《尔雅》、《广雅》说明天在不同时节和地域的种种异称,再引《纂要》列举与天相关的各类名词,最后引《五经通义》介绍天神,可以说在那个时代关于“天”的基本知识这里都有了。“事对”部分,是把引用的资料概括为对偶,以备写诗缀文时采用。例如“天部”第2页有“九重”和“八柱”为对,是从《楚辞·天问篇》的句子里提炼的。“诗文”部分,先赋后诗,再接引其他文体,这是为初学作文者提供的范文。因为选材比较精当,《初学记》很早便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宋人刘筠(子仪)酷爱此书,认为“非止初学,可为终身记”(司马光《温公续诗话》)。

    据《宋史·西蜀孟氏传》,北宋大中祥符九年(公元1016年),《初学记》在西蜀雕板印行,此本今已不传。现存最早的本子,是明嘉靖十年(公元1513年)安国的桂坡馆刻本。明、清两代的其他刻本都源出安本,唯乾隆时内府古香斋刻巾箱本,在据安本刻板前似做过一些校改。1962年,中华书局排印出版了司义祖的点校本。该书以古香斋本作底本,附有安本和清人严可均、陆心源校录的异文,第二十五卷后还录有严、陆所见本与安刻及古香斋本绝异的文字。这是目前《初学记》最完善的本子。1979年,中华书局重印此书时’又由许逸民编制了本书“事对”和引书索引,可以省些翻检之劳。

    今本《初学记》可以肯定是徐坚的原书,不过其中也有窜乱舛(chuǎn)讹之处。唐李匡乂《资暇集》已对卷一月门以“吴牛喘”对“魏鹊飞”提出批评,清代学者又指出所载扬雄《十二州箴》多出凉、润二州,是“后世妄人所增”。司义祖的《点校说明》还举出卷十六磬门讹“鼓广”为“股广”的错误,并要求读者在使用此书时注意甄别,不可轻信。

    《艺文类聚》和《初学记》在今天有什么重要作用呢?

    《艺文类聚》引用隋以前的文籍一千四百多种,有人计算过,现存者所占比例不足百分之十,就是说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引文是今天失传的书,而且其余百分之十的征引,也因为它所援用的是唐以前的古本,在今天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初学记》收文的下限较《艺文类聚》为晚,包括了初唐的诗文,引书存佚的情况同《艺文类聚》相差不多。所以说,《艺文类聚》和《初学记》留给我们的无量功德,就是它们保存了丰富的初唐以前的古代文献。不过这一功德,却并非出于编纂者的本意。

    由于《艺文类聚》和《初学记》是古文献资料的渊薮,因而在整理古籍时,它们一可用作校勘;二可用来辑佚。举例来说,《太平御览》卷三百五十“兵部”箭下引《韩子》四条,其中有两条不见今本《韩非子》,而见今本《淮南子》,经查《艺文类聚》卷六十“军器部”箭门,才发现是《御览》的纂辑者犯了张冠李戴的错误。(详见中华书局《艺文类聚前言》)又如司义祖的《初学记点校说明》亦举一例,今本《史记·秦始皇本纪》有“今年祖龙死”句,《初学记》卷五引《史记》作“明年”,清人考证作“明年”是正确的。至于用这两种类书校勘古代流传下来的总集、别集,或是校勘明清人抄撮而成的各类文集,在今人的整理本中比比皆是,这里不再一一列举了。说到利用类书来辑佚,早在北宋时人们就这样做了,明、清之季,此风大盛,蔚成巨业。例如诗文的辑本,明冯惟讷辑有《古诗纪》、梅鼎祚辑有《文纪》、张溥辑有《汉魏六朝一百三家集》,清严可均辑有《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动辄上百卷,可谓洋洋大观。其主要资料来源就包括《艺文类聚》和《初学记》在内。对于文史研究工作而言,《艺文类聚》和《初学记》又是各种专题文献资料的汇编。两书引录的资料是按门类编辑的,并且因为所引原书的失传,很多资料已经起到第一手资料的作用,研究工作者由此入手,即可获得比较丰富、比较系统、比较原始的材料。总之,无论古籍整理工作还是文史研究工作,科学地使用类书,都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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