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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商简介 | |
| 关键字：晋商,简介 文章来源：天下晋商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6-3-22 14:15: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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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以前是山西商人资本的发韧前期 山西商业资本源远流长。早在先秦时代，晋南就开始发生了“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赞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的商业交易活动。晋文公称霸之时，山西的榆次、安邑就是有名的商业集镇，对内使“工商食宫”，对外便“轻关易道通商”。以后，“猗顿居犄氏，用盐盐起”。《孔丛子》又说，他受陶朱公之教，“大蓄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之间其息不可计，赞比王公，名驰天下”今临持县王寮村有猗顿之墓，并有陶朱公庙、秦汉时代，太原、平陆、平遥、汾阳等地已成为重要的商品集散市场。隋唐五代又出现了漳州（今晋城市）、太谷、平定、大同等新兴商业城镇。”李唐起兵太原，定太原为北都，跨汾河两岸，商业繁荣．唐诗人韩愈有诗描绘：“朗朗闻街鼓，晨起似朝时”。 近年在山西出土有公元四至七世纪萨珊王朝金币，虽不能认定隋唐时期已有山西商人到过伊朗，然而山西商人与丝绸之路的密切关系，却是毋庸置疑的。就作者所见资料，从周秦到隋唐，尽管山西已出现一些大商人，但比较其它地方商人，并无突出地位，无一定组织．还未形成一种商人势力。
元时代是山西商人的发韧时期 宋代“蜀南、南商、北商等都是有名的地方商人，其占近世商业中坚的山西商人、徽州商人，也大体在这时显出身手。”宋代，山西地处北东边防，宋王朝所需战马大都依靠北方的辽来供应，而辽更需要宋的手工业制品。公元996年（至道二年）在山西“边州置榷场，与藩人互市，”而“沿边商人深入戒界”进行贸易。后来赵宋王朝怕危及自己的政权，曾几度下令闭市，但是事实上无法办到。庆历年间（十一世纪四十年代），宋王朝出藏绢二千余匹，市马于山西奇岚，又诏三司出绢三万匹，市马千山西各州府。其它商品交易，“非官市者听其与民交易。元代．虽然战争对工商业有一定破坏作用，但是元朝政权结束了宋、辽、金的割剧局面，特别是元代驿站的完备，使商业活动的地域扩大了。从《马可波罗行记》可以看到“从太原到平阳（临汾）这一带的商人遍及全国各地．获得巨额利润”。
在南方诸省的活动 “四川隆昌、荣昌、内江一带盛产夏布，为朝鲜族喜穿之衣，中国人畴昔也有穿者。经营此业者，均多山西中区人”。在云南昆明的黑龙潭，笔者曾见到残碑一块，记1838年（道光十八年）建筑文昌等殿宇时，“云贵总督史捐银四十两；云南布政使捐银三十二两；山西太原府榆次孙云汉捐银二十两。”孙氏无官衔，捐款名次紧列布政使之后，可以认定为在当地经商的山西人。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晋阳人周永沣在昆明金殿有三笔捐献。一是大铜鼎一尊，直径约一米多。高约一米半；二是铜殿悬挂铜制牌联一幅，长约2—3米，宽约15－20厘米，厚约2—4厘米；三是重修殿宇捐银6O两，这也是山西商人。在贵州，山西盐商挟川盐入黔，著名的贵州茅台酒“是1704年山西盐商郭某雇工制造”，开始只是“盐商自饮”，后来“出现专为销售的烧房”，“从山西雇了酿造杏花村汾酒的工人来茅台村和当地酿造工人共同研究制造。”湖北、湖南．江西、安徽一带产茶叶，很早就为山西晋中地区商人经营，最盛时，有一百多家专营商号，清时称为茶帮。而帮内又分榆（次）帮，太（谷）帮、祁（县）帮。广州有一条长街叫濠畔街，其房子多是山西票号、杂货商、药材商修建的。海禁未开以前的广帮，如广生远、广懋兴、广益义等，实际都是山西人在广州开设的企业。由海上出口的茶叶，如销往印尼的茶，都是由山西商人在产地收购，运往广州，潮帮商人又从山西商人手中购进转销南洋的。至于长江中下游一带，更是山西商人活跃的重要舞台，扬州盐商、江西茶商、福建菜商、以及由长江口出海与日本的贸易，山西商人最为活跃。
独占北京商业之鳌头
北京商业，自明以来山西人就很活跃，到清代又有进一步的发展。北京的粮食米面行，多为山西祁县商人经营；北京的油盐酒店，多为山西襄陵人经营；北京的纸张店，多为山西临汾和襄陵人经营。北京的布行多为山西翼城人经营；鲜鱼口往西有布巷，全为翼城人。其他如颜料、染纺、干鲜水果、粥行等都是山西人占优势。专为宫廷搬运元宝的“茂盛水”，专为下层人服务的小米粥摊贩，都是山西翼城人。北京至今仍留有招牌的大商号“都一处”、“六必居”、“乐仁堂”等均是山西浮山、临汾等地商人经营的企业。但是势力最大的还是经营货币信用活动的银钱商人。北京前门外的草广胡同、施家胡同、大栅栏、粮店街一带为山西商人聚居经营之地。当时虽然江浙商人、山东商人、潮州商人等都在京城还利，而山西商人则独占鳌头。
垄断西北市场 垄断对蒙贸易 垄断西北市场 在我国西北地区出产许多名贵药材，如甘草、杨记、房香等，尤其是大量的皮毛诸类商品，须向外输出。那里需要的茶叶、布匹、绸缎需要由外地购进，从事这项交易活动的主要是山西商人。 甘草产地在内蒙西部和陕西、甘肃、宁夏北部地区，清末年产量约八百万斤。而这里甘草的创制、加工、买卖多系山西人。最初是清乾隆年间，保德县人王蕊因生活困难，流落口外，在达拉特旗的一个寺庙佣工糊口，得寺庙住持信任而允刨来该商属荆棘地的甘草而逐渐扩大，以后创办了“西碾房”，并世代相传．同时代还有定襄人张六乡之子孙，在梳棉旗刨采，设“德盛成”。保德人张家开设“十盛恒”，杨家开设“义成远”，卢家开设“仁和永”，太谷李家开设“德盛亨”，忻县张家开设“永和西”，祁县张家开设“广庆泰”。从事甘草买方和卖方中介人的是甘草店，最初是嘉庆、道光年间保德马家在河口开设的“晋益恒”，光绪初年开始，又有“庆和成”、“信成”、“日生”、“公义昌”、“庆记”、“裕隆和”、“集义昌”等先后开设。遇过草店之手，销往河南、河北、天津、山东、湖北、湖南、汉口、上海、香港以及朝鲜、日本、印度尼西亚等地。在宁夏，著名的大商号有敬义泰、合盛恒、恒盛裕、庆泰亨等由山西万泉商人、平遥商人、榆次商人、猗氏、临晋商人开办。著名的宁夏拘杞，半数以上掌握在“庆泰亨”手中。在宁、蒙、甘三省交界有个定远营（今阿拉善左旗），向有“小北京”之称，那里最大的商号“祥泰隆”是山西平遥人经营，当地有“先有祥泰隆，后有定远营”的谚语，它收购皮毛运销内地或天津，贩日用百货于此销售，供应蒙回汉各族人民。在青海，“商业主要由山、陕两省的客商经营，其中尤其以山西人较多，来宁（西宁）时间也较早，如“合盛裕”、“晋益老”商号都有二百九十年以上的历史。在青海的山西商人以西宁为根据地，活动于各州县。在新疆塔尔巴哈台、伊犁、和阗、叶尔羌等地、“山陕江浙之人，不辞险远，货贩其地”。“西藏、青海一带高山中产麝香，山西闻喜人多年在打箭炉一带设立企业，收购此宗物品。” 垄断对蒙贸易 汉民族对蒙古游牧民族的贸易，一般都要经过张家口和杀虎口，俗称东口和西口，为商品交流的必经之地。张家口，据顺治《云中郡志》：这里“商贾皆出山右人，而汾介居多，隆世达居，婚嫁随之。”道光《万全志》说到张家口名商八大家时：“八大家者，皆山右人，明末时以贸易来张家口，曰王登库、靳良玉、范永斗、王大宇、梁嘉宾、田生兰、翟堂、黄云发，自本朝龙兴辽左，遣人来口市易，皆八家主之。”清入关以后。命范永斗等为皇商，给予种种特权，允许其贩卖食盐，允许其在蒙．古森林淡水出售，允许其组织山西人到新疆从事贸易。“张家口最大的企业是山西祁县人范家开设的‘兴隆魁’，于清初开设至光绪末年倒闭，临倒闭时，光顶身力之职员有二百九十人左右，而末顶身力之职员亦在几百人，有的说共职员一千人左右，有的说七八百人，是清朝时期对外蒙和俄国等地贸易的中国第二大型企业”。这个时期“每天从外地进入张家口之皮张、药材、杂物、牛马羊等可售一干两银子”。其他商号如“长盛川”，“大感魁”，“大昌川”等，都是重要的旅蒙商。“大昌川”茶店院内还有康熙皇帝赐予的双龙石碑，以表彰山西旅蒙商人的功绩。张家口城在清代的发展，是同山西商人对蒙贸易紧密相连的，张家口上堡的日升昌巷，下堡的锦泉兴巷，就是山西货币商人建立起来的，并是以票号，银号名称来命名的。由张家口往北经多伦至齐齐哈尔、呼伦贝尔，是山西商人对蒙古东北部贸易的一条重要商路。呼伦贝尔城即海拉尔城，是1723年（雍正十年）因该地“水草丰茂，树木丛生，禽兽繁殖，土地膏腴”，奏准建城。“于伊敏河左岸筑土房为围，划清街道，把山西行商市易，为蒙旗会集场。……城周四里余，就商户市房为垣”。至今该地还有一个正阳街，为山西宁武人聚居之地，山西人吃醋的习惯也流传在当地蒙民之中。对蒙贸易的西口，即杀虎口，后改移归化城。据《绥远通志稿》说：“绥为山西辖境，放经商于此者多晋籍。其时贩运货物，经过杀虎口交纳关税后，至归化城行销无阻”。这里的山西商人，分行商与坐商。行商贸易于大青山后和西营一带，需向绥远将军署领取理善院颁发的“龙票”，这种“龙票”不仅便于清政府管理，而且对旅蒙商也是一种特殊照顾，持此“龙票”贸易者，“蒙户如有拖欠，札萨克有代为偿还之责，且旗长对于此等商户，纯以礼客遇之。”③所以，旅蒙商很少亏折，获利巨厚。赴蒙古草原贸易者，其经营地域有前营、后营及西北营路之众前营即乌里雅苏台一带，后营即科布多一带，西北营路则是北雅尔、伊犁、古城子（奇台）、红庙子等处。这种贸易，“途中均无旅店可宿，须结驼队运输，自携锅帐”。“运输之货、以绸缎、布匹、茶、糠、烟为大宗，而以其他杂货附之，运回者，以绒毛、0皮毛、各种牲畜为主。”从新疆方面回来的还有白银、金砂、鹿茸、葡萄干、杏瓜之类。运回之货物在丰镇、归化、包头出售。大约每年将二十余万只羊卖给京羊在。鹿茸开市之时，交易量日达二十万两白银，甘草约五十万银元。上述行商之中，专门定草原到蒙民中去贸易的商人因为会说蒙古语，称为“通事行”。当时最大的“通事行”就是山西人开办的“大盛魁”。它创办于康熙年间，1929年（民国十八年）倒闭。盛时驼队有一万六千到二万峰骆驼。人们形容“大盛魁”的财产．能够用开十两重的银子空风良论到北京铺一条路。其从业人员之众，有六、七千人；其活动舞台之广阔，囊括内蒙各盟旗和外蒙古喀尔喀四大部、唐努身染海、科布多、马里雅苏台及乌鲁木齐、库车、伊犁、塔尔巴哈台以至俄罗斯的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莫斯科等地，内地有北京、山西、山东、河北、湖北、湖南、广东等省。
对国外市场的开拓 山西商人和商业资本发展水平的另一个标志是对国外市场的开拓。明代山西商人努力已发展到全国以至东南沿海。其时海禁森严，只限国内贸易。1716年（康熙五十五年）、1727年（雍正五年）、1736年（乾隆元年）多次申禁，仅特许苏浙闽粤人可以出海，故晋商北趋以求陆路与俄贸易。我国从陆路对俄贸易，最早最多的是山西人。自1689年（康熙二十八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以后，凡两国人民持有护照者，俱得过界往来，并许其互市。从此山西商人便开始向北活动。1727年（雍正五年）《恰克图条约》签订，两国以恰克图为贸易市场。直到1851年（咸丰元年），政府始终不收税，商人获利丰厚，也不像广州那样要经过行的剥削。山西商人在湖北、湖南、江西、福建采购并加工包装砖茶，由陆路一直运往恰克图，销于恰克图市场。“所有恰克图贸易商民，皆晋省人”。恰克图位于中俄边界，中俄两国各建一城毗连，中国方面叫买卖城，俄国方面叫恰克图，俄方恰克图为正方形，以木栅为垣，中方买卖城为矩形，亦以木为垣。先后在这里建立了许多大型商号。 恰克图的山西商号 大升玉（榆次常家）永玉恒 除中俄边界的交易外，各商号在俄国的莫斯科、多木斯克、耶尔古特斯克、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新西伯利亚、巴尔纳乌、巴尔古今、比西克、上乌金斯克、聂尔皮斯克、彼得堡等城市都设有分号。输出的主要是茶叶、绸缎、绫罗、绢纱、磁器、手工艺品、烟等，输入的主要是哈喇、呢子、毛毯、哔叽、钟表、金沙、皮毛、五金、玻璃器具等。恰克图交易，开始时年交易额大约一万卢布，1777年（乾隆四十二年）输入1，484，712卢布，输出为1，383，621卢布。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交易额达到1，28O万卢布。徐沟县“万胜通”、“万胜顺”、“万胜高”、“豫盛达”等就是专门在省内推销俄国货的“羌贷庄”。此外，山西商人对朝鲜、日本也有商品交易活动。对朝鲜主要输出复布，输入人参，榆次常家人称“人参财主”。对日本贸易有文字记载的主要是介休范家，他垄断对日的生铜进口和百货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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