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次常氏

　　 榆次常氏是晋中富商。徐珂《清稗类钞》称常氏有资产百数十万两。该族原系山西太谷县人，明朝弘治十三年（1500）常仲林迁居榆次县车辋村刘家寨，由仲林一世起到八世常威时，家“始裕”，“至于起家，即率经商”。其经商则在多伦诺尔、张家口、兴化镇及本省大同、繁峙等处。 　　常氏发迹之后，氏族分居，添房盖院，分为“南常”、“北常”。“南常”以万已为代表，为“世荣堂”；“北常”以万达为代表，为“世和堂”。

　　北常从乾隆年间始，就以大德玉商号名义在恰克图经营对俄贸易。随着业务的发展和资本积累的增加，常氏于道光六年（1826）新设大升玉商号，道光二十年（1840）增设大泉玉商号，同治五年（1866）增设大美玉商号，光绪五年（1879）增设独慎玉商号，形成了常氏的“玉”字连号。此外，独慎玉商号还在莫斯科设立了分店。汾阳路履仁先生目睹晚清恰克图商业状况，撰文说：“买卖城内有一东西向横街和三条南北巷子组成，西巷有常家的大泉玉，中巷有常家的大升玉，东巷有常家的独慎玉。”正如《山西外贸志》所说：“在恰克图从事对俄贸易的众多山西商号中，经营历史最长、规模最大者，首推榆次车辋常家，常氏一门，从乾隆时从事此项贸易开始，历经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七朝，沿袭一百五十多年，尤其在晚清，在恰克图十数个较大商号中，常氏一门独占其四，堪称为清代本省的外贸世家。”“北常”有十家带“玉”字的商号最著名，号称“十大玉”。据《汉口山陕会馆志》称，光绪八年（1882）汉口“北常”的商号有如下十二家：大昌玉、大德玉、大泉玉、三德玉、保和玉、慎德玉、大升玉、三和源、大通玉、大顺玉、泰和玉、独慎玉。

　　“南常”的商号名称均带有“昌”字，号称“十大昌”。其商号遍布苏州、上海、汉口等地。

　　在常氏家谱的“寿序”、“墓表”、“墓志铭”中，多有常氏经商的记载。如常氏九世万达八十“寿序”中称：“翁为榆邑望族，自少英敏，具干济才，方弱冠，遂弃制举，业掭计，然术事无巨细，便能摒弃区划，悉合机宜，为老成辈所器重。中年懋迁有无阅历而话练益精，一切运筹帷幄，克壮其猷，家业日隆。”再如九世常万育八十“寿序”中也赞其经商才能说：“翁未弱冠，读书家塾，用力甚勤，人皆许其能。既乃失怙而家计甚切，母独命学陶朱术，翁因顺志北上，据先人遗资，经营二十载，家遂丰盈。”另如常万达之子、常氏十世常怀愉八十“寿序”中称“今初而课读，颖异非常，长而经商，辛苦备至。至于奇迹廛市，更有可法者，林风沐雨，以炼精神，握算持筹，以广智略。其深藏若虚也，有良贸风；其亿及屡中也，有端木风。持义如崇山，杖信如介石，虽古之陶朱不让焉。”又如常万达曾孙、常氏十二世常怿“墓志铭”中，也有“随父服贾张垣，凡筹划经营实左右之”。常氏十三世常维丰“墓志铭”也写道：“君性明敏，事宜张驰，一经裁决，立即决焉，每任一人，皆精明强干，以放生理日盛，富甲一乡。”常氏作为封建性商人，曾积极参于清朝的政治和文化活动。例如捐助地方书院。道光十七年（1837）因捐助榆次书院，知县赠匾一块，上面写着“崇文尚义”；光绪五年（1879）八月因捐助山西官书局刻书，巡抚曾国荃赠匾一块，文曰：“义关风雅”。光绪三十三年（1907），因常氏十四世常赞春以藏书捐赠榆次学堂，山西巡抚恩寿赠匾一块，文曰：“士诵清风”。常氏还赈济灾荒与善后捐输。光绪三年（1877）山西灾荒，捐输 3万余金，巡抚曾国荃赠匾一块，文曰：“好行其德”；庚子后，因助清政府善后经费，山西巡抚赵尔巽奏请于光绪二十九年（19O3）奉皇上旨赐匾一块，文曰：“乐善好施”。在义和团运动中，常氏十三世立教，由村众举充乡团团长，“与村人赵君成业，刘君秉仁协议安置拳众毋扰，并练团丁，以防他匪侵入”。

　　常氏发迹后曾积极投资土地，在清代后期还创办了近代工业。

　　榆次车辋土质不好，即使如此，常氏也未放弃对家乡土地的投资，南北两常在车辋村占有的土地，为全村土地的三分之一强，约20顷左右。庚子事变，常氏商业受到损失。常氏转而热衷创办近代家庭工业，据载：“望春兄鉴于吾家人众，而资有限，恐一旦竭蹶，无以为生，因议立敦义和蚕桑局和敦睦织布工厂，由京津聘教授，购机器归，率族中子弟不习儒贾者以入，有缺额招生”，“招徒工数十人，结丝物织络带，以作试验。翌年，即栽桑数百株，养蚕数十万”，“至局内设置，如养蚕架、寒暑表及一切器具无不全备，一时敦义和之丝品织物，销售平、汾、文、交、祁、太、徐、榆等处，获利颇厚，而平汾等处人言及榆次敦义和丝物，尤为赞许”，“及民国肇兴，吾家各埠商肆顿遭损失，工厂货款无出，将至停办”。至十年，以所植成桑，归村公有经理。

　　常氏除创办家庭工业外，还向山西近代工业火柴局、保晋矿务公司、晋华纺织公司有过投资。保晋公司第四任总经理就是由常氏十四世常旭春担任。他在职15年（1923——1937），是各任总经理中任职年限最长者。

　　常氏商业于清末民初衰落，常氏十三世常立训在光绪中叶曾作为常家的股东代表达2O余年。其《墓志铭》记述了他看到常氏商业“日薄西山”的状况后感慨万分：“公盖不以一时之致富为可矜，而以后日之食贫为可虑，于其酌盈剂虚之际，已足见其持满戒溢的苦衷。”这就是说：光绪中叶，常氏丁目既繁，需用日浩，已是开支拮据。庚子事变，归化城受兵燹之苦，张垣又受到德兵骚扰，常氏商务“遂难复如旧时”。常氏十三世常立教“墓志铭”称：“壬子吾家骤落，京肆事尤棘手，族众推公往，癸丑公选驻京，至甲寅秋，自以维持无术，谢归。”这就是说：民国初年常氏商业已彻底衰败，而且回天无术了。

　　 常氏由商起家，传至十世时，已有“世兼儒贾为业”之称。常氏自经商家境富裕之后，便注意让子弟读书学儒。常氏八世常吉为县贡生，是常氏家族人贡第一人。此后就延绵不断，到清末，常氏从八世到十五世入邑庠生达78人。特别是清光绪年间，常氏十三、十四两世，有4人拔贡，5人中举，一人成为进士，集常氏一时科举之盛。清末废科举立学校，到1921年，从十四世到十六世间，有 4人赴日留学学成回国，有10人从省内外大学毕业，在榆次家族中首屈一指。由于常氏重视教育，家族中培育出了许多研究经史和书法绘画有较深造诣者。据《常氏家乘》载：常氏十二世常炳仿柳少师书，常佶双钩字时称无双，常怿工画山水及虎、马、蝴蝶等小品；常憬尤工欧阳体，常惺善诗；十三世常维梁楷工柳少师书；常立德既富藏书，且研究考订之学，晚学颜鲁公书；常立爱藏书甚多，研读史学、理学，而且懂数学；常立屏邃于史学，书法则工颜真卿、董华亭诸家；常立方既嗜史籍，为清副榜举人；常维丰工书善画。常氏子弟中有几位在省内外政界、文化界均颇有影响，例如：十三世常立教于光绪十一年（1885）考中第53名举人，赴京会试，曾参与康梁变法的公车上书，在故宫陈列的黄榜上有名，是常氏家族中第一位科举成名的人物。十四世常麟书，光绪十七年（1891）辛卯考中第51名举人，由翁同合推荐，入国子监南学深造 7年，光绪二十九年（19O3）癸卯会试，中第 219名贡生，殿试取三甲第87名进土，派往户部任度支部主事，因丁忧未就。曾任常氏笃初学校教务、榆次凤鸣学堂堂长，创办榆次速成师范学校，自任校长兼总教务。民国初年移居省城太原，历任山西大学、商专、一中等校语文教师。毕生从事教育工作，有《诗经述义》、《礼记易简录》等十多种著作。十四世常赞春，光绪二十八年（19O2）考中第三名举人，后就读于京师大学堂，获文学士学位，受聘为清史馆征访员、山西文献征存局编辑，曾任国会第二届众议员。毕生从事文化教育工作，学识渊博，尤通文史，长期在山西大学文、法、教育学院执教，深为学生敬重，总纂《榆次县志》，多有创见，著作甚丰，遗著目录达50卷左右，尤擅长书画篆刻。十四世常旭春，自幼聪慧才高，童试第一，光绪二十八年（19O2）中第24名举人，1912年选任山西国民公会副会长，1922年到1927年出任保晋公司总经理。书法先学魏碑，后宗李北海，所书笔力气势磅礴，苍劲有力，为名书法家。常氏十六世常乃德，北京高等师范史地科毕业，后赴日，归国后历任燕京大学、山西大学、四川大学、华西大学教授，学识渊博，著作甚丰，主要有《中国民族小史》、《史国史鸟瞰》、《中国财政制度史》、《社会科学通论》等。

太谷曹氏

　　 曹氏原住晋源县花塔村（今属太原市晋源区），明洪武年间迁至太谷县北恍村。《清稗类钞》称曹氏有资产银六七百万两。曹氏发迹，始于明末清初人曹三喜。当时三喜为谋生，随人至东北三座塔（在今辽宁朝阳县），租地种菜、豆类。后与一当地人合伙，用所种之豆，磨成豆腐出卖，用豆腐渣养猪。辛苦经营多年，日渐发达。这时，原合伙人提出分开各自经营。三喜独立经营后，由磨豆腐、养猪，又发展到用高粱酿酒，进而开杂货铺，后又兼并了原合伙人的生意。随着三座塔地方的繁荣，人口的增多，清廷设立了朝阳县。而曹氏在该地早已开办有商铺，所以当地有“先有曹家号，后有朝阳县”之说。此后，曹三喜又将商号开办到赤峰、凌源及建昌等地，经营范围也扩展为杂货业、典当业、酿酒业。后来又在沈阳、四平、锦州等地设立商号。这样，曹氏已成为关外大商。
　　清兵入关，曹三喜向关内发展。他首先在原籍太谷设号，继设号于华北、西北各商埠。曹三喜致富后，把资产给七个儿子分为七份，不过在商业上仍合资经营，七家各出资本10万两，组成总管理处，称“曹七合”。后因一个儿子出门承嗣去了，又把“曹七合”改为“六德公”。六门各有堂名，分别是：怀义堂、馨宜堂、留青堂、三多堂、五桂堂，还有一堂佚名。他们合资办的商业，到清道光、咸丰时达到鼎盛。当时曹氏商号遍布全国各地，如济南、徐州、兰州、太原、天津、北京、沈阳、锦州、四平、张家口、黎城、屯留、太谷、长子、榆次等，在新疆、库伦及莫斯科、伊尔库次克等地，也设有曹氏商号。其经营范围很广，如：绸缎、布匹、呢绒、颜料、药材、皮毛、杂货、洋货、茶叶、帐庄、典当、钱庄、票号等。曹氏在商业经营上合资共管，在家庭的经济上则各门自立。在各门中以三多堂最盛，在曹培义时代，家资有 300万两，年开支3000余两；到曹中美时代，家资600万两，年开支万两。

　　曹氏商号用人，初以曹氏本族为多，后来商业发展，用人范围有所扩大，但也只在晋省籍人之内选用。用人途径大致有二：一是各大号掌柜荐举；二是从伙友中提升。被荐举者均须具备相当业务经验；被提升者均须已有一定劳绩。曹氏商号还聘用过一些能文善写的秀才，如高介臣、杨济溥等人。曹氏商号在用人上规矩很多，例如：新用掌柜或刚入号伙友，三年内不给工资，只管伙食，也就是试用期。三年后，如在试用期表现不好者、违犯号现者、掌柜认为“不堪造就”者，一般在农历正月十五日前通知辞退。如继续任用，按其地位高低、责任大小发给劳金。掌柜劳金一般一年为100——120两，十年后按其劳绩给以顶生意，即以人力顶身股参与股份利润分红。各商号除大掌柜、二掌柜、三掌柜外，还有管账、坐柜、栏柜头、跑外人等。

　　曹氏商号订有严格号规，员工均须遵守。如规定商号员工不得抽大烟、打牌、嫖妓。宴请来客时，有指定的专管应酬的掌柜（一般是二掌柜或三掌柜）负责，宴请中一般不谈交易，俟饭后才看货、议价、交易。掌柜及伙友，平日在号内必须穿大褂，外出或与来客洽谈生意必须加穿马褂，以示恭敬。伙友有坐柜、站柜之分。站柜者为初进号之学徒，往往需站柜七八年后才能升为坐柜；就是已成为坐柜者见到掌柜时也必须站起。住号伙友平日所穿衣服，都不准有口袋。清代使用铜钱，每位伙友有一小钱串袋技名次挂在柜房内，可作剃头、洗澡等零用开支。如遇例假批准回家时，必须把携带的包袱收拾好，放在柜台上，表示请大家检查，内中绝无夹带柜内财物。平日号内吃饭，各伙友均按劳金多少依次而坐，不得乱位。

　　曹氏商业系封建的资本经营方式，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国内外政局的变化，曹氏商业在清末衰落。辛亥革命后，白银改银元，银元改钞票，几次变更，曹氏商号由此带来资本折换，债务折换，亏损银数十万两。1919年，曹氏在莫斯科、恰克图、伊尔库茨克和蒙古库伦（乌兰巴托）的商号，负外债银80余万两。原持帝俄时代的钞票每张抵银一两，苏联革命成功后每张仅值白银五分，此一项曹氏亏银37万两。曹氏商业以东北各大城市为多，北洋军阀混战时期，张作霖的奉系军阀大量发行“奉票”。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奉系军阀失败，“奉票”大跌，曹氏商号又损失一百数十万元。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军侵占东三省，后来又成立伪满州国。按日军的殖民地经济统制法，曹氏在辽宁的五个银号合并为玉城银号，归伪满州国的政府所有，曹氏在东北的商号全部化为乌有。东北原是曹氏发祥地，其东北商号的垮台，又影响到关内的商号。在各商号倒闭前，各号掌柜趁机各饱私囊，曹氏后代子孙又多吸食鸦片，庸碌无能，曹氏的商业终于全部倒闭歇业。

　　曹氏自曹三喜始，到曹克让及其子时代衰落，共历24世。曹三喜原为文盲，目不识丁。曹氏家业兴起后，很重视对子弟的读书教育。曹家设有家塾“书房院”，延聘名师任教，对教师待遇颇厚，每年酬金在百两以上。曹氏除捐官外，其子弟在清末也有考取功名中举者。例如：

　　曹培德，字润堂，为人精明干练，曾为直隶候补知府，精六法，嗜填词，尤工作诗，著有《木石庵诗合刻》、《木石庵文录》、《木石庵随笔》、《傅文贞先生年谱》。富有经济才能，他弃儒经商，所有曹氏“锦”字商号，如锦丰泰、锦生润、锦丰焕、锦丰典、锦泉汇、锦泉兴、锦泉和、锦泉涌、锦元懋、锦隆德、锦泰亨等，皆为曹培德一手创立。在曹培德《墓志铭》中记述称；“太谷之曹，以资雄于并晋间，而拓庵曹君特以名德显。君讳培德，字润堂，以字行，别字拓庵。……光绪乙酉，以选拔贡于京，朝考报罢，援例捐内阁中书。……君先以中书加捐至知府，指分直隶试用。……壬寅秋，垦务大臣贻将军谷奏调君襄垦事，……君冲寒塞外者累月，创设西蒙公司，复返里集款至十余万金，事乃举。……自正太铁路开，谷商已大减，同蒲线如复不经谷境，为谷计者，尤宜速修榆太支路以通商情，独惜时人之不能用也。”

　　曹中裕，相传与山西巡抚胡聘之“同年”，光绪时曾出任保晋公司经理，胡去任后，中裕也随之去职。

　　曹克让，举人出身，嗜好书画，多藏名人诗画，价值一百数十万元。1937年日军侵入山西后，一些名画被日军抢掠。又被曹氏子弟中吸食毒品者偷窃变卖，致克让所收名贵书画全部散失。

·祁县乔氏	·介休范氏
·祁县渠氏	·介休候氏
·平阳亢氏	·介休冀氏
·平遥李氏	·灵石王氏
·榆次常氏	·蒲州张氏
·太谷曹氏	·蒲州王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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