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字翔宇,曾用名飞飞、伍豪、少山、冠生、晨光、胡必成等。

  祖籍浙江绍兴,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3月5日出生在江苏淮安的一个破落的官吏家庭。幼时在家乡私塾就读。12岁随伯父到辽东,1913年在沈阳师范附小毕业,同年进入天津南开学校。在校期间,与同学发起成立“敬业乐群会”,并创办刊物《敬业》。1917年6月,以优良成绩毕业。为探求真理,使中华民族“腾飞世界”,他于同年9月赴日本求学。临行,写下“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的诗篇,抒发他救国的抱负。周恩来在日本期间,积极参加中国留日学生反对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的斗争,观察了日本社会,阅读了大量进步书刊,开始接触了马克思主义。

  1919年4月,周恩来离日本回国。5月,即全力参加领导天津的五四运动。他参与创办《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写下题为《革心!革新!》的发刊词,要求革命青年在改造旧社会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为唤醒学生和民众的觉悟,周恩来与邓颖超、马俊、郭隆真等人,以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女界爱国同志会为基础,组织了一个更严密的革命团体“觉悟社”,出版了不定期的刊物《觉悟》,并为《觉悟》创刊号起草了《觉悟的宣言》,宣布“凡是不合于现代进化的军国主义、资产阶级、党阀、官僚、男女不平等界限、顽固思想、旧道德、旧伦常..全认它为应该铲除应该改革的”。

  1919年9月,周恩来进入刚创办的南开大学求学。他边学习,边从事革命活动。1920年1月,周恩来作为学生代表到直隶省公署请愿示威,被当局逮捕。在法庭上,他据理答辩,揭露反动当局的罪行。同年7月获释。在狱期间,他带领被捕代表一面坚持斗争,一面开展读书活动,为被捕代表讲述马克思学说。半年的狱中生活,成为他从爱国进步青年到职业革命家的重要转折阶段。

  1920年11月,周恩来为实地考察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真相,进一步了解国外各种改造社会的学说和主张,确立自己要走的道路,前往欧洲,12月到达法国。他以法国为基地,奔走于法、德、英三国之间。经过一段时间的实地考察和对各种改造社会思潮的比较,即将共产主义确立为自己终生不变的信仰。就在周恩来确立共产主义信仰的同时,1921年,经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2年6月,周恩来与赵世炎等人在巴黎发起组织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称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先后担任支部宣传委员、书记,并参与旅欧党组织的领导工作。1923年6月,根据中共中央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指示精神,周恩来等又与旅欧国民党达成协议,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加速了国外国共合作的步伐。1924年7月,周恩来离开法国回国,9月初到达广州。当时正值国共合作,他相继担任广东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第一军副党代表、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等职,并先后任中共广东区委员会委员长、常委兼军事部长。周恩来在广州的两年多时间,工作的重点主要在军事方面。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内最早懂得武装斗争的杰出军事家之一,还在旅欧期间,他就明确地认识到“真正革命非要有极坚强极有组织的革命军不可,没有革命军,军阀是打不倒的”①。到广州工作不久,他就商得孙中山同意,筹组了大元帅府铁甲车队,以共产党员为党代表和正副队长,建立了第一支由中国共产党人直接掌握的武装力量,为后来组建叶挺独立团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他在黄埔军校内创建了革命军队的政治工作,建立了政治部的正常工作秩序和制度,对学员实施革命的政治教育。这种制度的建立,大大增强了军队战斗力,而且为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思想政治建设积累了经验。

  1925年8月初,邓颖超从天津到广东,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兼妇女部长。此时周恩来和邓颖超结婚。1926年12月,周恩来到上海中共中央工作,担任中央组织部秘书和中央军委委员。为组织领导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1927年2月,周恩来又兼任上海区军委书记和武装起义总指挥。同年3月,在周恩来等领导下,上海工人利用北伐的国民革命军临近上海的有利时机,发动了第三次武装起义,击败了驻守上海的北洋军阀部队,依靠自己的力量解放了上海,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同年5月上旬,在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周恩来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五届一中全会上又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当时周恩来尚在上海,未出席五大。5月下旬到武汉后,秘书长一职由李维汉担任,周恩来改任中央军事部长,并代理中央常委职务,参加中共中央核心领导。当时,国共合作即将全面破裂,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却继续实行右倾投降主义的领导。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中共中央改组,周恩来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务委员会委员。为了准备应付突然事变的到来,周恩来沉着果断地指导党的机关迅速完成了转入地下的任务。

  国共全面分裂后,为挽救革命,周恩来受中共中央的重托,以前敌委员会书记的身份,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一起于1927年8月1日在江西南昌领导武装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开始了中国共产党创建人民军队、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新时期。起义军攻占南昌后,周恩来等率军南下广东,准备举行第二次北伐,后在潮汕失败,保存下来的武装在朱德、陈毅等率领下,转移到农村继续坚持斗争。同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检讨过去的错误,确定新的斗争方针。周恩来在没有出席会议的情况下,当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并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军事部长。11月,周恩来从香港转赴上海出席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又被增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担任中央常委下设的组织局主任,分工领导中央组织、宣传、军事、调查、特务、交通、文书等部门的工作,担当起处理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责任。

  1928年6月,周恩来到莫斯科出席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作了组织问题与军事问题的报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政治局会议上当选为常委,分工负责组织工作和军事工作,并兼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秘书长和组织部长,稍后又兼任中央军事部长。会后不久,周恩来回到上海,主持中共中央实际工作。在此期间,他着手整顿了党的组织,恢复并发展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秘密工作,提出了白区党组织改变工作方式,实行机关群众化和负责干部职业化的正确主张,建立了地下无线电台和通往苏区的秘密交通线,健全了中央特科的工作,有效地保障了①《周恩来早期文集》下卷,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02页。

  中央与地方党的联系和中央的安全。他还以很大精力直接指导赣南、闽西、湘鄂西、鄂豫皖等十几个地区的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主持起草了著名的“九月来信”(即《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信中提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的论断和在红军党内“纠正一切不正确的倾向”的正确主张。周恩来为开好古田会议和三大主力红军——一、二、四方面军的形成,作出了重大贡献。

  1930年春夏周恩来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工作期间,李立三主持中共中央实际工作,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指令组织中心城市武装暴动和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使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受到严重损失。同年8月,周恩来回国。9月,与瞿秋白一道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基本上停止了李立三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周恩来继续担任中央常委,并兼任中央军委书记,分工负责军事和苏区工作。

  1931年12月,周恩来离开上海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首府瑞金,先后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33年春,他依据实际情况,抵制了后方苏区中央局和临时中央的错误指令,和朱德一起集中优势兵力,采用大规模的大兵团伏击歼灭战法,领导和指挥红军战胜了国民党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此时,临时中央已由上海迁入江西,直接在中央苏区推行“左”倾盲动主义,导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长征。1935年1月,在贵州省遵义县城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著名的遵义会议)上,周恩来作了重要讲话,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为在革命危急关头,挽救党和红军,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作出了重要贡献。会后,他与毛泽东、王稼祥组成三人指挥小组,共同指挥了红军一系列重大的军事行动,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率领中央红军北上,并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于同年10月胜利到达陕北。

  1936年12月,爱国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拘禁了蒋介石。为促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推动蒋介石转向抗战,周恩来与秦邦宪、叶剑英等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赴西安同蒋介石谈判,同张、杨一起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此后,他又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南京等地,同国民党代表包括蒋介石本人进行了多次谈判。谈判中,周恩来正确地把握局势,恰当地处理两党关系中许多长期积累下来的复杂问题,终于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中国历史从此进入全民族抗战的新时期。1937年9至11月,周恩来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到达地处华北抗战前线的山西,统一领导中共党、政、军各项工作。他曾参与策划发动平型关战役,协助国民党军队组织忻口战役,从而实现了抗战以后国共两党的军事合作。同年12月至抗战胜利结束,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先后在武汉、重庆国民党中央和国民党政府所在地做统一战线工作,曾出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在此期间,他作为中共中央长江局副书记和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还先后领导了长江局和南方局的工作,恢复和加强了中国南方各地党的组织,成功地贯彻和组织实施了中共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使共产党的工作在当地群众中生根立足。在统战工作中,周恩来坚持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坚持国共合作,反对分裂。在广大的国统区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领导人民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广泛团结民主党派、进步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国际友好人士,为坚持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制止反共逆流,克服对日投降危险,争取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而对国民党对共产党和一切进步势力的高压政策,周恩来敢于斗争,善于斗争。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题诗:“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表明了对国民党当局的愤怒抗议的态度。

  1943年7月周恩来回到延安。8月2日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举行的欢迎晚会上发表演说:“我们党二十二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串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①。

  在参加党内高级干部的整风学习中,他正确地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并严于解剖自己。1945年4月,他出席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作了《论统一战线》的长篇发言。这篇发言科学地阐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发展的历程,从敌人、队伍、领导者三个方面系统深刻地总结了党在统一战线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全面地发挥了毛泽东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和策略思想。在这次会上,周恩来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制止内战,争取通过和平途径实行中国社会的政治改革,周恩来陪同毛泽东于1945年8月赴重庆同国民党谈判。《双十协定》签订后,毛泽东返回延安,周恩来继续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重庆和南京就悬而未决的问题和维护1946年1月通过的政协决议问题,同国民党进行艰苦的谈判斗争。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11月,他率中共代表团返回延安。之后,他直接参加中共中央领导工作,同时兼任中央城市工作部部长,仍以很多精力继续领导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运动。他依据形势的发展,适时地提出正确的方针和斗争策略,使国民党统治区的学生运动和群众斗争得到健康迅速的发展,形成了配合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

  1947年3月,蒋介石军队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占领延安。周恩来与毛泽东、任弼时率领中共中央机关留在陕北坚持工作和战斗。他作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又兼任了代理总参谋长,协同毛泽东不仅直接指挥了西北战场的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沙家店等战役,挫败了蒋介石军队对陕甘宁边区的重点进攻,而且指挥了全国各个战场的人民解放战争,有效地歼灭了国民党军的有生力量,打乱了国民党的战略部署,使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此间,他还协助毛泽东指导了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和制定推行新区的城市政策,纠正了工作中出现的“左”的偏向,保障了土地改革和城市工作的健康进行。1948年3月,中共中央坚持在陕北的任务胜利完成,周恩来与毛泽东、任弼时率中央机关东渡黄河。4月,同任弼时率中央机关部分工作人员到达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5月,毛泽东亦到西柏坡。在这里,周恩来协同毛泽东发动和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歼灭了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奠定了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取得胜利的基础。1948年①《在延安欢迎会上的演说》,《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8页。9月和1949年3月,周恩来在西柏坡先后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二中全会后,与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率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进入北平。

  抵达北平后,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同国民党政府代表团举行和平谈判。

  由于国民党方面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谈判破裂,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此时,筹建新中国的工作正在进行,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托,负责筹备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组建中央人民政府的工作。他通过多种渠道,热情邀请和妥善安排在海内外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爱国民主人士到北平参加新政协,主持起草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隆重开幕。会上,周恩来作了《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的起草经过和特点》的报告,就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问题、新民主主义总纲问题、新民主主义政权制度问题、军事制度问题、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问题、新民主主义文化政策问题、新民主主义民族政策问题、新民主主义外交政策问题作了说明。在这次会上,他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人民政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组织,也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主要组织形式。人民政协的召开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周恩来对此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一直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总理,曾兼任过外交部长,担任过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政协第二届、第三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共八届、九届、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八届、十届中央副主席,担负着处理党和国家日常工作的繁重任务。

  周恩来一直在第一线领导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建国初期,为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和顺利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及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他连续主持制定了发展国民经济的几个五年计划,并领导组织实施工作。他主张经济建设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积极稳步地前进。1960年,他面对“大跃进”给国民经济带来的极大不平衡和困难,与李富春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这些主张对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完成和后来经济调整工作的迅速收效,起了重要作用。在开始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为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提出了以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主,以个人所有制为补充等富有建树的意见,为日后经济体制的改革开拓了思路。

  他十分重视党的统一战线工作,认为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不断地加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是我们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个根本任务。为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协调统一战线中各阶级、阶层、各党派、各民族和各界爱国人士之间的关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大量工作。在长期领导统一战线工作的实践中,他始终坚持团结多数、广交朋友、坦诚相见、平等待人、民主协商、自我改造的原则,并且身体力行,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统一战线工作的一面光辉旗帜。

  他极端关心知识分子工作和科学文化工作,认为知识分子是国家各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力量。1956年他首先提出了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正确论断,认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在实际工作中,他不断排除“左”的干扰,热诚地关心、尊重、爱护知识分子,循循善诱,多方帮助,促进知识分子的改造和进步,引导知识分子在党的领导下为建设社会主义贡献出自己的聪明才智。他认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必须全面提高人民的思想文化素质,努力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体育、卫生事业,而其中教育是基础,科学技术是关键。在科技工作中,他主张既要重视基础理论的研究,又要重视尖端科技的开发。他成功地领导了我国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试验和发射工作,为改变我国科学文化的落后面貌作出了贡献。

  在国际事务中,他参与制定了中国长远的外交战略和政策,亲自执行和领导了一系列重大外交政策的实施。在外事活动中,他善于把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有效地维护了新中国的独立、主权和民族尊严,支持了被压迫国家和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1953年底,他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提出了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国与国关系的准则。1954年参加日内瓦会议,为恢复印度支那和平作出了努力。1955年在亚非29国举行的万隆会议上,坚持反对殖民主义,提倡求同存异,协商一致,促进了会议的成功。他先后访问过欧、亚、非几十个国家,接待过来自世界各国的领导人和友好人士,增进了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的友谊,并为实现中美、中日关系正常化和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作出了卓越贡献。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在十分困难的处境中,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的阴谋破坏活动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为尽量减少“文比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保护大批党内外干部、爱国民主人士,为使党和国家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争取全国工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

  1972年发现身患癌症后,他仍然坚持工作。1975年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代表中国共产党重申中国要在本世纪内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宏伟目标。1976年1月8日在北京逝世。

  周恩来一生勤奋工作,严于律己,善于团结群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鞠躬尽瘁,无私地奉献出自己的一切,在人民的心目中有口皆碑,被称为“人民的好总理”。他的逝世受到极广泛的悼念。他的主要著作收入《周恩来选集》、《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周恩来书信选集》、《周恩来外交文选》、《周恩来经济文选》等文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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