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族服饰与文献、考古大写意

　　最早描述苗族先民服饰的典籍当推《淮南子》，在《齐俗篇》中有“三苗 首”的记载。这条记载描述的是“三苗”时代苗族先民用麻掺头发盘于头顶的风俗。据《后汉书·南蛮传》、《搜神记》等记载，秦、汉时期，被称为“盘瓠蛮”、“武陵蛮”的苗族先民“织绩木皮、染以草实，好五色衣，制裁有尾形……裳斑烂”。《隋书·地理志》载“承盘瓠之后，故服章多以斑布为饰”的服饰状况。《旧唐书·南蛮传》载唐代五溪地区妇人穿“横布两幅，穿中而贯首”的服装及众所周知的唐太宗会见的那位穿百鸟衣的“南蛮”尊长的故事。我们在后来的文献甚至今天的苗族生活中仍能找到“贯首衣”和“百鸟衣”的物证。 

　　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大量织品中，使用最多的刺绣技法锁绣（或辫绣）、云草纹样和起毛锦及组带，我们均可以从世传的黔东南苗族服饰中找到。两相比较，如“信期锈”中的茱萸纹与现黔东南雷山和台江的锁绣技法，起毛锦与现还普遍流行的黔东南花椒布和组带花带纺织等，不论技法、纹样使用都极其相似。

　　黔东南地区苗族妇女穿着的古裙，其款式，其色彩及破绉均与唐代张萱《出辇图》上的宫女著裙其无二致，足见苗装的唐代遗风犹存。黎平尚重、剑河南哨一带苗族青年清代男装，丹寨杨武一带的古衣、从江高求地区的男装、剑河久仰、台江反排一带的古衣、雷公山月亮山地区的祭祀衣，其款式、纹饰风格、织品材料等均与现存的服饰和纺织技术相去甚远，它们可以说是明清代甚至更远这些地区苗族服饰的本来面目。

　　少数民族大都没有自己的文字，苗族也不例外，苗族的历史文化是靠口头文学和服饰图画艺术来表达的。与许多无字民族不同的是，苗族不仅将历史传统倾注于口头文学之中，更将它倾注于图画之中，这主要表现在苗族的刺绣图案里。苗族老人对苗族少年进行历史文化教育时，常指点着服饰图案而说。苗族叙事性服饰图案不仅长盛不衷，而且十分丰富发达，可谓到了以服饰再现历史的地位，成为苗族传世的“无字史书”。它们包括缅怀祖先的创世图案、祭祀图案和记载先民悲壮历史的战争迁徙图案。在黔东南苗族服饰里，大量使用着“蝴蝶妈妈”、“姜央射日月”、“天地”、“黄河”、“长江”、“骏马飞渡”、“江河波涛”、“平原”、“城池”、“洞庭湖”等母题图案，这些图案均显示着苗族历史发展的轨迹。

　　“蝴蝶妈妈”刺绣图案主要在女服的两袖和围腰上。传说蝴蝶妈妈是由枫树心变的，所以蝴蝶妈妈居于枫树之上，这图案被苗家人视若神灵，因为蝴蝶妈妈生养了苗族的祖公姜央。在女服刺绣中，还常看到“姜央兄妹合磨成亲”这个关于人类起源的图案以及表现远古神话“姜央射日月”的图案。从枫树生蝴蝶妈妈、蝴蝶妈妈生姜央到姜央合磨成亲再造人类至姜央射日月，这些富于神话色彩的服饰图案，追溯了苗族先民从母系发展至父系时代的社会历史。 在苗族服饰图案中，更广泛的是记述苗族先民悲壮迁徙史的“黄河”、“长江”、“平原”、“城池”、“洞庭湖”、“骏马飞渡”等主题图案，它们是一部关于苗族先民社会历史的人体文化史书，生动地描绘了苗族祖先的生活和历史，表现了苗族先民如何经历战争风雨，跋山涉水流落他乡的这一历史事实。这些图案被视为苗族群体的标志而世代奉行着，不仅活着的人珍视它们，去世的人也必须穿戴着有这些图案的寿服才能下葬。只有这样，死者的灵魂才能返回祖先故地 。

　　“骏马飞渡”是苗族服饰和头冠上的珍品图案，由一排马和马背上的骑士组成，横贯在象征浑水河（黄河）的饰带上。这些也被称为“人骑马”的图案相当引人注目。回首展望苗族历史，这“骏马飞渡”是苗族先民悲壮迁徙的见证。苗族远祖发祥和居住于中原地区。他们以蚩尤为酋长，曾大败炎帝，称霸于北部中原，代炎帝为政。但是，在与黄帝的征战中，蚩尤兵败战死，苗族群龙无首，被迫向黄河以南迁徙，在江淮地区建立起“三苗”国。江淮地区的洞庭湖和鄱阳湖一带，土地肥沃，苗族先民在这里安居乐业，但好景不长，禹征三苗的长期战争迫使苗族先民继续南迁至武五陵溪地区，并逐渐分布至贵州、云南、四川、广西、湖南等地。大约在汉唐之际，形成了今天苗族居住的基本格局。苗族先民再次举族南迁，都是在经历地大的战争失败之后进行的。在苗族古歌《迁徙》中这样记载：战争中，他们出动数以万计的骑兵与步兵与敌浴血奋战；战败后，就弃城南迁。到了新地方，又重建家园，“在老立修了一座座城池，在老立盖了一幢幢瓦房”。而后，敌人又来侵犯，他们又挥戈作战”，“千万匹战马，千万个战士，一齐向敌军冲杀”。战败了，他们又弃城南迁，又重建家园。在这场继续千年的战争中，苗族是悲壮的失败者，他们一次次被逐出家园，背井离乡，四处漂泊。这种反复重演的历史悲剧，在苗家人心灵中留下了深重的印记，使得他们将其流传于《古歌》中，再现于服饰上。苗族得以保存自身的民族个性，《古歌》和服饰图案功不可没，其强调了苗族共同的血亲族源，强调了他们曾有的共同生存空间，使在漫长的迁徙过程中逐渐分离的苗族群体牢记共同的文化关联，令其不忘祖先历史。这些深厚、沉郁的服饰图案起初具有明显的功利目的，它不仅是祖先辛酸历史的见证，也是返回故土的路标。当严酷的现实打破了重返故里的希望时，人们便将其视为历史而世代传承下来，其功利目的逐渐为思想意义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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