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真求实  《论语·阳货篇》中,孔丘将“仁”概括为“恭、宽、信、敏、惠”五个字,其中“信”便是“诚实”,是 “仁”的美德之一,也是“尚真求实”的最早文字记载。
  封建统治者不讲“信”、“诚”,虽然他们以孔孟之道的断承者自居,但是他们只吸取了其中适合封建统治的内容。宋儒周悖颐在《易通》第一章便讲“诚”,声称“诚”为“五常之本,百行之源”。然而,他们的尚诚,是以“惩忿窒欲”为前提的,体现于整顿纲常之中,所谓灭“人欲”,才能正纲常。
  明清小说家,渴望世道回归往古,天下人皆“不利己害人,不贪财蔑义,不瞒心昧己,不忤逆不忠,种种公平正直,件件正义光明。”(《醒世姻缘传·引起》)认为文章应写出真情。尚真已成为明中后叶文坛的一种普遍追求。
  明清小说家往往由写男女之情,写及社会人情;由交友之道,写及治国之道,直写世事。写西门庆一家盛衰的《金瓶梅》,实则写及“一县”,写及远在京师的当道大僚,恶仆阉竖,对朝内外种种龌龊肮脏之事,一一鞭挞,表现出尚“真”求“实”的审美意识。在此类作品里,帝王将相、达官权贵虽然时常出现,但已不是主角,那些三姑六婆、帮闲篾片,贩夫走卒,却屡屡出现,作品借以描写人情之“刁钻”,世界之“缺陷”。这也是小说家尚真求实的表现。
  明清小说家,经常以“权”来对付束缚青年身心的、一成不变的“天理”,也是尚真求实的体现。如《春柳莺》中的毕临莺、《玉娇梨》中的卢梦梨,不堪封建礼教的重压,主动追求婚姻自由,男装会情人,并以“权”来解释其举动的合理、合法,实则亦是执意追求人情之“真”。《飞花咏》中的唐昌与女子彩文,借《诗》中描写爱情的语句,吐露情思,何尝不是发抒真情,《好逑传》中,当水冰心与情人同室夜话,遭及世俗的非议时,她以 “权”反讥,恰说明世人之求真所承受的传统势力的重压。
  小说中尚真求实呼声的出现,实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思潮密切相关。明代初年,封建专制严酷,禁锢了人们的思想。整个文坛,为死气沉沉的空气所笼罩,粉饰和逃避现实的“台阁体” 即产生于此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成化以后,安享太平,多台阁雍容之作。愈久愈弊,陈陈相因,遂至啴缓冗沓,千篇一律。”所言甚是。稍后,诗歌创作则模拟剽袭风特盛,随人短长,拾人牙慧,“处富有而言穷愁,遇承平而言干戈,不老曰老,无病曰病”(《四溟诗话》卷二),不能反映现实生活与作家的思想面貌。一些鼓吹纲常教化的作品也应运而生,如朱有炖的《诚斋乐府》、邱浚的《五伦全备记》、邵仙的《香囊记》等,均属此类。一些有识之士,对这种文过饰非的文风甚为不满,积极倡导文学的写真。李梦阳在《涛集自序》中,就强调向民间求诗,“真诗乃在民间”。李开先的《市井艳词序》引用前七子之一何景明的话说,民歌“有非后世诗文墨客操觚染翰、刻骨流血所能及者,以其真也。”进步思想家李贽,一方面指责伪道学“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续焚书·三教归儒说》),一方面又申斥当时社会一切都假,“其人既假,则无所不假矣。由是而以假言与假人言,则假人喜;以假事与假人道,则假人喜;以假文与假人谈,则假人喜。无所不假,则无所不喜。满场是假,矮人何辩也?”(《焚书·童心说》)。散曲家薛论道在 [朝天子]《不平》中亦说:“时年依假不依真,鱼目把明珠混”。连诗人谢榛,也曾慨叹:“人生多愆,真不如假”。相传出自徐渭之手的《歌代啸》杂剧,开场即云:‘‘世界原称缺陷,人情自古刁钻”。都对这种颠倒黑白、是非混淆、无所不假的社会,表示出极大的愤慨。(来源:中国风俗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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