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灯技艺，在唐宋时代得到提高与发展。这两个朝代，一为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一为科学技术的倡明时代。两代元宵节花灯的技艺发展，沿着民间化、大众化的方向前行，以绚丽多彩的风姿，展示了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和民俗风情。

　　唐宋两个时代的元宵灯节，有着自上而下的组织，自下而上的参与，朝野同乐，举国同欢。人们不仅以张灯观灯为乐，而且以灯多灯好斗胜争强，元宵灯节成了制灯扎灯艺术的赛会，使得花灯技艺得到了持续发展。从史书上看，唐至宋代的元宵花灯场面越来越宏阔，灯彩越来越奇巧，娱乐越来越丰富，经济贸易越来越活跃，灯会的假期也越来越宽延。

　　“接汉疑星落，依楼似月悬。”这是唐朝诗人卢照邻在《十五夜观灯》中描述的元宵节花灯盛况。唐代元宵节的花灯技艺，要算风流皇帝唐玄宗时代的最为精彩。唐玄宗十分注重元宵灯品的精巧、灯会的排场和娱乐的多样化，促使了花灯技艺的精彩纷呈。据《唐会要》载：“天宝三载(744年)十一月赦：每载依旧正月十四、十五、十六日开坊市燃灯，永为例程。”又据《广德神异录》载，每年灯节，玄宗下令“大张灯彩，自禁中至殿庭皆设蜡炬，连属不绝，洞照宫殿，荧煌如画”。在元宵灯节之后，唐玄宗还要求“张临光宴，白露转花，黄龙吐水，金凫银燕，浮光洞、攒星阁，皆灯也。”这些灯品十分精妙，可谓美轮美奂。关于“白露转花、黄龙吐水”的记述，证明当时已经能制作可以启动、转动、制动的灯组了。据《开元天宝遗事》记载，“韩国夫人置百枝灯树，高八十尺，竖之高山上，元夜点之，百里皆见，光明夺月色也”。

　　尤其令人叹为观止的是，掌管皇宫内营造杂作的尚方司工匠毛顺，巧思独运，技艺精湛，用竹竿缚以彩绸，扎成灯楼12间，高达150尺，缀悬珠玉金银，上扎各类兽形之灯，或龙凤，或虎豹，皆栩栩如生。微风徐来，金玉交响，龙腾虎跃，光彩熠熠，闻者蜂拥而至，流连忘返，无不盛赞其巧夺天工。

　　宋代的元宵花灯，更是提倡“百艺群工，竞呈奇技”，呈现了“百戏艺人各献奇技异能”的景象。当时花灯的技艺特点，一方面强调灯品材质多样化、制作更为精巧，同时，利用当时的科技条件来提升花灯的观赏性；另一方还借用神话文化来进行艺术造境，从而加深了花灯的文化底蕴。

　　“自非贫人，家家设灯，有极精丽者”，《东京梦华录》盛赞那些心灵手巧的制灯人，往往将兽角、翎毛、琉璃、皮革、丝绸巧妙运用，将灯造成牡丹、莲荷、曼陀罗等花卉的形状，制成了车舆灯、屏风灯、佛塔灯、鬼子母灯等。此外，还有鲩灯、玉灯、石灯、琉璃灯、缀珠灯、羊皮灯、罗帛灯等等。鲩灯用犀珀或玳瑁装饰灯圈、灯座；玉灯则多用白玉组成，“晃耀夺目，如清冰玉壶”；石灯为高丽进贡，“窍石烛幽，若慧镜扬彩”；琉璃灯用五色琉璃制作。琉璃灯的上品为“无骨灯”，“其法用绢囊贮粟为胎。因之烧缀，及成去粟，则混然玻璃球也。”无骨灯的圈片浑然一体，上面可绘饰龙踪、鱼纹等图案，风光叠翠，效果良好；缀珠灯以五色珠为网，下垂流苏，飘逸亮丽；羊皮灯即在羊皮上精镂细刻，“妆染如影戏之法”，是一种皮影灯；罗帛灯之类尤多，或为百花之形，或成网眼之状，间以红白二色，名为“万眼罗”的最为珍奇。

　　此外，利用机械传动，使宋代的大型灯组逐渐增加。在当时的开封，有人更用辘轳把水引到灯山最高处，用大木柜贮放，“逐时放下，如瀑布状”，又用草把扎缚成巨龙，“草上密置灯烛数万盏，望之蜿蜓，如双龙飞走”。《东京梦华录》中记载得更为详细，即在“采山左右，以采结文殊、普贤，跨狮子、白象，各手指出水五道，其手摇动。”在宫廷“禁中尝令作琉璃灯山，其高五丈，人物皆用机关活动，结大彩楼贮之。”又据《干淳岁时记》所述，宋代灯会上，更将模型景观的制作工艺，推向一个新的高峰。赵忠惠守吴，曾组织制作出“春雨堂”五大间的灯组，“左为汴京御楼，右为武林灯市，歌舞杂艺纤悉曲尽”。

　　在宋代的灯楼上，汇聚了北宋、南宋两京具有代表性的景物，宛若由灯辉烛光绘成《两京赋》，气势磅礴，瑰丽多姿。宋代灯节中，同时，还出现了不少后世皆效法承袭的灯品灯组，将灯置放在护城河上组成了“灯桥”，在闹市区街上空悬挂彩索，悬灯于上的“过街灯”，有数十丈的“灯竿”，“以缯彩结束，纸糊百戏人物，悬于竿上，风动宛若飞仙”。

　　从花灯的意韵方面来说，宋代最为典型的是“鳌山”灯了。鳌山是上古神话传说中的海中高山。据《列子·汤问》载：渤海之东有大壑，其下无底，中有五山，常随波上下漂流，天帝令十五巨鳖举首戴之，五山才兀持不动。当时的京城、州府普遍以这一传说立意，设计大型鳌山灯组，其构思既与传说关联又有变通，其造型通常为一只或数只巨鳖背负山峦，山上荟萃千百盏华灯，山石、树木齐备，点缀以佛、仙、神的雕塑、绘画。山上可容乐工伶宫奏乐，山前设有大露台，供歌舞演出或工艺品展示。鳌山灯气势恢宏，体量巨大，叠翠堆金，浮光耀影，常作灯会和压轴之作，带有“江山永固，长治久安”的意思。（谢旧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