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之初，北方士族如任瞻之流因对茶事的一知半解而出洋相，不过让人一笑而已。而更有甚者，却因不惯饮茶而对茶大加贬说，尤其无知而可笑。

　　东晋初年，司徒长史王濛是位饮茶成癖者。人家大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却是己所癖好，必施于人，于是凡有客来，无论是谁，王濛必敬之以茶。客人中有很多人不知茶事，不惯茶饮，难忍其涩，但又碍于情面，不能不饮，真是深受其苦。久而久之，这些人有时不得不去拜见这位司徒长史，便在背后苦笑说：“今天又有'水厄'了！”即今天又要遭遇那强饮苦涩茶水的厄运了！

　　“水厄”，这是茶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得到的一个贬称。

　　值得回味的是，西晋人张孟阳去四川成都游览了名胜白菟楼后，在所赋的《登成都白菟楼》诗中赞道：“芳茶冠六清，溢味播九区。”这是说在水、浆、米酒等六种饮料中，茶最为芳香，且蜀地茶香早已飘溢各地了。

　　在成都人们称赞茶为“芳茶”，誉其“溢味播九区”的几十年之后，在东晋之都建康（今南京）的许多官吏，居然对饮茶还深以为苦，这充分反映了茶在不同地区的发展情况。由于从三国到两晋这两个世纪中、天下你割我据，兵戎不断，阻碍了文化的传播和相融，所以各地区之间的茶文化相距甚远，差异非常显著。

　　从“水厄”之事以后，经半个多世纪，到了南朝刘宋之初，女文学家鲍令晖（鲍超之妹）写出了《香茗赋》，极言茶之香，茶苦之说在江南这才少有市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