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陆纳的以茶待客真如他所说的是一种朴素之风，那么，桓温宴客时所摆的清茶，就绝对不是秉性节俭的表现，而是借此提高自己在朝野的声望，最终达到代晋称帝的目的。茶在桓温手中完全是一种沽名钓誉的幌子。

　　桓温（312年-373年），字元子，东晋谯国龙亢（今安徽怀远西北）人，出身士族，娶明帝女南康公主为妻，拜驸马都尉。他曾三次率大军北伐，借收复中原来收揽人心，提高个人的威望，凯觎帝位。由于带有极端个人利欲目的，所以他的三次北伐均以失败告终。如永和十年（354年），他首次北伐率军进至与前秦之都长安仅一步之遥的灞上，便想坐待秦军自溃，以不战而胜来抬高自己的威望，结果是被秦军抢收了春麦，坚壁清野，晋军因军粮不继而被迫南撤。第二次北伐在攻下洛阳后，为了威胁朝廷，桓温建议迁都洛阳，并主张将东晋立国以来流寓江南的北方人全部迁回河南，因此引起了朝廷大臣的猜忌、牵制和南下士族的反对，力量内耗，洛阳终于得而复失。第三次北伐曾一路所向无敌，进至离前燕之都邺城仅两百余里时，桓温又一次妄图坐取全胜，以赢得朝野之口碑，结果坐失良机，敌援大至，惨败而退。

　　兴宁二年（364年），已位进大司马、都督中外诸军事的桓温又被加官为扬州牧。此时的桓温，一举一动都顾及自身形象，为了表示在生活上一贯清廉节俭，每逢请客宴会，用以招待的只有七盘茶和果。陆纳出任吴兴太守之前，支向桓温辞行，谈话间问及桓温可饮多少酒，桓温说：酒不过三升，肉不过十块。桓温的这种虚伪的简朴具有很大的欺骗性，至少记载了宴客以茶一事的《晋书》的作者是受了他的蒙骗，以为桓温是“性俭”而有此举。

　　其实，桓温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利用茶来玩弄政治权谋的人。

　　太和六年（371年），桓温废晋帝司马奕，改立简文帝，自己专擅朝政。次年简文帝死，野心勃勃的桓温要求加九锡，作代晋称帝的最后图谋。此时，一代名臣谢安出山，他得知桓温已染重病，便与他巧妙周旋，拖延时间。桓温终于未能加九锡而“抱憾”病死。

　　桓温的“尚茶”之风在当时的影响或还可从一位督将的故事来见一斑。桓温部下有位督将因身体虚热，喝上了茶，后来越喝越厉害，经常非得喝上一斛二斗（即十二斗，一斛为十斗）才感到舒服，略减个几升便觉得不满足，以致后来家境贫困。有人问：这是什么病？一位“有识”之士说：这个病叫作“斛茗瘕”。

　　这事出于《续搜神记》，实属怪诞、夸张，姑妄言之，姑妄听之。王子喝茶不认茶

　　茶在两晋南北朝时期远没有受到普遍欢迎，在当时政治、经济的中心江南地区，虽然早已有栽种茶树的历史，但茶的引人入胜仅限于很少部分人中。这倒并不是人们不知道茶，实在是对茶的苦涩难以忍受。现在尚无法考证那时茶的采制工艺和煎泡手艺，但大致可以肯定，其工艺和手艺尚未达到能让人普遍接受的境地。

　　然而，此时的茶在山林寺观中却显示了不同寻常的美感来。

　　记述南朝刘宋史实的《宋录》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宋孝武帝时，新安王刘子鸾和他的哥哥豫章王刘子尚，一起前往八公山（今安徽寿县城北）访昙济道人。昙济以茶相待，两位王子饮后啧啧称奇，但他们不相信这就是茶，刘子尚说：“这真是甘露啊，岂能说是茶！”

　　这两位王子也曾饮过茶，但其茶苦口不堪。现在八公山上昙济之茶美如甘露，反而不相信这也是茶。可见当时好茶难见，佳茗难求，这从一个方面也可以看出当时为什么茶事不见繁荣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