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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湖州善琏，是中华文房四宝之首湖笔的发源地，素有“湖笔之都”的美称。而现在，善琏湖笔正逐渐成为一个没落的传说——镇上的六七百名笔工里，40岁以下的不会超过10个

　　★ 见习记者/张鹭(发自浙江湖州)

　　某种意义上，浙江湖州的善琏是一个传说中的古镇。

　　以这个小镇为源头，一枝枝湖笔从简陋的家庭作坊源源不断地流出，与徽墨、宣纸、端砚一起氤氲成一纸纸水墨卷轴，呈现于庙堂和馆阁之中。

　　善琏镇西有一处废弃的码头。碎裂的条状石阶上，时有女子洗衣的身影。用来栓船的铁环一动不动地吊在石壁上，几只鸭子从布满水草的河道游过，在黄昏的余晖里漾出一圈又一圈波纹。水草爬满一条废弃船舶的半个身子，露出的一边船头静默在那里。

　　在70岁的退休笔工杨芝英眼里，这个码头曾经很重要。上世纪80年代，小镇通车前，这里一直是小镇通往外界的主要渡口，沿水路往北，到历史名镇南浔，经大运河去往湖州、苏杭和上海。

　　一把雨伞、一个笔袋，是当年笔工们外出卖笔的随身之物。杨的父亲就是其中之一，早上五六点从码头摇船出发，不眠不休，到上海也要整整两天。辗转于湖州王一品、苏州贝松泉、杭州邵芝岩、上海周虎臣、李鼎和、茅春堂等笔庄，一趟下来，基本上划出了湖笔流布的轨迹。

　　那时，这条水路并不太平。她父亲就曾经被土匪抢过。杨芝英说，小时候，父亲有一次回家，被剥得只剩下一条短裤。湖州沦陷于日军之手，抢东西的不只是土匪，还有伪军。当地老人们清楚地记得，作为该镇象征、供奉“笔祖”蒙恬的老蒙公祠就是被“伪军第36师”一把火给烧掉的。

　　沿着这条水路，杨芝英的父母被迫带着全家逃往苏州。抗战胜利，这家人逐个回到善琏。与他家一起去避难的笔工，很大一部分人留在苏州，形成了苏州湖笔。这个经历让她至今铭记。解放后日本客户到善琏湖笔厂参观，她把给羊毛脱脂用的石灰水藏起来，“不让他们学了去”。

　　“千万毛中选一毫”

　　善琏的每一次重大变迁，几乎都与战争有关。元初以前，善琏笔在文人圈默默无闻，安徽宣城的宣笔统治笔坛。逃避战乱的宣城笔工，将宣笔的技艺带到江南，便有了善琏笔在技术上的第一次改进。

　　手艺在善琏人心中举足轻重。“做笔的工具很简单，”善琏湖笔厂的车间主任童卫荣说，像骨梳、掀刀、盖笔刀、择笔刀、敲笔尺、拣刀……制笔的工具不外乎兽骨、木头和铁器。现在可以用机器来加工笔杆，笔头却只能依赖于笔工的双手。

　　与其他传统手工艺一样，湖笔原料的原始性与工艺内部的复杂化形成反向对比。浸、梳、落、拨、抖、连、拣、装、刻……一支湖笔，从剥离兽毛开始，经过100多道工序，才能成笔。分工和协作这种现代工业品质，在制笔业里一直是传统。“笔工每个人只学一两道工序，做水盆的只学水盆、择笔的只做择笔，”童卫荣说，“这样一来，湖笔制作必须是以工厂或者小镇为单位。”

　　老笔工沈锦华是24个笔工的师傅。他14岁开始学习择笔，至今已经做了61年。和老伴内水娜双双从善琏湖笔厂退休后，在镇棋牌室打麻将之余，在家里开了个小笔坊，一旦有客户要笔，夫妇俩就叫上邻居帮忙做一点。

　　这个家庭作坊保持了善琏湖笔“男做择笔、女做水盆”的传统。《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拜访时，内水娜和邻居正在做水盆。她手中的羊毛经过脱脂和浸泡，已经有了笔头的雏形。她正在挑无锋的杂毛。因为要用右手大拇指和刀片一起把杂毛夹掉，她右手的大拇指关节磨出厚厚的茧。经常年的浸泡，茧看上去更像一个大水泡。

　　“湖笔为什么叫‘湖’笔？我们湖笔最擅长做羊毫。这个羊毛是一定要用我们杭嘉湖地区所产的山羊毛才行。北方太冷，山羊毛太软，没有锋。我们浙江的上虞、江都和江苏的无锡、南通一带的山区，春天吃草，冬天吃桑叶，这样喂养出来的羊毛含蛋白质多，又嫩又细。”沈锦华说，“只有这些地方的羊毛才会有一段半透明有韧性的锋颖，行话叫‘黑子’。有锋颖的毛笔才能写出锋韵。”

　　并不是所有的山羊毛都能用来制笔。“只在山羊的颈、腋下的毛才能用，因为不容易摩擦到。一只羊大概也就4两笔料。这4两中带‘黑子’的顶多只有一两六钱。”这些笔料按不同的质量和长短被分成10多个等级，分别用在不同的笔上。这个过程的繁复，可以用善琏人尽皆知的一句白居易诗来概括：千万毛中选一毫。

　　过去的制笔工艺过于繁琐，很多毛颖古技已经消失。“湖笔中极富特色的宿羊毫就没有了，”湖州文化名宿、茶文化研究专家、74岁的寇丹说，所谓的“宿”就是让羊毛日晒露宿，自然脱脂。这个在过去需要3年才能完成的过程，现在已经被交付给化学品的浸泡。“‘宿’的笔毫流水平均顺利，笔毫所至处，墨会跟着送到笔尖；而不‘宿’的，虽然也饱含墨汁，但运笔时得等墨流下，否则墨色会突然干掉。”

　　传说与现实中的永欣寺

　　善琏的起源建立在一个传说之上：秦将蒙恬被秦始皇遣往江南购置珍玩，私自将银两用于赈灾而不敢回朝，在善琏西堡村的永欣寺小住。其间，蒙恬偶然救下西堡村的溺水女子卜香莲，两人互生情愫。

　　一次打猎归来途中，蒙恬发现山兔毛可供制笔，将兔毛纳入竹管，卜香莲又在无意间用石灰水将兔毛脱脂，制成毛笔。从此，在蒙恬夫妇的传授下，西堡村民世代以制笔为业，并祀蒙恬为“笔祖”。

　　在叙述这个故事时，65岁的卜水清能精确地复述每一个细节，还会不时强调，“卜香莲很聪明的。”卜水清是现在的西堡村唯一姓卜的人。根据代代相传的说法，她家是“笔祖娘娘”卜香莲的后人。“你别看附近有个卜家堰村，他们都是后来的，”卜水清用不容置疑的口气说道。

　　这个传说至少包含部分可信的要素：永欣寺。外人很难了解永欣寺对于善琏镇的意义。在涉及湖笔为数不多的方志、掌故中，它是善琏唯一可以被指认的历史地标，而不是善琏人更为熟悉的蒙公祠。

　　老笔工杨芝英的儿媳陈云琴是湖州市地方志助理研究员。根据她的考证，关于永欣寺的信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唐代何延之的《兰亭记》，王羲之的七世孙智永禅师(隋代人)“常居永欣寺阁上临书……凡三十年于阁上临得《真草千文》。”清代同治《湖州府志》也说，“盖自智永僧结庵连溪往来永欣寺，笔工即萃于此。”

　　现在坐落在镇东的永欣寺正在翻修，外表红墙绿瓦，雕廊画柱。专程来买笔的外地人并不知道，这个永欣寺以前一直是当地的“土祖殿”，并非历史上的永欣寺。

　　事实上，即便是镇上最年长的老人，也没见过历史上的永欣寺。唯一能证明永欣寺存在的实物，只剩下镇上荒坟村金济仁家的一篇遗文《善琏乡土地历史》，这是其曾祖父金蒲田从老永欣寺的匾文上抄录下来的。

　　卜香莲的后人

　　每年农历九月十六，蒙公生日的“游神”传统被保留下来。最近的一次“游神”是3年前——背着笔袋、胸前插几支毛笔的笔工们，抬着小号的蒙恬像在镇上游行，晚上请越剧班子来蒙公祠前的空地上演戏。卜水清喜欢在这天晚上跟着一起跳扇子舞。

　　卜的丈夫谢善发说，解放前老蒙公祠还没被烧毁时，蒙恬像是要从镇上游到西堡村的，“以前的善琏就在这里(指西堡村)，码头那边是后来才建镇的，游回来表示不忘本。”

　　蒙公生日那天，笔工们都要去摸“笔祖”夫妇的手，祈求来年手艺见长，生意兴旺。每年农历三月十六，“笔祖娘娘”卜香莲的生日，被关注的程度小一些，不过他们家至少会放挂鞭炮，点上蜡烛，“毕竟是娘家人嘛。”

　　卜水清家中的客厅里挂着父亲卜瑞生的遗像。她用崇敬的语气谈起自己的父亲，“他在村里很有声望的。”

　　卜瑞生的确是老一代笔工里的成名人物。即便是上世纪初户户出笔工的善琏，他的名字也频频与姚关清等人一起，出现在湖笔研究者列出的“著名笔工”名单之中。在善琏人的观念里，这一代人也是最后的“过去时”。在他们以后，很多的传统只能到“我爸爸他们那时候”去追寻了。

　　14岁开始学水盆技术的卜水清没有读书，生在湖笔世家的她拜了另外一位老笔工为师，“在自己家不好学的”。她说自己拜师时仪式比较简单。那些讲究规矩的人，猪蹄一双、酥糖两包、红烛一对以及炮仗，由保人领着去师傅家拜师。保人的作用在于，防止徒弟把手艺学到手就跑了。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就像这个小镇本身一样，制笔的手艺呈现出封闭的特征。沈锦华回忆说，即便到了民国，手艺也是秘不外传的。如果把手艺传给外面的人，就必须在蒙恬像前开祖庙，罚做一台戏。“只要是善琏人做的湖笔，我们一看就能看出来，别的笔肩架没这么齐的。”

　　作为湖笔的发源地，整个西堡村现在只有两个30来岁的中年妇女，在5分钟路程的善琏镇上“给私人老板做笔”。卜水清身体不好，早已经做不动，制笔的工具已经送人。她的儿子只学了一年做笔，就耐不住单调和辛苦，跑到湖州一家水泥厂上班。

　　逃离善琏

　　除了冯应科、陆文宝、张进中等几个传奇笔工的名字偶现于文人们的酬唱之作外，湖笔在文化史上的辉煌似乎与笔工们毫无关系。这个小镇的名字很少见于正史，即便是在当地的府志和县志中被提及，也不过寥寥数语。

　　在这种被外界忽略的静谧中，几百年一晃而过。

　　带有硫磺味的蚊香的气味，是杨芝英的儿子孙育良对于善琏最深刻的记忆。孙育良说自己小时候是在湖笔堆里泡大的。母亲上班时，他和别的孩子就在湖笔厂里一排排坐好的笔工之间跑来跑去。下班后，母亲往往还要把活带回自己那幢黑瓦白墙的房子里来做。每到夏天，母亲就在刺鼻的加入硫磺的蚊香烟雾中工作，直至深夜。

　　湖笔挥洒出来的艺术，是以笔工们的健康为代价的。由于需要长年保持不动的姿势，腰部的损伤与胃病是这个行业的通病；作水盆的女笔工，因为双手需要长期泡在水中，每到夏天，手指根处的溃烂会一直蔓延到手掌。此外，冻疮和风湿病也是常见的职业病。

　　一定程度上，正是某种封闭性，让善琏笔工们能够安于单调、辛苦的生活方式。这一切，随着流动和开放成为社会的主流命题而改变。卜水清的丈夫谢善发清楚地记得，小镇能通汽车是在1985年。从那以后，码头逐渐成为少有人顾的死角。

　　孙育良是镇上中年笔工里最后的传奇人物——从事刻笔的他将微雕艺术引入湖笔笔杆的雕刻。1992年，他曾经在0.75厘米的青笔杆上，刻出900字的《陆文学自传》。从小热爱书画艺术的孙育良，依靠自己的刻笔绝技和湖笔生意，走上了艺术道路，现在成为湖州名气响亮的中生代画家。

　　孙育良说他请湖笔厂的老同事们做笔，从来不压他们的价，“一线笔工的收入太低了。”善琏湖笔厂车间主任童卫荣说，普通笔工在厂里的月收入不过六七百块。厂里的工资比湖州市规定的退休金都低，妻子庄蓉蓉2001年退休，每月能拿到1200元退休金，而作为在职车间主任的他却只有1000元。厂里的笔工们聊天的切口往往是，“你还有几年(退休)？”

　　1980年进厂时，孙育良为了找到这份笔工工作，曾经托了点关系。那时湖笔厂的工资比一般的工厂高，老笔工沈锦华回忆说，外国人来参观，看见湖笔厂职工带着金项链、金戒指，都不相信，以为是假的。

　　这份优越感仅仅保持不到20年。湖笔价格的涨幅远远小于原料和人工价格的涨幅，这20年几乎就是湖笔利润逐渐压缩的过程。作为唯一能控制的成本，一线笔工的相对收入持续下跌，现在已经没有年轻人愿意继续做湖笔。善琏湖笔协会会长李金才说，现在镇上的六七百名笔工里，40岁以下的人不会超过10个。

　　最后一批进厂的工人还是十几年前的事，十七八岁进厂的他们现在已经30多岁。在他们之后，已经看不到新生代的笔工。年轻人被周边城市的经济吸引力迅速抽离，即便有少量“留守”本镇的，也被镇内收入更高的毛纺厂、头巾厂吸引过去。

　　难以坚持的湖笔精神

　　“即便到了明代，善琏也还只是一个村。”湖州市图书馆副研究员钱志远倾向于认为，善琏建镇应该是在明清时期。即便是发展到镇，它的规模也并不大。善琏人把老镇区称为“老街”，因为古镇实际上就是一条两侧布满房屋的街道。

　　自晋至宋，湖州先后迎来王羲之、王献之、颜真卿、苏轼这样的知识精英治郡，这股潮流到宋末元初的赵孟达到极致。日书万字的赵孟非常讲究笔的制作方法及质量，稍不如意，就折裂重制，直到满意为止。明李日华《六研斋杂缀》记载了赵孟的叔父赵兴，传授善琏的传奇笔工冯应科制笔之法的故事。

　　元代对江南士人的打压，使得他们无法继续“学而仕”的道路，转而投身于文化、艺术，促发了审美趣味内敛的“文人画”的兴起。研究湖州地域文化的湖州师院副教授陆建伟认为，“文人画”的特色在于对笔墨的强调，从宋画讲求景观写实变为注重心绪意境，“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到描画本身的线条、色彩，就是笔墨本身。”

　　这种审美趋势在画坛里绵延三百余年，一直延伸到晚明的董其昌、“四王”和吴门画派。元以前以狼毫和兔毫为主的硬毫笔对此已无力适应，善琏以羊毫见长的湖笔开始成为被追逐的对象。直至清代，作为科场考试规范字体的馆阁体盛行，将善琏湖笔的影响力推向极致。

　　这种由“硬”到“软”的转变，现在又可能遭遇由“软”到“硬”的命运。

　　孙育良将湖笔刻字视为创作的过程。刻字时，他习惯关掉电视机、收音机、电话，静心凝神，一气呵成。“一旦有停顿，刻出来的字大小就不一样”。

　　他在湖笔厂学徒期间，为了让自己的技艺达到炉火纯青，下班后晚上在家苦练颜(真卿)体字，“颜体字比较正”。清代“四王”、八大山人和黄宾虹的画也是他临摹的对象。“心要能静下来，要动脑筋，时刻想着怎么把笔做好。”

　　现在做湖笔生意，他为人量身定做，先问对方的用途，然后给做相应的笔。“如果是写王羲之的《兰亭序》，就做狼毫；如果是颜体，就做短粗的羊毫；如果是祝枝山的狂草，就在羊毫中加点羊须；如果是何绍基，就做长锋瘦笔。”

　　但是，这样的心态早已被以效率为取向的生产所替代。童卫荣说，上世纪80年代以前，善琏湖笔厂的极品长锋玉兰蕊，每个笔工一天只做13支，一支笔的售价7元，可以占到当时月工资的三分之一。现在虽然涨到了20元，但与物价上涨的幅度比，价格反而下降了很多。“现在的笔工们一天能做好几十支，不然没法保证收入，我们也只好睁只眼闭只眼。”

　　李金才估计，善琏每年生产的1000万枝湖笔，占据的市场大概是20%。如果仅就市场占有量而论，像当年取代宣笔一样，湖笔已经被江西文港毛笔所代替。那里有着更为低廉的工价，和更务实的市场意识。

　　江西笔在羊毫中加入猪鬃、马毛甚至尼龙，写起来比较有弹性。在湖州笔道研究馆馆长王似锋看来，江西笔的弹性是借助了外力，这迎合了一些速成书法家的需要。“潘天寿提倡学书要用纯羊毫笔，为什么？初学的人不能凭借毫力，要学会用指、腕、肘的力量，让笔力轻重停匀、收放自得。”让他感到无奈的是，善琏湖笔也未能免俗，开始在羊毫中加入硬毫。

　　王似锋说自己写字作画只用湖笔，硬毫笔因为本身的硬度，容易折损，使用寿命不长。羊毫却是越用越好用，一支羊毫在手里反复玩味两年最为舒服。他甚至认为，湖笔的软，源于湖民“性敏柔慧、厚于滋味”的秉性。

　　“一枝长羊毫按下去几分，力道才舒服，要慢慢去体会，去感受。这一笔下去，可能就是一片荷叶，可能就是一片山水。这是修养的过程，你在里面养久了，自然整个心都被滋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