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毕业那年,我十八岁。大学没被推荐上,工作也没着落,便整天游手好闲地纠集一些同样“自由”了的同学,在各处惹事生非。爸爸常年出差,母亲每天上班。考虑再三,母亲便托乡下当书记的表叔,为我在他管的小镇上谋到了一份看店的临时工作。

  我熟悉小镇。外婆健在时,只要是寒暑假,母亲就让外婆来照看我。我对外婆有一份特别的依恋,但对小镇却没有好感,大热天想吃根棒冰也找不着买的地方,偶尔来一个送货的人,带来的也是那种看了就让人倒胃口的劣质食品。

  小镇很小,仅几十户居民;但附近几个自然村没有商场,若需购物就只有这么一家小店,不然就得走上十几里地去县城。我来以前,店里就老汪头一人,我来给他做伴,他也挺高兴的。老汪头参加过抗美援朝,回乡后分配到这个属于合作社的店里做了员工。在别人眼里,老汪头有这样的地位已经很不错了,他手中掌握着每个家庭每天都需要用到的紧缺物资,虽说各种物资凭票供应,但总会多出一些,这便是他的权力。他知道我的底细,一个从省城里来的人,又是大队支书的表侄,不可能长期待在这小地方对他的利益产生冲突,因此他也不十分管我,任我每天做些琐碎的事情或看些闲书。

  来购物的人一般都匆匆忙忙,只有那些喝酒的人,会站在柜台外面细细地品尝。此时老汪头总是就笑嘻嘻地和他们瞎聊,大家也愿意和他说话。

  平静的日子对年青人很乏味。看书看得昏头昏脑的时候,我便坐在柜台里,用手撑着下巴,听他们讲些村中无聊的趣事。只有“酒葫芦”的到来,气氛才会热闹起来。

  “‘酒葫芦’!给我们说段书吧?”他们总是这样要求。

  “酒钱谁付?”他每次都提出相同的问题,“喝酒说起来才带劲。”

  “老规矩!”他们便冲着老汪头喊道,“老汪头!完了匀在我们头上。”

  于是,他便要一颗糖,是那种一分钱一颗的硬糖,剥开一半糖纸,喝一口绍兴酒再舔一下糖,然后就一边晃着脑袋一边说开了书。

  “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说到得意的时候,他便把二个手指插入什锦菜缸,翻弄一下后再把手指放进嘴里,发出“啧啧”的奇怪声音。

  老汪头很爱干净,一般的顾客是绝不允许这样做的,只有“酒葫芦”是例外。他是这里常客,说起故事来连我也听入了迷。于是所有的人便只剩下了耳朵,痴呆着眼睛看他的嘴一张一合,可每次只要说到关键时刻,他就打住,“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他说。

  众人伸长了脖子齐声哀告,“再说一段,就这一段的结局。如何?”

  “酒葫芦”站起来拍拍屁股,然后把五指插进乱糟糟的长发,“明天吧!明天一准到。今天喝完了。”

  众人知道他喝足酒后是无论如何不肯再说的了,于是小店又恢复了日常的宁静。

  但第二天他并不一定出现,大家就便叨唠他起来。显然,他是小镇的另类人物。他给大家带来快乐的休闲,同时也成大家谈论的话题。

  听别人背后说起,“酒葫芦”真名叫欧阳俊,母亲在生他时难产死了,父亲是个大资本家,有好几个老婆,解放时逃到了香港。他毕业于某个很大的音乐学院,弹得一手好钢琴,还得过奖,后留校任教。当初追他的女孩子有一大群,有些地位还高得吓人,但他却和自己的老师的女儿结了婚,生有一个女儿。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先是他岳父进了“五·七”干校,接着是他讲了不应该讲的话而成了右派,被下放到了现在这个小镇。据说在来小镇以前,他还主动提出和妻子离婚,让妻子和女儿和他划清了界线。初到小镇时,他什么农活也不会做。别人挑担百把斤,一气走几里地,他挑几十斤也高耸着肩膀,走上十几步就得歇一下力;但他身大力不亏,半年后竟能挑二百来斤,轮换着肩膀一气跑十几里地而不歇脚,连村里的棒小伙子也赶不上他。他写得一手好毛笔字,村里婚、丧等事若要写个贴子之类的,无不请他帮忙,以至于坟地里的墓碑也全是他的手迹。他还有一肚子的故事,村里没有什么娱乐项目,他的破屋反而成了大家聚会的场所。他替别人做事,只收老酒不收钱,给多少也不讲究,多了不推让,少了不计较,不给也无所谓。他讲故事时必定要喝一口酒,久而久之,大家就给他取了一个绰号“酒葫芦”,意思是说他整日喝酒不醉,喝酒后的故事倒不完。他对人和气,只要不喝酒的时候,说话总是文质彬彬的;特别是对小孩更热情,看到别人家的小女孩,总要抱起来亲一口,然后就昏天黑地和他们玩,哪怕是最低能的游戏也玩得很开心。村里人见他为人不像领导说得那样,便热心地给他网罗了一个寡妇结了婚。

  结婚那天,他喝得酩酊大醉后发起酒疯,五个壮汉也奈何不了,然后再昏睡了三天三夜。好在那寡妇人不错,日日守在他身边护理,并无怨言。只是那寡妇的儿子却从来也不肯叫他爸。

  “我爸爸是贫下中农,怎么会是个右派?”他继子总是这样说。

  他对继子的态度从不计较,反倒是村里人看不过去总要教训几句,“你们家如果没有现在这个爸爸,穷得饭也吃不上了,你哪能还有书读?没见你爸像牛一样在为你娘儿俩挣工分吗?”

  此时,他却总是站在继子一边替他说话,“他还小呢,长大后会懂事的。”

  那寡妇的前夫是个弹棉花的,留下一套弹棉花的工具。欧阳俊在寡妇的指点下,慢慢的竟也学会了弹棉花的技术。于是,他便又多了一门手艺。

  用弹钢琴的手来弹棉花,也可算是技尽所用了。在人们的生活中,没有音乐照样可以过日子,而没有弹棉花的,则冬天就盖不成被子了。

  欧阳俊结婚后,总的来说日子还算平静和睦;只是自他结婚后,来小店的次数就少了许多。

  但我计算着日子,他一星期准要来二三次;每次来后,总会再一次地聚集一些人听他讲故事,酒自然也是白喝。

  他来时我很留意他的手。小镇上没有钢琴,我无法亲耳听他弹一次,但听说弹钢琴的人手指都很细很长,我想从他的手上判断他们说话的真实性。

  他的手很大,大得足以超出我的手的三分之一,手指很粗、很长,手掌上长满了厚厚的老茧。我无论如何也无法把这双手和弹钢琴的艺术家联系在一起,所以,我怀疑他们在他背后说的话不够真实。但我却见识过他的字,写得苍劲逸秀。我曾练习过书法,知道是王羲之的笔法,从此对他也便更敬重了几分。

  由于对他有了好感,每次他来喝酒时,我便会多给他一些,老汪头看见也不阻拦,其实我知道,老汪头是想多听些时间的故事。时间长了,欧阳俊也觉察出我给他的酒加了份量,且知道我从省城来,便关心起我来。

  “怎么不读书了?”他问得很平静。

  “高中毕业了。”我老实地回答。

  “大学没被推荐上吧?”他显得无可奈何的口气,“不读大学也没关系。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人活世上,身体健康,活得明白,活得开心就够了。”停顿了几秒后,他接着说道,“大学读不上是外部因素,只要你自己想读,就可以自学。世上有许多自学成材的例子。只要学好本领,今后总有派上用处的时候。”

  我乖乖地点点头。他虽是酒鬼一样的人,但给我的感觉总有股凛然之气,这种凛然之气,无论谁见了都会景仰三分。

  欧阳俊就是这样一个人,他给小镇带来了快乐,并给我的平乏生活增添了气氛。现在回想起来,他的人格,其实是在他那个年代里沉沦的知识分子变异的缩影,这种沉沦的知识分子形象,这种能在逆境中最大限度地保护自身的坚定、乐观,留给我非常深刻的印象。

  沉沦的岁月总是多事的,而多事的苦难却往往更容易降临到本就痛苦的人身上。

  那一年,发生了一件关系到中国每一个百姓的事。命运将把中国带向何方?

  小店也反常了。来喝酒的人少了许多,谈论的话题也变了。欧阳俊则来得更少,即使来了也不说故事,而是和其他人一样关心起了政治。每一个中国的百姓都在关心政治。政治牵动着亿万人的心。

  有一天,老汪头突然问我:“‘酒葫芦’有多长时间没来了?”

  “快一个星期了吧!”我扳着手指默默地在心里计数。

  “他从来没有这么长时间不来的呀!”老汪头自言自语地说道。

  “老汪头,你不知道吗?”一位酒客用试探的口气问道,“‘酒葫芦’前天晚上被公社人武部抓走了。”

  “为什么?”老汪头惊奇地问,“他改造得很好呀?”

  我竖起耳朵也想听个究竟。

  “都是他那儿子,”酒客猛喝一口,显出激愤的姿态,把头伸过柜台,对着老汪头轻声说,“开追悼会那天,学校组织学生统一参加。他儿子在默哀时,竟然以为是好玩的事,‘嗤嗤’地笑起来。被旁边的同学发现后告诉了老师,老师不敢隐瞒,报告了校长,校长也不敢怠慢,上报了革委会,革委会一查档案,竟然有个右派的爸爸,肯定是阶级斗争新动向,便追查起来。”

  “其实那天笑出声来的有好几个学生,可其他几个家庭的成份都很硬,没什么问题,便只能拿他开刀了。”酒客说完,吁出一口长气,把头缩回柜台,呷一口酒后接着又说,“听说县里也来了人,要以反革命罪论处。”

  “是呀,我刚听说明天要开大会,”一位新进来的人,不等酒客说完便用肯定的语气补充道,“要判‘酒葫芦’的刑。”

  “为什么?”我表示不能理解,便接上了他们的话题,“犯罪的是他儿子呀!”

  “你知道什么!他儿子还不到年龄,不够判刑的。” 老汪头用教训的口气对我说,“你们这些年青人,就是让大人不放心。父母为你们操心容易吗?还要害他们。”说完后,他摇着头一屁股坐在长凳上,掏出香烟猛吸起来。

  我知道老汪头此时的心情。他一半为欧阳俊抱不平,另一半是少了个酒客,并且为听不上故事而惋惜。

  公审大会如期召开。

  大队发下通知,要我们小店停业去参加会议。老汪头是规定要参加的,而我只是想看个热闹。

  会场设在公社学校的操场上,黑压压的一大群人。

  老汪头找了一根角落里的水泥管坐下,对我说:“今天人多,容易走散,会结束后就到这里找我。”

  我“嗯”了一声,便钻入人缝,两个肩膀一左一右来回摆动,硬是挤到了前面。

  欧阳俊五花大绑弯在台上,那寡妇和他儿子分站在两旁,不过,他们的手没用绳子捆住。在他们的身后,立着一些陪绑的地富反坏右分子。

  会上批判什么内容,我没记住,也并不关心。我关心的是他这种反绑着双手,扭曲着身子的站法,能坚持多久。还有就是那些小学生们手捧稿子,老和尚念经似的批判词。这使我记起了自己读书时的情景。碰到社会上有什么重要活动,老师就会让我们写一篇作文,于是我便找几张报纸,大段大段抄下来组编一下。作文上交后却还经常能得到老师的好评,并且也和他们一样到台上去不分标点地一气念完。

  批斗大会结束后,又进行了游街。欧阳俊站上了一辆大货车上,被民兵押向县城。

  此后的半年多时间里,小店冷清了许多,老汪头整日哀声叹气,可惜着他的故事没有结局,但慢慢地大家也就习惯了。

  那一年冬天,小镇下了一场几十年不遇的大雪。白茫茫大雪,把大地纳入了自己的胸怀,保护并滋润着她们。

  不能下地干活,小店便又渐渐地热闹起来。

  “前几天去省城,我在车站碰到‘酒葫芦’了,”一位酒客突然说道,“他说自己已经平反,去学校报到。”

  众人都把目光投在他身上,期待着下文。

  “他让我带了个口信给他老婆,让她放心,他很快回来。”

  “后面呢?”大家并不满足,急切地想知道所有细节。

  “我把这事告诉他老婆时,那寡妇抱着儿子哭得泪人儿一般。”酒客用眼角扫了一遍众人,开始分析起来,“我看那寡妇也是可怜,年青青守了寡,嫁给‘酒葫芦’也没过上安生日子。现在‘酒葫芦’平了反,还不是要回省城工作。听说他原来的老婆一直没再嫁,就等着这一天。以我看,‘酒葫芦’八成是不会回来了。”

  众人听后无不叹息。

  我为欧阳俊平反而高兴,也为那寡妇感到伤心;好日子来了却不属于她,世界上没有比这个更痛苦的了。

  冬天很快就过去了。春天是一个播种的季节,大家都去参加农忙,小店显得异常冷清。老汪头靠在柱子上打起了盹,我无聊地随手翻弄着一部小说。

  “来一碗酒,老汪头。”一个熟悉的声音传入耳朵。

  我抬起头。

  欧阳俊站在柜台外面,穿一套整洁的中山装,头发也很齐整,只是脸上的表情仍显憔悴。

  “回来了?”老汪头提起了精神,并主动搬了一个凳子给他。

  欧阳俊屏一口气,半斤黄酒就下了肚。见我用异样的眼光看着他,便解释道:“我已经戒酒了,今天心情不好,今后不再喝了。”

  见我更不明白地瞪着他,坐下后接着说道:“人这东西很是奇怪,没平反时想着自己的冤屈,总想早日出头;现在正常了,却也有无尽的烦恼。”他掏出一包烟,分给老汪头一支,点燃后猛吸一口,“我生活中遇到了三个女人。一个是她爱我,我不爱她,结果她报复我,把我平时私下对她说的话断章取义后告发,害我成了右派;另一个是我爱她,她也爱我,但为了她和女儿的幸福却不得不离婚;第三个,双方都没有爱可言,但她在最困难的时候帮助了我,对我有恩,我得负起作为男人的责任。”

  小店寂静得一枚针落到地上也能听出声音,空气仿佛已经凝固一般。

  “我很痛苦,也很矛盾。”欧阳俊低着头,摆弄着手中的酒碗,“十多年没有触摸钢琴,手完全生疏了。好在领导还同情我的遭遇,让我慢慢恢复。可个人的感情和责任却是无法慢慢做出决定的。”

  我分明看见他流下了眼泪。这是他第二次流泪,前一次是在他和寡妇结婚的晚上。

  看着欧阳俊离去时的高大背影,我忽然明白了那天晚上他喝醉酒的原因。他爱着他的前妻和他的女儿,他为自己无奈的选择而痛哭,而酒是最好的麻醉方式。在那天晚上,他好像就已经预先知道了今天所要发生的一切。

  温暖的日子过得总是特别快,转眼春天即将过去。母亲来看望表叔,并把我接回到城里。学校恢复了高考制度,母亲让我回城后复习,明年好参加大学考试。

  我恋恋不舍地告别老汪头,开始了我紧张的重新开始的学习生活。

  此后,我竟无半点欧阳俊的消息,尽管我们同住在一个省城。

  2004-5-19 12:41:02 发表 | 责任编辑:云海逸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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