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

第一卷 导论·第二章 历史发展的地理条件 第一节 地理条件与历史发展

  
第二章 历史发展的地理条件 第一节 地理条件与历史发展

  中国史学家的有关撰述

  一定的历史活动,总要在一定的地域上展开。历史的发展是离不开地理条件的。过去中国史学家从很早的时候起,就有关于这方面的撰述。

  物产的地域特点及其对人们的影响,这是中国历代史学家所一向注意的,并从而产生经济区域的看法。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夫山西饶材、竹、谷、、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楠、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瑇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也。此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

  这是把汉朝的统治地方分为四个大的经济区域。山西地区,即关中地区;山东地区,即崤山或华山以东直至沿海的广大地区;江南地区,即长江以南直至沿海的广大地区;龙门(在今山西省河津县西北)、碣石(在今河北省昌黎县北)以北地区,即今山西北部至河北北部一线以北直到汉朝北境的广大地区。从司马迁的这段话来看,他的经济区域的观念是明确的,他对经济区域的划分,主要是从地理条件来考虑的。

  司马迁对一些地区的记载,着重记载地理条件的状况、生产的状况以及经济生活的状况和社会风俗的表现、不同地区在这些方面的相异或相同之处。在这些记载中,几乎所有有关地理条件的因素,如地形、土壤、气候、森林、矿藏,以及江、河、湖、海之利与水陆交通状况等等,都涉及到了。司马迁以地理条件、生产状况划分经济区域的思想是明确的。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司马迁首先提出山西、山东、江南、龙门与碣石以北四个经济区域这一总的观念之后,接着又重点论述了关中、三河、燕赵、齐鲁、越楚等地的自然状况和社会状况。这可见他关于经济区域的观念是有全局思想的。惟其如此,他才能一方面认识到各地之所出“皆中国人民所喜好”,一方面又认识到各经济区域在发展上的种种差别。

  司马迁的这种思想受到后来许多史学家的重视,对它加以继承和发展。班固《汉书·地理志》在详载全国郡县建置、户口多寡后,于其篇末备言各地地理、生产、风俗等状况,比《史记·货殖列传》所记更加丰富。西晋史学家司马彪称赞说:“《汉书·地理志》记天下郡县本末,及山川奇异,风俗所由,至矣。”①杜佑《通典·州郡典》各篇,亦多特标《风俗》一目,略述各地地理条件及其影响下的当地经济生活和社会习俗。经济区域的观念及其在史书上的体现已成为我国史学上的一个优良传统。

  在人口和地理的关系上,过去中国史学家也有一些认识,这可说是人口地理思想的萌芽。

  司马迁已经注意到地理条件跟人口分布的关系。他说:三河地区因居“天下之中”,又是历代君主建都的地方,所以“土地狭小,民人众”;三河北部的中山,是“地薄人众”;上谷至辽东,“地踔远,人民希”;齐地,因其优越的地理条件和“宽缓阔达”的社会风俗,而吸引了很多人,“其中具五民”;邹、鲁一带,也是因为“颇有桑麻之业”,故亦“地小人众”。他讲关中人口和地理的关系比较具体:关中之地占当时全国三分之一,而人口不超过当时全国十分之三。他还注意到有的地区人民“好稼穑”,有的地区则“业多贾”①。这些,涉及到对人口分布的密度和人口部门构成的朦胧认识。司马迁还看到,关于人口与它的土地面积比较起来,不算是多的,但创造出来的财富却很多,以至占了全国财富的十分之六;而中山这个地方,人虽然多,但地理条件不好,社会风气也不好,没有创造出多少财富来。这跟后来以户口增减来衡量社会经济是否发展的论点,有很大的不同。

  自《汉书·地理志》以后,在《二十四史》中,有地志者计十六家,“正史”或称《地理志》,或称《郡国志》、《州郡志》、《地形志》。它们或记人口的分布,或记人口的迁徙,都是以人口与地理相结合的情况着眼的,这是在封建社会劳动力与土地相结合在史书上的反映,但也可作为我们考察历史问题的参考。

  从地理条件看政治上的兴亡得失,是过去中国一些史学家感到兴趣的,也是过去一些政治家、思想家所感兴趣的。汉初,刘邦打算建都洛阳。娄敬建议都长安。他的理由是: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与人斗,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胜也。今陛下入关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①99900041_0102_0娄敬这段话讲得很精采,也很形象,他分析关中的地理条件的优势,把经济、军事、政治几个方面都考虑到了。刘邦征求群臣的意见,“群臣皆山东人,争言周王数百年,秦二世即亡,不如都周(按:洛阳为东周之都)。”刘邦疑而不能决,及至张良也说应都长安,他才下了决心,“即日车驾西都关中”。司马迁很生动地记述了这件事,认为娄敬“脱挽辂一说,建万世之安”,评价是很高的。所谓“建万世之安”,当然是夸大之辞。但直至唐代中叶,杜佑仍然认为,关中的地理条件对于政治上的巩固和统一是很重要的。他指出:“雍州之地,厥田上上,鄠杜之饶,号称陆海,四塞为固,秦氏资之,遂平海内。”这是从历史上来看。同时,他针对唐初有关迁都的议论,强调说:夫临制万国,尤惜大势,秦川是天下之上腴,关中为海内之雄地,巨唐受命,本在于兹,若居之则势大而威远,舍之则势小而威近,恐人心因斯而摇矣,非止于危乱者哉!诚系兴衰,何可轻议。②99900041_0102_1司马迁和杜佑的看法,说明在汉唐时期,关中的地理条件对这两个盛大的皇朝的政治统治是很重要的。李吉甫也赞同司马迁和杜佑的看法,他根据《史记》所记认为:“汉祖入关,诸将争走金帛之府,惟萧何收秦图书,高祖所以知山川厄塞,户口虚实。厥后受命汜水,定都洛阳,留侯演委辂之谋,田肎贺入关之策,事关兴替,理切安危,举斯而言,断可识矣。”他申明自己撰写《元和郡县图志》的目的是要“佐明王扼天下之吭,制群生之命,收地保势胜之利,示形束壤制之端”。他甚至认为:中唐以来,“成当今之务,树将来之势,则莫若版图地理之为切也。”①把地理条件和人们对地理条件的认识和利用看作是“事关兴替,理切安危”的问题,是这位政治家和历史、地理学者的政治经历和学术研究所达到的一个共同的结论。

  都城,是历代皇朝政治统治的中心;都城的地理条件历来受到更多的重视,此即所谓“卜都定鼎,计及万世,必相天下之势而厚集之”②。上文所述地理条件跟政治统治的关系,有些就是和都城相关联的。刘知几主张:“凡为国史者,宜各撰都邑志,列于舆服之上。”③这说明他对于都城在国史编纂内容上的重视。不过刘知几主要还是从政治统治的历史经验提出这个问题的,没有着重于地理条件的考察。唐末昭宗时国子博士朱朴曾上书言当世事,并从地理条件的得失提出迁都的建议,认为:古王者不常厥居,皆观天地兴衰,随时制事。关中,隋家所都,我实因之,凡三百岁,文物资货,奢侈僭伪皆极焉;广明巨盗陷覆宫阙,局署帑藏,里閈井肆,所存十二,比幸石门、华阴,十二之中又亡八九,高祖、太宗之制荡然矣。夫襄、邓之西,夷漫数百里,其东,汉舆、凤林为之关,南,菊潭环屈而流属于汉,西有上洛重山之险,北有白崖联络,乃形胜之地,沃衍之墟。若广浚漕渠,运天下之财,可使大集。自古中兴之君,去已衰之势,就未王而王。今南阳,汉光武虽起而未王也。臣视山河壮丽处多,故都已盛而衰,难以兴已;江南土薄水浅,人心嚣浮轻巧,不可以都;河北土厚水深,人心强愎狠戾,不可以都。惟襄、邓实惟中原,人心质良,去秦咫尺,而有上洛为之限,永远夷狄侵轶之虞,此建都之极选也。①99900041_0104_0朱朴的建议没有被唐昭宗采纳。这时的唐皇朝已岌岌可危,非迁都之举可以挽回颓势,足见朱朴在政治上是很迂阔的。但是,他的这些议论透露出,由于地理条件的变化,关中地区已逐渐失去了经济上的优势;由于社会的动乱、政治的腐败,长安已不再具有盛唐气象。这跟中唐时期杜佑、李吉甫对长安的看法已有很大的不同。朱朴建议中的这一点启示是不应忽视的。而他的“观天地兴衰,随时制事”的见解,也还包含着辩证的因素,不可完全视为迂阔之见。郑樵在《通志·都邑略·序》里引证了朱朴的迁都议,认为:“其论‘去已衰之势,就未王而王’,则前此或未有之及矣。”这也是赞成他的“随时制事”的主张。

  《通志·都邑略·序》可以认为是从地理条件考察“建邦设都”跟政治统治关系的佳作,他是从全国的地理形势和以往的历史经验出发,对地理条件与“建邦设都”的关系和政治上兴亡得失的关系作总的考察。他的主要论点是:(一)在新的历史条件(包括地理条件和政治条件)下,长安、洛阳、建业所谓“三都”已不是理想的建都所在;(二)北宋建都于汴京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这跟“靖康之难”有直接的关系;(三)他在这篇序论的末尾还提出南宋建都临安是不妥当的,应采唐人朱朴之议,移都南阳。郑樵的这些论点和其他一些看法并不是都很中肯的,如他把“靖康之难”都归结到北宋定都汴京这一点上就是极为片面的。但他从总的地理条件和历代“建邦设都”的历史中,试图总结一些带有普遍性的认识的这一意向是很难得的。他所得到的某些具体结论,如“中原无事则居河之南,中原多事则居江之南”、“自开辟以来皆河南建都”等,对于我们从地理条件方面探讨历史上“建邦设都”的客观规律,也是很有启发性的。明清之际,顾炎武撰《历代宅京记》,就历代建都之制,备载其城郭宫室、都邑寺观及建置年月等史实,其总序部分亦多述前人论议,是我国古代第一部辑录都城历史资料的专书,有相当高的文献价值。

  过去中国史学家一方面认为地理条件跟政治上的兴亡得失有密切的关系,另一方面也认为地理条件的作用不是孤立的、绝对的。贾谊的《过秦论》是一篇着名的史论,它表明了对地理的及其它物质的条件的作用不能作绝对的理解。他指陈了秦占有各方面的优势,包括地理条件在内,但历史发展的结果却是秦亡汉兴。这是为什么?他写道:“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贾谊的论点,在后来的史学家中也多有之。这可见过去中国史学家对于地区条件作用的看法是有相当辩证的因素的。

  过去,中国史学家关于地理条件跟历史发展的关系的撰述是很丰富的,还有一个传统的特点,这就是重视它的社会作用。在这方面,顾炎武所编《天下郡国利病书》和顾祖禹所着《读史方舆纪要》,是其中最有成就的两部代表作。

  《天下郡国利病书》是作者自明末崇祯十二年(1639年)起。用了二十多年的功夫编纂而成的。作者写这部书时是处在历史的重大转折时期,他在序言中讲到了他编纂的目的:崇祯己卯,秋闱被摈,退而读书。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于是历览二十一史及天下郡县志书,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册之类,有得即录,共成四十余帙。一为舆地之记,一为利病之书。

  他说的“舆地之记”,是指的《肇域志》。他说的“利病之书”,即系《天下郡国利病书》。作者所处的历史环境和他所坚守的“文须有益于天下”的主张①,使他的“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的心情带有强烈的时代感。他穷究于地理而着眼在“利病”,正集中地反映了他为经世致用而编纂此书的目的。

  作为讲地理的书,《天下郡国利病书》在编次上反映出作者对地理条件认识的三个层次:一,全书首卷叙“舆地山川总论”。这是对全国地理条件的概述,是全书的总纲。它从地脉(山脉分布)、形胜(地形特点)、风土(气候差别)和百川考(水系源流)等四个方面勾勒出全国地理面貌及其特点,所用文字不多,但轮廓却很清晰。二,全书以绝大部分篇幅,分别论述了北直、江南、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湖广、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以及东北、北部和西北边疆的地理情况;论述过程中,先内地而后边疆,并专立“边备”、“河套”、“西域”三个卷目,表明作者对边疆地理的重视。三,书末扼要论述了中国跟有关国家的地理关系、贸易关系以及一些国家的地理状况,反映了作者所具有的开阔的视野。这三个层次,反映了作者在认识地理条件的问题上,注意到全局和部分、内地和边疆、中国和外国这几个方面的关系。这是他在见识上超过前人的地方。

  《天下郡国利病书》记各地的自然环境、政区划分、经济状况和戍守形势等,而以记述各地经济状况为主,因而在地理书中独具特色。它记述经济状况的方面很宽广,包含漕渠、仓廒、粮额、马政、草场、盐政、屯田、水利、赋税、徭役、户口、方物等等,其中又以记述土地、赋役、水利最多。关于土地,它涉及到土地的分配制度、占有和使用情况,土地兼并的发展,以及因自然条件的变化而引起的土地变化和农田建设等等。全书除对各地屯田兴废得失有较多的论述外,还记述了不同地区在区田、丈地、清田方面的种种情况①,记述江南地区沙田、洲田的情况以及荒田、勋田、僧田等情况②。关于赋役,作者一方面注意于全国各地的赋役情况,另一方面则尤瞩目于江南的赋役之重。他重视《大学衍义补》的说法:“韩愈谓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观之,浙东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苏、松、常、嘉、湖五郡,又居两浙十九也。”③又引证王象恒《东南赋役独重疏》之说:“人止知江南钱粮之多欠,而不知江南止完及七、八分,已与宇内之重者相等矣;江南止及六、五分,已与他处完轻者相等矣。”①顾炎武在《日知录》里提出“苏松二府田赋之重”②的论点,当是他研究了明代全国赋役情况特别是江南赋役情况后得到的结论。此外,作者引证各方面材料披露:明代一条鞭法在有的地区“屡行屡止,致使忠实良民田鬻大半,户口尚高,经年累岁,独当各样重差,无息肩之日,苦累不可胜言”③;在另一些地区,已经到了“祖宗划一之规、易简之政,果终不可复哉,果终不可复哉”的地步了④。关于水利,作者征引大量历史文献及前人的有关言论,对全国各地水利事业均有记载,有的着重胪列历代水利,有的着重分析一方水利现状,还有关于这方面的奏议、调查、记事。值得注意的是,跟作者重视江南的赋役状况一样,他也十分重视江南的水利状况,故于江南水利论述尤多。这反映了明朝时期,江南在地理条件上的特点和社会经济上的地位。

  《天下郡国利病书》在篇幅上,以江南、北直、山东、陕西为最多,浙江、广东、四川、湖广次之,福建、云南、山西、河南、江西又次之,广西、贵州最少。这固然有作者在材料纂辑上的原因,但也大致反映了明代各地区在全国经济、政治中的地位的不同。这跟唐中叶以前人们讲地理、论食货必首推关中的情况相比,已不可同年而语。

  《天下郡国利病书》虽以辑录前人论述成编,但于选材、标目、编次之中,亦足以窥见作者开阔的视野、深刻的政治见解和经世致用的编纂目的;它虽是一部地理书,但却蕴含着编纂者的丰富的经济、政治思想。

  比《天下郡国利病书》稍晚的《读史方舆纪要》,是顾祖禹以二十年功夫撰成的一部地理名着。全书一百三十卷,附《舆图要览》四卷,文字浩繁,结构严谨。《读史方舆纪要》的正文主要包含三个部分:一是“历代州域形势”。这是有关自上古直至元、明的行政区划及其沿革,是历史地理部分。二是分叙全国各地方舆。这是以明代行政建置为次第,论述两京及十三布政使司所辖范围的地理形势:含序论,概述,分论各府、州、县、长官司的山川形势和城、镇、营、寨、堡、关、隘、桥、驿等军事设施。这是政治、军事地理部分。三是总叙全国山川分布。这是辑录前人着作中有关文献资料编纂而成,是自然地理部分。附录《舆图要览》有地图数十幅,图前有序,图后有表;其中“九边图”和《黄河图说》、《海运图说》、《漕运图说》等,也反映出作者对于军事的重视。

  《读史方舆纪要》是一部以地理为基础、以阐明军事上的成败为主要内容、以总结政治兴亡为目的的巨着。作者为各地方舆所撰的序论,最能反映出作者在这方面的造诣和旨趣。顾祖禹论江南方舆说:“以东南之形势,而能与天下相权衡者,江南而已。”①论河南方舆说:“河南,古所称四战二地也。当取天下之日,河南在所必争;及天下既定,而守在河南,则岌岌焉有必亡之势矣。”②论浙江方舆说:“浙江之形势,尽在江淮;江淮不立,浙江未可一日保也。”①这是用几句话就概括了不同地区的地理形势的轻重、得失,从中可以看到作者的功力和见解之深。

  顾祖禹在论述各地方舆时,注意到结合社会历史的多种因素来评价它们的地位,尤其显示出作者杰出的政治见解和军事思想。例如,他论山东方舆说:山东之于京师,犬牙相错也。语其形胜,则不及雍、梁之险阻;语其封域,则不及荆、扬之旷衍。然而,能为京师患者,莫如山东。何者?积贮,天下之大命也。漕渠中贯于山东,江淮四百万粟,皆取道焉。②99900041_0110_1这是从漕运与京师的关系来看待山东地理位置的重要。

  作者论四川方舆,则认为:四川非坐守之地也。以四川而争天下,上之足以王,次之足以霸,恃其险而坐守之,则必至于亡。③99900041_0110_2这是强调险不足恃和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所以作者感叹地说:“夫恃其险而坐守之,以至于亡,又岂惟蜀为然哉!”

  在讲到陕西方舆时,作者指出:陕西据天下之上游,制天下之命者也。是故以陕西而发难,虽微必大,虽弱必强,虽不能为天下雄,亦必浸淫横决,酿成天下之大祸。……蒲洪、姚苌之时,可以用关中矣,而其人非也;诸葛武候之才,足以用关中矣,而其时非也;张浚之时,可以用关中,浚之识亦知关中为可用,而其才非也。④99900041_0110_3这是一方面讲了关中地理形势的重要,一方面又讲了这种地理形势要发挥作用是跟一定的时机、人的行为和才能有密切的关系。

  在讲到湖广方舆时,作者写道:湖广之形胜,在武昌乎?在襄阳乎?抑在荆州乎?曰:以天下言之,则重在襄阳;以东南言之,则重在武昌;以湖广言之,则重在荆州。①99900041_0111_0作者一一分析了这三种不同结论的根据。由此可以看出,作者在考察某地地理条件时,能够紧紧把握住局部和全局的关系,并按照不同的层次来评价它们之间的关系。

  以上这些,都显示了顾祖禹的渊博和卓识。

  《读史方舆纪要》历来受到人们很高的评价。人们称赞它“辨星土则列山川之源流,详建设则志邑里之新旧,至于明形势以示控制之机宜,纪盛衰以表政事之得失,其词简,其事核,其文着,其旨长,藏之约而用之博,鉴远洞微,忧深虑广,诚古今之龟鉴,治平之药石也。有志于用世者,皆不可以无此篇”②。说它“不征奇,不探异,网罗放失,于古今成败利钝之际,三致意焉”③。认为“非具上下纵横之识而悠然有所会者,亦何有于是书”④,而其特点则在于详论“山川险易,古今用兵战守攻取之宜,兴亡得失成败之迹”⑤。这些评论,大多还是比较中肯的。

   孟德斯鸠和黑格尔的有关论点

  西方学者对于地理条件跟历史发展的关系这一问题,也有不少的论述。近代欧洲的学者,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大大地向前发展了,从而具有系统的理论的形式。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Charles Louis deSecondat Montesquieu,1689—1755)在其所着《论法的精神》一书中提出,土壤的性质和地形的特点直接影响着国家的政体和法律的形式。他认为:一个国家土地优良就自然地产生依赖性。乡村的人是人民的主要部分;他们不很关心他们的自由;他们很忙,只是注意他们自己的私事。……

  因此,土地肥沃的国家常常是“单人统治的政体”,土地不太肥沃的国家常常是“数人统治的政体”;这有时就补救了天然的缺陷。

  因此,他得出结论说:山地、平原、近海三种地形会产生三种不同的政体,即“居住在山地的人坚决主张要平民政治,平原上的人则要求由一些上层人物领导的政体;近海的人则希望一种由二者混合的政体”。在孟德斯鸠看来,居住在不同地形上的居民,在保卫自由的能力和追求自由的热情上有很大的差别,进而造成了他们对政体选择的不同要求。

  孟德斯鸠还认为,土地腴瘠的不同,对于人们性格的形成、精神的熏陶也会造成很大的差别。他说:“土地贫瘠,使人勤奋、俭朴、耐劳、勇敢和适宜于战争;土地所不给予的东西,他们不得不以人力去获得。土地膏腴使人因生活宽裕而柔弱、怠惰、贪生怕死。”他还认为,气候的不同,会影响到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的面貌和命运:气候比较好的地区容易受到别的民族的侵扰,如“波斯、土耳其、俄罗斯和波兰的最温暖的地区曾受到大小鞑靼人的蹂躏”;而“由于中国的气候,人们自然地倾向于奴隶性的服从”等等。①孟德斯鸠从论证“法律和土壤的性质的关系”出发,广泛地探讨了地形、气候、土壤跟社会发展的关系。他在探讨中所得到的一些具体的结论,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甚至是极其荒谬的。他把民族的精神的形成和国家的政体的形式,统通归结为地形、气候、土壤等地理条件,显然是片面的。由于孟德斯鸠没有较多地从物质生产方面来认识地理条件的作用,所以尽管他的这些理论在当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对后世也产生了不良的影响,即片面夸大地理条件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在孟德斯鸠后的一个多世纪,德国大思想家黑格尔(Georg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从历史哲学的高度精辟地阐述了地理条件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他在他的名着《历史哲学》中明确地提出了“历史的地理基础”这个概念,他这样写道:助成民族精神的产生的那种自然的联系,就是地理的基础;假如把自然的联系同道德“全体”的普遍性和道德全体的个别行动的个体比较起来,那末,自然的联系似乎是一种外在的东西;但是我们不得不把它看作是“精神”所从而表演的场地,它也就是一种主要的、而且必要的基础。……我们所注重的,并不是要把各民族所占据的土地当作是一种外界的土地,而是要知道这地方的自然类型和生长在这土地上的人民的类型和性格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个性格正就是各民族在世界历史上出现和发生的方式和形式以及采取的地位。

  这一段话,可以看作是黑格尔关于“历史的地理基础”的总的看法。他把“地理的基础”也看作是他的“绝对精神”借以“表演的场地”,但他却明确地指出了“地理的基础”跟“各民族在世界历史上出现和发生的方式和形式以及采取的地位”有密切的联系。在这里,黑格尔思想中的合理的内核,是被他的唯心主义的外壳包裹着的。

  黑格尔认为,由于气候条件的差别,各个地区在世界历史上所发挥的作用是极不相同的:有好些自然的环境,必须永远排斥在世界历史的运动之外……在寒带和热带上,找不到世界历史民族的地盘。因为……在极热和极寒的地带上,人类不能够作自由的运动;这些地方的酷热和严寒使得“精神”不能够给它自己建筑一个世界。……历史的真正舞台所以便是温带,当然是北温带,因为地球在那儿形成了一个大陆,正如希腊人所说,有着一个广阔的胸膛。

  这里,黑格尔以全球的眼光来看待寒带、热带和温带在世界历史上的不同作用,这在人类认识史上还是第一次。他把寒带和热带“永远排斥在世界历史的运动之外”的论点,当然是不对的,因为热带至少曾经是人类祖先活动的地方;但是,黑格尔指出温带在人类历史发展上具有比寒带和热带更大的优越性这一事实,则是正确的。

  黑格尔还认为,地形条件的不同,也影响着人民的生产、生活形式和性格的类型,从而影响着各个民族在历史上发生、发展及其所处的地位。他认为,人类历史的地理条件有三种特殊的差别:一是“干燥的高地,同广阔的草地和平原”,二是“平原流域——是巨川大江流过的地方”,三是“和海相连的海岸区域”。处在第一种地理条件下的居民主要从事畜牧业,他们“没有法律关系的存在”,其特性是“好客和掠夺”。具有第二种地理条件的居民主要经营农业,“在这些区域里发生了伟大的王国,并且开始筑起了大国的基础”,在这里“土地所有权和各种法律关系便跟着发生了——换句话说,国家的根据和基础,从这些法律关系开始有了成立的可能”。至于第三种地理条件,黑格尔则特别予以赞扬,他这样写道:大海给了我们茫茫无定、浩浩无际和渺渺无限的观念;人类在大海的无限里感到他自己底无限的时候,他们就被激起了勇气,要去超越那有限的一切。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从事掠夺,但是同时也鼓励人类追求利润,从事商业。平凡的土地、平凡的平原流域把人类束缚在土地上,把他卷入无穷的依赖性里边,但是大海却挟着人类超越了那些思想和行动的有限的圈子。航海的人都想获利,然而他们所用的手段却是缘木求鱼,因为他们是冒了生命财产的危险来求利的。因此,他们所用的手段和他们所追求的目标恰巧相反。这一层关系使他们的营利、他们的职业,有超过营利和职业而成了勇敢的、高尚的事情。从事贸易必须要有勇气,智慧必须和勇敢结合在一起。……这种超越土地限制、渡过大海的活动,是亚细亚洲各国所没有的,就算他们有更多壮丽的政治建筑,就算他们自己也是以海为界——象中国便是一个例子。在他们看来,海只是陆地的中断,陆地的天限;他们和海不发生积极的关系。

  黑格尔进而指出,这三种地理条件的典型分别是非洲、亚洲和欧洲。从这里可以看出,黑格尔作为一个欧洲人,他为欧洲拥有这样优越的地理条件感到自豪。值得注意的是,黑格尔在这里特别提到了中国,认为中国虽然也是“以海为界”,但中国人却把海看作是“陆地的中断”和“陆地的天限”,因而“和海不发生积极的关系”。黑格尔的这个说法并不完全正确,因为早在欧洲人进行远航之前,中国人已经进行过伟大的航海事业,只是因为中国那时的社会生产水平还没有达到使这种事业成为真正的需要而得继续发展罢了。然而,黑格尔所说的这三种地理条件所造成的非洲、亚洲和欧洲在历史发展上的差别,的确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在讲到海的时候,黑格尔对地中海的存在和作用,更有一种特殊的评价。他认为,由于地中海的存在,才使非洲、亚洲和欧洲这“组成旧世界的三大洲相互之间保持着一种本质上的关系,形成一个总体”,所以地中海“是世界历史的中心”。黑格尔是这样说的:地中海是地球上四分之三面积结合的因素,也是世界历史的中心。号称历史上光芒的焦点的希腊便是在这里。在叙利亚则有耶路撒冷——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中心点。它的东南部则有麦加和麦地那,乃是伊斯兰教徒信仰的摇篮地。迤西则有特尔斐和雅典,更西则有罗马,还有亚历山大里亚和迦太基也在地中海上。所以地中海是旧世界的心脏,因为它是旧世界成立的条件,和赋予旧世界以生命的东西。没有地中海,“世界历史”便无从设想了:那就好象罗马或者雅典没有了全市生活会集的“市场”一样。

  黑格尔强调海对于人类社会的重要,指出地中海在世界历史上的特殊作用,诚然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但是他由此得出结论,说地中海“是世界历史的中心”,“是旧世界的心脏”,“是旧世界的中央和终极”等等,这就过分夸大了地中海的存在和作用。黑格尔说的“旧世界”,是跟被他称为“新世界”的美洲和澳洲相对而言的;他甚至认为,“新世界里发生的种种,只是旧世界的一种回声”①。这位辩证法大师终于还是承认“终极”的存在,从而使他关于地理条件和社会发展关系的理论蒙上一层神秘的外衣,使它无法摆脱“终极真理”的羁绊。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人们对于地理条件和人类社会发展关系的看法,其积极的方面在于,它们在不同程度上肯定了自然的因素对社会发展的影响,这无疑是很有价值的。但是,这些看法或者过分地夸大了地理条件的作用,或者最终还是对地理条件作了唯心主义的解释。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前,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尽管已经有了比较丰富的思想资料的积累,但并没有达到对于这个问题的科学的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出现,才改变了这种局面。它从五个方面阐述了地理条件和社会发展的关系。

  第一,地理条件是人类历史发生、发展的前提之一。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而“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又必须有一定的“自然基础”;这个自然基础包括“人们自身的生理特性”和“各种自然条件——地质条件、地理条件、气候条件以及其他条件”。因此,“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①。关于“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对于人类历史进程的意义,我们将在本书第三章予以论述;这里,着重就自然条件即地理条件之作为人类历史发生、发展的前提谈谈我们的认识。

  从生产和劳动的观点来看,地理条件乃是生产得以进行的原始条件,是劳动存在的前提。关于这一点,马克思作了精辟的分析。他说:生产的原始条件表现为自然前提,即生产者生存的自然条件,正如他的活的躯体一样,尽管他再生产并发展这种躯体,但最初不是由他本身创造的,而是他本身的前提;他本身的存在(肉体存在),是一种并非由他创造的自然前提。被他当作属于他所有的无机体来看待的这些生存的自然条件,本身具有双重的性质:(1)是主体的自然,(2)是客体的自然。②99900041_0118_1 这说明,如果没有作为自然的人的存在,没有作为人的生存的自然条件,生产是不可能进行的;而如果没有生产,也就没有人类的历史。马克思还说:“自然界一方面在这样的意义上给劳动提供生活资料,即没有劳动加工的对象,劳动就不能存在,另一方面,自然界也在更狭隘的意义上提供生活资料,即提供工人本身的肉体生存所需的资料。”①这就是说,不论是劳动的存在,还是劳动者本身的生存,都不能离开自然界。总之,地理条件对于生产和劳动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前提,从而也是人类历史发生、发展不可缺少的前提。

  举例来说,土地是地理条件中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对此,早在马克思主义以前,人们已经提出过一些看法;但只是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时候,才把这些看法发展为科学的见解。恩格斯指出:“土地没有人耕作仅仅是不毛之地,而人的活动的首要条件恰恰就是土地。”②这里,恩格斯把人的活动的重要和土地的重要两种关系都讲到了。关于土地对于生产的重要性、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马克思作了详细的论述,他写道:……土地是一切生产和一切生存的源泉,并且它又是同农业结合着的,而农业是一切多少固定的社会的最初的生产方式。

  土地是一个大实验场,是一个武库,既提供劳动资料,又提供劳动材料,还提供共同体居住的地方,即共同体的基础。

  土地本身,无论它的耕作、它的实际占有会有多大障碍,也并不妨碍把它当作活的个体的无机自然,当作他的工作场所,当作主体的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和生活资料。①99900041_0120_0从马克思的这些论述来看,土地是人类生产和生存的源泉,是共同体得以建立的基础;离开了土地,生产和生存不能维持,共同体无法出现,民族的形成、国家的建立也都成为不可想象的事情。土地跟人类生产和生活的这种密切关系,有力地说明了地理条件是人类历史发生、发展的前提。

  第二,不同的地理条件影响着社会生产力的分布状况和发展水平。上面讲到地理条件和社会发展之一般的或普遍的关系,这里涉及的是这种关系的具体的或特殊的表现形式。而这些具体的或特殊的表现形式,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上都可以看得十分清楚。

  例如,一定的地理条件曾经是原始居民的部落共同体即天然的共同体形成的前提。马克思在分析部落共同体同土地的关系时是这样讲的:……游牧,总而言之流动,是生存方式的最初的形式,部落不是定居在一个固定的地方,而是在哪里找到草场就在哪里放牧(人类不是天生定居的;只有在特别富饶的自然环境里,人才有可能象猿猴那样栖息在某一棵树上,否则总是象野兽那样到处游荡),所以,部落共同体,即天然的共同体,并不是共同占有(暂时的)和利用土地的结果,而是其前提。①这就是说,有了丰盛的水草这样的地理条件,才有部落共同体即天然的共同体的出现。这种情况,从我国北方草原民族大多具有“逐水草而居”的历史看得十分清楚。

  又如,不同的地理条件形成了各地居民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产品类型的不同,从而促进了交换的发展。地理条件的差别,对定居下来的原始居民的生产和生活的影响是不一样的。马克思认为:“一旦人类终于定居下来,这种原始共同体就将依种种外界的(气候的、地理的,物理的等等)条件,以及他们的特殊的自然习性(他们的部落性质)等等,而或多或少地发生变化。”②这种变化,不仅表现在公社或部落成员对部落土地(即对于部落所定居的土地)之关系的种种不同形式上③,而且还表现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产品类型的自然差别上。这是因为:不同的公社在各自的自然环境中,找到不同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因此,它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产品,也就各不相同。这种自然的差别,在公社互相接触时引起了产品的互相交换,从而使这些产品逐渐变成商品④99900041_0121_3。

  在马克思看来,产品交换的发生,即产品逐渐变成商品的现象的发生,是由于不同地区的自然差别所造成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产品的不同的结果,即由于地理条件不同所造成的生产分布不同和社会分工不同的结果。他在批评那种“把交换看作分工的基础”的论点时,十分详尽地阐述了这个思想:亚当·斯密把交换看作分工的基础,但是相反,交换是(但不一定是)分工的结果。霍吉斯金正确地指出,在一切国家和一切政治制度中都有职业划分,即社会劳动的分工。这种分工最初存在于家庭中,它是由于生理差别即性别和年龄的差别而自然产生的。个人的体质、肉体和精神方面的差别是这种分工的新原因。后来,由于自然条件不同,即由于土地肥力、水域和陆地、山区和平原的分布不同,气候和地理位置、有用矿藏的不同以及土地的天然条件的特点不同,又有了劳动工具的天然差别,这种差别造成了不同部落之间的职业划分,我们一般应在这些部落互相进行的交换中发现产品向商品的最初转化。①99900041_0122_0这一段被马克思所引证并且也为他所赞成的论述表明:社会劳动的分工,最初是由于劳动者的生理差别而产生的;而在比较发展的阶段上,这种分工则是由于劳动者所处的地理条件的不同而引起的。从后者来看,地理条件影响着社会生产力的分布状况是显而易见的。

  再如,在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阶段上,地理条件的差异性以及由此而造成的自然产品的多样性,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温床;反之,在地理条件的单调和自然产品的单调的地方,一般地说,生产力发展要缓慢得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势必就步履蹒跚,难得到来。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地理条件的关系,马克思是这样说的:资本主义生产一旦成为前提,在其他条件不变并且工作日保持一定长度的情况下,剩余劳动量随劳动的自然条件,特别是随土壤的肥力而变化。但绝不能反过来说,最肥沃的土壤最适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人对自然的支配为前提。过于富饶的自然“使人离不开自然的手,就象小孩子离不开引带一样”。它不能使人自身的发展成为一种自然必然性。资本的祖国不是草木繁茂的热带,而是温带。不是土壤的绝对肥力,而是它的差异性和它的自然产品的多样性,形成社会分工的自然基础,并且通过人所处的自然环境的变化,促使他们自己的需要、能力、劳动资料和劳动公式趋于多样化。社会地控制自然力以便经济地加以利用,用人力兴建大规模的工程以便占有或驯服自然力,——这种必要性在产业史上起着最有决定性的作用。①99900041_0123_0一般地说,肥沃的土壤是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的。但是,最肥沃的土壤未必能产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需要有相当发展的商品生产作为前提的,而商品生产只有在地理条件存在着差异性以及由此而来的自然产品的多样性的情况下,只有在具备了形成社会分工的自然基础的情况下,才可能有充分的发展。如果在那些不具备这种条件的地方,则可能造成产业史发展的缓慢。从这个意义上说,地理条件不仅影响着生产力发展的水平,甚至也影响着新的生产方式的产生。

  由于不同的地理条件影响着社会生产力的分布状况和发展水平,因而人类历史的发展也就具有不平衡性和多样性的特点。这个特点,不论就世界范围来说,还是就一个国家(尤其是那些地域辽阔的国家)来说,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第三,地理条件还影响着一些国家的政权的形式和政权的职能及其历史特点。马克思特别举出亚洲许多国家的历史来阐明上述论点,他写道:在亚洲,从很古的时候起一般说来只有三个政府部门:财政部门,或对内进行掠夺的部门;军事部门,或对外进行掠夺的部门;最后是公共工程部门。气候和土地条件,特别是从撒哈拉经过阿拉伯、波斯、印度和鞑靼地区直至最高的亚洲高原的一片广大的沙漠地带,使利用渠道和水利工程的人工灌溉设施成了东方农业的基础。无论在埃及和印度,或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以及其他国家,都是利用河水的泛滥来肥田,利用河流的涨水来充注灌溉渠。节省用水和共同用水是基本的要求,这种要求,在西方,例如在弗兰德和意大利,曾使私人企业家结成自愿的联合;但是在东方,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员太大,不能产生自愿的联合,所以就迫切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来干预。因此亚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这种用人工方法提高土地肥沃程度的设施靠中央政府办理,中央政府如果忽略灌溉或排水,这种设施立刻就荒废下去,这就可以说明一件否则无法解释的事实,即大片先前耕种得很好的地区现在都荒芜不毛,例如巴尔米拉、彼特拉、也门废墟以及埃及、波斯和印度斯坦的广大地区就是这样。同时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一次毁灭性的战争就能够使一个国家在几百年内人烟萧条,并且使它失去自己的全部文明。①99900041_0125_0从这一段引文可以看出:马克思认为,气候和土地条件引起对水利工程的需要,这种需要又影响到政权的形式和职能,这种政权的形式和职能的存在与否则影响到这一地区的国家的历史进程。在这里,地理条件对国家政权形式及其职能的影响是通过经济的杠杆而发生作用的。这是亚洲许多国家的地理条件和社会发展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历史上历代皇朝都重视兴修水利工程的事实,同样证明了马克思论断的正确。

  第四,地理条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变化。地理条件只有在直接地或间接地和生产联系起来时,才可能显示出它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如果离开了生产活动,这种影响也就不复存在。质而言之,地理条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是通过它与生产相联系而实现的。因此,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它跟地理条件相联系的状况会不断发生变化,地理条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也会不断发生变化。马克思指出:撇开社会生产的不同发展程度不说,劳动生产率是同自然条件相联系的。这些自然条件都可以归结为人本身的自然(如人种等等)和人的周围的自然。外界自然条件在经济上可以分为两大类: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例如土壤的肥力,鱼产丰富的水等等;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如奔腾的瀑布、可以航行的河流、森林、金属、煤炭等等。在文化初期,第一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较高的发展阶段,第二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①99900041_0126_0马克思的这段话告诉我们:人类越是进步,社会越是向前发展,作为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将日益失去它对社会发展所具有的决定性的意义,而作为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将日益增强它对社会发展所具有的决定性的意义。这是因为,只有在社会生产发展较高的阶段上,作为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才能更多地、更广泛地和生产相联系,它们对生产的作用才能愈来愈多地被释放出来;反之,在社会生产发展较低的阶段上,尽管作为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是早已存在的,但由于生产水平的低下,人们还不能够大量地、广泛地把生产跟这一部分自然富源结合起来,而只能较多地利用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这说明,不同的自然富源在相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上,其影响于社会发展的作用是不同的;而相同的自然富源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上,其影响于社会发展的作用也是不同的。因此,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地理条件对社会发展之影响的深度和广度以及这种影响所发挥的作用,是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越来越显着、越来越增强的。马克思在讲到近代劳动生产力和自然条件的关系时是这样说的:如果把不同的人的天然特性和他们的生产技能上的区别撇开不谈,那末劳动生产力主要应取决于:(1)劳动的自然条件,如土地的肥沃程度、矿山的丰富程度等等;(2)劳动的社会力量的日益改进,这种改进是由以下各种因素引起的,即大规模的生产,资本的集中,劳动的联合,分工,机器,生产方法的改良,化学及其他自然因素的应用,靠利用交通和运输工具而达到的时间和空间的缩短,以及其他各种发明,科学就是靠这些发明来驱使自然力为劳动服务,并且劳动的社会性质或协作性质也是由于这些发明而得发展起来。①99900041_0127_0这里所说的(1),指的是自然条件本身;所说的(2),指的是生产的规模、分工的发展、机器的发明、生产方法的改进和对于种种自然因素的应用及各种科学发明等等。可见,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一方面要取决于自然条件,一方面也取决于人们对“自然因素的应用”即“驱使自然力为劳动服务”的能力和水平。换言之,人们应用自然因素的能力愈强、水平愈高,则地理条件对劳动生产力发展所发挥的作用就愈大。本世纪以来,世界各国科学技术的进步及其在生产上的应用所带来的生产力的空前发展,证明马克思的论断是完全正确的。

  第五,人类在利用地理条件中也不断改变着地理条件,并获得对于地理条件的新的认识。马克思主义确认地理条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但并不认为作为社会的人在地理条件面前是被动的和消极的,因而并不认为自然主义的历史观是正确的。恩格斯在批评自然主义的历史观时写道:自然主义的历史观……是片面的,它认为只是自然界作用于人,只是自然条件到处在决定人的历史发展,它忘记了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改变自然界,为自己创造新的生存条件。日尔曼民族移入时期的德意志“自然界”,现在只剩下很少很少了。地球的表面、气候、植物界、动物界以及人类本身都不断地变化,而且这一切都是由于人的活动,可是德意志自然界在这个时期中没有人的干预而发生的变化,实在是微乎其微的。①99900041_0128_0恩格斯的上述论点是非常重要的。首先,他指出了“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改变自然界,为自己创造新的生存条件”这个事实,从而说明人在自然界面前并不是消极的和被动的。同时,他又指出了历史时期人类活动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要比未经人的干预而发生的自然界的变化大得多,从而说明人反作用于自然界的力量是不可低估的。我们认为,只有既承认地理条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又承认社会的人也反作用于地理条件、可以改变地理条件,才是坚持了地理条件与社会发展之间关系的辩证法则,才能够同自然主义的历史观划清界限。如上文所述,马克思一方面指出地理条件的差异性和自然产品的多样性对于产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重要意义,一方面又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以人对自然的支配为前提,是坚持这种辩证法则的典范。

  应当特别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强调“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这个论点,并不只是着眼于这种反作用所带来的客观环境的变化,而且十分重视这种反作用及其后果在人们的认识上的意义。恩格斯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想得到耕地,把森林都砍完了,但是他们梦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为荒芜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失去了积聚和贮存水分的中心。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在山南坡砍光了在北坡被十分细心地保护的松林,他们没有料到,这样一来,他们把他们区域里的高山畜牧业的基础给摧毁了;他们更没有料到,他们这样做,竟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枯竭了,而在雨季又使更加凶猛的洪水倾泻到平原上。在欧洲传播栽种马铃薯的人,并不知道他们也把瘰疬症和多粉的块根一起传播过来了。因此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象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象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

  “事实上,我们一天天地学会更加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的惯常行程的干涉所引起的比较近或比较远的影响。特别从本世纪自然科学大踏步前进以来,我们就愈来愈能够认识到,因而也学会支配至少是我们最普通的生产行为所引起的比较远的自然影响。但是这种事情发生愈多,人们愈会重新地不仅感觉到,而且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而那种把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对立起来的、反自然的观点,也就愈不可能存在了,这种观点是从古典古代崩溃以后在欧洲发生并在基督教中得到最大发展的。”①人类对于因自身活动而改变自然界所带来的积极结果与消极结果的自觉认识,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这不仅是因为“需要经过几千年的劳动才稍微学会估计我们生产行动的比较远的自然影响”②,更重要的是因为这种认识的获得对于人类重新审查、调整自身活动与自然界的关系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即正确运用自然规律。恩格斯所说的“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的现象,在中国历史上是大量地存在着的。恩格斯的这些话写于一百年前,然而一个世纪以来,不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各地,人们都还没有能够免除自然界的这种“报复”,可见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个需要人们不断探索、不断实践、不断提出新的认识的问题。

  总之,马克思主义认为,地理条件是经济关系的一部分,因而也是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之一。一八九四年一月,恩格斯在致瓦·博尔吉乌斯的信中讲到“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时,明确指出:“……包括在经济关系中的还有这些关系赖以发展的地理基础和事实上由过去沿袭下来的先前各经济发展阶段的残余(这些残余往往只是由于传统或惰力才继续保存下来),当然还有围绕着这一社会形式的外部环境。”①恩格斯把经济关系“赖以发展的地理基础”也作为经济关系的一部分看待,这就把地理条件与生产的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它和生产关系的关系都全面概括了。后来,斯大林也指出:“‘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这一概念所包括的首先是社会所处的自然环境,即地理环境,因为地理环境是社会物质生活必要的和经常的条件之一,它当然影响到社会的发展。”①斯大林说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跟上文所引恩格斯说的“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是一致的。他们把地理条件作为“经济关系”体系或“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体系的一环来看待的论点,对于我们认识地理条件和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关系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最后,我们认为有必要指出普列汉诺夫在关于地理条件和社会发展关系之认识上的错误。普列汉诺夫的早期着作在阐释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关于地理条件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和意义,他也作过一些精采的论述,这主要见于他撰的《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两书。但是,普列汉诺夫的有关论述却导致了下列一些错误的结论,如:“总之,地理环境的特性决定着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则决定着经济的、以及随着经济之后的其他一切社会关系的发展。”“现在我们知道,生产力的发展归根到底决定着一切社会关系的发展,而决定生产力的发展的则是地理环境的性质。”②“归根结底,这个制度(指社会制度——引者)是由地理环境的属性决定的”③。这样的结论,无疑是把地理环境看作是决定社会发展的最终的决定因素了,这显然是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相违背的。诚如斯大林所说:地理环境影响到社会的发展,表现在它能够“加速或延缓社会发展进程”,但是这种影响“并不是决定的影响”;“地理环境不可能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的原因,决定的原因,因为在几万年间几乎保持不变的现象,决不能成为在几百年间就发生根本变化的现象发展的主要原因。”①斯大林的论点,概括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这个问题上的主要见解,应当受到足够的重视。

  马克思主义关于地理条件和社会发展关系的理论,是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同于任何唯心主义历史观和自然主义历史观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第一次科学地阐明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地理基础这个古老的、同时又具有现实意义的重大课题。这个理论,是我们正确认识世界历史进程的指导方针之一,也是我们正确认识中国历史进程的指导方针之一。

  

  

  ①《后汉书·郡国志》一。

  ①以上均见《史记·货殖列传》。

  ①《元和郡县图志·序》。

  ②徐元文:《历代宅京记》序。

  ③《史通·书志》。

  ①顾炎武:《日知录》卷一九《文须有益于天下》条:“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

  ①参见《天下郡国利病书》江南一一、河南三、湖广五。

  ②参见《天下郡国利病书》江南一三。

  ③《天下郡国利病书》江南三。

  ①《天下郡国利病书》江南六。

  ②《日知录》卷一○。

  ③《天下郡国利病书》山东五。

  ④《天下郡国利病书》河南四。

  ①《读史方舆纪要·江南方舆纪要序》。

  ②《读史方舆纪要·河南方舆纪要序》。

  ①《读史方舆纪要·浙江方舆纪要序》。

  ②《读史方舆纪要》吴兴祚序。

  ③《读史方舆纪要》熊开元序。

  ④重刻《读史方舆纪要》黄冕跋。

  ⑤《读史方舆纪要》魏禧序。

  ①以上参见张雁深译: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第279—283页,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1版。

  ①以上引文,见《历史哲学》第121—147页,王造时译,三联书店1956年12月第1版。

  ①《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4页。

  ①《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二卷第92页。

  ②《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612页。

  ①《经济学手稿》(1857—185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六卷(上)第472页。

  ②同上。

  ③《经济学手稿》(1857—185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六卷(上)第484页。

  ①《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517—518页。

  ②《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518页。

  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斯大林文选》(1934—1952)上册第193页,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1版。

  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第28、29页,张仲实译,三联书店1961年7月第1版。引文中的着重号是原有的。

  ③《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第195页,博古译,三联书店1961年6月第1版。

  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斯大林文选》(1934—1952)上册第191页,人民出版社1962年8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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