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

第一卷 导论·第三节 中国哲学、社会政治学说的特色

  
第三节 中国哲学、社会政治学说的特色

  唯物主义的优良传统

  中国哲学有唯物主义的优良传统。从先秦时期起,唯物主义思想家代不乏人。战国末年,伟大的唯物主义者荀况,在宇宙论、认识论方面,坚持了唯物主义路线。比荀况略早,则有后期墨家的唯物主义思想和自然科学、数学思想。东汉时期,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批判了谶纬神学及世俗的虚妄。南北朝时期,有范缜的《神灭论》,批判唯心主义的神不灭论;有何承天从天文学、数学引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唐朝的柳宗元、刘禹锡写了阐发唯物主义思想的《天论》、《天说》等光辉论文。北宋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有王安石、张载。王安石的《洪范传》、《老子解》、《诗义》、《熙宁字说》等着作,宣传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张载则宣传了气一元论的唯物主义。南宋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有陈亮和叶适。明朝的伟大唯物主义思想家有王廷相,他对唯心主义理学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明末请初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有王夫之和颜元,王夫之的学术成就达到了旧唯物主义的高峰。清朝前期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当数戴震,他以疏证《孟子》字义的形式宣传了唯物主义。近代的思想家则往往通过介绍西学而宣传唯物主义。

  中国唯物主义的优良传统,表现在它确认世界的物质性,确认存在的客观性,确认规律的可知性。从先秦到近代,唯物主义思想家对这些命题,作了可贵的探索与论证,从而大大地丰富了人类思维史的宝库。无论古代、中世纪、近代,与同时代的欧洲哲学相比,都毫无逊色,在古代和中世纪则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我国人民值得引以自豪的。

  中国的哲学唯物主义往往与政治上的进步倾向相联系。先秦荀子非十二子的思想综合,从思想意识领域的统一,反映了建立统一国家的政治倾向。范缜的《神灭论》,反映了世俗地主对中世纪宗教滥费的谴责。柳宗元、刘禹锡则直接参加了永贞革新而遭到贬斥。王安石推行新法,因而在理论上建立以三经义为中心的新学。王夫之参加抗清斗争,遂有“六经责我开生面”的理论创造。

  随着生产的发展与自然科学的前进,哲学唯物主义也有相应的发展,这种情况体现了哲学唯物主义与自然科学的联盟。这是因为唯物主义往往是生产斗争与自然科学的哲学总结。先秦生产与自然科学的发展,孕育了后期墨家及荀子的唯物主义思想。两汉生产与自然科学的发展,产生了王充与张衡的唯物主义思想。唐朝天文学的进步,产生了柳宗元、刘禹锡关于天的唯物主义思想。宋朝自然科学的进步,产生了王安石与沈括的唯物主义思想。明朝生产事业的发展,产生了宋应星《谈天》、《论气》等唯物主义思想。这种情况,在历史上显示得比较清楚。

  中国的唯物主义是在与唯心主义的斗争中发展的。墨辩的唯物主义,在同公孙龙的离坚白唯心主义诡辩论斗争中益显其光辉。荀子的《天论》是在同不可知论的斗争中发展的;范缜的《神灭论》是在同萧子良、萧衍等七十多人的辩论中论定的;王安石的唯物主义思想是在同守旧派的斗争中发展的;陈亮的唯物主义思想是在同朱熹展开王霸义利之辩中前进的;王廷相的唯物主义思想是在批判理学的斗争中发展的;颜元的唯物主义思想也是在批判理学的斗争中发展的;戴震的唯物主义思想同样是在批判理学的斗争中发展的。近代、现代的唯物主义思想则是在批判唯心主义的斗争中前进的。唯物主义在与唯心主义的斗争中显出了理论战斗的力量,这种力量是唯物主义思想本身所具有的。唯物主义思想在同唯心主义斗争中益加深化,逐步发展。

  唯物主义思想的发展往往与辩证法的发展互相联系。

   社会政治思想的革新进取精神

  中国的社会政治思想具有革新进取精神。从孔子开始就十分注意社会政治问题。“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虽是针对季孙而发的议论,亦未始不是他在春秋之世的政治理想。《礼运》出于后儒之手,而托之于孔子对大同与小康的具体论述,当也可看作儒家设计的政治方案。孟子的仁政说,谈及五亩之宅、百亩之田的农村图案,此或尚保留有古先农村公社的遗影。孔孟的关于社会政治的论述是很丰富的,其中有若干有价值的思想,如孔子“苛政猛于虎”的说法,孟子率兽食人的譬喻,都是对奴隶社会暴政的抨击,具有光辉的民主性。孟子的“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的政治排列,说明三者在国家政治天平上的分量,并不能以之比附近代民权论,但是这种排列也是很有意义的。

  墨子的社会政治思想是一种“役夫之道”。兼爱、非攻、非命、非乐,反对王公大人以骨肉之亲,无故富贵。这种思想是奴隶社会的造反理论,必然为奴隶主贵族所不取。但是他的徒属子弟,充满天下,可见信从者之众。墨子弟子为实行其理想,能够赴汤蹈火,死不旋踵,则其信从的坚决,尤其可贵。墨子的一些宗教理论,如《天志》、《明鬼》,应视为糟粕。

  道家的社会政治思想,是主张奴隶社会向原始社会的逆转。小国寡民,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是对原始社会的向往。与鸟兽同居,与鹿豕并,则是要退回到草昧未开的洪荒之世。

  法家阐述君主专制理论,既反对奴隶制国家重臣专断,削弱君主集权,又禁二心私学,要求学术思想定于一尊。这实已导秦代专制政治的先路。

  荀子是先秦儒家的殿军。他的《礼论》、《王制》诸篇,为封建社会的政教风俗制造理论,又为封建国家的政治制度进行了设计。

  西汉初年贾谊、晁错的政论,东汉末年仲长统的《昌言》、王符的《潜夫论》,都有针砭社会的实际意义。

  三国两晋时期,鲍敬言的无君论,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表达了反对封建羁绊,寻求自由乐土的美好愿望。

  明清之际,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唐甄的《潜书》,对封建社会的君主专制政治进行猛烈抨击。《潜书》的议论尤其尖锐。

  近代的社会政治思想,往往带有西学的色彩。康有为的《大同书》,以西方空想社会主义比附公羊三世之说,结合《礼运》大同思想,为未来社会设计蓝图。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时间比《大同书》为早,而也具有空想社会主义的性质。

  中国的思想家、哲学家,以经学笺注的形式阐述自己的思想理论。这就是说,中国的哲学往往以经籍为源泉。所以中国的哲学思想往往与经籍内容密切联系。这种情况应该注意。

  中国的哲人留下了丰富的社会政治思想,其中贯注了珍贵的革新进取精神。人们拍打去其间凝聚着的灰尘,就会露出灿然的金光。对旧制度、旧思想的批评、抨击,对新事物、新世界的向往、寻求,这是中国古代哲人的精魂。要从腐朽看出神奇,要“舍其旧而新是谋”。这需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要排除主观臆断,又需要剥肤见骨的辩证观点,摆脱形而上学的束缚。中国社会政治思想内容十分丰富,宝山在望,唯不辞辛苦地探检者能够不至空手而归。

   人性论及道德学说的丰富遗产

  古代哲人重视人性论及道德学说的探讨。先秦思想家孔子就谈到“性相近,习相远,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孟子道性善。告子言性无善恶,决之东则东流,决之西则西流。荀子则主性恶,“其善者伪也,”用后天的教化来“化性起伪”。汉代扬雄言性善恶混。唐韩愈言性三品。宋周敦颐言性有刚、柔、善、恶、中。张载则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为程颐、朱熹所承袭,并进一步发挥。论性而及情,则又有性善情恶之说,又涉及人欲问题,议论十分深广。几千年的人性论,基本上尊崇孟子性善之说。

  与人性论相联系,则有极其丰富的道德学说。儒家重视仁与德,提倡孝弟忠恕、《中庸》论知、仁、勇,发挥孔子的思想。《大学》则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归本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孟子言五伦,论四端,对后世有巨大影响。荀子则隆礼,亲师,重视后天修养。汉人明三纲、六纪之说,明道正谊而不计功利,表扬孝弟力田,注重风教。魏晋则以为名教出于自然,放诞任情,但也不是不重礼教。隋唐时期,或崇空宗,或主清虚,二氏之说,与儒学并存。宋明而下,主天理,明本心,致良知,道德学说与心性之说相互渗透,而皆言灭人欲。明末则有“育欲”之说,颇与“寡欲”、“灭欲”之说不同。宋明儒者言“诚”,言“几”,言“慎独”,言“已发”“未发”,言“中和”,皆根据古训而益发新意,道德问题的讨论与道德规范的践履,更为深细。但是末流则为虚伪,为明识之士所呵斥。

  与人性论、道德学说相联系,则有人生观的论述。中国的思想家、哲学家,关心人生问题。因此,人生哲学十分丰富。庄子以大量文字讨论人生观问题,欲和光同尘,自处于材与不材之间。老子则以卑弱自牧,慈俭不敢为天下先。墨子则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杨氏为我,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韩非子为了“利民萌,便众庶”,不避乎“灭亡之害”。这些,是先秦哲人对后世有重大影响的人生哲学。孔孟的人生哲学是入世的,从理论思维的高度加以阐发却很不够。例如孔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孟子“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勇敢担当大任的态度是高尚的。屈原“虽九死而犹未悔”,舍身精神多么坚决。荀子“锲而不舍”、“驽马十驾”的坚韧态度,树立了不倦地学习的良好楷模。这种对人生持积极态度的论述,是十分宝贵的。

  中世纪有《列子·杨朱篇》的思想,以为人生的目的在乎声色美厚。佛教东来以后,佛教思想支配了一部分人的人生观。而道教的求长生的思想亦为地主阶级中特权者所喜爱。然而真正的勇士,诚如鲁迅所说,敢于面对惨澹的人生,历史上与黑暗势力搏击,视死如归的英雄人物是大量的。执持《春秋》之义,在其他民族的凌侮下,挺身而出,捐躯以报宗国的,宋明之季更是后先相望。他们彪炳史册,流芳百世。这应是中世纪的最宝贵的精魂,为后人所继承。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广博心怀,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胸襟气度,宏伟阔大,令人钦仰。

  人生哲学与人性论相联系,又与道德学说相联系,这是中国古代人性论与道德学说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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