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

第一卷 导论·第八章 史书体裁和历史文学 第一节 史书体裁的综合运用

  
第八章 史书体裁和历史文学 第一节 史书体裁的综合运用 史书体裁综合运用的传统

  中国史书,体裁繁富。《汉书·艺文志》“六艺略”中有《尚书》和《春秋》两类,都属于不同体裁的史书。《礼》类记典制,《诗》包含了不少的史诗,也都具有史书性质。《隋书·经籍志》除《书》、《春秋》等列于经部外,专有史部书的着录,共十三类。这十三类史书,各有其在体裁上的特点。刘知几的《史通》,以编年、纪传二体为正史,把偏纪、小录等十类史书列为“杂述”,共十二类,即十二种体裁。清修《四库全书》,定史部为十五类,比《隋书·经籍志》的类别更多一些。这些分类的方法不一定都很恰当,但反映了中国史书体裁之多。当然,这些分类都与内容有关,但也结合着体裁上的特点。编年体、纪传体和纪事本末体是史书体裁中最主要的三种形式。具体到一部史书,往往是以某种体裁为主,同时也采用别种体裁作为补充的形式。象《春秋》那样单纯的编年体,是很少见的。这种在史书体裁上的综合运用,在中国史学史上有长期的传统,不过作者不一定意识到这一点。有一种流行的看法,认为史书都属于一种单纯的体裁,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我国现存最早的史书《尚书》,一般认为是一部记言的书。从书的基本内容说,是这样的。但从全书内容来看,《尚书》就已经是一部多体裁的书。书中,如《金滕》、《顾命》,都是纪事本末体,《禹贡》是地志,《尧典》则近于本纪。《国语》的情形也是这样,既记言,又记事,还记一事的始末及历史发展的趋势。《尚书》、《国语》都是后人编集而成,把多种体裁的记载汇集在一起,就出现了多体裁的形式,但这并不是编集者要运用什么体裁,还说不上是多体裁的综合运用。

  编年体史书,《春秋》只记年月日和事目,记载很简单。后来,《左传》出来了,记事又记言,有时还追溯一事之由起和事态发展的结果。这是编年体史籍本身发展出现的新形式,也是它在一定程度上吸收别种体裁的结果。编年体有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无年月可考的事,即使是很重要的事,也无法写在书内。《左传》使用了纪事本末的办法,对此有所突破,而所受限制仍然很大。《前汉纪》、《后汉纪》用类举记事的办法,把典章制度和一些人的传记都写了进去。《资治通鉴》又在前人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多种形式,记载的内容大为恢廓。

  纪传体的本身,就是一种综合体。司马迁写《史记》,就是这样作的。《汉书·司马迁传·赞》说:“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论辑其史事以为之《传》,又撰异同为《国语》。又有《世本》,录黄帝以来至春秋时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后,七国并争,秦兼诸侯,有《战国策》。汉兴伐秦,定天下,有《楚汉春秋》。故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这里说的是《史记》吸收了前人所着史书的内容,实际上它也吸收了前人所着史书的各种体裁,而形成本纪、列传、世家、书、表综合的形式。本纪,基本上是编年体,也有关于帝王本人的事迹。列传,是各方面代表人物的传记。世家,是诸侯和贵族的历史。书是关于典章制度和有关社会文化生活各方面的历史。表,是用表的形式表达错综复杂的历史情况的史表。《史记》把多种体裁综合起来,形成一个互相配合的整体,能从多方面反映社会生活,构成一个时代的全史,并且容量很大,有很大的伸缩性。这是纪传体在二千年中被长期沿用的一个重要原因。历代史家赞扬《史记》的体裁,评论有详有略,侧重或有不同,中心实在于此。范晔、刘知几、章学诚都强调它能够包括丰富内容,囊括历代史事。如刘知几说:“《史记》者,纪以包举大纲,传以委曲细事,表以序其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①赵翼则认为由于《史记》的体例堪称“全史”,因而成为史家的极则。他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篇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②梁启超则认为《史记》各体互相补充,包罗丰富,很有伸缩性。他说:“《史记》在体裁上集其大成,兼综诸体而调和之,使互相补充而各尽其用。”③又说:“纪传体的体裁,合各部在一起,记载平均,包罗万象。表以收复杂事项,志以述制度风俗,本纪以纪大事,列传以传人物,伸缩自如,实在可供人们研究。”①他们所共同强调的《史记》具有综合众体、容量广阔的突出优点,在今天仍值得我们继承和借鉴。这个问题在文学界也有人提出来。茅盾同志的《梦回琐记》,说:“我有一个简单的想法,按正史的体裁编一部中国文学史。……本纪中的人物和事件都是大纲而已,读者要知其详,要读列传和书志。”“文学史如此,美术史、音乐史似乎也可以取同样的办法”②。茅盾提出要从《史记》的综合体裁中吸取营养,撰写新的纪传体文学史的设想很有见地。

   新综合体裁的探索

  《史记》在编撰方法上囊括全局的优点,对于史学的演进影响极大,不仅后世修史竟相仿效,绵延不绝,而且吸引着一些有识史家在它的基础上进行创新的尝试。十七世纪以后,出现了一种探索新综合体的趋势。先有清初马骕撰《绎史》,创造了新的综合体制。至乾嘉时期,着名的史学评论家章学诚深入地辨析体例,提出了“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的主张,并在修撰方志上作出尝试。本世纪初,具有近代色彩的史学家章炳麟、梁启超分别提出了编撰《中国通史》的设想。马、章、章、梁具体做法虽有不同,但都是朝着同一的方向努力。他们都试图突破原有体裁的限制,创造出一种更能显示出历史演进大势,更能广泛反映社会史丰富内容的新体裁。他们不断探索的趋势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史学发展的要求。

  清初的马骕是近三百年探索新综合体的第一人。他的史学成就在当时就受到重视。顾炎武对他尤为推服①。他在青年时期,曾将《左传》改编为纪事本末体,成《左传事纬》一书,至今仍为研究者所重视。此书除正文外,还有附录八卷,内容包括“图表”、“览左随笔”、“名氏谱”等,补充正文叙事的不足。这种做法,已经包含着吸取多种体裁的优点以补充单一体裁所不足的意图。

  《绎史》一书创造了新的综合体制。此书是马骕一生精力所萃,共计一百六十卷,分为五部:一为“太古部”,二为“三代部”,三为“春秋部”,四为“战国部”,计一百五十卷,是全书的主要部分,或按事件始末立篇,如“夏禹受禅”、“商汤灭夏”等;或按人物及其学说立篇,如“老子道教”、“孔子类记”等。最后是“外录”,十卷,补充前面四部记载的不足。冠于全书之首的还有世系图、地图和年表,用来与正文互相配合。总之,马骕是将纪传体、纪事本末体、学案体、典制体等,熔炼成为综合的体裁。马骕自述其着述主旨说:“纪事则详其颠末,纪人则备其始终。……君臣之迹,理乱之由,名法儒墨之殊途,纵横分合之异势,了然具焉。”②他为自己确定的要求,是既重记事,又重记人。显然,倘若只是简单地采用传统史学三种主要体裁中的哪一种,都是无法容纳这样广泛的内容的。《绎史》的出现可说是体裁上的突破。清初着名学人李清为《绎史》作序,盛赞它具有“体制之别创”、“谱牒之咸具”等特点,又说“自读《绎史》,然后知天地之大,识宇宙之全”。话说得有些过头,但他特别推崇《绎史》体制别创和内容丰富,则是颇有见地的。

  章学诚着《文史通义》,以发展的眼光,深入地辨析史书体例的得失,提出了改革史书编撰的方向。

  章学诚认为,纪传体本是三代以后之良法,司马迁发凡起例,具有远见卓识,纪表书传互相配合,是以“范围千古,牢笼百家”,具有很大的包容量。加上司马迁对体例的运用能够灵活变通,“体圆用神”,不愧是撰述的典范。《汉书》、《三国志》也都是“各有心裁家学”的上乘之作。降而《晋书》、《隋书》、《新唐书》等,“虽不出于一手,人并效其能”,所以能修成有价值的史书。后来的修史者墨守成规,不知根据需要变通,结果史才、史识、史学都反过来成为史例的奴隶,“斤斤如守科举之程式,如治胥吏之簿书,繁不可删。”“纪传体之最敝者,如宋元之史,人杂体猥,不可究法,或一事而数见,或一人而两传,人至千名,卷盈数百”。这些论述分别见于《史学别录例议》和《与邵二云论修宋史书》二文中,相当中肯地总结了中国一千多年历史编撰的一些重要经验教训,贯串着历史分析的眼光,强调史家的才识,强调灵活运用。他还认为,纪传体本身在反映史事上的缺陷,是难以反映史事演进的大势。“夫史以记事者也;纪传、编年,区分类例,皆期于事有当而已。……盖史至纪传而义例愈精,文章愈实,而于事之宗要愈难追求,观者久已患之。”又说:“纪传之书,类例易求而大势难贯。”①这都是讲纪传体不利于反映历史发展主线的缺点。

  章学诚认为,纪传体的这一缺陷,正好从纪事本末得到弥补。他说:“按本末之为体也,因事命篇,不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体,天下经纶,不能网罗隐括,无遗无漏。”“夫史为记事之文,事万变而不齐,史文屈曲而适如其事,则必因事命篇,不为常例所拘,而后能起讫自如,无一言之或遗或溢也”②。这里强调史实本身千变万化,史书要与之适应,就必须采用纪事本末体的办法,“按事立篇”,“不为常格”,“起讫自如”。

  根据上述对纪传体、纪事本末体利弊的分析,章学诚明确提出了“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作为改革史书编撰的方向。他说:神奇可化臭腐,臭腐亦复化为神奇。纪事本末本无深意,而因事命篇,不为成法,则引而伸之,扩而充之,遂觉体圆用神,《尚书》之神圣制作,数千年来可仰望而不可接者,至此可以仰追。岂非穷变通久自有其会,纪传流弊至于极尽,而天诱仆衷,为从此千百年后史学开蚕丛乎!今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增图谱之例而删书志之名,发凡起例……③99900041_0307_1章学诚主张的实际内容,就是吸取纪传体和纪事本末体二者之所长,形成一种新的综合体裁。他认为这是为史书的编撰解决了大难题,开辟了新途径。如何实现“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的原则,他有过两种设想。一种办法是采用“纪”、“传”、“图”、“表”四体配合。即保留纪传体原有的“纪”、“表”;去掉“书志”名称,设立包含多种类型内容的“传”,并增加“图”。另一办法是设置“别录”,在全书前面标列出一个时代最主要的事件,在每一事件之下将书中有关的篇名注明,以此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总的意图,则都是要保留纪传体各体配合的特点,补充纪事本末体更能显示历史大势的长处。这与《绎史》的编撰意图是相符合的。

  章炳麟、梁启超二人生活的时代距我们更近,他们的史学思想有近代色彩,并且两人还曾通信讨论修撰《中国通史》的体例,他们探索新综合体的尝试更值得注意。

  章炳麟于一九○○年写作《中国通史略例》①,明确地采用章学诚的主张,吸收了纪事本末体的优点而对纪传体加以改造。一九○二年,他又写信给梁启超、吴君遂等,重申其见解。这说明:《略例》中提出的设想,不是一时兴之所至,而是他长时间探索后形成的相当固定的看法。《略例》中所列中国通史目录,有表、典、记、考纪、别录五种表述形式。

  章炳麟的历史观比封建时代的史家进步得多。他申明,修撰《中国通史》的目的,一是为了“扬榷大端,令知古今进化之轨”,一是为了“振厉士气,令人观感”②。这反映出他当时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家的立场,同时,也反映出他接受了日本、西方资产阶级进化史观的影响。他所设想的体制,是吸收纪事本末体的优点,而对纪传体加以改造。目录中的“典”是用以记典章制度,来源于“书志”。“考纪”和“别录”都是记人,来源于“本纪”和“列传”。“表”用以列举次要的人物和纷繁的材料,其来源于纪传体甚明。十篇“记”,是吸取纪事本末体的优点设立的。尽管五种体裁中以何为纲没有解决,但总的来说,章炳麟的设想较章学诚前进了一步。

  梁启超于一九○一至一九○二年也酝酿写《中国通史》。到一九一八年,他在致陈叔通信中概述他订定的《中国通史》体例,要设立“载记”、“年表”、“志略”、“传志”(又称“列传”)四项。现见于《饮冰室文集》中有关《中国通史》的部分作品,都写于1920年,计有《春秋载记》和《战国载记》、《春秋年表》和《战国年表》、《志语言文字》和《志三代宗教礼学》,正与此信件中所说四项体例相符。他还有一篇《原拟中国通史目录》,共列有朝代篇、民族篇、地理篇等三十一个篇名,但包括不了“载记”、“年表”、“志”的体例,可见这份“目录”是他更早时候所拟而后来放弃了的。

  梁启超的“载记”、“年表”、“志”、“列传”四体与章炳麟的五种表述形式有许多相通之处。“载记”的作用是叙述一个时期的主要事件和历史大势。从《春秋载记》和《战国载记》可见,这是吸收了纪事本末体的优点并加以发展。“载记”是作为大纲,再用“年表”、“志略”和“列传”相辅而行。梁启超认为纪传体史书是帝王家谱,又说“愈晚出之史,卷帙愈增,而芜累亦愈甚也。”①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他对纪传体的长处也有中肯的评论,如说:“纪传体的长处,在内容丰富,社会各部分情状,皆可纳入。”②他设想的《中国通史》体例,其核心内容,就是既吸取纪事本末体的优点,又发挥纪传体各体配合、包罗丰富、伸缩自如的长处,而形成新的综合体裁。尽管梁启超远未实现自己的设想,但他的做法和认识却对后人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①《史通·二体》。

  ②《廾二史札记·各史例目异同》。

  ③《中国历史研究法》。

  ①《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

  ②《梦回琐记》,《文艺报》1981年第1期。

  ①王士禛:《池北偶谈·谈献五》。

  ②《绎史·征言》。

  ①《文史通义·史学别录例议》。

  ②《文史通义·书教下》。

  ①《中国通史略例》附在《訄书》第五十九《哀清史》之后,始见于《訄书》手校本。

  ②《中国通史略例》附在《訄书》第五十九《哀清史》之后,始见于《訄书》手校本。

  ①《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

  ②《中国历史研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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