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

第一卷 导论·第三节 历史文学 史学和文学

  
第三节 历史文学

  史学和文学

  没有文就没有史。研究历史的成果,总得表现在文字上。人们既要下大功夫对历史客观进程探索了解,又要见于文章,使人看懂。我们所要表述的,不是机械,不是技术,而是生动丰富的人类史。要把这一客观过程写出来决不是容易的事。所以我们还要下功夫讲求文字表述的方法。这也是个群众观点问题,史学工作者要为全民族的大众服务,对更多的读者负责,提供群众爱读的历史着作。

  历史文学,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指用历史题材写成的文学作品,如历史小说、历史剧本。另一个意思是指真实历史的文字表述,这可包含一般的文字表述和有高度艺术水平的杰作。我们这里所讨论的历史文学,是指第二个意思。

  “文”与“史”二者的关系,最早是不分开的。后来,文学和历史逐渐趋于分离,这是一种进步,但是两者分离了,仍不能截然分开。一些杰出的历史家,往往同时具有高度的文学修养。他们写成的历史着作,同时又被认为是优秀的文学着作。现在撰写史书,仍有一个文字表述上的要求。甲骨文,是我国最早的文字记载,也是有关史事的最早记载,反映了殷商和周初的一些社会情况,并且被作为档案保存下来。金文记载的内容比甲骨文要丰富,文字也多了,百字上下以至近五百字的铭文,如《大盂鼎》、《小盂鼎》、《大克鼎》、《散氏盘》等,占了金文中相当的分量。甲骨文质简,也许还说不上是文学。金文中,有些已经有文采,可以说已具有文学作品的某些特征了。

  《尚书》和《诗经》是我们所见到的最早的典籍。《尚书》是政治文献的汇集,但已备有多种文体,为后来各体散文的创始。《诗经》是古代最早的诗歌总集。其中,如《周颂》、《鲁颂》、《商颂》、《大雅》、《小雅》,都有不少的历史内容。如《生民》、《公刘》等篇章写了周初的历史,歌颂了后稷、公刘等英雄人物,已有了历史人物传记的雏形。《国风》大都是民间流行的诗歌,与《雅》、《颂》相比,文学味道要浓一些,而历史内容就少得多了。《国风》是我们所见到的、最早的纯文学作品。后来出现的《春秋》,可以说是一部不具备文学性格的历史书。这表现了历史和文学分离的趋势。

  文史分离的趋向是逐步显明的。从战国到秦汉,人们对文史分途,在思想上并不一定明确。一些大史学家同时又是大文学家,他们撰写的史书极有文采,在史学和文学上兼有很高的价值。在战国时期,《左传》即其一例。两汉出现的历史巨着《史记》、《汉书》,也是文学名着,但同时又出现了大文学家枚乘、司马相如、扬雄等的辞赋,历史和文学分为两途,已显然可见。

  “文”“史”分途,由于二者各有专门的职能,但分而又不能全分,这是由于“史”不能离开“文”。好的历史撰述要靠有文采的语言引起读者的兴趣,从而产生广泛而持久的社会效果。注重叙事的才能,注重文采,是我国历史家的一个传统。班彪父子对司马迁的历史观点有激烈的批评,却推崇司马迁善于叙事,说:“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①范晔也盛赞班固的文采,说:“若固之序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之者亹亹而不厌,信哉其能成名也。”②《晋书·陈寿传》也说,陈寿撰成《三国志》后,“时人称其善于叙事,有良史之才。”刘知几着《史通》,一方面注意到文史已经分途,说“史之与文,较然异辙”③;另一方面又强调“史之为务,必借于文”,“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④,这讲的就是“史”不能离开“文”。刘知几把文字表述的优劣作为评论史书高下的一项重要标准。他认为《左传》、《史记》、《汉书》成就最高,它们采摭群言,然后能成一家,“传诸不朽”,“取信一时,名千载”。他尤其推崇《左传》。针对长期以来人们对《春秋》三传评价的分歧,他认为,从史学角度看,《左传》的价值是《公羊》、《谷梁》不能相比的。因为《左传》不但取材丰富,史实可靠,而且文辞优美、叙述生动,跌宕不群、纵横自得,所以传诸不朽。相比之下,《公》、《谷》二传凭主观记事,且又繁复累赘,语言无味,实在高下悬殊。因此,刘知几极为重视有文采的语言对于表现史事及史书能否流传的巨大作用。他归结说:“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古者行人出境,以词令为宗;大夫应对,以言文为主。况乎列为章句,刊之布帛,安可不励精雕饰,传诸讽诵者哉!”⑤这些话,对《公》《谷》的评价未免有些偏见,但对史不能离开文的道理讲得很中肯。“言之不文,行之不远”一语本是孔子称赞子产重视外交辞令,在彼强我弱情况下能委婉而明确地表达自己的意思,折服了对方,传播于远近。刘知几把它提高了一步,用来说明历史文学对于史书广泛传播的意义,赋予它以普遍性的品格,而成为历史文学理论的一个重要命题。

  章学诚继承并发挥了刘知几关于史文关系的论点。他说:“夫史所以载者事也,事必借文而传,故良史莫不工文。”①又说:“古人修辞,非为观美,谓必如是始可以行运而传久也。”②“不文则不辞,辞不足以存,而将并其所以辞者亦亡也。”③这些话都论述了历史记载必须依靠有文学性的语言才能广泛传播,而“良史莫不工文”,是对“史”“文”关系的极好说明。

  现在,我们要广泛地传播科学的历史知识,要通过历史撰述作为进行教育的重要工具。为了让更多的群众掌握科学的历史知识,历史文学的重要性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显得更重要,应当更加重视。历史是一门科学,同时也是一种重要的思想教育工具。学历史,固然是为了解过去,但了解过去是为了解释现在,观察未来。我们要发挥历史教育在培养爱国主义,帮助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年在认清历史前途、坚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信心中的重大作用。这就要求历史着作既有深刻的理论分析,有合理的编撰形式,还必须在文字上善于表述。有的学者担心,讲历史文学,就等于要求把史书写成既是历史书,又是文学书,就会把文学创作中夸张、虚构的手法带到史书写作中来。其实,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历史文学的要求,是生动地表述真实的历史面貌,恰好跟夸张、虚构的手法相对抗。《三国志》和《三国演义》的不同,正好是有文学特色的史书和纯文学作品的鲜明对照。

   历史文学的优良传统

  我国历史文学有悠久的传统和很高的成就。

  先秦时期,历史文学就已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就,《左传》是当时的代表作。《左传》善于写语言,所记各种辞令,极为精彩。“吕相绝秦”的一篇话,是长期被传诵的名作。《左传》记吕相奉晋君之命,对秦晋关系表示了决绝的态度。他历述秦对晋的恩德,接着说晋已一再对秦报恩,对秦有大的帮助,最后就缕述秦片面破坏盟好及屡次危害晋国的活动,而晋国虽亟力克制,希望保持和好而不可得。这是一篇谴责敌国的话,但肯定了对方的旧恩,列举了对方背信弃义的事实,雍容典雅,没有一点咒骂,没有一点火气,措词委婉有致,又有很强的说服力。①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②又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位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③孔门有四科,言语是其一。战国间,游士以游说取卿相。孟子也说到跟大人物谈话时应注意的风度。可见,重视语言有一个古老的传统。《左传》等史书在记语言方面的成就,是这个古老传统的反映。

  《左传》也善于叙事,尤其擅长于写战争,所记长勺之战、殽之战、鞌之战、邲之战、城濮之战,都很生动。如记城濮之战这场春秋时期最大的战役①,生动紧凑,充分显示出作者视野的开阔和构思的周密。他先写战前的准备,着重将双方政治、指挥情况作了对比。晋文公修治内政,整编军队,决心借救援宋国的机会与楚一战,以达到取威定霸的目的,君臣齐心,制定了联合齐秦以对付楚国的正确方针,处处占据优势。楚国方面则内部分歧,主将子玉骄傲轻敌,作战兵力薄弱,处处潜在着失败的危险。接着,写两军作战,晋军向楚表示礼让,后退九十里,处于有理的地位而士气高昂,以此反衬出楚军不愿进攻,子玉却硬要向晋挑战,因而士气低落。然后写两军作战,突出表现晋国方面灵活的策略,先以强攻将楚军薄弱环节“右师”击溃,再伪装逃遁引诱楚军来追,对它拦腰袭击,最后对楚军“左师”两面夹击,大获全胜。这些记叙环环相扣,层次分明,是由于《左传》作者有叙事才能,又懂军事知识,才能做到的。《左传》在记述语言和叙事上的成就,为我国历史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两汉时期,我国史学已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司马迁的《史记》是运用高度的文学修养来叙述历史的典范作品。书中,《项羽本纪》、《高祖本纪》、《陈涉世家》、《留侯世家》、《魏公子列传》、《李斯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淮阴侯列传》、《刘敬叔孙通列传》、《魏其武安侯列传》、《李将军列传》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

  《史记》善于将记述复杂的历史活动与记述人物活动结合起来,既能突出事件的主线,写出最主要的历史场面,又能写出历史人物的神情风貌。《项羽本纪》是写项羽,又不只是写项羽。它是在写楚汉之际主要活动的同时,又在写项羽这个叱咤风云的人物,二者得到了很好的结合。篇中写巨鹿之战、鸿门宴、垓下之围,表现得尤为突出。巨鹿之战是反秦军击败秦军主力的一场关键战役,在记述中,司马迁生动地描写了项羽对敌的决心和威武气概:“项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甑,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于是至则围王离,与秦军遇,九战,绝其甬道,大破之,杀苏角,虏王离。”又用诸侯军的观望、恐惧和慑服来反衬项羽的胆力和风度:“当是时,楚兵冠诸侯。诸侯军救巨鹿下者十余壁,莫敢纵兵。及楚击秦,诸将皆从壁上观。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于是已破秦军,项羽召见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项羽由是始为诸侯上将军,诸侯皆属焉。”这些记述,写出了项羽正是在殊死的战斗中取得了号令诸侯的地位。对于鸿门宴这场秦皇朝灭亡以后,项羽刘邦在宴会席上的生死斗争,司马迁也写得扣人心弦。宴会上剑拔弩张的情景,使人惊心动魄。范增的急于下手,项羽的缺乏谋略,刘邦的惊慌,张良的机智,樊哙的勇敢,项伯的忠厚,无不跃然纸上。最后,写项羽在垓下陷入重围,“四面楚歌”。他以八百骑乘夜突围,走东城,这时(项王)乃有二十八骑。汉骑追者数千人。项王自度不得脱。谓其骑曰:“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于此,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今日固决死,愿为诸君决战,必三胜之,为诸君溃围,斩将,刈旗,令诸君知天亡我非战之罪也。”乃分其骑以为四队,四向。汉军围之数重。项王谓其骑曰:“吾为公取彼一将。”令四面骑驰下,期山东为三处。于是项王大呼驰下,汉军皆披靡,遂斩汉一将。是时,赤泉侯为骑将,追项王,项王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马俱惊,辟易数里。与其骑会为三处。汉军不知项王所在,乃分军为三,复围之。项王乃驰,复斩汉一都尉,杀数十百人。复聚其骑,亡其两骑耳。乃谓其骑曰:“何如?”骑皆伏曰:“如大王言。”

  这里生动地写出项羽这个失败了的英雄的悲剧结局。他确是骁勇善战、胆气过人,即使身陷重围,仍然具有所向披靡、使其对手丧魂失魄的力量。但他至死不悟,到最后关头仍夸耀自己的勇敢,把失败归到天命,这就清楚地表明他刚愎自用、“自矜功伐,奋其私智”的性格特点。总观《项羽本纪》全篇,巨鹿之战是项羽声威的顶点,鸿门宴则是他走向下坡路的起点,垓下被围是他失败的最终结局。司马迁确实做到以他的传神妙笔,生动地记下了秦汉之际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性场景,同时刻画了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因而千百年后仍有强烈的感染力量。

  《史记》善于运用对比的手法。萧何和曹参都是汉初功臣,先后出任丞相,司马迁却写出两人行事有很大的不同。萧何很有实际办事能力,而且处处小心谨慎,以消除刘邦对他的猜疑。曹参任丞相,则凡事率由旧章,不问政事,日夜饮酒,有客人来劝说,他就连连劝酒,最后让客人喝得大醉,无法进说。由于运用对比手法而两人不同的性格更加鲜明。司马迁写王陵和陈平也是这样。王陵和陈平在吕后时任左右丞相,他们都反对王诸吕,希冀保全刘家天下,但二人表现又很不相同。王陵生性耿直,敢于面折廷争,被吕后免去相位,忧郁而死。陈平则善用智谋,不当面得罪吕后,得以脱身自保,最后与周勃等合力诛杀诸吕,恢复了刘姓天下。武安侯田蚡和魏其侯窦婴同是外戚,司马迁也用对比手法写出他们很不相同的态度和心理。《魏其武安侯列传》中,写魏其侯失势以后,武安侯当权。有一天,武安侯同灌夫说,他想访问魏其侯。“魏其与其夫人益市牛酒,夜洒扫,早帐具。至日平明,令门下候伺。至日中丞相(即武安侯)不来。魏其谓灌夫曰:‘丞相岂忘之哉?’灌夫不怿,……乃驾自往迎丞相。丞相特前戏许灌夫,殊无意往。及夫至门,丞相尚卧。于是夫入见,曰:‘将军昨日幸许过魏其。魏其夫人治具,自旦至今,未敢尝食。’武安侯谢曰:‘吾昨日醉,忽忘与仲孺(灌夫)言。’乃驾往。又徐行。”同是当时很尊贵的外戚,但由于一个在台上,一个在台下,就出现了一个谦恭,一个倨傲的鲜明对照,并借此刻画了世态的炎凉。

  《史记》又善于用细节的描写来表现人物的特点。《李斯列传》开卷说:“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下,无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所在自处耳。”这是一个轻松的小故事,写在这个政治家的传记上,好象有点浪费笔墨,但司马迁却正用它写出李斯的全部人生观,斤斤于计较个人得失。列传写李斯从荀卿学帝王之术,游说秦皇,听从赵高而立二世,上督责书及狱中上书,都不过为的求所自处,为个人打算。一直到要腰斩咸阳市了,他还“顾谓其中子曰:‘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通观列传全篇,在一定意义上,老鼠的故事简直就是李斯一生的缩影。司马迁对这个细节的描写,在全文中是占有一定地位的。又如,《陈涉世家》篇末,写陈涉立为王后,有个旧时佣耕的伙伴来找他,住了一段时间,没有拘束,讲了些陈涉以前穷苦时的情形。有人向陈涉进了谗言,陈涉就把这个农民斩了。这个故事放在陈涉首揭义旗到最后失败的全部叙述之后,好象可有可无。但在司马迁的笔下,却是决不可少的。司马迁在这个故事之后,紧接着就指出来:斩了这个农民以后,“诸陈王故人皆自引去,由是无亲陈王者。”这是用这个故事形象地写出,陈涉在取得初步胜利不久,即陷于严重脱离群众的泥潭里,成为他失败的重要原因。因小故事说明大问题,这是司马迁擅长的本领。

  《史记》在写人物时,还善于采用互见的手法。历史人物往往具有多方面性。如果只写他的成功或长处一面,而不写他的弱点一面,就失之片面。司马迁写人物,常常是在本传写出其主要的方面,而将他非主要的一面放到别的篇中叙述。这就是互见的手法。这样通读全书的有关部分,就能对这个人物有比较全面的印象。刘邦是一位反秦的重要领袖,西汉的创业君主,对这样的人物,司马迁主要以《高祖本纪》写他的功业,特别写出他在楚汉战争中致胜的原因。刘邦不同于项羽的好杀而实行安抚人民的政策,入关中,封府库,与父老约法三章,因而大得民心。又写刘邦的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他在洛阳南宫置酒,大会群臣,要大家直率讲出他为何能得天下。王陵等说是因“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者因而予之,与天下同利也。”刘邦说:“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司马迁又在其他篇中写了刘邦所短的一面。在《淮阴侯列传》中写他对功臣的猜忌,还在《张丞相列传》中写他当了皇帝还骑在大臣周昌脖子上的无赖习气。这样,读者综观各篇,就可比较全面地看出刘邦的为人来。

  《史记》还善于用双相对照和寓论断于叙事的方法,通过对人物的描绘以反映一定的社会景象,客观地进行无言评价,在这里有作者无言的赞叹,也有作者辛辣的讽刺。

  在《史记》的影响下,后来的纪传体史书也不断地有些写得很好的篇章。班固、陈寿、范晔等历史家都极重视叙事的才能。《汉书》之《张骞传》、《赵充国传》等篇都写得相当出色。《汉书》还有一些精辟的议论。如《汉书·公孙弘卜式倪宽传》赞语中论武帝时期人材之盛,说:“是时,汉兴六十余载,海内艾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轮迎枚生,见主父而叹息。群士慕向,异人并出。卜式拔于刍牧,弘羊擢于贾竖,卫青奋于奴仆,日磾玁出于降虏,斯亦曩时版筑饭牛之朋已。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倪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严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洛下闳,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率则卫青、霍去病,受遗则霍光、金日磾,其余不可胜纪。”这段议论,将武帝时的大量史实加以概括,讲出当时客观形势对人材的大量需要和群材竞出的局面,是很精采的。《后汉书》的《党锢列传》和《宦者列传》也各有长段的序。前者表彰东汉士人崇尚气节、讥贬权贵的风气,后者指斥宦官为害之烈。将这两段议论放在一起来读,我们对于东汉晚期的政治特点就能有更多的了解。《后汉书》的《班超传》、《陈蕃传》,《三国志》的《武帝纪》、《诸葛亮传》,《旧唐书》的《郭子仪传》等,也都是相当出色的篇章。《三国志·武帝纪》,既是三国时期大事的纲,又生动地写出曹操政治家、军事家的本色。

  《资治通鉴》是有高度文学成就的着作。其中记赤壁之战、淝水之战、刘裕伐南燕、韦孝宽守玉壁、李愬雪夜入蔡州等,都是长期传诵的名篇。《通鉴》写赤壁之战,以六分之五的文字放在写战争决策上。首先,写面临曹操率领大军南下的严重局势,鲁肃向孙权陈述联刘抗曹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如其克谐,天下可定。今不速往,恐为操所先。”然后,写诸葛亮会见孙权,先以“激将法”试探其意向所在,继而述说刘备虽然新败,还有一定的战斗力,曹操兵力虽众,却存在远来疲惫、北方之人不习水战、荆州之民附曹而不心服等三大致命弱点,以此坚定孙权联合抗曹的决心,指出“成败之机,在于今日。”再写在曹操致书进行恫吓后,孙权集团主战、主和两派的不同态度,着重写了主战派首领周瑜对孙、曹双方政治、军事力量的分析,断言“将军(孙权)禽操,宜在今日。”于是孙权下定了决心,“拔刀斫前奏案曰:‘诸将吏敢复有言当迎操者,与此案同!’”文章精采之处,正是在上述写决策的过程中,诸葛亮、周瑜分析各方形势时,已言及胜负之数。最后,精炼地写出赤壁江面上大败曹军的情景:时东南风急,(黄)盖以十舰最着前,中江举帆,余船以次俱进。操军吏士皆出营立观,指言盖降。去北军二里余,同时发火,火烈风猛,船往如箭,烧尽北船,延及岸上营落。顷之,烟炎张天,人马烧溺死者甚众。瑜等率轻锐继其后,雷鼓大震,北军大败。操引军从华容道步走,遇泥泞,道不通,天又大风,悉使羸兵负草填之,骑乃得过,羸兵为人马所蹈藉,死者甚众①99900041_0341_0。

  这样,前面深入的军事、政治条件的分析,跟后面紧张生动的战争画面相配合,构成了完整、精采的篇章。

  《通鉴》也善于用对话表现人物的性格特点,并重视有意义的细节描写。书中写赤壁大战前夜,刘备到樊口迎接东吴统帅周瑜的情景:(刘备)日遣逻吏于水次候望权军,吏望见瑜船,驰往白备,备遣人慰劳之。瑜曰:“有军任,不可得委署;倘能屈威,诚副其所望。”备乃乘单舸往见瑜曰:“今拒曹公,深为得计。战卒有几?”瑜曰:“三万人。”备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观瑜破之。”备欲呼鲁肃共会语,瑜曰:“受命不得忘委署;若欲见子敬,可别过之。”备深愧喜。

  这里借简短的对话,写出了刘备对实现联合抗曹的喜悦而又信心不足的复杂心理;写出了周瑜的锐气、自负和严于职守,表现出这个青年统帅雄姿英发的风貌。淝水之战在记述前秦军大溃败之后,末尾加了一个小插曲:谢安得驿书,知秦兵已败,时方与客围棋,捷书置床上,了无喜色,围棋如故。客问之,徐答曰:“小儿辈遂已破贼。”既罢,还内,过户限,不觉屐齿之折。②99900041_0341_1这里写谢安接读前方战报之后因极度欢喜而“不觉屐齿之折”的细节,生动地揭示出他在外表平淡掩饰下,内心里对前方战事的关切和紧张,说明此役对东晋存亡攸关的重大意义,同时也表现出谢安的个性和风度。在记述一场鏖战之后,添上了这一细节,文章就耐人寻味,富有情趣。

  我国历史文学的成就,是一个丰富的宝库,其中不少优秀的篇章一直到现在,还有可供我们学习的价值。

   历史表述的基本要求

  历史表述要达到高度艺术水平,是很不容易的。但从基本要求上说,它跟一般的历史表述是一致的,它们之间只有高、下之别,并无彼此之分。这些基本要求是:确切、凝练和生动。

  历史表述必须确切,这是不说自明的。但真正作到这一点,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确切,包含表述的真实、正确和恰当。这就有一个态度问题、认识问题和技术熟练程度的问题。

  真实地表述历史,是每一个史学工作者的天职。作不到这一点,就是没有尽到职责。有意地违背这一点,至少是学术道德上的错误,甚至是政治上的犯罪。古人称道良史,总是“不隐恶、不虚美”。这是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刘知几把历史记载的真实性看作重大的有教育意义、政治意义的事情。他说,一个人如果载入史册,就“得失一朝,荣辱千载”。他反对执笔的人“爱憎由己,高下在心”,主张“进不惮于公宪,退无愧于私室”。①章学诚着《史德》,说:“德者,何谓?着述者之心术也。”又说“盖欲为良史者,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尽其天而不益以人,虽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称着述者之心术矣。”章学诚所谓心术,就是指着史者的态度。所谓天人之际,就是客观和主观之间的区别。天,是指历史的客观存在。人,是指史家的思想感情。章学诚认为史学工作要尽量反映客观的历史事实,不要掺杂个人的偏见。他也认为这一点不是轻易可以作到。他记载黄巢义军入长安时的动人景象,其真实性是无可怀疑的,这很不同于后来那些对农民起义军随意诬蔑的史书。但在关系到黄巢义军与唐皇朝的关系时,司马光就处理不好了。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前,我们不能苛责他们因时代局限和阶级局限下所作不到的事。但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虽然已有六、七十年,旧的偏见,再加上新传入的偏见,仍在干扰和阻碍我们对历史的正确认识,这是很值得重视的。

  真实而正确的表述是需要的,但如表述得不恰当,仍然不能达到历史表述上应有的效果。《礼记·经解》说:“属辞比事,《春秋》教也。”这就是说的表述恰当的问题。“属辞比事”是选词和组合史事,是历史表述能否成功的最后一关。这一关把不好,好的表述还是不能出现。

  以上可见,确切的历史表述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性问题,而是包含了更多的内容。《孟子》说:“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旧唐书·刘知几传》记刘知几“史有三长”之说: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夫有学而无才,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籯,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楩楩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者矣。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者矣。脱苟非其才,不可叨居史任,自敻古已来,能应斯目者,罕见其人。

  从问题的性质看,孔孟所谓“义”和刘知几所谓“识”,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认识或观点。“文”和“才”类似于我们所说的表述的技巧,“识”和“学”是指对史事或史事的掌握。他所说的才、学、识与我们所说表达的真实的涵意不同,但也有一些的联系。在具体看法上,我们跟他们有很大的区别,但他们的这些话毕竟是很着名的言论,对于后世的史学理论有重要影响,值得我们参考。

  凝练和生动比确切更有技巧方面的意义,但也不是单纯技巧问题。“凝练”二字,前人似还未曾用以论述历史的表述,但《史通》中关于这方面的论述不少。概括起来,他的论述,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尚简,一是用晦。

  史文的烦与简,在史学领域里是个争论很久的问题。汉献帝因《汉书》篇幅过多,命荀悦删为《汉纪》,把一部百卷的书改写为三十卷的书。刘知几说这书“历代褒之,有逾本传”,这只是因为《汉纪》简约,比《汉书》易读,未必就是以烦简定二书的高下。晋代干宝评论各家史书,特别推重《左传》,说它“以三十卷之约,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孑遗。斯盖立言之高标,着作之良模也”,这就明确提出以简约为高了。另一晋人张世伟撰《班马优劣论》,说司马迁叙三千年事,只写了五十万字;班固叙二百四十年事,却写了八十万字,“是班不如马也”。这就完全是以文字的烦简定史书的优劣了。因此,史文烦简简直成了一个大问题。刘知几着《史通》,有《烦省》一篇。他认为:“夫论史之烦省者,但当要其事有妄载,苦于榛芜,言有阙书,伤于简略,斯则可矣”。这是说,妄载谓之烦,阙书谓之省,二者都不可取。这就明确地批评了那种单纯以文字烦简定史书高下的看法。刘知几在《书事》篇中还说:“夫记事之体,欲简而且详,疏而不漏;若烦则尽取,省则多捐,此乃忘折中之宜,失均平之理”。这段话论史文烦简,说得比较公平、合理,没有什么偏见。但他针对魏晋以后偏于浮华的文风,在《史通》的《浮词》、《叙事》、《书事》、《点烦》等篇里,都强调了简的重要,提出“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这在当时是有实际意义的。近人郑天挺同志对中国历史家尚简作了论述:他指出“有时候已经叙述了一个人的才行,就不必再罗列事迹;有时候已经用事迹衬托出一个人的才行,就不必再用抽象的话笼统地赞美;有时候对于才行事迹全不说,而把当时的言语记出来,因为言语有所关涉,事实也就显露了。他们绝不同时并写,以免虚费文字。假如说一个人尽夜读书,又何必再说他笃志学习?已经说了下笔千言,又何必再说文章敏速?既然已把一件事情发生时有关系的对话记下来了,又何必再把这件事情的经过重说一遍?这是历史家尚简的理由。因为尚简,所以他们更主张省字省句,不妄加,不烦复,但是却要简要合理。他们要作到“‘骈枝尽去,尘垢都捐,华逝实存,渣去渖在’。”①这里所讲的尚简在具体运用上的种种要求和经验,现在仍然是适用的。

  在史文烦简上,我国史家主要倾向是尚简,但也不是愈简愈好。这一点,刘知几已经说到。宋人洪迈进而提出:“文贵于达而已,烦与省各有当也”②。不论烦与省,都应写得明白、全面,不可失当。顾炎武也认为:“辞主乎达,不论其烦与简也”①。他们提出的这个“达”字,比刘知几对史文烦简的看法,更加明确了。我们认为,现在还是应当注意继承尚简的传统,而对于烦和简,则应有辩证的看法。史文烦简,不只是一个单纯的文字问题,而且是关系到对历史的见解问题,对材料的取舍问题。史学工作者要把这些问题处理得好,既要有明确的认识,也要认真付出功力。

  刘知几《史通·叙事》篇提出来文章有显有晦的说法:“显也者,烦词缛说,理尽于篇中。晦也者,省字约文,事溢于句外”。又说:“夫能略小存大,举重明轻,一言而巨细咸该,片语而洪纤靡漏,此皆用晦之道也”。他所说的“用晦”,是从史文烦简的角度提出来的,有突出重点的意思,也有含蓄的意思,好象类似于概括,但跟概括的意义又不相同。他在文中举出的几个例子,似乎还不能说明“用晦”的表达方法。在用晦的方法上,顾炎武曾提出一种表述的形式。他说:“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平准书》末载卜式语,《王翦传》末载客语,《荆轲传》末载鲁勾践语,《晁错传》末载邓公与景帝语,《武安侯田蚡传》末载武帝语,皆史家于序事中寓论断法也。后人知此法者,鲜矣。惟班孟坚间一用之,如《霍光传》载任宣与霍禹语,见光多作威福;《黄霸传》载张敞奏见祥瑞多不以实,通传皆褒,独此寓贬,可谓得太史公之法者矣。”②顾炎武说的“于序事中寓论断”,是对“用晦”的一种主要的表述方式。这也确实是太史公书的特点。司马迁不用专门说一些议论的话,就可以把自己的论点表达出来,这是他表达历史论点的特殊形式。不过,司马迁“于序事中寓论断”的最好例子,不一定是放在篇末,而往往是在篇中;不只是借着一个人的话来评论,而有时是借着好几个人来评论;不一定用正面的话,也用侧面的或反面的话;不是只用别人的话,更重要的是联系典型的事例。《叔孙通列传》全篇都在写一个不讲是非曲直,而与时进退、以面谀得势的人。全篇先后四次通过别人之口对他进行评论,而作者却未置一词。第一次,是叔孙通讨好秦二世,得到二世赏赐,诸生曰:“先生何言之谀也?”第二次,是叔孙通准备为刘邦定朝仪,文章记鲁两生的话说:“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第三次,记朝仪场面及刘邦的反映,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这是从侧面对叔孙通所作的批评。第四次,是叔孙通得到刘邦赏赐后分送同伙,同伙喜曰:“叔孙生诚圣人也,知当世之要务。”《史记》的其他篇中,都有类似的表达史论的形式①。

  生动,是指熟悉表述对象,言之有物,有感人的生活气息。它不夸张,不是华丽的词句,不是形容词的堆砌。不只在写轻松场面时可以生动,在写严肃和紧张的场面时也可以生动。《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曹公从容谓先主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先主方食,失匕箸。

  又,《关张马赵黄传》:羽闻马超来降,旧非故人,羽书与诸葛亮,问超人才可谁比类。亮知羽护前,乃答之曰:“孟起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黥彭之徒,当与益德并驱争先,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羽美须髯,故亮谓之髯。羽省书大悦,以示宾客。

  第二例写的是一个轻松的场面,在这个场面之中,生动地写出关羽的性格和诸葛亮的风度。第一例,在同一场面中,写出曹操和刘备因地位之不同,心情、神态各异,在曹操是从容,在刘备是紧张。《左传》成公二年齐晋鞌之战:癸酉,师陈于鞌。邴夏御齐侯、逢丑父为右。晋解张御郤克,郑丘缓为右。齐侯曰:“余姑翦灭此而朝食。”不介马而驰之。郤克伤于矢,流血及履,未绝鼓音。曰:“余病矣!”张侯曰:“自始合而矢贯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轮朱殷。岂敢言病?吾子忍之。”缓曰:“自始合,苟有险,余必下推车。子岂识之?然子病矣。”张侯曰:“师之耳目在吾旗鼓,进退从之。此车,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败君之大事也!擐甲执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辔,右缓枹而鼓。马逸,不能止。师从之。齐师败绩。逐之。三周华不注。

  这是一场严肃的战争场面,《左传》写得又生动,又凝练。象这一类的例子,在本章第二节中说了很多,这里就不必多说了。

  真实、凝练、生动,这三个基本条件,在历史表述上是应该具备的。长期以来,我们很少讲史学撰述中应有的文风。认真作起来,总不免有点吃力。但只要我们努力,困难是可以逐渐克服的。

  

  ①《汉书·司马迁传》后论。

  ②《后汉书·班彪传下》后论。

  ③《史通·核才》。

  ④《史通·叙事》。

  ⑤《史通·叙事》。

  ①《文史通义·史德》。

  ②《文史通义·评周永清书其妇孙孺人事》。

  ③《文史通义·说林》。

  ①《左传》成公十三年。

  ②《论语·季氏》。

  ③《论语·子路》。

  ①《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①见刘知几《史通·曲笔》。

  ①郑天挺:《中国的传记文》,《探微集》第269页,中华书局1980年6月版。

  ②《容斋随笔》卷一“文烦简有当”条。

  ①《日知录》卷一九“文章烦简”条。

  ②《日知录》卷二六,“史记于序事中寓论断”条。

  ①以上关于尚简和用晦的论述,袭用白寿彝主编《史学概论》,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225—227页。对原文有删改。本章的其他地方也有类似情况,不再一一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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