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

第一卷 导论·第九章 中国与世界 第一节 中国历史的特点

  
第九章 中国与世界 第一节 中国历史的特点

  中国历史的继续性

  以上八章,就中国历史本身和中国史书编撰有关的重大问题,分别作了论述。中国史毕竟是世界史的一个重要部分,我们不能离开世界史而简单地研究中国史。

  在世界各文明古国中,中国文明发展的连续性是十分突出的。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中国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在其发展过程中未曾为外来因素所中断。其二,中国文明在文化发展史上也未曾有断裂现象。以下让我们分别地作一些比较的考察。

  文明在历史上是和国家同时发生的。在人类历史的上古时期,在东亚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在南亚的印度河流域和恒河流域,在西亚的伊朗高原、幼发拉底和底格里斯两河流域、地中海东岸,在北非的尼罗河流域,在南欧的克里特岛、希腊半岛、意大利半岛,出现了许多古老的文明国家。其中第一批出现于公元前四千年代后期至公元前三千年代后期。这就是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均发生于公元前四千年代后期),印度河流域文明(发生于公元前三千年代中期),中国古代文明和克里特岛上的爱琴文明(约发生于公元前三千年代后期)。

  公元前二千年代,在埃及和两河流域文明的影响下,叙利亚、小亚细亚一带出现了腓尼基文明和赫梯文明。在克里特文明的影响下,希腊半岛上的迈锡尼等地又形成了迈锡尼文明。迈锡尼文明成为爱琴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公元前二千年代是青铜时代的盛世,也是埃及(中王国和新王国)和两河流域(古巴比伦王国)文明繁盛时期。但是就在这一时期,印度河流域文明灭亡了(约公元前1750年),克里特·迈锡尼文明也先后灭亡了(约公元前十五世纪,公元前十二世纪)。

  公元前一千年代,铁器时代开始,文明也在更广阔的天地中展开了。公元前一千年代前半期,在印度河流域和恒河流域重新出现了雅利安人的国家,在伊朗高原出现了波斯国家,在爱琴地区出现了希腊诸邦,在意大利出现了罗马国家。在人类上古史上起过重要历史作用的国家这时都出现了。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最古老的埃及和两河流域的文明开始失去政治上的独立,从属于波斯帝国的统治之下。在埃及文明和两河流域文明影响下发生的小亚细亚(赫梯)、叙利亚(腓尼基)、巴勒斯坦诸文明也经历了同样的命运。世界历史表明,金石并用时代和青铜时代产生的古老文明,除了中国以外,到了铁器时代的早期就都已经不再作为独立的政治实体而存在了。

  在公元前一千年代产生的古国,大多数也没有能直接存留到现在,它们作为政治实体的连续性遭到了外力的中断。波斯征服了整个西亚、北非的最古老的文明地区,以至印度河流域,以祆教(拜火教)为其特征的古波斯文明成了更古老的文明的继承者和代替者。但是,公元前四世纪后期,波斯为马其顿的亚历山大所灭亡。在辽阔的波斯帝国故土上后来建立起许多“希腊化”的国家。

  公元前三世纪中叶至公元三世纪初期,安息(帕提亚)统治了伊朗和两河流域。公元三世纪中叶至七世纪中叶,萨珊王朝的波斯一度复兴。但是它在七世纪中叶为阿拉伯人所征服。从此,伊朗和西亚、北非其它古老文明地区一样,成为伊斯兰文明的地区。

  公元前八至六世纪间,在希腊地区重新形成了很多城邦,经过公元前五世纪的繁荣,到公元前四世纪后期落入马其顿势力的支配之下。到公元前二世纪,马其顿和希腊又先后落入罗马人统治之下。罗马于公元前一世纪后期扩展成为一个庞大的帝国,埃及、叙利亚、巴勒斯坦、小亚细亚、希腊等古老的文明地区都属于它的统治之下。但是,到公元三世纪,罗马帝国发生危机。四世纪后期日耳曼人大举侵入,帝国分裂。五世纪西罗马灭亡。作为上古时期在地中海地区出现最晚、影响最大的古罗马文明,也在历史上中断了。

  在中古时期,日耳曼人、斯拉夫人、阿拉伯人、突厥人曾运动于广大的欧、亚、非地区,引起了传统文明的巨大变化。当时存在于这一广大地区里的很多国家,都是在这些运动之中或其后逐渐产生的。因此,它们与当地的上古文明的联系不是直接的。

  与其他古代文明相比,中国古代文明的连续性就十分引人注目了。中国文明产生于金石并用时代和青铜时代①。经过夏、商、周三代的连续发展,到春秋时期进入铁器时代。与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印度河流域文明、爱琴文明不同,中国古文明没有为外力所中断。中国古代国家经过春秋、战国之后,继续向秦汉时期的更高阶段发展着。

  公元四、五世纪,中原地区也发生过民族的移动,还建立过不少由少数民族为最高统治者的政权。但是这些变化在本质上都是朝代的分合或更替的问题。以后,在元代和清代,两度出现过以少数民族成为全国最高统治者的皇朝,但这些皇朝和以汉族为最高统治者的皇朝一样,在本质上都是各族上层统治者的联合政权,只不过是具体结构有所不同而已。所以,中国作为政治实体在历史上从未被外力所中断。

  中国文明在文化史上的发展连续性,在整个世界史上尤其显得突出。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文化史上发展的连续性与文化遗产的流传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回事。在文化连续发展的文明中,前代文化自然地作为遗产流传给后代,所以有文化史发展的连续即有文化遗产的流传;但是,有文化遗产的流传却未必有文化史发展的连续。例如,现在世界流行的阳历,其渊源可以追溯到古代埃及的历法。日、月、火、水、木、金、土七曜日为一星期,圆周分为三百六十度,可以溯源于巴比伦。现代许多国家都使用的拉丁字母,源出于希腊字母,希腊字母源出于腓尼基字母,腓尼基字母又可以上溯于上古埃及和两河流域文字中的表音符号。诸如此类的事例很多,可以说明现在许多国家都在继承和沿袭上古埃及文明和两河流域文明的文化遗产;但是,人们绝对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这些现代国家都与上古埃及文明和两河流域文明有文化发展史上的连续性。因为,现代很多国家虽然接受了上古埃及文明和两河流域文明的文化遗产,但是它们的作为一个系统的文化,却是自身先前的文化系统的发展和继承,而上古埃及文明和两河流域文明的那些文化遗产只是作为某些因素(而并非有机的系统)被继承下来的。

  所以,一个文明在文化史上的连续性必须有以下两个方面的体现:一方面是,语言文字发展的连续性,这是一种文化赖以流传的工具或形式的连续性;另一方面是,学术传统(其中尤其是直接反映历史连续性的史学传统)的连续性,这是一种文化的精神内容的连续性。如果我们以这两个标准来衡量世界上的各文明古国,其中大多数在文化发展史上不是已经中断了连续性,就是只有不完全意义上的连续性。

  让我们从事实来看。古代埃及和两河流域有自己的独特文字系统,有相当丰富的历史文献。可是当她们失去独立以后,文字的使用范围逐渐限于神庙祭司之间,最后终于被人遗忘。对于上古埃及和两河流域的历史,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约公元前485—前425年)游历波斯帝国时所听到的已经是很不完备的传说,这从其所着《历史》一书记载的内容可以得知。在马其顿——希腊人统治时期,埃及祭司马涅托(Manetho,鼎盛年约在公元前280年)、巴比伦祭司贝洛苏斯(Berosus,鼎盛年约在公元前290年)曾分别以希腊文字着埃及史及巴比伦史。这两部书现在虽已不存,但从它书所引佚文可知,基本上不过是各王朝的王表而已。在此以后,就不见古代学者有关于埃及和两河流域历史的着述。这两个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的文字和历史逐渐从人们记忆中消失,所余不过是金字塔之类的遗迹和若干神话及历史传说而已。曾经强盛一时的赫梯国家,到公元前十三世末已经四分五裂,公元前八世纪最终灭亡。赫梯的文字和历史也逐渐被人们遗忘了。印度河流域文明到公元前二千年代中叶以前即已灭亡,继之而来的是还处于原始社会晚期的雅利安人部落,文明发生中断现象。克里特文明于公元前二千年代中叶中断,迈锡尼文明在公元前十二世纪也灭亡了。在希腊大多数地区又暂时回到原始社会后期,克里特文明的线形文字甲和迈锡尼文明的线形文字乙都已被人遗忘。整个爱琴文明只不过在荷马史诗之类的希腊古籍中留下了某些片断的神话传说而已。只是由于近代学者在考古学和文字解读方面的成就,许多曾被遗忘的古文明才得以重新为人们所知。可是至今印度河流域文明的文字和克里特文明的线形文字甲尚未解读成功,因而连这两个文明的创造者到底是谁,现在都无法最后确定。在铁器时代开始后产生的古国中,波斯的楔形文字也曾被遗忘,波斯古史的很多原始资料只是在近代古文字学者将其文字解读以后才重新为人所知。古希腊文、拉丁文没有被人遗忘,但是最后仍坚持用希腊语的只有为数不多的希腊人,而拉丁文到中世纪的西欧已经不是人们口头的活生生的语言文字,而成为基督教士读经和表述经院哲学的工具。十五世纪从意大利开始的西欧“文艺复兴”,在形式上似乎是古代希腊、罗马文化艺术的再生。“文艺复兴”(Renaissance)的词义本来也就是“再生”。但是,正如恩格斯所指出,“从十五世纪中叶起的整个文艺复兴时代,在本质上是城市的从而是市民阶级的产物”①。文艺复兴所开创的是西欧资本主义文明,它从社会性质上与希腊、罗马的古典文明有着本质的不同。当然,从文艺复兴开始的近代西欧文明与希腊、罗马古典文明并不止于有历史阶段上的差别。近代西欧文明是随着各个民族国家的形成而形成的民族文明。各国民族语言文字的出现和以这种文字着述的开始,可以被认为是民族文明发生的一个明显标志。意大利诗人但丁(Dante,1265—1321),曾经被恩格斯称为“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②”。他已经开始用意大利文作诗了。到十六、十七世纪,马基雅弗利(Machiavelli,1469—1527)、拉伯雷(Rabelais,1495—1553)、塞万提斯(Cervantes,1547—1616)、莎士比亚(Shakespeare,1564—1616)、弥尔顿(Milton,1608—1674)、莫里哀(Moliere,1622—1673)等名家辈出,标志了西欧各国民族文明的兴起。因此,希腊、罗马古典文明并不是近代西欧各国文明的母体,而是前者的遗产在客观上为后者的孕育和生成提供了重要的养分。

  诚然,我们也看到国外一些学者谈到其他古国文化的连续性。例如,印度史学家高善必(D.D.Kosambi)认为印度文化有三千多年的连续性,非埃及文化可比③。他说印度文化有三千多年的连续性,实际也就表明更古老的印度河流域文明与以后的印度文化之间是不连续的。当然,《吠陀》以下的印度文化具有明显的连续性,婆罗门教的典籍不仅在思想内容上有着前后相连的发展轨迹,而且在后代对前代典籍的注释中也能反映文化相沿不断的关系。例如着名的《摩奴法典》(Manusmriti)在公元九世纪、十一世纪、十三世纪、十五世纪间几乎每二百年即有一次注释。印度文化史上一个不足之处是缺乏赖以反映历史的史学的连续性。又如,英国学者汤姆生(G.Thomson)说:“如果我们以希腊史与中国史比较,就会看到某些明显的相似之处。这两种语言的书面文献都始于公元前二千年代(引者按:中国未曾发生爱琴文明的文字被遗忘并且至今仍有很大部分未能解读成功的现象)。这两种语言都存留至今,变化较小。近代希腊语不同于古典希腊语,但希腊人仍认为柏拉图的语言是自己的语言。近代汉语不同于古典汉语言,但中国人也仍然认为孔子的语言是自己的语言。因此,希腊语可说是欧洲最古老的语言,汉语是亚洲最古老的语言。这种语言上的连续性反映了两国文化的连续性。自古迄今,希腊的历史是单一民族的历史(引者按:中国情况不同),这个民族从未失去过它自身的同一性或者对于自己往事的回忆;对于中国人来说,情况同样如此。”汤姆生也注意到了中国与希腊的不同。他指出:第一,当前(此书初版于1955年)说汉语的人口约有六亿,而说希腊语者仅八百万人口。第二,希腊文化的许多内容并非自己独创,而是从更早的近东文明借来的;而中国文化则是自己独创的①。汤姆生的话有其理由,不过,希腊同样缺乏反映历史的史学的连续性。

  中国文明的连续性,最明显地表现在以下两点上。第一,中国古代的语言文字在发展过程中未曾发生爆发性的断裂现象。现代汉字与甲骨文、金文的确相去甚远,要求只识简体汉字的人去认甲骨文或金文当然是十分困难的。但是,由甲骨文到金文,由金文到小篆,由小篆到隶书,由隶书到楷书,由繁体楷书到简体楷书,整个发展过程十分清楚、完整。了解到这样连续发展过程及其规律,也就掌握了认识甲骨文、金文的钥匙。而且,从甲骨文到现代汉字,不管字形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字的构造总是以象形、指事、会意、形声为共同原则的;这些原则好象一座联系古今汉字的桥梁,今人通过它可以辨识古代文字。至于语言,古今差别的确不小。因此现代人,甚至现代的专门学者,对于甲骨卜辞、金器铭刻、《诗》、《书》之文,也有不少难以理解的地方。但是,古今语言的差异主要表现在语音、词汇及专门术语上,语法结构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且所有的变化都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发生的。因此,其中仍有梯道可寻。譬如,先秦一部古籍,汉、魏时期的人已觉难解,于是学者作了注释。到了唐、宋时期。汉、魏人的注释已显得不足以解决疑难,于是学者又作了疏解。今人考释古籍,经常都要通过这条前人注疏的梯道。这个梯道也是文明渊源不断的一个明显证据。第二,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传统从未中断。历史记录和着作是客观历史发展过程的文字反映。中国文明的连续性在历代的历史记录和历史着作中也有反映。甲骨卜辞、金器铭刻都是有关史事的记录,《尚书》、《诗经》中有史事的记录,也有后人关于前代史事的表述。《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等书记载了大量的先秦史事。司马迁作《史记》,创为通史,上起黄帝,下迄汉武,尤其反映了中国古代文明的连续性的特点。在《史记》中,《三代世表》谱列了自夏以下三代君主的世系。从此以后,中国历代君主世系直至清溥仪止迄未中断。在《史记》中,《十二诸侯年表》自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始;从此中国史书纪年迄无中断。自《史记》以下,历代均有断代的纪传体正史,它们首尾相衔,形成一条史的长龙。黑格尔说:“中国‘历史作家’的层出不穷,继续不断,实在是任何民族所比不上的。”①洵非虚语。其实,中国历史着作的可贵之处还不限于时间上的前后衔接,而且中国历代史书从体裁到内容都有内在的发展脉络可寻。除了史学以外,其他学术的情况也大体如此。例如文学,从《诗经》到汉、魏古诗、到唐代律诗、到宋词、到元曲,从楚辞到汉赋、到骈体文,其间都有着相当清楚的沿革关系。

  黑格尔在肯定中国“历史作家”层出不穷、继续不断”的同时,又说“中国很早就已经进展到了它今日的情状;但是因为它客观的存在和主观运动之间仍然缺少一种对峙,所以无从发生任何变化,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②这样,他就把中国历史的连续性和停滞性混为一谈。黑格尔有一种偏见,认为东方的文明是古老的,同时也是停滞的。我们不想否认,在黑格尔的这一偏见里也显出了他对当时历史的某种卓越的见解。因为,当时在西方已经开始了资本主义的时代,而东方还被束缚于传统的封建制度之下。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科学地指出:“资产阶级除非使生产工具,从而使生产关系,从而使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革命化,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却是过去的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关系不停的动荡,永远地不安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①黑格尔不能对当时东西方历史的区别作出唯物史观的解释,于是以臆造的“历史哲学”的形式把它归因于不同民族的精神上的“区别”。到了封建社会后期,尤其是明清时期,中国在许多方面的发展都比西欧显得迟缓,以致从历史上的先进地位转而落后下来。原先落后于中国的西方人,现在跑到中国前面去了,于是他以为中国在停步不动。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必须指出的是,黑格尔作为一位对于辩证法的发展具有杰出贡献的大师,他的中国历史无变化的说法却是直接违反辩证法的本身的。

  我们认为,中国文明发展的连续性的实质,绝对不在于什么凝固不变性或停滞性,而恰恰在于中国文明具有的不断的自我更新、自我代谢的能力。任何一个文明的发生,都必然是对于非文明的否定或克服;一切文明的存在和发展,也都必然是对于非文明的不断否定或克服。一切文明发生和发展的过程都是这样的对立统一的运动过程或新陈代谢过程。就以上述各古代文明来说,埃及和两河流域地区的先民在人类历史上最先否定非文明而进入文明,她们的文明的自我代谢到公元前一千年代中期由盛而衰,随后也就失去了生机。爱琴文明到公元前十二世纪不再能自我代谢,也就失去了自己的生存条件。希腊文明的自我代谢到公元前五至四世纪由极盛而转衰,它本身随后也就失去了独立存在的地位。罗马文明在公元前后一两个世纪里盛极一时,其后失去自我调节、自我代谢的能力,以后也就由苟延残喘而终至消亡。历史上其他文明发生、发展与灭亡的历程莫不如此。

  我们论述中国文明发展的连续性,绝对不是也不能把中国的历史写成一部田园诗,把几千年的岁月都说成是在安闲和恬静中度过来的。中国文明在其发展过程中曾经阅历了无数惊涛骇浪,穿越了无数深峡险滩,其间有过许多光辉灿烂的时期,也有过不少风雨如晦的朝夕。中国文明发展的连续性的真正特点,在于她历尽危机而未消残壮志,在于她屡经考验而能活泼泼地生存下来。黑格尔《历史哲学》是在十九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讲演的,那是鸦片战争的前夕,的确是中国封建社会危机深重的时期。但是,中国文明并未在这次危机中失去自己的独立存在。近百余年来的历史证明,中国文明经过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终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向复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①这大体可以表明中国文明发展连续性的基本特色。

   国家统一的发展和巩固

  纵观世界历史,古国文明源远者未必流长;中国文明源远而流长,这是极为难得的。文明恰似江河,如果渊源深远,那末只有在前进的流程中得到足够的川流的汇注,才有可能越来越宽阔、丰富,形成不竭的长流。中国文明所以没有中断,与国家统一的发展和巩固是有密切关系的。

  从世界历史的一般情况来看,文明的发生和发展都是和不同程度的统一相关联的。当文明最初发生之际,都有一个由部落共同体联合为国家的过程。在古代希腊,人们把这种“统一”称为“塞诺西辛”(Synoikismos)。经过这样统一过程形成的还只是一种以某一城为中心的、小国寡民的邦。随着文明的发展和地区性的经济联系的出现,小邦往往又合并成一些地区性的王国。随着各地区之间文明联系的出现,在上古和中古时期,又先后出现过许多跨地区性的帝国。各个文明在这种横向的分合过程中具体处境不同,它们在自身的纵向发展中的连续性程度也有着很大的差异。

  中国以外的其他古老文明缺乏纵向发展中的连续性,一般都与其在横向分合关系中的具体状况有关。公元前四千年代晚期,埃及和两河流域南部开始出现许多小邦,是世界上最早发生的文明。公元前三千年代,埃及形成古王国各朝的统一国家,出现了以金字塔为表征的文明;两河流域南部也先后出现了阿卡德王朝和乌尔第三王朝的统一国家。在公元前三千年代中期以后出现的印度河流域文明、中国夏文明、爱琴文明,都是小邦林立的文明。公元前二千年代,埃及出现了中王国、新王国诸朝的统一国家,两河流域出现了古巴比伦的统一国;这两个最古老的文明至此达到极盛阶段。印度河流域文明、爱琴文明,尚未形成统一的地区性王国,就在公元前二千年代消亡了。公元前一千年代前期,埃及和两河流域南部(巴比伦尼亚)的古老文明中心开始发生危机,于是亚述人建立了包括埃及、叙利亚、巴勒斯坦和两河流域的帝国;这时,在印度河流域和恒河流域,在希腊,重新产生了许多小邦。公元前七世纪末叶,亚述帝国解体,公元前六世纪中叶以后又形成了包括伊朗高原、两河流域、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和小亚细亚的波斯帝国。公元前六至四世纪间,印度河流域和恒河流域开始形成一些地区性的王国,希腊城邦文明达到繁盛时期,罗马国家形成。公元前四世纪后期,马其顿征服希腊,随后又征服波斯帝国,建立起地跨欧、亚、非三洲的亚历山大帝国。但是这个帝国在亚历山大本人死后不久就瓦解了,分裂成许多小国。公元前三世纪,在南亚次大陆曾一度出现孔雀帝国,但这个帝国很快也解体了。公元前三世纪,罗马统一了意大利,公元前一世纪末叶,罗马形成雄霸于地中海地区的帝国。公元前三世纪中叶以后,在伊朗和两河流域逐渐形成了安息帝国。综观公元前一千年代,人类社会铁器时代开始后的第一个千年代,我们可以称之为古代帝国不断涌现的时期。当然,每一个帝国都是在征服了许多地区性的王国的条件下产生的,但是,这些帝国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被认为是对于先前的地区性王国的统一。正如斯大林所说:“这些帝国没有自己的经济基础,而是暂时的、不巩固的军事行政联合。这些帝国不仅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对于整个帝国统一的、为帝国一切成员都懂得的语言。这些帝国是一些各有各的生活方式、各有各的语言的部落和民族(Ha-po

  

   hoctb)的联合体。”①所以,这些帝国的先后出现,足以发生打断古老文明的历史连续性的作用,而不能维护或巩固那种连续性。

  公元以后直到中世纪晚期以前,情况也基本如此。在西方,西罗马帝国在五世纪灭亡以后,出现的是日耳曼人诸王国林立的局面。公元800年,查理曼(Charlemagne,742—814)加冕为“罗马人的皇帝”,但是查理曼帝国不仅与罗马帝国无关,而且存在不到半个世纪就分裂了。公元962年,鄂图一世(OttoI,936-973)再次加冕为“罗马人的皇帝”,而这个正式命名为“神圣罗马帝国”的国家实际上连德意志和意大利都没有真正统一过。虽然这个帝国的名称直到1806年才在拿破仑兵威之下取消,但它恰如伏尔泰所说“既非神圣,亦非罗马,又非帝国”,在历史上算不了什么。现代西方的民族国家,是在中古后期随着资本主义萌生逐渐形成的。在东方,一至三世纪间有安息帝国、贵霜帝国,三至七世纪间有萨珊朝波斯帝国,七至十一世纪间有阿拉伯帝国(八世纪中叶已开始分裂),十一至十三世纪间有塞尔柱土耳其帝国,十三世纪有蒙古帝国,十四世纪以后又有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正式崩溃)等。但是这些帝国都是军事征服的产物,因此在不同时期里领土范围的变化很大,最终的结果仍是分裂而不是统一。现代东方的多数国家都是在反对西方殖民统治的斗争中形成的。

  在世界历史上,只有中国在发展中长期保持着统一的趋势。象其他国家一样,中国最初也是有许许多多的部落,然后由部落合并为许多小邦,再逐渐统一为地区性的国家。相传,“当禹之时天下万国,至于汤而三千余国。”①至周武王准备伐纣的时候,诸侯会于盟津(孟津)者有八百之多②。相传,周初分封,“凡一千八百国,布列于五千里内。”“春秋之初,尚有千二百国,迄获麟之末,二百四十二年,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而见于《春秋》经传者百有七十国焉。”①今按春秋以前的传说数字虽未必可靠,但总可说明当时的确有很多小邦。这些小邦实际上是各自独立存在的,周武王在牧野誓师,称同盟各邦君长为“友邦冢君”②;周公东征武庚,仍称诸侯为“友邦君”③。不过,就是在这样小邦林立的情况下,也存在某种程度的统一的中心的观念。在许许多多小邦之中,夏、商、周是依次出现的三个中心。如果把夏、商、周理解为秦汉以后的帝国,那当然不对。不过,从《尚书·周书》看,周人确实有一种殷革夏命、周革殷命的三代相承的观念。周人自认在从前周是“小国”、而殷则是“大国殷”、“天邑商”。一九七九年在岐山凤雏村发现的周原甲骨中也有“■周方伯”(见H11,82;H11,84)的记载,尤可证明传统文献中周为殷之西伯的说法。《诗·商颂·玄鸟》说商“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被四海”,颇为有理。商作为一个大邦,其民所居不过千里;但作为各邦共戴的一个王朝,它就“肇域被四海”了。所以,在夏、商、周三代小邦林立的时候,其中就有着一个统一的方面。

  从春秋以至战国,诸侯之间相互并吞,大国争霸激烈。这看起来象是由于周室衰微而出现的一种分裂局面,其实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并小邦为大国,由封国而郡县,形成了地区性的统一王国。战国七雄进一步兼并的结果,是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了首次统一的秦、汉皇朝。两汉的统治持续了四百余年,为中国以后进一步的统一打下了稳固的基础。

  东汉以后,出现了五十年的三国鼎立局面。西晋以后,出现了二百多年的南北分裂时期。可是魏、蜀、吴三国都是在克服地方割据局面中建立起来的,它们都在为统一全国作准备。就是在西晋灭亡以后的一个较长的分裂时期中,也一直存在一种统一的趋势。前秦符坚曾经一度统一了北方。淝水之战以后,北方再度出现分裂局面,但是在四三九年,北魏又完成了北方的统一。

  经过南北朝以后,又出现了隋、唐时期三百年的统一。这一次的统一的规模,又超过了两汉时期。唐以后,虽然有过辽、宋和宋、金之间的南北对立,但统一仍是发展的总趋势。经过元、明两代,到清朝的时候,中国的统一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

  中国的统一之所以能够得到巩固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民族关系的具体发展特点密切有关的。自从有文字记载以来,中国就进入了多民族统一的过程,大致经历了各民族内部的统一、地区性的多民族的统一,而达到全国性的多民族的统一。全国性的多民族统一,也经历了多次的曲折而终于达到稳定的多民族的统一,并且建立了多民族统一的社会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本卷第一章对此已有阐述,这里就不再多说了。

  

  

  ① “夏文化二里头型晚期出现了较大的青铜兵器和工具——戈、钺、凿等,尤其是还出现了青铜礼器——爵。”(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第141页。虽然目前学术界对二里头文化的归属尚有争论,但青铜器出现之早是可以肯定的。

  ①《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总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49—250页。

  ②《〈共产党宣言〉1893年意大利文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49页。

  ③高善必:《古代印度文化与文明史纲》(TheCultureandCivilizatronofAnciemtIndia in Historical Outline 1977),第9页。

  ①汤姆生:《第一批哲学家》第61页。

  ①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本,第161页。

  ②《历史哲学》,王造时译本,第161页。

  ①《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4页。

  ①《易·乾卦象辞》。

  ①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第8—9页。

  ①《吕氏春秋·离俗览·用民》。禹时有万国说,亦见于《左传》哀公七年、《墨子·非攻下》、《荀子·富国》等。

  ②见《史记·周本纪》。

  ①《晋书·地理志》(上)。按见于《春秋》经传的百有七十国,不是春秋末年存在的数目。

  ②《尚书·牧誓》。

  ③《尚书·大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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