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

第一卷 导论·第二节 中国史和世界史

  
第二节 中国史和世界史

  中国史有结合世界背景考察之必要

  中国史作为一门国别史,作为一门如此源远流长而又内容丰富的国别史,自然有必要不断地进行深入的专门研究。同时,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是在世界的总环境中发展的,所以,中国史又有结合世界背景考察的必要。这就是说,既要把中国史放在与外部世界的比较中来考察,又要把中国史放在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中来考察。

  当然,要认识到一个国家的历史必须放在与外部世界的比较中来考察,这在客观上必然要有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在自人类开始进入文明以来的约五千年中,新航路的开通在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至今不足五百年;如果说世界作为一个有机的经济的和政治的整体的形成,那就是更晚的事了。古代人注意到从比较中认识自己国家的历史,总是从与邻近的国家或民族比较开始的。然后,随着接触和了解范围的扩大,比较的范围也逐渐扩大。在中国,注意到以他邦的历史来与本邦作比较的情况是出现得很早的。《尚书·周书》中有若干周人与商人作历史比较的文字。例如《酒诰》记:“王曰:封(康叔),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王曰:封,我闻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显,小民经德秉哲,自成汤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饮。”这里不仅有商周两代的纵向的比较,而且有商周两邦之间的横向的比较。春秋战国时期,由于争霸和兼并斗争的激化,邦君谋臣在分析天下大势时亦往往兼有对不同的邦的历史比较分析。西周晚期,周王室势力将衰,周宣王之弟郑桓公友曾“问于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惧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回答了一大篇话,这就是《国语·郑语》的基本内容。这篇话既分析了当时形势,也比较了有关诸邦的历史(且不论其观点见解如何)。郑桓公听了这番分析后很高兴,“乃东寄帑与贿,虢、郐受之,十邑皆有寄地。”这样就为春秋时期的郑国安下了立足点。

  在古代西方,注意从与外国比较中认识本国历史,也是有很古老的传统的。在希罗多德所着《历史》一书中,不仅有很多篇幅用于追述埃及、巴比伦等东方古国的历史,而且从比较中认识到希腊文化的许多因素是从东方学来的。例如,他知道希腊文字是从腓尼基人那里学来的(《历史》,V,58)。又如,他说“(埃及)国王阿玛西斯还规定出一条法律,即每一个埃及人每年要到他的诺姆的首长那里去报告他的生活情况,而如果他不这样做或是不来证明他在过着忠诚老实的生活时,他便要被处以死刑。雅典人梭伦从埃及那里学了这条法律而将之施行于他的国人中间,他们直到今天还遵守这条法律。”(《历史》Ⅱ,177)当然,希罗多德也说到了希腊与其他国家传统的不同。例如,他曾引用一个被放逐的斯巴达王和波斯皇帝的对话,以寓论于史的方法说明波斯传统重视王的权威,而希腊传统则重视法的权威(《历史》V11,102)。以后,希腊、罗马的许多史学家、哲学家在其着作中都有比较的探索。亚里斯多德的名着《政治学》一书中充满了对希腊各邦之间以及对希腊与其他国家的比较研究。普卢塔克(Plu-tarch)着希腊罗马名人传,更是有意识地在作比较的研究。

  西方在罗马帝国灭亡以后,文化衰落,史学不振,直至文艺复兴以前没有多少成就可言。但是,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和新航路的开通,尤其是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以后,西方学者在其学术活动中开始在更广阔的范围里进行比较的研究。例如,法国的孟德斯鸠所着《论法的精神》(严复旧译称《法意》)一书,不仅是一部表示作者政治思想的巨着,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部对多国法制作了历史比较研究的书。到十九世纪,西方学者在这方面更有所进展。例如,毛勒(Georg LudwigMa-urer,1790—1872)对于古代公社土地所有制的研究,摩尔根(LewisHenry Morgan,1818—1881)对古代氏族制度的研究,都是具有重大启发意义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随时分析研究当代学术研究的新成果,同时亲自作了许多历史的比较研究。我们从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科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及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一书摘要》,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书中可以看出,伟大的导师在这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也正是在比较的研究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为我们阐明了世界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使史学发展成为科学。

  在我国传统史学中,自司马迁《史记》以下,大部分纪传体史书多记边区少数民族。也有关于外国的记载。这些记载作为历史资料,是十分宝贵的,但其中作比较研究的意思不多,也可以说比较研究作得不够。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相当复杂的,值得作深入的探讨。明中叶以后,世界形势迅速变化,而中国人于外国历史之认识仍裹足不前。于是中国人失去了对自己在世界上的实际处境的了解,到清中叶以后,我们的国家因此而饱经苦难。

  严重的外来威胁使中国人逐渐清醒过来。于是乃有林则徐、魏源的《四洲志》、《海国图志》之作。近代的许多学者和政治家都开始注意比较中外历史了。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都很注意从世界看中国,注意中国历史与外国历史之比较。梁启超在《变法通议·论不变法之害》中说:“印度,大地最古之国也。守旧不变,夷为英藩矣。突厥(土耳其)地跨三洲,立国历千年,而守旧不变,为六大国执其权,分其地矣。……今夫俄宅苦寒之地,受蒙古钤辖,前皇残暴,民气凋丧,岌岌不可终日;自大彼得游历诸国,学习工艺,归而变政;后王受其方略,国势日盛,辟地数万里也。今夫德,列国分治,无所统纪,为法所役,有若奴隶;普人发愤,兴学练兵,遂蹶强法,霸中原也。今夫日本,幕府专政,诸藩力征,受俄、德、美大创,国几不国;自明治维新,改弦更张,不三十年,而夺我琉球,割我台湾也。……记曰:不知来,视诸往。又曰:前车复,后车戒。大地万国,上下百年间,强盛衰弱之故,不爽累黍。盖其几之可畏如此也!”梁氏所述史事容有未确之处,但是他的话道出了中国人必须把自己的历史置于世界变化的历史中自省的迫切心情。

  近代中国史学家注意结合世界历史之背景来研究中国历史,在多方面都比前代有所进步,但其中也有各种各样的问题。问题大体在于两端:一则以为中国历史文化为世界之冠,为国粹派;一则以为中国百事不如人,为民族虚无主义派。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产生,以世界史为背景对中国史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即从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研究中国历史具体发展规律的阶段。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等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已经在这方面作出了许多卓越的贡献。我们将永远不忘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筚路蓝缕之功,当然也不能永远以他们的成就为满足,从此裹足不前。

  现在我们要结合世界背景来考察中国历史,显然有大量工作有待进行。这是因为:第一,要作为中国史背景来考察的世界史,正在不断地而且相当迅速地发展着,我们必须结合世界史的最新科学研究成果来比较研究中国史。第二,从事中国历史研究所需的资料和条件也在不断地而且相当迅速地发展着,我们的研究不论在深度或广度上都必须有所进展。前进是必须的。

  以上论述中国史有置于中外比较中考察的必要,考虑的是中外历史间客观存在的逻辑联系。那末,现在可进一步讨论中国史有必要置于中外历史的现实联系中考察的问题。

  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因世界联系发生、发展的情况而分为两大阶段。马克思说:“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①马克思和恩格斯又说:“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指历史——引者)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②这就是说,全世界范围的有机联系有一个长期的发生过程,随着近代大工业的出现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世界才作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出现。大体说来,上古和中古时代是世界的有机联系发生的时期,近代以后是世界的有机联系形成和发展的时期。

  在上古和中古时代,中国与外部世界之间的联系有一个漫长的发生、发展过程。先秦时期的情况,由于史料不足,诸多待考。秦汉以后,尤其“张骞凿空”以后,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已成为中国史书中一项经常保有的内容。当然,从秦汉以至近代以前,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还不具有经常和必然的性质。关于这一时期中国史的世界背景,主要也应该从中外历史比较的角度来考虑。联系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总趋势是由近而远、由疏而密,其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西汉时,张骞西行,从此打通陆上丝绸之路。东汉时,班超副使甘英历安息,抵条支,临西海以望大秦(罗马),虽未能直接与罗马建立联系,但汉与罗马都已互相知道对方的存在,间接的商业联系也已发生。《后汉书》载,大秦“与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至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瑇瑁,始乃一通焉。”这说明东汉时与西方的海上联系也开始了。虽然这两条通路由于各种历史原因时通时断,但是通过这两条路而给中国带来的影响是很大的。世界三大宗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以及与之相应的文化艺术由此传入中国。三大宗教对于中国历史影响不小。佛教不仅在民间曾广泛流传,而且影响了中国的正宗思想——儒学。伊斯兰教对于回族、维吾尔等民族的影响也是非常明显的。三大世界宗教以外,还有一些其他宗教也经由这两条路传入中国。如伊朗的祆教、摩尼教,以色列的犹太教(一赐乐业教)、印度的婆罗门教等都曾传入中国。这些宗教对中国也有或多或少的影响。例如摩尼教(又称末尼教、牟尼教、吃菜事魔等)就曾经被起义农民用作号召和组织群众的工具。此外,波斯、印度、阿拉伯及西方的许多物品也由此传入中国,其中矿物、植物、动物皆有,而且不少植物逐渐在中国培植和繁衍起来。这些不大容易被人注意的事情,对于中国历史实际是有其相当深远的影响的。如果我们浏览一下唐宋以来的药物记载,就可以看到其中有很多药物是从国外传来的。当然也有多种物品由此传往外国,对外国作了贡献,《中国伊朗编》(B.Laufer:Sino-Iranica,Chinese Contri-butionstothe Historyof Civilization in AncientIran)对此考订颇详。唐宋以后,中国与波斯、阿拉伯及西方的贸易日益发展,这种往来对于中国历史的影响也日益重要。南宋以偏居一隅,财政负担十分沉重,因而重视大量的市舶之利对政府收入所起的作用。

  近代以后的情况与以前又有了很大不同。首先,中国近代史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在西方资本主义武装力量的压迫下,封建的中国门户被打开,中国由封建社会逐渐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在东方,在全世界范围的扩张,这恰恰是中国跨入近代的总的历史环境或世界背景。如果离开这个背景来考虑中国近代史上的开端问题,那末我们对于当时中国历史处境的认识,将不会超过道光皇帝之流的清代统治者的水平。

  中国在近代一步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实际都从属于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中国人民头上压了三座大山——帝国主义者、封建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不管三者之间存在多少各种各样的矛盾,他们在压迫剥削中国人民的罪恶活动中却总是狼狈为奸勾结在一起的,而帝国主义者就是他们的总支柱。因此,要研究中国近代社会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阶级结构,都完全离不开世界的总背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同样也必然地带有世界的性质。

  “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第一次胜利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①同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一九一九年,中国发生了五四运动。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②从此,中国历史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阶段。因此,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离不开世界的历史环境。不然,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所取得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也是不能真正理解的。

  现在,中国人民正在共产党领导下向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前进。现代化是当前不可遏制的世界潮流。中国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的伟大历史意义,也只有结合世界历史的总背景才能得到充分的理解。

   中国史在世界史中的重要性

  以上,着重谈世界史对中国史的意义。现在谈谈中国史对世界史的意义。这不须经过详细论证,人们也能直观地发现,如果忽略了历史如此悠久、幅员如此辽阔、人口如此众多、文明如此灿烂的中国,任何以世界史命名的着作都将不成其为世界史。过去,某些名为世界史的着作没有恰当地反映出中国历史应有的地位。这如果不是出于知识不足,便是出于偏见,也许二者兼而有之。

  世界史虽由各国史综合而成,但又高于各个国别史的简单总和,其原因就在于世界史能在各国历史发展的具体规律之上,显示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这种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既寓于各个国别史中,又不能从国别史中直接地、自然地显现出来。只有通过比较研究,人们才能找到某种典型,并透过对典型的分析而对一般规律有所了解。恩格斯在分析国家在民族制度废墟上兴起的问题时指出:“雅典是最纯粹、最典型的形式:在这里,国家是直接地和主要地从氏族社会本身内部发展起来的阶级对立中产生的。”①恩格斯找到了雅典国家产生的典型形式,是在将它与罗马和德意志人国家的产生作了比较研究之后得出的科学结论。恩格斯在说明马克思为什么特别注重对法国史的研究时指出:“法国是这样一个国家,在那里历史上的阶级斗争,比起其他各国来每一次都达到更加彻底的结局;因而阶级斗争借以进行、阶级斗争的结果借以表现出来的变换不已的政治形式,在那里也表现得最为鲜明。法国在中世纪是封建制度的中心,从文艺复兴时代起是统一的等级君主制的典型国家,它在大革命时期粉碎了封建制度,建立了纯粹的资产阶级统治,这种典型性是欧洲任何其他国家所没有的。而奋起向上的无产阶级反对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斗争在这里也以其他各国所没有的尖锐形式表现出来。”①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是在对欧洲各国历史作了比较研究以后才发现了法国这样一个典型。

  为了从比较研究中寻求典型并揭示人类社会一般发展规律,用以进行比较的国家或地区自然是愈广泛而愈有代表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自己的革命和科学的实践中不仅对欧洲国家的历史作了比较研究,而且也对东西方的历史进行过比较研究。恩格斯在对东西方历史作了比较的基础上指出:“在亚细亚古代和古典古代,阶级压迫的主要形式是奴隶制,即与其说是群众被剥夺了土地,不如说他们的人身被占有”。②这就是通过广泛的比较研究而阐明古代社会阶级关系的一般规律。

  应当承认,在迄今的比较研究和选取典型的过程中,中国史还没有得到世界史的研究者的充分注意。且不论造成这种现象的各种原因,这里只须指出,这样会使人们在选取典型时限于片面,从而对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的探讨也难以深入。世界史里长期存在一种以西方为中心的倾向,不仅在近代史上把西欧资本主义国家视为时代的中心,而且在上古和中古史上也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西欧当作衡量其他地区或国家的一把标尺。不少人惯于把雅典和罗马的社会视为奴隶制社会的典型,于是对于其他古代国家不是夸大奴隶人数以与罗马附合,就是把它视为变种。可是随着研究的进展,人们愈来愈清楚,即使在雅典和罗马的极盛时期,奴隶也未能占人口的多数。于是关于古代社会性质问题又发生了很大的震荡。现在研究有待于深入,简单地以雅典、罗马为标准的办法肯定行不通,需要有广泛的比较研究。古代中国的社会具有系统的结构和层次,在不同的方国中还有多样的特点,又具有他国少有的丰富典籍和出土资料。所以,我们应当也必须充分结合中国古代的历史来研究和解决问题。不少人惯于把中古西欧作为封建社会的典型,实际上,这与马克思和恩格斯以法国作为西欧的典型有原则上的不同。他们对其他中古国家,或是任意把非农奴说成农奴,或是说那里根本没有封建社会。从前论法兰克王国封建化的完成,的确曾强调其大多数农民的农奴化。但是随着研究的进展,人们逐渐看出并不是简单的、一例的农奴化,而是有各种程度不同的复杂的封建依附关系。简单地以中古西欧作为衡量其他国家封建制度的标准的办法也行不通了,现在需要更广泛和充分的比较研究。如果实事求是地考虑问题,中国史上的封建制度比西欧封建制度在许多方面都具有更为典型的意义。中国由上古到中古的过渡是在历史的正常连续进程中实现的,不象日耳曼人在西罗马帝国废墟上建立封建制度,从而也没有经济和文化的中衰和复兴等带有特殊性的现象。中国在中古时代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都有高度的发展,阶级结构和阶级矛盾也比欧洲为复杂,充分解析这样高度发展和结构复杂的封建社会,将会加深我们对于发展较低和结构较简的封建社会的了解,也会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封建社会的一般发展规律。中国境内许多少数民族在封建制度方面也有许多特色,这对我们进行比较研究也是十分有意义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中古时期文物、典籍的繁富为其他国家所少有。要多方面深入地了解封建社会,这个史料宝库是至为珍贵的。所以只要在比较研究中充分运用了中国史,我们对于其他国家历史的了解,对于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的了解都无疑会大为提高一步。

  中国史对于世界史的重要性还在于,中国在与外部世界联系的过程中对其他国家,对整个世界的发展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近代以前,世界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中国在这个过程中曾经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出现在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黄河流域、克里特岛等几个孤立的点上。以后这些点逐渐连结或扩展为片,然后再逐渐连结为整体。公元前六至四世纪,古代文明大体已连结成三片:从地中海东部到印度河一片,从印度河到恒河一片,中国一片。印度和它以西的一片在印度河流域发生接触和交叉,相互间开始有了联系和了解。由于喜马拉雅山脉和帕米尔高原所造成的交通困难,这时中国和以西两片有无联系尚待确证①。不过,中国形成为三大片文明地区之一,这对进一步联系的形成极为重要。公元前138年张骞奉汉武帝命出使,在匈奴中稽留十余年后到达大夏(Bactria)等地。从此开通了“丝绸之路”,三片古文明之间的联系开始发生。以后千余年间,这条路在东西方交通中一直起着重要作用。在古代要走通这一条路,自然是十分困难的。中国人首先开通了这一条路,为东西方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具有世界性的历史意义。中国与西方的海上交通,在汉代大约已到印度①,这样也就开始接通了经波斯湾或红海而到达西方的航路。当然这条路在古代的艰难危险程度也不在陆路以下。东晋高僧法显从陆路经中亚到印度,以后经斯里兰卡由海路回中国,往返途中经历了许多艰险。随着陆海两路的开通,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日益发展。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造纸术、指南针、印刷术、火药也先后传往西方。造纸术于公元八世纪中叶传到阿拉伯人手中,到十二世纪才传入欧洲。印刷术约于十二世纪传到埃及,十四世纪末传入欧洲。这两项技术传到欧洲的时候,正是“文艺复兴”即将开始的前夜。它们为欧洲科学文化的传播和资产阶级人文主义战胜封建主义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中国人很早就发现磁石可以指南,十一世纪中叶,曾公亮等所着《武经总要·前集》,在第十五卷中已说到以指南针为交通辨向工具。十二世纪初,朱彧所着《萍洲可谈》第二卷中,已明确说到指南针用于航海事业。约十二世纪,指南针传入阿拉伯人手中,以后又传往西方。欧洲人学会以指南针航海,为以后新航路的开辟作了准备,从而也为资本的原始积累准备了条件。火药于十四世纪传入欧洲,成了“城市和以城市为依靠的新兴君主政体反对封建贵族的武器”②。总之,四大发明的西传,对欧洲的历史起了重要的影响。

  在近代以前,游牧民族的迁徙对于农耕地区民族有很大的影响,甚至影响到广大地区的政治局面。中国北部的游牧民族和中原以南的农耕地区的关系就往往影响到民族的迁徙。从历史上看,规模大影响大的迁徙有三次。战国、秦、汉时期,中国北方最主要的游牧民族是匈奴人。经过两汉时期汉与匈奴的搏斗与和解,公元一世纪末,南匈奴内附于汉,北匈奴败逃。约公元二世纪中叶,北匈奴逾葱岭西去。至四世纪,他们到达欧洲,引起了日耳曼各族的大迁徙和西罗马帝国的灭亡。这是第一次。南北朝后期、隋、唐时期,中国北方最主要的游牧民族是突厥人。经过隋、唐两朝与突厥的反复争战,公元八世纪中叶,突厥汗国最终灭亡,很多突厥人内附于唐,也有许多突厥人分布于葱岭以西、中亚一带。公元十一世纪,居于阿姆河流域的塞尔柱土耳其人向西移动,征服伊朗、两河流域、叙利亚直至小亚细亚。这是第二次。公元十三世纪初,金与南宋、西夏处于对峙局面,北面蒙古兴起。在短短的几十年间,蒙古人征服了欧亚广大地区,形成了历史上空前庞大的帝国。这是第三次。匈奴人在西方建立的帝国、塞尔柱土耳其帝国和蒙古帝国,对于世界历史的影响是很大的。如要了解这些游牧民族的活动,中国史正是必不可少的背景。

  在长期与外部世界交往的过程中,中国人曾留下了大量关于外国历史的记载。自《史记·大宛列传》以下,几乎历代纪传体史书都有关于外国的传记。它们不仅涉及邻近国家的朝鲜、日本、中印半岛诸国、南亚诸国及中亚地区,而且对西亚、欧、非的一些国家也有所记载。此外,中国历代还有许多私人着述,它们专门记述或涉及外国史事,其中有不少还是旅行家亲自记录的所见所闻。汉文《大藏经》中就包含了丰富的外国历史资料,主要是关于南业、中亚地区的资料。中国典籍对于许多国家的历史,对于长期作为东西方交通要道的中亚地区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如要研究世界各地区联系形成的历史,中国的历史典籍是不可缺少的珍贵资料。总的说来,中国典籍在世界交往史上的意义与中国在世界客观联系形成中的作用是大体相当的。

  十五世纪末叶至十八世纪末叶,世界各地区间海上航道逐渐开通。工业革命于十八世纪后期从英国开始,十九世纪又在欧洲大陆和美国逐步展开,同时世界经济也逐渐形成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在这个时期,西方社会由封建主义而资本主义,而帝国主义,西方国家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了残酷的殖民活动。在同一时期,中国逐渐落后了。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的百年中又沦为半殖民地的地位。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暗淡的时期。就是在这样的时期里,中国对于世界历史的作用也是不能忽视的。十七世纪末至十八世纪,东方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印度莫卧儿帝国都迅速衰落,而中国的清皇朝却在这时基本上保持了祖国的领土范围。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东方大国的存在,给西方殖民者的侵略扩张造成了巨大的障碍。

  十九世纪中叶以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但是,中国人民的斗争坚持不断。在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义和团运动多次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不可计量的、无名的民族英雄为保卫祖国作出了多少可歌可泣的事迹。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不仅在中国推翻了几千年的君主政体,而且在亚洲和世界上也有重要的意义。列宁说:“孙中山纲领的每一行动都渗透了战斗的、真诚的民主主义。它充分认识到‘种族’革命的不足,丝毫没有对政治表示冷淡,甚至丝毫没有忽视政治自由或容许中国专制制度与中国“社会改革”、中国立宪改革等等并存的思想。这是带有建立共和制度要求的完整的民主主义。它直接提出群众生活状况及群众斗争问题,热烈地同情被剥削劳动者,相信他们是正义的和有力量的。我们接触到的是真正伟大的人民的真正伟大的思想;这样的人民不仅会为自己历来的奴隶地位而痛心,不仅会向往自由和平等,而且会同中国历来的压迫者作斗争。”列宁还以孙中山先生与西方的总统相比,说西方国家的总统是已经腐朽的资产阶级的走狗或傀儡,而“这里的亚洲的共和国临时大总统是充满着崇高精神和英雄气概的革命的民主主义者”。①辛亥革命没有能够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以民主和科学为号召的“五四运动”又进一步展开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毛泽东同志说:“中国人民,百年以来,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英勇斗争,使得帝国主义至今不能灭亡中国,也永远不能灭亡中国。”②经历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帝国主义在世界范围瓜分殖民地的狂潮,中国作为一个古老的大国能够生存下来,这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来说是一个挫折,对世界被压迫民族的斗争来说则是一个鼓舞。

  从本世纪二十年代初开始,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经过了二十八年的艰苦斗争,中国人民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在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革命是在历史悠久、地域广大、人口众多的国家取得胜利的。这就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世界殖民体系,鼓舞了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革命斗争。从此,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国在世界历史上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①《〈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12页。

  ②《德意志意识形态》,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51页。

  ①《新民主主义论》,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628页。

  ②《论人民民主专政》,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360页。

  ①《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165页。

  ①恩格斯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写的《第三版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601—602页。

  ②《美国工人运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58—259页。

  ①公元前二世纪,张骞至大夏。见邛竹杖、蜀布,来自印度,他认为中国西南部与印度可能早有往来。印度《摩诃婆罗多》、《政事论》等书中也说到Cina,可能是指中国。确实联系待考。

  ①在印度迈索尔发现了中国古钱,年代很可能属公元前138年(即汉武帝建元三年)。有的学者以此作为公元前二世纪中印海上交通的证据。

  ②《反杜林论》,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207页。

  ①《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见《列宁选集》第二卷,第424页。

  ②《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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