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

第二卷 远古时代·第三节 从蓝田人到北京人

  
第三节 从蓝田人到北京人

  大约从距今100万年起,地质史即进入更新世中期。属于这一时期的人类化石及其文化遗存都十分丰富,表明这个时期的史前文化有一个较大的发展。在相当丰富的人类化石和文化遗存中,最重要的是蓝日人和北京人及其文化,并分别为较早和较晚时期的代表。

   蓝田人及其文化 蓝田人是1963年和1964年分别在陕西蓝田县的陈家窝和公王岭发现的。公王岭在监田县城东南17公里,是一个小土岗,前临灞河,后依秦岭。登上公王岭,即发现厚约30米的砾石层、上面覆盖着厚约30米的“红色土”。红色土的下部夹有两层埋藏土,就在这两层埋藏上之间发现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人头盖骨和三枚牙齿化石,还有石器和许多动物化石。在陈家窝则发现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下颌骨化石。

  公王岭的头骨大约是属于一位30岁左右的女性。其特征是头骨壁极厚,额部明显后斜,前额低平,没有额窦,眶上圆孔硕大粗壮,在眼眶上方几乎形成一条横行的眉峭。圆枕两侧向外延展,向后明显缩窄。头骨高度较小,脑容量为778毫升。比北京人和爪哇人都要原始(图1-2)。

  陈家窝的下颌骨化石大概属于一位老年女性个体,其特征是具有多的颏孔,有明显的联合部突起和联合棘,下颌明显向

  图1-2蓝田人(复原)

  后倾斜并有明显的颏三角。从整体看同样比北京人原始,但比公王岭的头骨所显示的要稍稍进步一些。尽管如此,由于二者的主要特征所显示的阶段性相似,故可定为同一类型,称为蓝田直立人(Homo erectus Lantianensis)①。其年代据古地磁法测定,分别为蹈今98万年(公王岭)和53万年(陈家窝)或110—115万年和65万年。

  在蓝田人产地发现的石制品仅三十四件。原料主要是石英岩和脉石英,有石核、石片和石器。石器种类有大尖状器、大型多边砍研器、中小型多边砍斫器和单边砍听器,还有刮削器和石球等。加工技术粗糙,有单面加工和交互加工者。器形多不规整,对原料的利用率也较低,表明当时的石器制作技术仍具有一定的原始性①。

  与蓝田人伴生的动物有三门马、大熊猫、鼢鼠、李氏野猪、葛氏斑鹿、中国鬣狗、东方剑齿象、剑齿虎、中国獏、爪兽、硕弥猴和免等,有明显的南方动物群色彩。根据动物群及其所在的地层判断,年代应属中更新世早期。

   匼河文化 匼河村属山西省芮城县,位于西侯度西南的黄河岸边。1959年调查时发现若干石器地点,1960年对其中几个点进行了发掘,总共在十一个地点发现石制品一三八件,以及烧骨和许多哺乳动物化石②。除6055地点是发现于红色土之下的泥灰岩层中以外,其余都是发现于红色上之下的砾石层中。前者很少受水冲磨,后者则多有不同程度的冲磨现象。

  石制品的原料除极少数为脉石英外,绝大多数是采自当地河滩的石英岩砾石制成的,不少制品还保留有原砾石的岩面。匼河石器的制法主要是锤击法和碰砧法,也有砸击法,有的用原砾石的平面作台面,有的则用已打过石片的疤痕作台面。石片大多宽短。石器器形有砍斫器、刮削器、太三棱尖状器、小尖状器和石球等,多用石片加工而成,也有由石核制成者(如石球等)。砍砸器分单面刃和双面刃两种,刮削器则多为单面加工,即从劈裂面向背面加工而成(图1-3)。

  图1-3 匼河石器1-3.砍砸器;4.大三棱尖状器;5.小尖状器。

  匼河石器的特点是个体较大,类型比较明确,同蓝田人石器乃至西侯度石器有不少相似之处,应是同蓝日人一起继承西侯度而发展起来的石器文化。

  在匼河发现烧骨一块,表面呈灰褐色,骨壁里面呈灰蓝色或黑色,应是用火的一个证据。

  与石器伴出的动物化石有披毛犀、三趾马、肿骨鹿、斑鹿、剑齿象、纳玛象、水牛和野猪等,其时代应属中更新世早期,与蓝田人的年代接近。

   周口店和北京人

  周口店位于北京市西南郊的西山脚下,从很早的时候起就有人在那里开采石灰,挖掘“龙骨”(即古动物化石)。1918年,当时地质调查所的矿业顾问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J.G.Anders-son)来到周口店鸡骨山,发现有丰富的哺乳动物化石。1921年安特生等人又访问了鸡骨山,并由当地矿工引导在鸡骨山北约之公里的龙骨山找到了一个化石更为丰富的地点,并预言那里会发现人类化石及其遗物。1927年正式组织发掘。1929年12月2日由裴文中发现了完整的直立人头益骨。那次发掘一直持续到1937年。解放以后又多次进行发帆前后发现了六个比较完整的人头盖骨化石以及大量的头骨碎片、肢骨和牙齿化石等,代表四十多个不同年岁和性别的个体。同出的石器和石制品数以万计,还有大量的烧骨,成堆的灰烬,被烧过的石头和朴树子等,伴出的动物化石多达一百多种。这个被称为“北京人之家”的周口店第一地点,至今仍是我国发现资料最丰富的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①。

  周口店第一地点所发现的人类化石的特点是颅盖低平,前额后倾,头骨最宽处位置偏低,眶上圆枕两侧端稍向后弯曲,眶上园枕与额鳞之间出现明显的宽沟。头骨有矢状脊,鼻骨较宽,属阔鼻型并接近特阔鼻型,颧骨很高,颧面前突且较垂直。吻部略向前突出而没有下颁,下颌骨具有下颌圆枕。牙齿粗壮,门齿呈铲形。平均脑容量约1075毫升,1966年发现于顶部堆积的5号头骨脑量更达1140毫升,显然比蓝田直立人进步一些。但仍属直立人范畴,并被命名为北京直立人(Homoerectuspekinensis)(图1-4)。

  图1-4北京人(复原)

  北京直立人的肢骨部分呈现着与头骨不完全相应的特性,上肢骨已短于下肢骨,肢骨除骨壁较厚、髓腔较小外,已与现代人的相似,锁骨和月骨也与现代人的相近。股骨也接近于现代人,有股骨脊。但股骨干上半内侧缘显着隆起,这一特点和黑猩猩相似;股骨干最向前弯的部位在中部以下最细处,也和现代类人猿的相近。根据肢骨计算身长的方法,推知男性平均身高1.62米,女性1.52米,比现代中国人稍矮。

  北京人头骨较为原始而肢骨稍较进步的现象,可能与肢骨构造比较简单因而难以作细致的比较研究有关,也可能是反映着人类体质进化过程中的一种镶嵌现象。这种情况不但在北京人身上有,在同一发展阶段的爪哇直立人和发现于坦桑尼亚奥杜威峡谷的直立人也有相同的情形。它不过是在动物进化中有时出现的镶嵌现象的一种新的表现。

  北京人所用石器的原料有脉石英、绿砂岩、石英岩、燧石和水晶等,制法有锤击法、碰砧法和砸击法,并已懂得对不同的石料采用不同的制法。石器个体大多较小,仅少数为大型器,主要类别有刮削器、尖状器、砍斫器、端刮器、雕刻器和石球,以刮削器数量最多,尖状器次之,其它几类较少。大多数是石片石器,单面加工。其中以用砸击法制成的两极石片和用两极石片加工而成的两端刃器最富特色(图1-5)。

  北京人遗址中发现有许多破碎的兽骨,其中有一些颇象有意制造的骨器,但绝大部分应是敲骨吸髓时砸碎的。

  北京人居住的洞穴中有许多用火的痕迹,包括成堆的灰烬,烧过的骨头、石块和土块等。灰烬堆中还有烧过的朴树子和紫荆木炭块。这说明北京人已会控制用火,虽然元谋人和西侯度

  图1-5北京人石器1.2.砍砸器;3.7.9.尖状器;4-6.刮削器;8.雕刻器;10.砾石石器。

  文化的主人也可能已会用火,但不象北京人遗址中那种成堆灰烬等所表明的会控制火并保存火种。有了火不但可以熟食,还可御寒和抵御猛兽侵害,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不过北京人的生活还是十分艰苦的,据对40多个个体的年龄分析,大约有三分之一不到14岁就死了,其余的年龄也不很大,于此可见一般。

  与北京直立人伴生的动物化石达一一五种,称为周口店动物群。其中有中国鬣狗、肿骨鹿、梅氏犀、水獭、剑齿虎、三门马、李氏野猪、硕弥猴、葛氏斑鹿、德氏水牛、居氏大河狸、转角羚羊和豪猪等,其中现已绝种的占63%。这个动物群代表的年代,大体上相当于更新世中期。

  我们应当注意的是,周口店第一地点的堆积厚达40米,按其质地和颜色可分13层,显然是经过很长时期才形成的。依据古地磁法、热释光法、裂变径迹法和铀系法等多种方法测试的结果,其年代约距今71万年至23万年。在这个长时期内,人类曾经历了三个主要的活动期,第一活动期的文化层主要在第八、九层,少量在第十层,第二活动期主要在第四层,第三活动期则只在表层的局部地方。每一个活动期电许还有几个小期,例如第一活动期显然还可细分为几个小期,而期与期间在年代上并不连续,很难说后来的北京人一定是前此居于同一洞穴的北京人的子孙。更不能简单地用洞穴中发现的全部人骨化石所代表的四十多个个体,来估算北京人实际社会群体的大小。

  由于时间很长,不但每次进入洞穴居住的人数和连续居住的时间都无从查考;每次居住的气候条件和自然环境也都有可能发生较大的变化。据刘泽纯的分析,从最初住人的约前70万年到最后住人的约前23万年期间,大致发生过四五个冰期旋回的气候变化,每个旋因包括温暖的间冰期和相对寒冷的冰期。而下文化层、上文化层和表层大致都处在间冰期内。总的变化有大陆性气候程度逐渐加强的趋势①(图1-6)。

  图1-6北京猿人洞堆积记录的气候变化曲线 观音洞石器

  在我国南方,属于更新世中期的遗址首推贵州黔西观音洞。

  图1-7观音洞石器1.端刮器;2.长刮器;3.雕刻器;4.尖状器;5.砍砸器;6.刮削器。

  该洞1964年起曾先后经过四次发掘,在红上层及含角砾的黄色堆积中发现了大量的石器和动物化石①。

  该地发现的石制品有三千多件,原料为燧石、硅质灰岩、细砂岩和火成岩。石核大部分不经修理即行打片,只有少数修理台面。多数使用锤击法,也有用碰砧法制造的。石器多用石片做成,形状不甚规则,大小相差悬殊,类型也较复杂,主要有刮削器、端刮器、砍斫器、尖状器、雕刻器等,以刮削器数量为最多。许多器物有细致的第二步加工,多为单面加工,也有错向加工和交互加工的。加工之细致和方法之多样,为同期各地石器之冠(图1—7)。

  与石器伴出的哺乳动物化石有二十二种,其中有大熊猫、最后鬣狗、贵州剑齿象、巨獏等,属华南的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与周口店动物群大致属于同一时期。

  中国其它地方的直立人 我国境内发现的直立人,除较早形态的元谋人和较晚形态的蓝田人与北京人外,还有和县人、沂源人、南召人、郧县人和郧西人等,他们分布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

  和县人发现于安徽和县龙潭洞,有头盖骨一个,下颌骨一块,牙齿五枚,代表三个人的个体②。

  和县人头盖低平,颅骨壁宽厚,额部后倾,头顶有矢状脊,眶上圆枕特别粗壮,眉嵴高而连在一起,下颌粗壮,其厚度大于蓝田人和北京人。其总体特征有些象北京人,又有一些象爪哇人,似是二者中间的一种类型,被命名为和县直立人(Homo erec-tus hexianensis)。

  与和县人伴出的还有一些骨角制品和大量哺乳动物化石,其中有大熊猫、东方剑齿象、剑齿虎、肿骨鹿等,属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与观音洞的年代大体相当。,沂源人发现于山东沂源骑子鞍山的一个石灰岩裂隙中,包括一块头盖骨、二块眉嵴骨、六枚牙齿和部分肢骨。眉峪的粗壮程度与牙齿的形态与北京人相近。同出的动物化石有肿骨鹿和梅氏犀等,故当属更新世中期。

  南召人发现于河南南召杏花山第二阶地的褐黄色砂质粘上层中,仅得右下前臼齿一枚,其特征与北京人牙相似。伴出动物既有华南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的成分,又有华北肿骨鹿——剑齿虎动物群的成分,表现为南北过渡型的特征。地质年代属更新世中期。

  郧县人发现于湖北郧县龙骨洞,仅得牙齿4枚,与北京人牙齿相似。同出一人工打制的石核和许多哺乳动物化石,包括大熊猫、剑齿象等。

  郧西人发现于湖北郧西白龙洞,仅得牙齿七枚。同出人工打制的石片二十多件及许多动物化石,后者属大熊猫——一剑齿象动物群。

  除上述各处人骨化石外,在安徽巢县银山村曾发现枕骨化石1块,河南淅川也曾收集到牙齿十三枚,这些都应是属于直立人阶段的标本。由此看来,大约在更新世中期,我国的直立人已有相当广泛的分布。所谓直立人也就是猿人,过去我们曾把在中国境内发现的猿人一概称为中国猿人(SinanthropuS),现在为了区别,分别命名为各种直立人,但仍有一些共伺特征,最明显的就是门齿呈铲形,这是后来蒙古人种的特征。由此看来,人类在直立人阶段虽谈不上划分种族,但在体质特征上也还是有些分化的。

  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特征及其分区 考古学家把属于更新世的,以打制石器为主要工具而基本不知道磨制石器的文化,称为旧石器时代文化。旧石器时代一般又分为早中晚三期。早期大约相当于更新世早期和中期,与此相适应的人类化石,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直立人或猿人。这个时代的绝对年代,就我国至今发现的资料及研究结果来看,大约是距今180万年到10万年前,时间是极其漫长的。

  这个时期的主要文化成就,一是学会了制造石器,掌握了制造石器的一套具体办法,二是学会了使用火和管理火。

  为了制造石器,首先要学会选料,包括石头的质地和形状。我国旧石器早期石器所选用的原料多为石英岩、脉石英和燧石,因为这些石质坚硬,便于打制成一定的形状。如果原有形状较为理想,可以省很多功夫,故往往用上述岩性的砾石做原料。

  我国旧石器时代早期石器的基本特征是:石片和用石片制造的各种石器在全部石制品中占有重要的比例,石核石器相对较少;各类石器以单面加工为主;基本类型是刮削器、尖状器、端刮器和砍斫器,其中以刮削器为主,砍斫器仅占较小比例。例如在北京人的石器中,刮削器约占70%,砍斫器约占10%:在观音洞的石器中,刮削器占80%,砍斫器不到6%。这同非洲和欧洲旧石器时代早期以砾石石器和石核石器为主(除英国的勒瓦娄哇技术以外)和以砍斫器与手斧为主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它们分别代表着旧石器时代早期的两大技术传统。

  中国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除了上述基本特征外,也还存在着明显的地方性差异。根据目前的材料,至少可以分为三个文化区。

  第一个文化区以西侯度文化和匼河文化为代表,包括蓝田人文化,还有陕西蓝田锡水洞、潼关张家湾和卧龙铺,山西垣曲南海峪及附近的若干地点、平陆庙后、罗家岭和枣树堙、万荣西马鞍梁,河南三门峡水沟和会兴镇、陕县张家湾、灵宝谢家坡等处所发现的石器,基本上都是属于同一系统的。分布范围大致在山西南部、陕西东部和河南西部,遗址和石器地点总数达一百处以上,单是垣曲一县即有六十五他可说是十分密集的。其中除南海峪外,都是旷野型的遗址。遗物稀少而分散,石器类型比较简单,个体相对较大,石片角也较大,一般在115°—120°之间。器形有砍砸器、刮削器、大三棱尖状器、小型尖状器和石球等。同其它文化区比较,砍砸器比例稍高,大三棱尖状器形态特殊,故有的学者将这个地区的石器文化单列为一个系统,称为“大石片砍砸器——大三棱尖状器传统”①。也有学者指出在这些遗址中大三棱尖状器并不普遍,除了大型石器以外,还有不少小型石器,似不宜独立划为一个文化传统②。仅用大石片砍砸器和大三棱尖状器来概括本区文化的特点固然不尽恰当,但不可否认这个文化区的石器的确同其它地方的石器有较大的差别,客观上存在着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区。

  第二个文化区以北京周口店第一地点为代表,包括小长梁和东谷坨、周口店第十三地点、河北阳原后石山、山西大同青磁窑、河曲河会村和辽宁营口金牛山下层等处,大体相当于河北北部、山西北部和辽宁西南部一带。这个区域的洞穴遗址较为发达,同时也有旷野遗址。石器大多数个体较小,类型较复杂,刮削器占绝对优势,并有少数雕刻器,缺乏大三棱尖状器和典型的石球,故有的学者将其归纳为一个文化传统,称之为“船头状刮削器——雕刻器传统”。这个称谓容有商榷的余地,但这些遗址的总体特征与第一文化区显着不同而白成一个文化区则是可以肯定的。

  第三个文化区可以观音洞石器为代表,其前身可能与元谋人文化有联系,和湖北等地同时期的一些遗址也有一定关系,分布范围偏于西南地区。其石器特点是个体大小相差悬殊,类型或式样繁多而不甚固定,且多数有较细致的加工。

  由于大多数遗址未经正式发掘,资料比较零散,难于将所有遗存归入某某文化区或某某文化传统,现在的划分只具有相对的意义。辽宁本溪庙后山和内蒙呼和浩特四道沟按地理位置应归入第二文化区,但其石器多大型者,石器加工方式也颇不同,似不宜简单地归入第二文化区。至于我国南方的旧石器早期遗存也是相当复杂的,观音洞一类的遗存只是其中的一部分。随着发掘资料的增多,将有可能划分为更多的文化区。

  旧石器早期文化虽有一些地方差别有如上述,而统一性仍是主要的。不论哪个文化区,最基本的工具都是刮削器、砍砸器和尖状器,有的还有石球和雕刻器。它们有的是砍伐或修理木质、骨质器具的,所以我们推测那时还会有一些木器和骨器,有些遗址发现的骨制品是否骨器虽然还存在不同的看法,只要做些对比实验是会搞清楚的。而砍斫器和石球同时是猎捕野兽的重要工具,尖状器、刮削器可以处理兽肉兽皮,有些大尖状器更可用来挖掘块根等植物性食物,由此可知当时的经济主要是狩猎和采集。遗址中常常发现烧骨和许多砸碎的骨头,其中往往以较温驯的鹿类为主,又在北京人的灰堆中发现了许多朴树子,这些也都是当时存在狩猎和采集经济的证明。

  至于用火,可能是从西侯度和元谋人那个时候就开始了的。到北京人就达到了比较成熟的阶段,即不但会用火,还会控制火、管理火,长期保存火种不灭。否则就不会在遗址中形成固定的灰烬堆。那些灰烬堆应是当时的火塘,并且永远保存火种,需要的时候即可燃烧,经过很长时期才能有厚厚的灰层,才能把石头和土块都烧红烧裂。

  

  ①吴汝康:《陕西蓝田发现的猿人头骨化石》,《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66年第1期。

  ①戴尔俭、许春华《蓝田旧石器的新材料和蓝田猿人文化》,《考古学报》1973年第2期。

  ②贾兰坡、王择义、王建:《匼河——山西西用部旧石器时代初期文化遗址》,科学出版社,1962年。

  ①贾兰坡:《周口店——北京人之家》,人民出版社,1975年。

  ①刘泽纯:《北京猿人洞穴堆积反映的古气候变化及气候地层上的对比》,《人 类学学报》1933年第2期。

  ①裴文中等:《贵州黔西观普洞试掘报告》,《古脊椎与古人类》1965年第3期。

  ②吴汝康、董兴仁:《安徽和县猿人化石的初步研究》,《人类学学报》1982年第1期。

  ①贾兰坡等:《西侯度》,文物出版社,1978年②裴文中等:《中国猿人石器研究》,科学出版社,193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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