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

第三卷 上古时代(上册)·第一节 五经

  
第一节 五经

  《尚书》附《逸周书》

  秦代以前的经传诸子中,凡引《尚书》,皆但称《书》,至汉初抬有《尚书》之称。《尚书》者,“尚者,上也。言此上代以来之书”(孔颖达《尚书正义》),亦即“上古之书”(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后世因其为群经之一,故又称之为《书经》。

  相传古时《尚书》凡三千余篇,至孔子删定为百篇。按,孔子以《诗》、《书》教弟子,《尚书》曾经孔子编次,当属事实,惟孔子删书之说,恐不足信。

  据史传所载,秦火后,山东伏生(亦称伏胜)取出其藏于壁中的《尚书》二十八篇(合《顾命》和《康王之诰》为一篇)。汉文帝时,使晁错就伏生习《尚书》,伏生亦以此在齐传授生徒,于是此二十八篇始传于世。一说伏生年老牙缺,口音难懂,由他女儿代传,所以记录下来的错误颇多。伏生传的《尚书》,系用隶书写成,故名今文《尚书》,经历代学者考订,大致可靠。《汉书·艺文志》云:“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蝌蚪文)也。”其中的《尚书》较伏生所传者多十六篇(其中的《九共》一篇,分之则为九篇,所以亦云多二十四篇),称为《古文尚书》。但因当时朝廷不重视这个古文本,所以到了光武帝时,即失去《武成》一篇;至西晋永嘉年间,其余的十五篇,亦全亡佚。东晋元帝时,忽有豫章内史梅赜(或作梅颐)献《古文尚书》五十八篇。这五十八篇,就是伪撰之二十五篇加上《今文尚书》二十八篇析为三十三篇,并书序共五十九篇。唐代颁布《五经正义》为取士标准,《书》取伪孔安国《传》,于是该书愈益盛行。到了宋代吴棫作《书稗传》,始疑这二十五篇及孔安国《传》为伪。朱熹《语录》中也颇有疑辞。明代梅鷟作《尚书考异》,始明斥其为伪作,但论证还不确切。清初阎若璩作《古文尚书疏证》八卷,列举一百二十八证,以明此二十五篇为伪书,于是遂成定谳。丁晏作《尚书余论》,更证明这是晋之王肃所伪作。到了现在,这伪《古文尚书》及伪孔安国《尚书传》的公案,总算是经学史上已经解决的问题。

  清代的《十三经注疏》本《尚书》,是《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的合编本。其中属于《今文尚书》的有《尧典》(包括《舜典》,但无《舜典》篇首的二十八字)、《皋陶谟》(包括《益稷篇》)、《禹贡》、《甘誓》(以上为虞夏书)、《汤誓》、《盘庚》(包括上、中、下三篇)、《高宗肜日》、《西伯勘黎》、《微子》(以上为商书)、《牧誓》、《洪范》、《金縢》,《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无逸》、《君奭》、《多方》、《立政》、《顾命》(包括《康王之诰篇》)、《费誓》、《吕刑》、《文侯之命》、《秦誓》(以上为周书)共二十八篇,注疏本分为三十三篇。每篇的写成年代各不相同,记录了涉及原始社会末期、奴隶社会中商周王朝的历史,范围相当广泛,不仅反映了当时的历史事件和人物言论,而且也反映了古代社会制度、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方面的情况,以及古代天文和地理等等,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今《十三经注疏》本《尚书》中,除上述诸篇外,另有《大禹谟》、《五子之歌》、《胤正》、《仲虺》、《汤诰》、《伊训》、《太甲》(上、中、下三篇)、《咸有一德》、《说命》(上、中、下三篇)、《泰誓》(上、中、下三篇)、《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宫》、《君陈》、《毕命》、《君牙》和《冏命》等,计二十五篇,都是晚出的伪书,虽然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引用时必须采取慎重的态度。

  关于《尚书》的注释,非常之多,现存有三种代表性着作:(一)《尚书注疏》,用伪孔安国传孔颖达正义。伪孔安国传的一部分语句,并非凭空捏造出来,有一定的根据,其中的名物训诂,大部分是准确的。孔颖达的疏,又对这些注文加以解释,对于读者,很有帮助。《十三经注疏》最好的版本是清朝阮元刻本,书中附有校勘记,可以看出各种版本的异同。今传《十三经注疏》,皆宋人所集刊,其中《易》、《书》、《诗》、《三礼》、《左传》、《谷梁传》,皆唐人疏。疏《公羊传》的徐彦,时代难以确考,但也必在唐代以前。《论语》、《孝经》、《尔雅》,皆宋代邢昺疏,也多以旧疏为本。惟《孟子》疏题为宋代孙奭,实为邵武士人伪托,详见《朱子语录》。其疏多浅陋,不太可取。唐人所修《正义》,虽不令人十分满意,但多用旧疏,为隋朝以前经说的统汇,应当加以细读。以下凡论诸经当读者,一般不再举出注疏本。(二)《书经集传》,南宋蔡沈撰。这是属于朱熹体系的一种注解,朱熹是南宋以后影响较大的唯心主义哲学家,也是一个大学者。蔡沈的《书经集传》就是在他的指导下作成的,可以作为宋人注解的代表。(三)《尚书今古文注疏》,清朝孙星衍撰。这是一部恢复汉人注解的书。它辑集了汉、魏、隋、唐旧注,而又对于这些注作了疏,是《尚书》注解中较为完备的一种。此外,王先谦的《尚书孔传参证》、杨筠如的《尚书■诂》、曾运乾的《尚书正读》和屈万里的《尚书今注今译》等,亦可参考。

  《逸周书》,原名《周书》,作者不详。有人误认与《竹书纪年》同时出土在汲县,故称之为《汲冢周书》。本书体例与《尚书》相似,传为孔子删《尚书》之余,究其实际,多数出于战国时期的拟作。但其中的《克殷》、《世俘》、《度邑》和《作雒》等篇,所记周初事实,应当有所根据;《王会》记载我国边区各部族向周成王的贡献,所附《伊尹朝献》记载我国边区各部族向商汤进献的故事,也反映了战国时期我国边境各族和中原华夏族在政治和经济上密切联系的情状。作为一本先秦古籍,《逸周书》不失为一部研究周代历史较有价值的文献资料。晋孔晁曾为本书作注,是此书的最早注本,但已残缺不全。清代何秋涛的《王会篇笺释》、朱右曾的《周书集训校释》、孙诒让的《周书斠补》、刘师培的《周书补正》和《周书王会篇补释》、陈汉章的《周书后案》等,可供参考。

   《诗 经》 《诗经》,古时但曰《诗》,与《易经》但曰《易》、《书经》但曰《书》同。惟与《书》、《易》二经也称《尚书》、《周易》不同。《诗经》现存三百零五篇,分为《风》、《雅》、《颂》三大类。《风》为十五《国风》:《周南》十一篇,《召南》十四篇,《邶风》十九篇,《鄘风》十篇,《卫风》十篇,《王风》十篇,《郑风》二十一篇,《齐风》十一篇,《魏风》七篇,《唐风》十二篇,《秦风》十篇,《陈风》十篇,《桧风》四篇,《曹风》四篇,《豳凤》七篇,共计一百六十篇;《雅》分为《大雅》三十一篇,《小雅》七十四篇,共计一百零五篇;《颂》分为《周颂》三十一篇,《鲁颂》四篇,《商颂》五篇,共计四十篇。关于《风》、《雅》、《颂》的区别,历来看法,颇有分歧,较为重要的约有以下三说:《诗大序》以为由于诗篇内容的不同①;《诗辨妄》以为由于诗篇作者的不同②;《诗说》以为由于诗篇音调的不同③。但据现存的《风》、《雅》、《颂》加以考校,都有难通之点,所以这个问题仍是经学史上没有解决的课题。

  《诗经》的创作时代,大致从西周至春秋,少数据说成书于克商以前的先周时期。《诗经》中所反映之地域,以《国风》考之,《秦》、《王》、《豳》,约当今之陕西省和河南、甘肃两省的一部分;《唐》,约当今之山西省;《魏》,约当今之山西、河南两省的接境处;《邶》、《鄘》、《卫》、《郑》、《陈》、《桧》,约当今之河北省的西南部和河南省;《齐》、《曹》、和《颂》中之《鲁》,正当今之山东省;《周南》、《召南》中的《汝坟》、《汉广》、《江有汜》诸篇,约当今之河南省的南部和湖北省的北部。所以,《诗》中诸诗,可以说是反映古代中原地区的作品;其地域以黄河流域为主,最南当在长江以北。《国风》是列国的民歌,占《诗经》的一半以上。由于多是采自民间,富于人民生活的描绘,反映了人民生活、劳动和斗争情状,表现了人民的思想感情,其形式也较为流畅,篇章紧凑,语言明快,节奏感强,铿锵有声,文学价值极高。《雅》,是周族地区的乐歌,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发展过程、农业生产情况、江南流域的开拓和统治者的穷兵黩武、横征暴敛,人民倍受剥削的生活,其中亦有由于周室衰微,奴隶主贵族哀叹日暮途穷之作等,史料价值颇高。《颂》,是宗庙祭祀的乐歌,歌颂奴隶主贵族的宗功祖德,粉饰太平,语言简古,诘屈聱牙,思想和内容都较僵化,与《尚书》和铜器铭文类似,但富于史料价值。

  今文《诗》,汉初即有三派,所设博士中分成三家:一曰《鲁诗》,为鲁人申培所传;一曰《齐诗》,为齐人辕固生所传;一曰《韩诗》,为燕人韩婴所传。另外一部未立于学官的古文《诗》称《毛诗》,在民间私相传授。后来,三家诗全亡佚,《毛诗》反而独得流传至今。现在收存于《十三经》中的《毛诗》,就是古文诗《毛传》本。

  研治《诗经》的重要参考书有:陈启源的《毛诗稽古编》。此书多驳宋人之说,读之可以知其大略。朱熹的《诗经集传》、马瑞辰的《毛诗传笺通释》和陈奂的《诗毛氏传疏》,为毛、郑之学。陈乔枞的《三家诗遗说考》、魏源的《诗古微》,为三家之学。三家之中,《齐诗》牵涉纬说,如欲明之,可看陈乔枞的《诗纬集证》。以《诗经》作史读者,对于《诗》之地理,亦需考究,可看朱右曾的《诗地理征》。此外,王先谦的《诗三家义集疏》,林义光的《诗经通释》和于省吾的《泽螺居诗经新征》,亦应一读。

   《易 经》 原名称《易》或《周易》。《汉书·艺文志》着录“《易经》十二篇”。颜师古注云:“上下经及《十翼》,故十二篇。”现在所存的《易经》正是这个样子,可以说,《易经》这部书,从西汉末年直到现在,没有大的改变。

  《易经》十二篇,主要分为经与传两部分。经的部分包括卦、爻两种符号和《卦辞》、《爻辞》两种说明文字,共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每卦都有个卦的形象、卦的名称,卦名之后有说明本卦性质的《卦辞》。卦有六爻,爻分阳爻、阴爻,有《爻辞》说明这一爻在本卦中的性质。以《易经》的首卦《乾卦》为例,“■《乾》:元、亨、利、贞。”■是《乾卦》的卦象,《乾》是这一卦的卦名,“元、亨、利、贞”是这一卦的《卦辞》。“初九,潜龙勿用”。“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九四,或跃在渊,无咎”。“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上九,亢龙有悔”。“用九,见群龙无首,吉”等为《爻辞》。所谓爻,指每卦的六画。“—”为阳爻,“——”为阴爻。阳爻称为“九”,阴爻称为“六”。它的次第,由下而上,所以《乾卦》的初爻称“初九”,二爻称“九二”,三爻称“九三”,四爻称“九四”,五爻称“九五”,六爻称“上九”。经上下篇就是这样构成的,本来是专为占卦用的,占卦的人占着哪一卦的哪一爻,看《卦辞》、《爻辞》是怎样讲的,据说就可以知道听问事的吉凶。但是,就其整个组织和某些《爻辞》的涵义看来,其中也有一些哲学思想和历史事实。

  传的部分包括《彖辞上》、《彖辞下》、《象辞上》、《象辞下》、《系辞上》、《系辞下》、《文言》、《说卦》、《序卦》和《杂卦》,就是所谓的“十翼”。《象辞》是解释《卦辞》的,以《乾卦》为例,如:“彖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首出庶物,万国咸宁”一段就是。《象辞》分为“大象”、“小象”。“大象”是解释全卦所从的象,如:“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小象”是解释每爻所从的象,也即解释《爻辞》,如:“潜龙勿用,阳在下也……用九天德,不可为首也”一段。《易经》六十四卦分为上下篇,所以《彖辞》和《象辞》也分上下。《系辞》偏于说理,大致追述《易》义的起源,推论《易》学的作用,或解释卦义以补充《彖辞》、《象辞》。为了简编繁重,分为上下:自“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不言而信,存乎德行”为《系辞上》,自“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诬善之人其辞游,失其守者其辞屈”为《系辞下》。《文言》所谓“文饰之言”,专解乾坤两卦;因为乾坤为《易》的门户,其它卦爻都由乾坤而出,所以特作《文言》,今本《易经》附于乾坤二卦之后。《说卦》偏于说象,大致陈说八卦的德业、变化与法象。《序卦》说明六十四卦相承相生的次序。《杂卦》杂举六十四卦的卦义,或以同相类,或以异相明。《说卦》、《序卦》和《杂卦》,今本《易经》都另立卷帙,很易明了。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引证《系辞》时称为《易大传》,可见《系辞》原有《大传》之称。《十翼》中的其他篇与《系辞》性质基本相同,所以都可以称为《易传》。传是对于经所作的各种解释:翼有辅助的意思。《十翼》就是解释《易经》的十篇着作的总称。

  《易经》中经的部分,大概是成书于商周之际。《易传》中的《系辞下》说:“《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爻辞也涉及一些古代历史上的故事,这些故事都不晚于西周初年,因此我们可以推断《系辞》所说的那几句话是有相当根据的。经,由于大体上是西周初年的作品,所以也称为《周易》①。至于《易传》是孔子作的传统说法,殆难成立。我们知道,孔子没有什么自己的着作,而《易传》也不是出自一时一人之手,它大概是从战国到汉初有关解释《易经》的着作选辑。《汉书·艺文志》着录《易传》“《周氏》二篇、《服氏》二篇”;《汉书·儒林传》载:“雒阳周王孙、丁宽、齐服生,皆着《易传》数篇。”所谓《十翼》大概就是这一类着作。至于说孔子对于《易经》非常重视,并且很有研究,当是事实。因为《史记·孔子世家》说他“韦编三绝”,《论语·述而》又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关于《易经》和《易传》的时代及其作者,有些大同小异的传统说法,孔颖达的《周易正义》卷一中有比较详尽的叙述。

  晋朝初年,在汲郡的战国魏王墓里发现的“竹书”中,有一部《周易》。据杜预说,这部《周易》有上下篇,与当时流行的本子完全相同,但是没有《彖》、《象》、《文言》和《系辞》(《春秋经传集解·后序》)。可见,战国时的《易经》本身只有上下篇。早期的《易经》,其经和《十翼》是分别开来的,直到东汉末年,郑玄才把《彖》、《象》纂入经中,现在我们所见的《易经》,每一卦的《卦辞》后面都接着有“彖曰”和“象曰”,每一爻的《爻辞》后面都跟着有“象曰”,这就是把《彖》、《象》和经合了起来。《文言》也附在《乾卦》和《坤卦》的后面。其余的那些篇,由于带有通论性质,所以没有和《卦辞》、《爻辞》合在一起。

  《易经》的注解,比《尚书》的注解还要多。其中也有汉学和宋学之分,即所谓“汉《易》”和“宋《易》”。按照过去的说法,汉《易》注重“象数”,偏重自然现象;宋《易》注重“义理”,偏重社会现象。其实,这是分别代表着两种思想体系,不是注释的态度和方法的不同。其中的有关部分,由于能够反映一些注释者所处时代的哲学、历史史料,因此作为治史取材来说也就无所谓孰轻孰重的问题。近人对于《易经》的研究,有了新的进步,即剥去后人所加于《卦辞》、《爻辞》的神秘主义外衣,揭露出它的本来面目。原来的《卦辞》、《爻辞》,有些是古人生活经验的总结,有些是古代历史故事的传述,其中也有某些内容具有朴素的哲学意义,有史料价值。代表这方面的注解有,闻一多的《周易义证类纂》(载《闻一多全集·古典新义》),顾颉刚的《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载《古史辨》第三册),李镜池的《周易校释》(载《岭南学报》第九卷第二期)。高亨的《周易古经今注》(中华书局版),是解释全经的,可以作为《易经》读本。

   《周礼》、《仪礼》与《礼记》

  《周礼》、《仪礼》和《礼记》,今日合称“三礼”。“三礼”之名,起于东汉之末。郑玄注“三礼”后,特崇《周礼》,而后人又崇郑学,于是《周礼》就一跃而居“三礼”之首。十三经中,所以将《周礼》列于《仪礼》之前,殆以此也。

  《左传》中经常提及的《周礼》,可能是周公的旧典,不一定是今日的《周礼》。现在的《周礼》,大约出现于战国时期,本名《周官》(《史记·封禅书》),也称《周官经》(《汉书·艺文志》),后称《周官礼》(《汉书·艺文志》颜师古注),又尊称《礼经》(荀悦《汉纪》卷二十五)。《周礼》凡六篇:共分《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但《冬官》一篇,汉初河间献王得到它时,业已亡佚,当时补以《考工记》,称为《冬官·考工记》。《考工记》主要记载先秦时期的一些手工业制造过程中的操作规程。

  《周礼》并非礼书,《大戴礼记》引用过它,司马迁、匡衡也引用过它,无论如何不是王莽的伪造。其中大致综合了从西周到春秋时期的王室和各诸侯国中出现的官制,也夹杂着战国时期的有关社会经济制度、政法制度、学术思想和儒家王者大一统的思想成分。《周礼》的成书年代虽晚,但其中的记载并不完全是理想,而有着现实的反映,可以与其他有关周代文献资料,互通证明,说明中国古代社会的情状①。

  《周礼》为古文学派最重要的书籍,也是历来经学家争论最为激烈的文献之一。关于《周礼》的出现,约有五说:一为汉武帝时发现(唐贾公彦《周礼义疏》序《周礼》兴废引《马融传》);二为汉河间献王所得(《汉书·河间献王传》);三为河间献王时李氏所得(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引或说);四为与《古文尚书》等同时发现于孔壁(唐孔颖达《礼记正义·曲礼篇》引汉郑玄《六艺论》);五为与《逸礼》同为孔安国所献。清代孙诒让《周礼正义》以为四、五两说虚妄,不足凭信;一、二、三说也参差不同,所以《周礼》一书,曾经引起宋学派和今文学派的怀疑。

  《仪礼》是十三经中“三礼”的第二部书。《史记·儒林传》说:“诸学者多言礼,而鲁高堂生最本。《礼》固自孔子,时而其经不具。及至秦焚书,书散亡益多,于今独有《士礼》,高堂生能言之。”这里所说的《士礼》就是今之《仪礼》。《史记》所谓《礼》,止数《仪礼》,未及《周礼》和《礼记》;《汉书·艺文志》着录《礼经》,也仅指《仪礼》的古今文,《礼记》在百三十篇之记中,《周官经》别附于后。可见,西汉时人,仅认《仪礼》为《礼经》,在“三礼”中的位置最高。

  《仪礼》几十七篇,大体分为冠昏(《士冠礼》、《士昏礼》)、丧祭(《士丧礼》、《既夕礼》、《士虞礼》、《特牲馈食礼》、《少牢馈食礼》、《有司彻》和《丧服》),朝聘(《聘礼》、《公食大夫礼》、《觐礼》)和射乡(《士相见礼》、《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和《大射礼》)之礼。从上述诸礼中,可以考知我国古代的亲族关系、宗教思想、内政外交情形以及当时的宫室、车马、衣服、饮食等制度,是当时社会生活中一项重要内容,是士大夫必须学习和掌握的业务,因而颇有史料价值。

  《仪礼》有两个问题到现在仍争论未决:一是《仪礼》的作者问题:二是《仪礼》的完缺问题。关于前者有两种完全不同的看法:在古文学派,以为《仪礼》与《周礼》并为周公所作,贾公彦的《仪礼疏》说可为代表①;在今文学派,以为《仪礼》为孔子所定,皮锡瑞的《三礼通论》说可以代表①。关于后者,今古文学也有绝不相同的两种看法。今文学家主张十七篇已包括一切的《仪礼》。故以《仪礼》为完整的经典,清邵懿辰《礼经通论》说可以为代表。古文学家主张《逸礼》三十九篇为可信,故以现存《仪礼》十七篇为秦火的残烬。关于《逸礼》的发现,说法不一,所以今文学家根本否认《逸礼》的发现,而认为是古文学家伪造的谰言。古文《逸礼》三十九篇没有流传下来,它的亡佚时间,也无可考证。

  《礼记》是孔门弟子讨论礼的理论和行礼的文字材料,属于《礼经》的一部分。《礼经》的传授,若以时代先后排列:西汉讲《仪礼》,东汉兼讲《周礼》;差不多到了三国以后才始讲《礼记》。也就是说,《礼记》一书之取得经典地位,是较晚的事。

  《礼记》也称《小戴记》,为西汉《礼》今文学家戴圣所编纂,凡四十九篇。这四十九篇的来源,为历来经学家争论颇烈的问题。现存的着录古代书籍的目录,当推《汉书·艺文志》为最早,但其中没有着录《礼记》四十九篇及《大戴礼》八十五篇,而只有“《记》,百三十一篇”,班固自注:“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的记载。到了汉末,郑玄撰《六艺论》说:“戴德传《记》八十五篇,则《大戴礼》是也;戴圣传《礼》四十九篇,则此《礼记》是也。”于是才开始分别大小《戴记》的篇数。到了唐初,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引晋司空长史陈邵《周礼论序》说:“戴德删古礼二百四篇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礼》。戴圣删《大戴礼》为四十九篇,是为《小戴礼》。后汉马融、卢植考诸家同异,附戴圣篇章,去其繁重及所叙略,而行于世,即今之《礼记》是也。”于是始有小戴删《大戴记》以成《礼记》的话。《隋书·经籍志》继起,更加附益,并说:“汉末,马融……又定《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乐记》一篇,合四十九篇”,于是又有小戴删《大戴记》为四十六篇而由马融增益三篇为四十九篇的主张。直到清代,学者们才开始力驳小戴删大戴的话。例如,戴震以为刘向《别录》已说《礼记》四十九篇,小戴弟子桥仁已撰《礼记章句》四十九篇,则马融增益三篇的主张绝不可靠①。钱大昕以为《小戴记》四十九篇,《曲礼》、《檀弓》、《杂记》皆以简策重多,分为上下,实止四十六篇,合《大戴记》八十五篇,正合百三十一的数目,所以《小戴记》并非删《大戴记》而成②。

  《礼记》的成书虽然较晚,言辞间有附会,意义时有抵牾,但是其中所述多存礼家旧籍,读之,既可知孔门的经义,又可考知古代的典章制度,实为一部宝贵的史料典籍。我们认为,在原始社会里,人们的意志和感情服从于集体,其言行以自然形成的习俗为准则,“在大多数情况下,历来的习俗就把一切调整好了”③。到了氏族社会末期的父权时代,后来所说的“礼”就已初步形成。国家形成后,随着公社之残留于阶级社会,这种原始的“礼”,并没有烟消云散,反而把那些不平等原则法定化、神圣化,奴隶主贵族又把它与其他传统习惯一起加以改变和发展,逐渐形成了《礼记》、《仪礼》书中所说的“礼”,作为他们统治人民的制度和手段④。《礼记》一书的内容,梁启超在其《礼记题解》中分为五类:(一)四十九篇中最为精采部分,是通论礼意和学术思想的,如《礼运》、《经解》、《乐记》、《学记》、《大学》、《中庸》、《儒行》、《坊记》、《表记》、和《缁衣》等篇;(二)为解释《仪礼》十七篇的专篇,如《冠义》、《昏义》、《乡饮酒义》、《射义》、《燕义》、《聘义》和《丧服四制》等篇;(三)为记载孔子言行,或孔门及时人杂事的,如《孔子间居》、《仲尼燕居》、《檀弓》和《曾子问》等篇;(四)为记古代制度礼节,带有考证性质的,如《王制》、《曲礼》、《玉藻》、《明堂位》、《月令》、《郊特牲》、《祭统》、《祭法》、《大传》、《丧大记》、《丧服大记》、《奔丧》、《问丧》、《间传》、《文王世子》和《内则》、《少仪》等篇;(五)为《曲礼》、《少仪》、《儒行》等篇的一部分,为古代格言的记录,似较得当。《礼记》这部书,也是研究儒家思想的重要资料。现存的《大戴礼记》既不是小戴的删余,更不是残存的糟粕,它和《小戴礼记》一样,保存有许多汉朝以前儒家思想发展的史料,因而也是十分宝贵的。

  “三礼”的旧疏,一般皆好。清儒的新疏,《周礼》有孙诒让的《周礼正义》,《仪礼》有胡培翚的《仪礼正义》,《礼记》有朱彬的《礼记训纂》和孙希旦的《礼记集解》。《大戴礼记》久已厘舛,清代的卢文弨、戴震开始厘正其文字。其后,汪昭有《大戴礼注补》;孔广森有《大戴礼记补注》;王聘珍有《大戴礼记解诂》。由于“三礼”的来源不同,综合研究殊不容易,初学者应当首先阅读林尹的《周礼今注今译》、王梦鸥的《礼记今注今译》和高明的《大戴礼记今注今译》。

   《春秋经》与《左传》、《公羊传》、《谷梁传》附《国语》 相传孔子据鲁史修成了《春秋》,按《汉书·艺文志》“《春秋》古经十二篇,经十一卷”的着录,可称为《春秋经》。其书涉及各国之事,而以鲁国为主,分年纪事,上起鲁隐公元年(当局平王四十九年,公元前722年),下止鲁哀公十四年(当周敬王三十九年,公元前481年),计凡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春秋经》所以命名《春秋》,今古文学家的意见大致相同,即由于《春秋》是编年体,年有四时,不能偏举四字以为书名,所以交错互举,取“春”“秋”以包“夏”“冬”。当时,不论周王室或诸侯国,均有史官负责记载周王室或本国的历史,但其书名并不一样,如晋叫“乘”,楚名“梼杌”,秦称为“记”,周、鲁、燕、齐则称之为“春秋”。《管子·法法》说:“故《春秋》之记,臣有弑某君,子有弑其父者矣”。《韩非子·内储说上》说:“鲁哀公向于仲尼曰:《春秋》之记曰:冬十二月霣霜不杀菽,何为记此?”《战国策,燕策二》记苏代说:“今臣逃而纷齐、赵,始可着于《春秋》。”可见,《春秋》本是一个普通名词,到孔子据鲁史而修《春秋》之后才成了《春秋经》的专有名词。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说:《春秋经》“王道备,人事浃。”这里的王道,就是指的周礼。鲁史记事本来就是结合周礼的,所谓“《春秋》以道义”、“《春秋》辨是非”(《史记·太史公自序》),都是其证。但在春秋时期,鲁国已不能尽遵周礼,所以孔子有“鲁一变,至于道”(《论语·雍也》)的说法,他也不是全盘照搬周礼,而是有所斟酌损益的。不过,哪些是依周礼,哪些作了损益,这在《春秋经》里已经分辨不清了。编写历史与周礼联系起来,则是《春秋经》对旧贵族奴隶主传统文化的依恋,是它保守的一面。《春秋经》对于人事,不仅注意所谓善恶,也还认真记载其得失成败。书中所记水、旱、雪、霜、地震等等,都是作为与人事有关的自然现象来处理的。它偶尔记述一些诸如“六鹢退飞过宋都”(《春秋》僖公十六年《经》)之类的奇异现象,只是“纪异而说不书”(《史记·天官书》)。在春秋时期,朝聘、会盟、征伐、城筑等,本来多与宗教活动有联系,但《春秋经》却从神秘色彩中游离出来,专从人事的角度去记载这些事情,也就是把历史与神话和宗教分开,则是它进步的一面。《礼记·解经》说:“属辞比事(指善于设辞举例,判断是非),《春秋》教也”;“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也”,这是《春秋经》的编撰方法。同是记载战争,有伐、侵、战、围、救、取、执、溃、败等不同写法;同是记载杀人,有杀、弑、尽杀、诱杀、歼等不同的写法。《春秋经》把头绪纷乱的史实,“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即把史实按时间顺序排列起来,并有所取舍详略。这样,着墨虽然不多,却可表达出较多的历史情况,亦即所谓“约其文辞而指博”(史记·孔子世家》)。这就是《春秋经》在历史编纂学上的贡献,开了后来编年史体例的先声①。

  《春秋经》总计约一万八千字,分条记事,不相连属,文句简约,多则四十七字,少则一字,并没有写出所记事件的原委。因此,后人为了理解经义,就出现了《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邹氏传》和《夹氏传》五家。后来,《邹氏传》和《夹氏传》佚失;《左氏传》改为《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春秋经》的经文,现在都分别载于《左传》、《公羊传》和《谷梁传》的各传之前,已没有单行刊本,但在古代,《春秋经》与三传实各自别刊行,而且经今古文本也不相同。《汉书·艺文志》中所谓的“古经十二篇”,就是古文本的《春秋经》,也就是《左氏传》所根据的古文经:所谓的“经十一卷”,就是今文本的《春秋经》,也就是《公羊传》及《谷梁传》所根据的今文经。《春秋古经》与《左氏传》的配合,大概始于晋之杜预。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所说“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比其义类,各随而解之”,可为证据。至于今文的《春秋经》与《公羊传》、《谷梁传》的配合,则不详始于何人。《左氏传》的经文,与《公羊传》和《谷梁传》经文的主要不同:《公羊传》和《谷梁传》的经终于哀公十四年的“西狩获麟”;《左氏传》的经终于哀公十六年的“孔丘卒”。这种不同,表示了《公羊传》、《谷梁传》对于《春秋经》的看法之不一样。至于《汉志》中的《春秋古经》与《春秋经》篇卷数目不同的原因,则是由于今古文学派对于鲁国十二公纪年分合意见的差别。《古春秋左氏》说主张十二公各为一篇,故为十二篇;《今春秋公羊》说主张闵公合于庄公,故十二去一而十一卷。至于其所以如此合并,今文家何休以为是“系《闵公篇》于庄公下者,子未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的缘故。

  《公羊传》的作者旧题为战国时代齐人公羊高,初仅口头流传,至景帝时,公羊高的玄孙公羊寿及其弟子胡母生将其写定成书。《谷梁传》旧题为战国时鲁人谷梁赤撰,最初也是口传,至西汉时,传其学的人才把它写定成书,体裁近似《公羊传》。《公羊传》和《谷梁传》从不同的角度说明了《春秋》书法,即所谓“微言大义”,对当时的统治极为有利,故均立于学官,但因其对史实的增补不多,因而史料价值不大。

  相传《左传》为左丘明作,但从其内容看来,它的作者不会是孔子所称道的左丘明①。顾炎武说,“左氏之书,成之者非一人,录之者非一世”②,说颇可取。《左传》的成书,大体可以定在战国时期,但并不排斥后人之有所增补。现在我们看到的《左传》,是经杜预改编过的①。《左传》一书,十八万言,上起鲁隐公元年,下讫鲁悼公四年,前后共计二百五十九年,比《春秋经》多了十七年,而所记史事与《春秋经》有所出入,有在《春秋经》有而《左传》中没有,有在《春秋经》无而《左传》中有。“或先经以始事,或后经以终义,或依经以辨理,或错经以合异”(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对于这一时期的史事,作了较详细的叙述。《左传》中不仅记载了鲁国的历史,而且还系统地叙述了当时几个主要诸侯国的历史。它的突出特点是:书内展开了社会矛盾的记载,长于记述战争,特别善于描写大国争霸战争,更善于描写历史人物。同时,书中记载不限于政治,也涉及到社会其他各个方面,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因此,早在西汉时期就被司马迁采入《史记》。值得提出的,《左传》中记述的许多史实和人物,文辞优美,形象生动,结构严谨,不少名篇广为流传,脍炙人口。因此《左传》不但是我国古代的一部出色的编年体史书,也是一部优秀的文学名着。不过,《左传》中对于天人关系的看法,一方面记载了怀疑鬼神和无神论的言论,另方面又记述了卜篮、星占、望气和梦兆等预断人间祸福的事情,观点较为混乱②,反映出程度不同的各种唯心主义的思想。

  《国语》一书主要是记载春秋时期的历史事实,但其中也有部分记载西周时期的史实。《国语》和《左传》是春秋时期的主要史料,但这两书的关系,历来约有两种说法。一说,这两部书都是左丘明作的。左丘明为了给《春秋》作传,搜集了许多史料,后来,一部分用上了,这一部分就成为《左传》。没有用上的一部分就单独成书,名为《国语》,所以也称《春秋外传》。另一种说法是,《左传》并非左丘明作,《春秋》原来的传是《公羊传》和《谷梁传》,本来没有《左传》,只有《国语》,它是春秋时期各国历史的一个总集。到汉末,古文经学家刘歆,为要抵抗《公羊传》便把《国语》割裂开来,分出一部分,与《春秋》联系起来,托名于左丘明,称为《左氏传》,其余的部分还叫《国语》。司马迁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也就是说,《国语》是左丘明之原来着作的名称,《左传》可能是从《国语》中分出来的。《国语》的出现,可能在战国早期。

  《国语》一开始记载了周穆王、周恭王的材料各一条,以后记周厉王以至智伯被杀,约四百年间的历史。全书二十一卷,内有《周语》三卷、《鲁语》二卷、《齐语》一卷、《晋语》九卷、《郑语》一卷、《楚语》二卷、《吴语》一卷和《越语》二卷。这种编纂次序是按周与齐鲁晋郑的关系、诸夏与蛮夷的关系安排的。但书中却突破了春秋时期各国国史的限制,而以周和鲁齐等七国的历史汇合在一起。书中取材虽然有些琐碎,但与重要历史事件有联系的记载则占有较多的篇幅。《国语》中有一些鬼神荒诞的记载,但它也是在重视人事的基础上,为了取得一些得失盛衰的经验教训而写出的,它很重视人材在政治上的作用,《齐语》把齐桓公的霸业归结为“唯能用管夷吾、宁戚、隰朋、宾胥无、鲍叔牙之属而伯功立”,便是其证;它的内容,有着战国时期社会特点的曲折反映,就是说社会矛盾表现为各国统治阶级和人民群众的矛盾,各国统治阶级内部旧新贵族间的矛盾,各国之间统治阶级的矛盾,而这三种矛盾又互相错综地联系在一起。《国语》在肯定社会变化时,已经没有孔子那样的怀古情调,它对周礼虽然也有一定感情,但却称许齐桓、晋文的霸业,并对世卿执政和以臣弑君,毫无惊讶表示。这就说明:《国语》在新旧转化过程中持有一种中间的态度①。可见,《左传》和《国语》是春秋时期的重要史料,其中有些长篇言辞,也是商周哲学史的史料。

  关于“三传”和《国语》的注释书:《公羊传》有《春秋公羊传解诂》,汉何休解诂,唐徐彦疏,收入《十三经注疏》内。何休的解诂,不仅作了文字上的解释,还发展了公羊家的学说。他在注释中所说的,多是《公羊传》中没有讲过的。清孔广森的《春秋公羊经传通义》和清陈立的《公羊义疏》,皆系根据何休解诂,加以整理和补充而成,是学习《公羊传》者可资参阅的注本。汉代治《公羊传》、《谷梁传》者少,所以二传之疏少于《左传》疏。《十三经注疏》本采用的《春秋谷梁传注疏》,为晋范宁注,唐杨士勋疏。注中由于兼载其“门生故吏子弟之说,各列其名,故曰《集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名之。《左传》有《春秋左传正义》,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据杜预的《春秋正义序》说,在他以前“前汉传《左氏》者有张仓、贾谊、尹咸、刘歆,后汉有郑众、贾逵、服虔、许惠卿之等,各为训诂”,有十数家,根据他们的研究成果,他作了《春秋经传集解》,孔颖达又据前人研究《左传》的着作作疏。清代洪亮吉的《春秋左传诂》,特别是刘文淇的《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最负盛名,可惜印行的原稿本不完整,据说已有学者正在续作中。近人杨伯峻的《春秋左传注》,博洽而简明,最适于初学者阅读。关于《国语》的注本,有《国语韦昭注疏》,三国韦昭注、清洪亮吉疏。近人徐元诰的《国语集解》,注释简要,便于参考。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刊出的《国语》标点本,以韦昭注为基础,吸取前人的校勘成果,更便阅读。

  

  ①《诗大序》说:“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 以戒,故曰风。……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改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见《毛诗正义》卷一)

  ②宋朝郑樵《诗辨妄》说:“《风》者出于土气,大概小夫、贱隶、妇人、女子之言;其意虽远,而其言浅近重复,故谓之《风》。《雅》者出朝廷士大夫;其言纯厚典则,其体抑扬顿挫,非复小夫、贱隶、妇人、女子所能言者,故曰《雅》、《颂》者,初无讽诵,惟以铺张勋德而已;其辞严,其声有节,不敢琐言艺言,以示有所尊,故曰《颂》。”(转引自周予同:《群经概论》第36页)

  ③清朝惠周惕《诗说》说:“《风》、《雅》、《颂》以音别也。……按《乐记》师乙曰:‘广大而静,疏达而信者,宜歌《大雅》;恭俭而好礼者,宜歌《小雅》’季札观乐,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贰,怨而不言。’为之歌《大雅》,曰:‘广哉熙熙平,曲而有宜体。’据此,则大小二《雅》,当以音乐别之,不以政之大小论也。”

  ①郭沫若在其《青铜时代》一书中认为:“《周易》的爻辞里面,如上文所述有利用春秋中叶的晋事的痕迹”(《周易之制作时代》第80页,人民出版社1954年 版),因此说它是战国时代的作品,这虽是一说,但说服力不强。

  ①参见杨向奎:《周礼内容的分析及其制作时代》,《山东大学学报》1954年第4期。 ①贾公彦说:“《周礼》言周不言《仪》,《仪礼》言《仪》不言周,既同是周公摄政六年所制,题号不同者:《周礼》取别夏、殷,故言周;《仪礼》不言周者,欲见兼有异代之法”(《仪礼疏·士冠礼第一》)。 ①皮锡瑞说:“《檀弓》云:恤由之丧,哀公使孺悲学士丧礼于孔子,《士丧礼》于是乎书。据此,则《士丧》出于孔子,其余篇亦出于孔子可知”(《经学通论·三礼通论》《论礼十七篇为孔子所定邵懿辰之说最通订正礼运射御之误当作射乡尤为精确》)。皮氏在其《经学历史·经学开辟时代》中也坚持此说,如云:“《仪礼》十七篇,虽周公之遗,然当时或不止此数而孔子删定,或并不及此数而孔子补增,皆未可知。观‘孺悲学士丧礼于孔子,《士丧礼》于是乎书’,则十七篇亦自孔子始定。”

  ①详见《东原集·大戴礼记后语》。

  ②详见《廿二史考异·汉书考异》。

  ③《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4卷第92~93页。

  ④详见徐喜辰《〈礼记〉的成书年代及其史料价值》,《史学史研究》1984年第4期。

  ①参见白寿彝:《中国史学史教本》上册第三章。

  ①《论语·公冶长》称:“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这个左丘明决不会是孔子的 后学,并在孔子死后写出《左传》来。说见赵匡《春秋集传纂例·赵氏损益义》。

  ②顾炎武:《日知录》卷四,《春秋阙疑之书》。

  ①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云:“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比其义类,各随而解之,名曰经传集解。”可见,今本《左传》是经过杜预改编的。

  ②详见白寿彝;《中国史学史教本》第四章。

  ①参见白寿彝:《中国史学史教本》上册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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