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

第三卷 上古时代(上册)·第三节 诸子书

  
第三节 诸子书 《论语》和《孟子》附《孝经》和《尔雅》

  《论语》名称的使用,始于汉后。两汉时代,《论语》一书或单称为《论》,如《隶释》卷八载《衡方碑》文:“仲尼既没,诸子缀《论》”,《论》即指《论语》;或单称为《语》,如《后汉书邳彤传》引《论语》原文,谓“《语》曰,一言可以兴邦”;或别称为《传》,如《汉书·扬雄传赞》:“《传》莫大于《论语》”;或别称为《记》,如《后汉书·赵咨传》引《论语》原文,谓“《记》曰:……丧与其易也宁戚”:或详称为《论语说》,如《汉书·郊祀志下》引《论语》原文,谓“《论语说》曰:子不语怪、神”。《论语》之称为《论语》,已始于弟子撰集之时,其所以简称为《论》或《语》,乃因行文的便利,至于别称为《传》或《记》,则是因为古代《论语》简策的长度较短于经的缘故。

  《汉书·艺文志》云:“《论语》古二十一篇(班固自注:“出孔子壁中,两《子张》”)。《齐》二十二篇(班固自注:“多《问王》、《知道》”)。《鲁》二十篇。”这就是说,《论语》在汉代,计凡三种:一曰《古论》,二曰《齐论》,三曰《鲁论》。《齐论》有《问王》①、《知道》两篇,这是《鲁论》所没有的。因此,《齐论》有二十二篇,《鲁论》只有二十篇。《古论》也没有这两篇,但把《尧曰》篇“子张问于孔子”以下语句独立成章,所以有两篇《子张》,比《鲁论》多了一篇,共二十一篇。魏何晏《论语集解》序说:“安昌侯张禹本受《鲁论》,兼讲齐说,善者从之,号曰《张侯论》,为世所贵。”今本《论语》就是张禹的本子,它基本上是依据《鲁论》并参考《齐论》编成的混合本。

  《论语》各篇中对于孔子的称呼不尽相同,一般称为“子”,有时称“夫子”,有时也称“孔子”。按照春秋时代的习惯,奴隶主贵族的家臣称他们的主人为“子”。孔子的学生尊敬他们的老师也称为“子”,“子”是孔子的学生对于他的称呼。称“孔子”的大概是孔子的再传弟子,或者是更后一代的学生,因为他们有自己的“子”,所以对于孔子加以“孔”字,以资区别。可见,《论语》的成书年代,总在战国时期,大概是孔子的再传弟子,或者是更后一代追述他们的老师所记忆之孔子的言行录。《论语》包括《上论语》和《下论语》两部分。《上论语》的最后一篇《乡党》,是专记孔子一生的生活习惯,好象是全书的结尾。很可能原来只有《上论语》,以后篇幅越加越多,就又成为一本《下论语》。《上论语》中的文字简短,越往后的记载越详细,甚至出现了长篇大论,其可靠性也就比较差些。《论语》中的各篇、各章,虽然有早晚的不同,如做深入研究,当然应当注意这点,但一般地说,《论语》中记载孔子及孔门弟子的言行,极可信据,都可以引用。

  《论语》学在两汉时代有今古文的派别。前述的《齐论》和《鲁论》属今文,《古论》属古文,在当时都各有所传。其后张禹混合《鲁》、《齐》,成为《张侯论》。汉末郑玄以《张侯论》为本,参考《齐论》、《古论》而为之注,盛行一时,但早已佚亡。其后注解《论语》的很多,今举其要者如下:三国时期有魏何晏的《论语集解》(《十三经注疏》本),此书是汇集他以前的《论语》注解,所以称为《集解》。何晏是个玄学家,但这部书中注重训诂,除个别地方外,没有玄学色彩。南朝时期有梁皇侃的《论语集解义疏》(《知不足斋丛书》本),这是对于何晏的《集解》所作的疏。其中有些玄学家对于《论语》的解释,可以作为研究魏晋玄学史料用。北宋时期有邢昺的《论语疏》。这是邢昺对于何晏《论语集解》所作的疏,宋以后替代了皇侃的《论语集解义疏》的地位。《十三经注疏》本,就是邢昺的疏。南宋时期有朱熹的《论语集注》,这是宋人注解《论语》的代表作。南宋还有赵顺孙的《论语纂疏》,这是朱熹《四书集注》的疏,《通志堂经解》本。清代的刘室楠撰有《论语正义》,他以何晏《集解》为主,而详采各家之说,其详博程度超过旧疏,其中收集了许多清人对《论语》的研究成果,《续皇清经解》本。初学者,可以先读杨伯峻的《论语译注》。

  《孟子》一书,《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都列于子部儒家。其升为经部,大概始于唐宋时代。宋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孙奭新印《孟子音义》;嘉佑6年(1061年),刻石备九经,已经尊崇《孟子》;王应麟《玉海》也说宋代以《孟子》升经,并论《论语》、《孟子》和《孝经》为三小经。但从唐朝代宗宝应二年(763年),礼部侍郎杨绾疏请《论语》、《孝经》、《孟子》兼为一经(参见《唐书·选举志》),唐朝懿宗咸通四年(863年)进士皮日休请立《孟子》为学科(参见《皮子文薮》和《文献通考》)观之,可知《孟子》的升列经部,实始于唐而完成于宋。宋代淳熙间朱熹以《论语》与《孟子》以及《礼记》,中的《大学》、《中庸》并列,《四书》之名始立。元朝延佑间,复行科举,《四书》之名更见于功令。于是《孟子》遂与《论语》并称,而由于部儒家而上跻于经部矣。

  关于《孟子》的作者问题,历来学者则有种种不同的看法。《史记·孟荀列传》说:“(孟子)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清周广业在其《孟子四考》四《论七篇非尽自着》中又说:“此书叙次数十年之行事,综述数十人之问答,断非辑自一时,出自一手。其始章丑之徒追随左右,无役不从,于孟子之言动,无不熟察而详记之。……其后编次遗文,又疑乐正子及公都子、屋卢子、孟仲子之门人与为之。”由此可以断定《孟子》一书是孟子的学生万章等人,追述孟子的言行的着作,并非孟子的自着。

  现行的《孟子》计七篇,《汉书·艺文志》却着录为“《孟子》十一篇”。东汉赵岐作的《孟子注》也只七篇。赵岐的《孟子题辞》说“又有外书四篇:《性善辩》、《文说》、《孝经》、《为政》;其文不能弘深,不与内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后世依放而托之者也。”《汉志》所着录的十一篇,大概包括内书七篇,外书四篇。赵岐所注的是内书七篇。外书四篇,早已亡佚。现在所传的《孟子外书》(自署为宋朝熙时子注,《函海》本,《经苑》本),系明人伪造,不足信。

  注释《孟子》的着作主要有以下几种:东汉赵岐的《孟子注》,解释较少附会。《十三经注疏》本就是赵岐注,北宋孙奭疏。南宋朱熹的《孟子集注》,是宋代注释《孟子》的代表作,发挥了孟子的唯心主义。南宋赵顺孙的《孟子集注纂疏》(《通志堂经解》本),发挥了朱熹的《集注》。清代焦循的《孟子正义》(《皇清经解》本),以赵岐注为主,搜集清代学者考订《孟子》的成果,加上焦循所作的注释汇编而成,是研究《孟子》的很好的参考书。初学者可先读杨伯峻的《孟子译注》。

  《孝经》为十三经之一,十三经中,只有《孝经》自始即称为《经》。据《汉书·艺文志》说:“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举大者言,故曰《孝经》。”经字,有常道、常法和永恒不变之义,而《孝经》就是阐发先秦时期父家长制下的宗法孝道的重要典籍。《孝经》的作者为谁,历来说法不一。其中的曾子门人编录说,即将孔子述说孝道的语录集辑起来,着于竹帛,传诸后世,系出于曾子门人之手,似较妥当。《孝经》也有今文与古文之别。前者系秦始皇焚书坑儒之时,由河间人颜芝所秘藏,才幸免佚亡。到了汉惠帝废除挟书后,始由芝之子贞,献于河间献王。由于该书系用汉隶书写,故称今文《孝经》。又汉武帝时,拆毁鲁恭王所居孔子旧宅,由其壁中得到《尚书》、《论语》和《孝经》,皆用蝌蚪文字书写,故称古文《孝经》。《孝经》虽有今古文之分,但其于孝道的阐发,并无什么不同。《孝经》在儒家书中,虽无特殊精义,但以其了解当时社会,特别是宗法关系,由于其书浅近易解,比较方便。

  《尔雅》是古代的词典,它附属于经部,并无什么理由,完全出于因袭的观念,现行的《尔雅》凡十九篇。《尔雅》二字,或作《尔疋》,又作《迩疋》(见《经典释文》),颜师古《汉书注》引张晏注说,“尔,近也;雅,正也。”清阮元解释说:“《尔雅》一书,皆引古今天下之异言以近于正言。夫曰近者,明乎其有异也。正言者,犹今官话也。近正者,各省土音近于官■者也”(见《揅经室集》卷三《与郝兰皋户部论〈尔雅〉书》)。阮氏之说,非常详明。《尔雅》一书,在训诂名物方面,尤为详尽,因而对于先秦史研究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荀 子》 儒家孟荀并称。荀子的思想在战国末期影响较大,汉朝有许多传经的人都是荀子的后学。荀子对于古代经典的传授,有很大的贡献。但是,由于他的唯物论思想不为封建统治者所欢迎,《荀子》一书自唐杨倞作注后,直到清朝才又有人开始研究。

  《汉书·艺文志》云:“《孙卿子》三十三篇”;班固自注说:“名况,赵人,为齐稷下祭酒。”“荀”、“孙”音同,孙卿就是荀卿。现存刘向的叙录,题“《荀卿新书》三十二篇”。《汉志》中的三十三篇,应是三十二篇,现存的《荀子》仍是三十二篇。杨倞把三十二篇分为二十卷,并把先后次序作了一些变动,现有的《荀子》就是经他重新编排的。

  在三十二篇中,《天论篇》提出了荀子的唯物主义的自然观;《非相篇》提出了荀子的破除迷信思想;《正名篇》提出了荀子的认识论和逻辑思想;《性恶论》提出了荀子的人性论;《解蔽篇》提出了荀子的方法论;《王制篇》、《富国篇》等提出了荀子的政治社会的思想;《礼论篇》提出了荀子关于春秋以来所谓礼的起源以“物”的“度量分界”的根据,便为引法入礼开了大门;《乐论篇》提出了荀子关于音乐的理论;《劝学篇》、《修身篇》提出了荀子关于教育的理论;《议兵篇》提出了荀子关于军事的理论;《非十二子》和《解蔽篇》的一部分攻击了儒墨法与权谋诸家的学说;《成相篇》用当时民歌体裁,叙述了荀子的政治思想;《赋篇》是荀子的文学作品。《汉书·艺文志》另外着录的“荀卿赋十篇”,今虽不存,《赋篇》当是其中的一部分。

  三十二篇都不是荀子自己的作品,杨倞编入十九卷、二十卷的各篇,大部分可能是荀子后学关于荀子言行的杂记。大小戴《礼记》中也有些篇章与《荀子》中的内容相同。可见荀子思想虽具新的礼治观点,但《荀子》一书仍然属于儒家着作总集性质,保存了先秦时期许多贵重资料,不但是研究荀子思想的重要依据,也有助于了解先秦社会历史的状况。

  关于《荀子》的注释,有唐杨倞的《荀子注》,是最早的一部注本;有清谢墉、卢文弨的《荀子篇释》,在《荀子》考订训诂方面作了初步的系统的整理;清王先谦的《荀子集解》,是在谢墉、卢文弨工作的基础上,收集了清代学者对于《荀子》在考订训诂方面的研究成果,是研究《荀子》的一部主要参考书。梁启雄的《荀子简释》,颇便初学。

   《墨 子》 《汉书·艺文志》云:“《墨子》七十一篇。”现存的只有五十三篇,其余的十八篇,有的只见篇目,有的连篇目也已失传。这是一部墨家着作总集,但非一人一时之作。

  这部总集,按其篇目性质可以分为五组:第一组包括《亲士》至《三辩》的七篇,属于概论性质,对墨家思想的某些方面作了一般性论述。

  第二组包括从《尚贤上》至《非儒下》的共二十四篇,这是前期墨家思想的重要史料。这里讨论了十一个题目,每个题目除《非儒篇》为上、下篇外,其他都有上、中、下三篇,应有三十二篇。由于有些篇缺了,实际上只存二十四篇。这二十四篇除《非儒篇》等少数几篇外,其余都以“子墨子言曰”开始。“子墨子”是墨子的弟子对于墨子的称呼。可见,上述诸篇都是墨子弟子所记墨子的言论。《庄子·天下篇》说,墨子死后,墨家分为三派:相里氏之墨,相夫氏之墨,邓陵氏之墨。墨子关于上述每一题目的言论,这三派可能都有各自的记录。后来编辑墨家着作总集的人,把三派的记录都收集起来,作为每一个题目的上、中、下三篇(见俞樾《墨子闲诂》序)。

  第三组包括《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共六篇,一般你为《墨经》或《墨辩》。在这六篇中,没有“子墨子曰”四字,因此有人认为这就足以证明此六篇当是墨子自己写的。但从这六篇的内容来看,它们所讨论的是有关自然科学、认识论和逻辑问题,皆非墨子时代所能有;还有对于先秦其他各派的批评,也只能在各个学派相当发展以后才能有的。在早期墨家思想中,天志思想占有重要地位,可是这六篇中除说了一句“天之爱人”(《大取》)外,其他地方都没有涉及天志和鬼神。也就是说,在前述二十四篇中,宗教思想占有相当地位;在此六篇中科学思想占有主导地位,说明此时的墨家思想已向唯物主义思想发展。从文学体裁上看,《经上》、《经下》、《经说上》和《经说下》的“经”,标明简练的命题;“说”,引事加以说明。《韩非子·内储说》也是这样的形式。可见,《经》和《经说》也是战国末期的作品。据上看来,上述六篇当是后期墨家的作品,也不是一人一时所作。

  第四组包括《耕柱》、《贵义》、《公孟》、《鲁问》和《公输》的五篇,记载墨子的言行,好象儒家《论语》,合起来可以作为墨子传的史料。

  第五组从《备城门》至《共守》的十一篇,是讲防御战术和守城工具的篇章。墨家反对侵略战争,所以不仅对于防御战术很有研究,并且还能制造在防御战中使用的器具,这一组的材料可能是战国末期后期墨家的着作①。

  墨家学派主要反映了“农与工肆之人”即公社农民的思想,受到了当时统治阶级的歧视,所以在《史记》中没被立传,只在《孟子荀卿列传》中,附带提到了他的名字。直到晋朝的鲁胜,才给《墨家》作注,称为《墨辩》。后来宋朝有个乐台,给《墨子》作注,不过他所见到《墨子》只有十三篇,即自《亲士》到《尚同篇》。鲁胜和乐台的注解,现已佚失,道教经典《道藏》,把非儒家的先秦着作收了进去,也就是《墨子》借此机会保存下来的一个较早的本子。《墨子》,由于经过一两千年的湮没,■脱错简很多,很是难读的。清代的毕沅实际上是孙星衍,首次对《墨子》全书做了一番整理和校勘工作。在毕沅和孙星衍的基础上,孙诒让作《墨子闲诂》,疏证文字,颇为精详,流行也广。近人吴毓江校注的《墨子校注》,由于见到了一些新版本,为《墨子闲诂》作了不少补充,便于阅读。近人所作有关《墨经》的注释,有邓高镜的《墨经新释》(商务印书馆),谭戒甫的《墨辩发微》(科学出版社)和高亨的《墨经校铨》(科学出版社),很有参考价值。

   《老子》和《庄子》附《法经》和《十大经》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替老子作了一个四百多字的传,其后半段中记载了一些传说,这些传说在“莫知其所终”的情况下,更是扑朔迷离。从司马迁使用“或曰”、“云”、“盖”和“或言”等字以示存疑的态度,可知早在汉初,有关老子的生平事迹已不可考,因而老子所处的时代,司马迁亦已搞不清楚。他说老子是老聃,也可能是老莱子,又可能是太史儋,“世莫知其然否”。这三个人的时代,照传说前后相差二百多年。

  至于《老子》这部书的时代,更是近几十年来争论不休的问题。依照传统的说法,《老子》是老聃作的,老聃与孔子同时或稍前。照这个说法,《老子》是春秋末年的作品。“五四”以后,反对这个说法的越来越多。他们虽不否认在孔子时期有老聃其人,但是认为《老子》这部书不是老聃作的。老聃这个人可能是春秋时代的人,但《老子》这部书却是战国时期的作品。综观《老子》全书的内容,我们同意《老子》一书可能不是一个人的作品,而是一个总集。其中包括有老聃本人原来的思想和他的思想在战国时期的发展。他本人原来的思想比较简单,后来经过一个时期的发展,才达到如此成熟的地步。《老子》书中的主要思想就是这个发展的结果,《老子》的思想应是战国时代的产物。此书是春秋战国时期道家学派的代表作之一,思想颇为完整。它不论对研究老子的思想或先秦历史,都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今本《老子》分为八十一章,约五千字。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在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有两种《老子》写本,现在分别称为甲本、乙本。甲本字体介于篆书和隶书之间,不避刘邦的讳,证明是西汉以前的写本。乙本字体为隶书,避刘邦的讳,显然是汉文帝时期的写本。这甲、乙两种写本距今都已两千多年,是目前流传下来的《老子》的最古本子。这两种本子和现在流传的本子先道经后德经不同,而是先德经后道经,字句也有一些出入。帛书《老子》虽然不是最好的本子,但在将它与王弼等古本对校时,有不少处提供了有力的依据以订正通行本。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已由文物出版社于一九七六年出版,后附的《老子甲本乙本傅奕本对照表》,便于检阅其间的异同。

  关于《老子》较早的注释书,有《老子道德经》,旧题汉《河上公章句》。河上公据说是汉文帝时人,可是《汉书·艺文志》里没有着录他的注。《汉志》着录有“《老子傅氏经说》三十七篇”,“《老子徐氏经说》六篇”,“《刘向说老子》四篇”,但这三家的《考子》注现已失传。河上公注大概是东汉时期的作品,他认为老子思想是唯物主义的。魏王弼注的《老子道德经》,是用唯心主义观点注释《老子》,在以后的哲学思想中影响颇大,几乎成了《老子》的标准注解。新注本有朱谦之的《老子校释》、高亨的《老子正诂》和任继愈的《老子新译》,均可参考。

  先秦道家学派的代表作,除《老子》外,还有《庄子》一书,其中包括道家许多派别的作品,在战国末年有较大影响。全书现存三十三篇,分内篇七、外篇十五、杂篇十一。传统的看法认为:内篇是庄周所着,外、杂则兼有其后学之作,还羼入了其他学派的个别篇章。因此,思想观点与内篇多有出入,哲学上谈的不仅仅是唯心主义的虚无之道,而且有时还赋予了“道”一些物质性,使之带点唯物主义的色彩;政治上不仅主张绝对的无为,有时还主张上无为而下有为;在处世态度上,有宣扬混世的,也有赞成避世的;在人生观上,有提倡寡欲的,也有鼓吹纵欲的;在对待不同学派的态度上,有坚持混合齐同的,也有针锋相对的。这些分歧,与孔子之后儒分为八、墨翟之后墨离为三一样,表明了庄子之后,庄周学派也在发展和变化,反映了战国以后的社会变革以及各种学派间的相互渗透,只要不违背《天下篇》所述的庄子观点,都应归属于同一体系。因此,可以说,《庄子》是以庄周思想为主体,从战国中至秦汉间庄周学派的总集。它上承《老子》,下启《淮南子》,是道家的一部主要着作。从全书的基本倾向看来,完全体现了没落奴隶主贵族的意识形态,抒发了对当时社会的极度仇恨,尤其在哲学领域内,广泛而深入地阐发了作者的见解,完成了一个博大精深的唯心主义体系。

  关于《庄子》的注本,晋代原有五家,现在仪存郭象的《庄子注》十卷,它不注重文字解释,实际上是庄子思想的一个发展。明代焦竑的《庄子翼》(《金陵丛书》本),收集了郭象以后一直到明代许多重要的《庄子》注解,可资参考。清代郭庆藩的《庄子集释》,除包括郭象注、成玄英疏外,又吸收了部分清人关于《庄子》的文字考订的成果,可供参阅。近人陈鼓应的《庄子今注今译》,便于初学。

  一九七三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写在《老子》乙本卷前的有《法经》和《十大经》等四种,是久已失传的战国后期黄老学派的着作。

   《管 子》

  《汉书·艺文志》着录《管子》八十六篇,现有的《管子》照目录看还是八十六篇,由于佚失十篇,实存七十六篇,与刘向所编辑的基本相同。

  先秦诸子,大都是一个学派的着作总集,而《管子》这部书却不相同。它所包括的不是一家的思想,而是许多家的思想,但又不能算作杂家。因为杂家认为各家都有所长,也都有所短,它企图把各家的长处都收集起来,凑在一起,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管子》是齐国稷下学者的着作总集,稷下是当时的一个学术中心,是各个学派学者聚会的地方。齐人把从稷下出来的学者着作收集起来,加上关于管仲的传说,用了“管子”这个名字作为这个总集的名称。《管子》的内容很杂,着作的时代也不一致。例如,《地员篇》是农家的着作,《弟子职篇》是儒家的着作,《明法篇》、《任法篇》。《八观篇》和《轻重篇》等是法家的着作,《四时篇》、《幼官篇》、《轻重己篇》等是阴阳家的着作,《兵法篇》是兵家的着作,《心术》上、下和《白心》、《内业》四篇,郭沫若认为是宋■、尹文的着作。《管子》一书是先秦时期各个学派的思思宝库,是研究先秦各派思想颇有价值的一部重要资料。

  《管子》的编辑体裁,分为许多类:有《经言》、《外言》、《内言》、《短言》、《区言》、《杂篇》、《管子解》和《管子轻重》等名目,有些好象《庄子》内、外、杂篇,有些究竟是按什么标准分类的,不甚清楚。有人说,《经言》是管仲的自着,可以作为管仲思想的史料。但是《经言》中也有许多思想,不是春秋时期,特别不是春秋早期所能出现的。例如,“王天下”的思想,便是其例。《管子》的有些篇章,如《大匡》、《小匡》中记载管仲的事迹,与《左传》、《国语》里关于管仲的记载可以互相补充,当然就是关于管仲的史料。

  《管子》一书最为难解,原来只有唐代尹知章(旧题房玄龄)所作的注,明代刘绩所作的补注,直到清代才有许多学者对于《管子》作了些校勘和考订工作。戴望的《管子校正》,把他以前的清代各家的研究成果收集在一起,很是方便。近人闻一多和许维遹作《管子集解》,后经郭沫若加以扩充,成为《管子集校》,收集了以前所有的各家研究成果,颇便阅读。

   《商君书》和《韩非子》 《汉书·艺文志》着录:“商君二十九篇”,班固自注云:“名鞅,姬姓,卫后也。相秦孝公。”《隋书·经籍志》称此书为《商君书》,《新唐书·艺文志》称为《商子》。严万里得元刻本,凡二十六篇,而中亡其二(第十六、第二十一两篇亡),实二十四篇。群书治要》所引《商君书》还有《六法》一篇,今本无。

  《商君书》系卫鞅即商鞅后学编着,当是战国晚期的着作。所以,《韩非子·五蠹篇》说:“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更法篇》记载商鞅初入秦时与旧贵族之间的斗争;《境内篇》记载商鞅变法后奖励军功的二十等爵制度;《垦令篇》记载如何采取措施奖励垦荒问题;《徕民篇》主张三晋人民来秦垦荒,并述及秦、赵之间的长平之战,说明此书的成书年代当在公元前二六○年以后。《商君书》大体上是总结商鞅变法以后的统治经验,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本书有严万里的校本,即浙江书局所辑《二十二子》本。注释本,有朱师辙的《商君书解诂定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和高亨的《商君书注释》(中华书局,1974年版),可供参考。

  《汉书·艺文志》载:“《韩子》五十五篇”,班固自注云:“名非,韩诸公子,使秦,李斯害而杀之。”《隋书·经籍志》着录:“《韩子》二十卷。”今本《韩非子》也是二十卷,五十五篇。韩非本称韩子,书也称《韩子》。因唐朝的韩愈也称韩子,为了避免混乱,改称韩非为韩非子,书也改叫作《韩非子》。

  《韩非子》主要是法家韩非及其后学着作的汇编。《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说:秦始皇看见《孤愤》、《五蠹》非常佩服。李斯告诉他说:“此韩非之所着书也。”后来李斯上书给秦二世,也引韩非的话(详《史记·李斯列传》)。他们所引的话均见于《五蠹》和《显学》。可见《孤愤》、《五蠹》和《显学》确是韩非本人所作。司马迁《韩非传》把《说难》全篇抄入,此外又提到《内储说》、《外储说》和《说林》,可见在司马迁看来这些篇章也是韩非作的。《韩非子》第五十三篇,是《饬令》(或作《饰令》);《商君书》第十三篇也是《饬令》(或作《靳令》),两篇的内容基本相同。这是因为《商君书》和《韩非子》虽然都不完全是他们本人的着作,但是由于他们是战国时期法家的代表人物,所以法家着作有些便分编在两个人的名下,有些共同出现于两个人的名下。《韩非子》中,也有纵横家的游说辞混入书中,例如《初见秦篇》便是。此外,《说林》上下篇,《内储说》上下篇,《外储说》左上、左下、右上、右下四篇以及《十过》等篇,汇集春秋战国故事作为立论根据,可以作为研究历史的根据。《史记·韩长儒传》说,韩安国“尝受韩子、杂家说于驺田生所”,可见韩非或其学派有“杂家说”。前引《内储说》、《外储说》和《说林》可能就是这一类着作。《韩非子》中的《解老》和《喻老》两篇是很重要的哲学论文,同时也是《老子》的最早注释。有人认为,这两篇不是韩非之作,也不是法家作的。因为韩非反对“微妙之言”(《五蠹》)、“恬淡之学”、“恍惚之言”(《忠孝》),所以他不会讲《老子》。其实正如冯友兰先生所说,照《解老》、《喻老》两篇中所讲的老子,既不“微妙”,也不“恍惚”,更不“恬淡”。这两篇所表现的思想是唯物主义的,是注重实际生活的,与《韩非子》其它各篇的精神是一致的①。

  关于《韩非子》的注释书,有王先慎的《韩非子集解》,收集清朝学者对《韩非子》在考订和训诂方面的研究成果;近人陈奇猷的《韩非子集释》,亦在考订训沽方面收集前人对于《韩非子》的研究成果,内容更为丰富。梁启雄的《韩子浅释》,注释简要,便于初学。

   《公孙龙子》

  名家亦称“刑名之家”,刑即形,刑名即形名。《战国策》引苏秦的话说:“夫刑名之家,皆日白马非马也”(《赵策二》)。《汉书·艺文志》着录:“名七家三十六篇”。现在流传下来的只有《邓析子》、《尹文子》和《公孙龙子》,而此三者之中只有《公孙龙子》不是伪书。

  《汉书·艺文志》着录“《公孙龙子》十四篇”,现在只有六篇流传后世。清人姚际恒以为《隋书·经籍志》没有着录《公孙龙子》,便断定古本《公孙龙子》已经失传,今本是伪书。可是《隋书·经籍志》在名家里虽然没有着录《公孙龙子》,但在道家中着录有《守白论》一卷。这个《守白论》可能就是《公孙龙子》,因为《公孙龙子》说过:公孙龙子“守白之论”(《迹府篇》)。近人王琯、栾调甫、壮国庠等也认为《隋书·经籍志》所录《守白论》即《公孙龙子》,但宋以后佚亡八篇;并指明今本《公孙龙子》六篇,除首篇《迹府》为其后学辑录外,余下的五篇皆是公孙龙的作品,包括了公孙龙学派最重要的论题和论据,足以代表公孙龙的理论学说。这一看法,已为学术界多数人所承认。

  关于《公孙龙子》的注释书,有王琯的《公孙龙子悬解》,此书卷一有关于公孙尤其人其书的考证,以及陈柱的《公孙龙子集解》,收集清人对于《公孙龙子》的文字上的考订,皆可参考。谭戒甫的《公孙龙子形名发微》和庞朴的《公孙龙子研究》(中华书局,1979年),也均可供参考。

   《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和《尉缭子》 据《汉书·艺文志》载,继春秋末年的《吴孙子兵法》(孙武兵法)八十二篇后,重要的有《齐武子》(孙膑兵法)八十九篇、《公孙鞅》(商鞅兵法)二十七篇、《吴起》(吴起兵法)四十八篇、《庞煖》(庞煖兵法)三篇、《倪良》(倪良兵法)一篇、《尉缭》(尉缭子兵法)三十一篇和《魏公子》(信陵公宾客所着兵法)二十一篇。《史记·司马穰苴列传》中又有《司马穰苴兵法》。可见,军事学从春秋未年到战国时代是最为发达的学问之一,其中的《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最为着名。

  现存《孙子兵法》的作者究竟是谁?是个长期以来有争论的问题。《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说:“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阖庐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又说:“孙武既死,后百余岁有孙膑。膑生阿、鄄之间,膑亦孙武之后世子孙也,……世传其兵法。”司马迁在这里讲得很清楚,孙武和孙膑都确有其人,孙武生在春秋末年,孙膑生于战国,两人先后相去一百多年,都各有兵法传世。前引《汉书·艺文志》上也有《吴孙子》即《孙子兵法》和《齐武子》即《孙膑兵法》的记载。但《隋书·经籍志》却不见着录。后来有人以此提出异议,认为《孙子兵法》并非孙武的着作,而是后人的伪托。不仅此也,就是对孙武这个人在历史上存在与否,也持否定的态度。通行的看法是,先秦着作往往不出于一人之手,现存《孙子兵法》源出于孙武,完成于孙膑,是春秋末年到战国中期长期战争经验的总结,并不只是一个人的着作。另外,也有人认为:现存的《孙子兵法》是曹操根据前人的着作重新编定的,因而经过了曹操的删削和补充。1972年4月间,山东博物馆和临沂文物组在临沂银雀山发掘的一号和二号汉墓里,发现了《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大批竹简和竹简残片,从而使这一悬案得以解决,为研究我国古代军事思想,提供了宝贵的新资料。

  银雀山出土的《孙子兵法》,竹简残缺比较严重,只有二百余简,二千四百余字,和宋本《孙子兵法》对照,仅存三分之一强。但其中却发现了《吴问》、《地形二》、《黄帝伐赤帝》等重要佚文,极为珍贵。在发现的佚文中,有两处提到了“十三篇”的语句。可见,孙武除有十三篇兵法外,还有不少论兵、论政的冬篇。因此,出土的《孙子兵法》残简,对研究孙武思想和订正史籍,仍有着重要意义,已由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辑成书,于1973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书分上、下两编,篇前标出篇题,篇后附有释文。上编各篇篇后有校注,下编各篇篇后加有简注。

  新出土的《孙膑兵法》,亦分上、下两编,共三十篇,一万一千余字,有残缺。从现在已经整理出来的内容可以看出,它继承和发展了《孙子兵法》等早期兵术的军事思想,总结和吸取了战国前期丰富的战争经验,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作战指导思想和原则。这些残简也由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辑成书,文物出版社于1975年出版,并附有释文和简注,便于阅读。

  在这批竹简中,还发现有《尉缭子》残简六篇。这部书,过去也有人认为是后人的伪托,现在从西汉前期的墓葬中发现了这部书的竹简,可见当时已经传世,并且基本上都和现存的《尉缭子》一致。《汉书·艺文志》载兵刑势家有《尉缭》三十一篇,杂家有《尉缭》二十九篇。现存的《尉缭子》二十四篇,收入宋人《武经七书》中。唐代《群经治要》选录有节本四篇。现存《尉缭子》就是《汉书·艺文志》兵刑势家着录的《尉缭》。全书是作者对梁惠上所讲的军事学理论和军事法令。华陆综的《尉缭子注释》(中华书局,1979年),比较简明,便于初学。

   《吕氏春秋》

  《汉书·艺文志》载:杂家“《吕氏春秋》二十六篇”;班固自注云:“秦相吕不韦辑,智略士作。”这部书,是吕不韦以他门下各派门客的论文编成的一部整书,其中有十二“纪”、八“览”和六“论”。十二纪除《季冬纪》外,每纪各有五篇。《季冬纪》有六篇,多出一篇,名《序意》,这是一篇自序。六论每论有六篇,八览每览有八篇(第一《有始览》缺一篇)。这部书总计一百六十篇,二十余万言,在形式上好象是一本包括体系很广的先秦诸子书。

  其实,《吕氏春秋》中的《劝学》、《尊师》、《诬徒》和《善书》各篇是讲教育的,《大乐》、《侈乐》、《适音》、《古乐》、《音律》、《初音》和《制乐》各篇是讲音乐的,都是儒家思想。十二月的月令是阴阳家的思想。《贵生》、《重己》、《情欲》、《尽数》和《审分》各篇都是道家,特别是杨朱一派的思想。《振乱》、《禁塞》、《怀宠》、《试威》、《简选》、《决胜》和《爱士》诸篇,是兵家思想。《上农》、《任地》、《辩土》各篇,是农家思想。这些家的思想,虽然不能凑成一个体系,但借《吕氏春秋》这部书却保存了各家的一些思想。本书作为一部哲学着作看,价值不大;但由于书中涉及的问题非常广泛,保存有不少古代遗闻轶事,对于研究先秦时期的历史,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司马迁在《史记·吕不韦列传》中说:吕不韦自以为这部书“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

  《春秋》是历史书的名字,吕不韦可能认为《吕氏春秋》是一部历史书。

  关于《吕氏春秋》的注释,最早的有东汉高诱的《吕氏春秋注》,其中保存一些文字的古训。清毕沉的《吕氏春秋新校正》,聚集了当时考据训诂家的研究成果,把这部书作了一番系统的整理。1933年,许维通博采诸说,写成《吕氏春秋集释》一书,颇便阅读。

  《淮南子》

  亦称《淮南鸿烈》,“鸿,大也,烈,明也;以为大明道之言也。”后来,“刘向校定撰具,名之淮南”。西汉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苏飞、李尚、伍被等撰。《汉书·艺文志》着录内二十一篇,外三十三篇。内篇论道,外篇杂说,现只流传内二十一篇,是书“言其大也,则煮天载地,说其细也,则沦为无垠,及古今治乱,存亡祸福,世间诡异瑰奇之事……无所不载”(均见高诱《淮南鸿烈解》序)。

  书中以道家为主,揉合儒、法、阴阳五行等家,一般认为它是杂家着作。正如司马谈所说:“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论六家要旨》)。《淮南子》为文,纵横蔓衍,多所旁涉,其所包括的历史知识非常丰富,尤其所记大量的神话传说,是研究中国原始社会的重要资料。注本有东汉高诱的《淮南鸿烈解》及刘家立的《淮南集证》(中华书局)和刘文典的《淮南鸿烈集解》等。

  

  ①朱彝尊《经义考》曰:“今逸《论语》见于《说文》、《初学记》、《文选注》、《太平御览》等书,其诠玉之属特详。窃疑《齐论》所逸二篇,其一为《问玉》,非《问王》也。考之篆文,三画正均者为玉,中画近上者为王,初无大异,因■玉为王耳”,说颇是。

  ①参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史科学初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7—39和67页。 ①参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7—29和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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