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

第三卷 上古时代(上册)·第四章 研究概况 第一节“五四”以后一些学者的研究成绩

  
第四章 研究概况

  第一节 “五四”以后一些学者的研究成绩

  不论是传统史学、资产阶级史学、还是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都为中国史学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我们的史学理论的变革,不是抛弃过去的一切,重新寻求西天真经,而是冷静地思索自己走过的道路,勇敢地扬弃遗产中的消极因素,将所有积极因素发扬光大,使史学研究建立在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之上,并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我国商周史学的发展,也是经过了这样一个途径。

  “五四”以后,有一些学者,如王国维、顾颉刚、胡适、钱穆等,在商周史的研究上也各有他们的成绩。

  王国维在历史考据方面有相当广泛的成绩,而其最大的特点则是把新发现的材料和古史记载结合起来,从而获得对古史的新解。他晚年在清华大学讲过一门课程,叫“古史新证”,这基本上可以说明他的学风和成就。王国维曾经说过:“古来新学问之起,大都由于新发现。……有孔子壁中书出,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家之学。有赵宋古器出,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晋时汲冢竹简出土后,同时杜元凯之注《左传》,稍后郭璞之注《山海经》,已用其说。然则中国纸上之学问,有赖于地下之学问者,固不自今日始矣”。①。他在研究商周史的过程中,就是善于利用新发现的材料,而得到新的成果。王国维勤于金文之学,他所着《毛公鼎考释》、《散氏盘考释》、《生霸死霸考》、《说商》、《说殷》及其它考释金文的文章,既通解了文字上的疑滞,也弄明白了古史上的一些问题。王国维在甲骨学的建立过程中,有开山之功。他对甲骨文的研究,在他的学术专业中贡献最大。他作《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他因卜辞中见有王亥之名,查出了《山海经》、《竹书纪年》、《世本》、《楚辞》和《吕氏春秋》的有关记载,证明王亥即《史记·殷本纪》和《三代世表》中的振、《汉书·古今人表》中的垓,是殷的先公先王。以此为线索,逐步探索,得知卜辞中所见殷王室的世系与《史记·殷本纪》所记基本相同,因而《殷本纪》作为历史资料的可靠性得到证实,而中国古代的信史可以推到殷商之初。而且,从卜辞中还考出了殷王室继承制度是兄终弟及,祀先王之典有等差,而于兄弟之间,无论长幼及是否即王位,祀典及名号都没有差别。这两篇文章对商史研究的发展有重大意义。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也是一篇备受推崇的文章,虽然也有不少可商之处,但有独到见解②。王国维运用传统的考据方法和资产阶级实证论,在释读金文和甲骨文的基础上,以甲骨文证殷史,以金文证周史,在我国商周史的研究上,或者说在中国古代史料的训诂考据工作上,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

  顾颉刚和胡适都是以“疑古”着名于史学界的人物,但从他们治学道路的发展上看,两人的“疑”各有不同。顾颉刚在商周史研究上是很有成就的,他提出了关于古史的观点,即“累层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他认为:(1)在古史记载中,“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2)“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大”。如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到《尧典》就成了一个“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到盂子时就成了一个孝子的模范了。(3)我们“不能知道某一事件的真确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事件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我们既不能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也至少知道战国时的东周史,我们既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他的这种观点对有关古史的荒谬传说起了廓清之功,而历代相传三皇五帝的神圣地位一下子也就失去了依据。这对于当时的学术界是一个很大的震动,对于古史研究的发展是起了作用的。但在具体古史问题的处理上,往往有“疑古”过头的地方。后来,他从对古史的“破坏”转到古史的建设,也作出了一些成绩。但因没有正确的理论指导,他对于商周史研究的工作基本上停留在文献整理的阶段。顾颉刚在开始古史考辨的时候,也开始了对历史地理的研究。这是从研究《尚书·禹贡》开始的,他感到《禹贡》的问题太多,牵涉到中国古代全部地理,必须深入地研究,才能把问题搞清楚。1934年,他创办了历史地理学专业刊物《禹贡》半月刊。后因日军入侵活动猖獗,刊物的重心即以边疆地理取代古代地理,同时还重视少数民族史和中外交通史的研究。他编着的《古史辨》是考辨古史的名作;他发表了不少研究《尚书》的文章,这是他用力最勤的作品①。

  

  ①《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见《学衡》杂志。

  ②参见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1卷第3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①参见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1卷第3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返回目录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