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

第三卷 上古时代(上册)·乙编 综述 神话、传说、历史年代 第一节 关于氏族、部落的神话和传说

  
乙编 综述 第一章 神话、传说、历史年代

  第一节 关于氏族、部落的神话和传说

  中国历代的生产方式,经历了原始共产制、奴隶制、封建制等,一直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在今天已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了。

  关于原始社会,我们称之为远古时代,本书第二卷已依据考古学材料加以论述。但关于原始社会末期的氏族部落情状,依据考古材料,很难推知。在史书中,除一些神话、半神话式的传说外,虽然也记录了夏代以前的一些传闻,但是非常简单,而且还没有得到任何地下资料的物证。

  在我国原始社会末期,中原地区氏族部落林立。《史记·封禅书》说:“黄帝时有万诸侯。”就说明当时中原地区有成千上万的氏族或部落存在。所有的部落名称、活动范围和他们的活动情况,我们现在大多无法全部了解。下边只打算将他们分为四大族属集团略加说解,作为以后论述商周史实的出发点。

   炎黄族属集团

  在传说中,炎黄部族最早发祥于渭水流域。《国语·晋语四》说:“昔少典娶于有轿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

  这个传说,反映了以下几个问题:(一)少典、有、炎帝、黄帝,都是中国原始社会的氏族名称。所以《史记·五帝本纪》索隐司马贞释“少典之子”说:“少典者,诸侯国号,非人名也”。又《史记·秦本纪》说秦之祖先女修吞燕卵而生大业,大业娶少典氏而生柏翳。虽然少典与大业都是原始社会人物,但在传说中,少典与大业所在年代,则相距甚远,大业何得能娶少典氏女?所以这里所指少典也是国号,非人名也。以此类推:炎帝、黄帝两氏族,是少典、有两氏族之后裔,并不是说,炎帝、黄帝是少典氏个人的儿子。炎帝、黄帝两个氏族由于居地不同,因而姓氏各异。

  (二)传说中的炎帝、黄帝是中国很早的原始社会的“人物”,实际上,它在社会发展的阶段上,却处在原始社会的晚期,已越过血缘群婚阶段而发展到族外婚制阶段。传说中的炎、黄事迹,更说明中国原始社会已发展到父仅制,并明显地向对偶婚及一夫一妻制发展。但中华民族的历史,已有一百七十万年之久,其中原始社会很长很长,传说中的炎黄时代,仅仅反映了原始社会最短最近的一个阶段。

  (三)由于炎黄族属都把炎黄奉为祖神,故建以庙陵予以崇祀。在渭水上游姜水(今岐山东南)的清姜堡有神农(实即炎帝)庙。姬水在何地不详,但渭水支流北浴水中部(今称黄陵县)有黄帝陵。北宋以前诸书均谓黄陵在汉阳周——今子长县,这些传说未必可靠,但也反映了炎、黄两氏族的居地及其活动区域。大体言之,炎帝氏族以姜水为发祥地,渭水下游有邵为姜嫄居地,因而可以推定炎帝氏族以渭水流域为最早活动中心。黄帝氏族以姬水为发祥地,黄陵在北洛水流域。黄帝的传说同空同山也很有关系:《庄子·在宥》篇载黄帝见广成子于空同之山。

  《五帝本纪》也说黄帝“至于空桐”。《新唐书·地理志》云:原州平高县下有空同山,其地在今甘肃镇原县境。属于渭水支流径水上游,因而可以推断黄帝氏族以今之陕北与陇东为最早活动中心。

  由于炎黄族之繁衍,也由于中原沃野气候温和,宜牧宜农,并临近其最早活动中心区域,因而他们逐渐向中原扩展,并在中原建立其氏族、部落。姜姓在中原所建部落,多在今河南黄河以甫地区,在殷周之际或以前,已发展成强大部落。其重要而可考者,如:申:在今河南唐河县境①。

  吕:在今河南南阳市境②。

  许:在今河南许昌市境③。

  厉山:在今湖北随县,临近河南省④。但也有的分布在黄河以北,并散见于今山东境内者,如:共:在今河南辉县境①。

  齐:在今山东淄博市临淄县境②。

  州:在今山东城阳③。

  向:在今山东莒县南④。

  姬姓族属向东发展,大体上在黄河以北及河北大平原区域。例如传说黄帝居于涿鹿,曾与炎帝战于阪泉⑤,蚩尤、黄帝相“争于涿鹿之阿……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逸周书·尝麦》)。《五帝本纪集解》引服虔说:涿鹿,山名,在涿郡。又引张晏说:涿鹿在上谷。照前说涿鹿在今北京西南的涿县境内,照后说,涿鹿在今河北省涿鹿县。徐旭生以为蚩尤既为九黎之君,“如果从九黎的地望猜测,或在河北南境今钜鹿县一带。……钜、涿古音虽不同部,但音近,可互转”⑥。中冀不知何在,“《山海经》有‘冀州之野’,为黄帝与蚩尤战地,那末,此中冀或是指冀州中部”⑦。

  从以上传说中涉及的地点来看,阪泉、涿鹿、钜鹿,中冀之野,虽所指地点不同,但黄帝的居地及其活动,都在今日之河北大平原区域。

  黄帝族最初活动中心在陕北、陇东,后来扩展到河北大平原,它向东扩展的路线,文献不足,难以说明,但从殷周以前的传说,及文献上简略的姬姓分布的记载,可以推测其大概:黄帝氏族在陕北的黄陵,在北浴水下游的芮(今陕西大荔),再向南有渭水下游的俪戎(今陕西临潼)等。芮早在西周以前即已存在。《汉书·律历志》说:“骊山女亦为天子,在殷、周间。”骊山女在殷、周间曾是一个强大部落,而且是一位女子做领袖。这两个氏族都是黄帝族的分支。

  从陕西向东沿黄河两岸(大部分在黄河北岸)姬姓建国的很多。《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说:“虞、唬、焦、滑、霍、杨、韩、魏,皆姬姓也。”此外见于《左传》的还有芮①、有荀、有贾②、有狐③、有耿④。虞为“大王之昭”,虢为“王季之穆”,见于《左传》僖公五年,且虢在黄河南岸,霍为“文之昭”,韩为“武之穆”,见于《左传》僖公二十四年。狐氏出自唐叔,见于《国语·晋语四》。焦、滑在黄河南岸。“这杨(今洪洞)、魏(今芮城)、荀、贾(皆今新绎)、耿(今河津)的晋南小国,全不知道它们为何时所封。我们疑惑那里面有一部分为黄帝氏族东迁时沿途留下的分族”⑤。

  其在河北大平原的“封国”,有鲜虞(正定)、蓟(今北京)⑥,也都是黄帝之族属。

  如果以上推测可以成立,则黄帝氏族之扩展乃自陕西渡河,沿中条山、太行山边,主要在黄河以北,向东北行而至河北大平原。打败量尤以后,黄帝族又从河北大平原而扩展至中原地区。

  在黄帝族据有中原地区以后,他的后裔有的向东部扩展,颛顼在濮阳与夷族杂居。稍后,在中原西部伊洛流域有夏后氏。黄帝与夏后氏是史前时代炎黄集团中最主要的中坚力量。夏禹又是其中最显赫的人物之一。

  《史记·夏本纪》:“禹为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冥氏、斟戈氏”。

  各氏族分布,据有文献可考者,除夏后氏以伊浴为中心外,其在西方者:有扈氏:在今陕西户县。

  褒氏:在今陕西勉县。其在中原或东方者。

  斟寻氏:在偃师①。

  辛氏:即有莘氏,在旧陈留县东②。

  杞氏:今河南杞县。

  斟戈氏:今山东范县北观城镇③。

  缯氏:故城在今山东枣庄市东①。

  根据以上所列,夏禹及其后裔之分布,除少数在陕西境以外,主要以河南为中心,并向东扩展至山东南部地区。

  炎黄族,是中国远古时代文化发展较早的集团。所以它的族属把史前的发明创造多归功于炎、黄,但其最大事迹,是促进了农牧业的发展。

  《史记·封禅书》引《管子》:“神农封泰山……炎帝封泰山。”神农与炎帝本为二人,但汉代以后,人们却将神农与炎帝综合成一人,都把神农氏称作炎帝。从此,在传说中炎帝即神农,神农即炎帝。

  炎帝(或神农)氏族最早发明并发展了农业,已被历代学者所承认,而且尊之为农业之神。如《左传》昭公二十九年云:“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弃亦为稷,自商以来祀之。”《易系辞》云:“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其他文献称颂神农教民农耕,教民粒食者很多。从传说看,黄帝氏族在周弃以前,还停留在游牧阶段。所以《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但在周弃时代(当在夏末)也进入了农业阶段。

  人类社会的发展进入农牧阶段,这是社会发展的一大进步。在农牧以前,是“以采集现成的天然产物为主的一个时期。”农业牧畜,“是学会靠人类的活动,来增加天然产物生产的方法的一个时期”②。

  另外一个突出的事迹,是与洪水搏斗的故事。它是以炎黄族为首并由其他族共同协力,经过长期艰苦斗争,才取得最后胜利的。

  共工氏族居地,正是洪水泛滥的地方。所以共工必须经常与洪水搏斗。《国语·周语下》说他“壅防百川,堕高堙庳。”这就是说,他铲平高地,以其土堙塞池泽,后人解释为筑堤防。这种办法,并非无效,因而以后鲧禹治水,仍然吸取他的经验。可以说在传说中,共工是治水最早的英雄。后人又通过神话的方式,夸大了他的英雄形象,又把他看做是能翻天覆地旋转乾坤的神人。例如《淮南子·天文训》说:“怒而触不周”的结果是天倾西北、地陷东南,从此日月西逝,江河东流。原来的天在、地维不合理的状态,由于他的一怒而天地改观,为日月星辰开辟了道路,替江河泥沙找到了归宿。“治洪水”是传说,“触不周”是神话,但两者都认为共工是改造自然的英雄。

  共工治水以后,叉有鲸禹的治水。神话传说以夸张的渲染,说洪水造成了遍及天下的灾害,但也形象地描绘了鲧禹治水的功绩。鲧继承了共工氏族治水的经验,筑堤堙塞洪水,后人把堤叫做鲧堤,但遭到失败。禹又继承了鲧的事业而以疏导为主,终于治眼了水患。禹治洪水的故事,曲折地反映了人们重视客观实际并积极地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前车之失,后车之鉴。只要能认识失败教训,就是走向胜利的开端。在生产斗争中,前人的失败,往往并非斗争的结束,而是后人走向胜利的起点。

  大禹与洪水斗争的顽强精神,是感人肺腑的。他亲自率领群众,手里拿着橐耜耒臿,疏导河川。他的手上磨去了指甲,腿上磨去了毫毛,生了偏枯之症,但他仍在大风暴雨中不停地工作①。十年没有见着妻子,三次路过家门,听见儿子哭也不进家门②。他为人民受尽了辛苦,但他终究治平了洪水,所以他死了以后,成为社神——主持山川的神抵,受着人们的崇祀。在神话传说中,炎黄族在经济、文化的发展中以及与自然灾害的斗争中,都处在一个先进的地位。

   东夷族属集团

  东夷族属集团的分布,在中原的东方,其活动地区非常广袤。东至海滨,南抵大江,向北可以延伸到东北。其中最重要的氏族、部落有蚩尤、太吴、少吴等等。在史前时代,他们与炎黄族属接触最多,关系也最密切。

  (一)蚩尤:在中原之北部,即今日之鲁西南,接连冀南、晋东南的狭长地区,有一个黎族,也称“九黎”。它最早的氏族长,称为蚩尤。徐旭生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中举出四大论据,推定它也应该属于东夷族属。其主要的四个论据是:1.蚩尤寓于少吴,其地望应在鲁西南。

  2.后人对蚩尤的事迹传说,全在山东西部:蚩尤祠在济水上;其冢在今寿张县,肩髀家在今钜野。

  3.东汉学者承认蚩尤为九黎君长。九黎地望在今鲁、冀、晋接壤处,故蚩尤死后即葬于其所属地区。

  4.根据《盐铁论·结合篇》:黄帝战啄鹿,杀两吴与蚩尤而为“帝”,在涿鹿之战中,太吴、少吴二族都与量尤协同作战,证其同属一个集团。

  徐氏所根据资料比较丰富,分析亦较透辟。

  蚩尤战败后,黎族“一部分被迫徒居南方;一部分留在北方,后来建立黎国;一部分被炎黄族俘获,到西周时还罔有‘黎民’的名称”①。

  由于蚩尤战败,后人在记载中,遂多贬辞,实际上黎族在当时也是一个强大的氏族,他善造锐利兵器,也发明了不少兵仗。他率领其氏族对黄帝作战,在初期曾取得很大胜利②。

  特别是后人为他各处立祠,并奉之为战神。“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左传》僖公十年)。对蚩尤的祭典,最初可能为黎族崇祀并限于黎族居地,但战国时代以后,已扩展到各地。秦朝所祀东方八神,“三曰兵主,祠量尤。”刘邦起兵,“祠黄帝,祭量尤于沛庭”③。汉初,在长安、太原为蚩尤立词(《史记·封禅书》)。

  蚩尤在战国以后,冲破“民不祀非族”之界限,成为华夷共同祟祀之神抵,反映了民族间的相互融合的过程。

  (二)太吴:风姓,其遗虚在陈(今河南淮阳)。《左传》昭公十七年云:“陈,太吴之虚也。”其后裔分支最着者,有任(今山东济宁市)、宿(在今山东东平)、须句(在今东平县境)、颛臾(在今山东费县),大体上都分布在济水流域,因而他们“实司太昊与有济之祀”(《左传》僖公二十一年)。

  (三)少吴: 赢姓,传说居地在曲阜,《说文》:“赢,少吴氏之姓”。《左传》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吴之虚”(《左传》定公四年)。其支族很多,分布面也很广。东至山东沿海,《山海经》云:“东海之外大壑,少吴之国”(《大荒东经》)。北至山东北部,西至山东南部、河南东部,南至河南南部及安徽中部。

  其重要分支:郯氏《左传》昭公十七年云:郯子曰:少吴氏,“吾祖也”。《汉书·地理志》云:“郯,故国,少吴后,盈姓”《按:少吴氏后裔有赢、盈、奄、偃姓,均为一音之转0)。其地在今山东郯县。

  莒氏在曲阜之东,早在殷商以前,即已居山东东部。《春秋经》隐公二年《正义》云:“……《谱》云:莒,盈姓,少吴之后,周武王封兹舆于莒”。所谓“周武王封兹舆于莒”之说,只是说明在周武王克殷之后,由于富国对周采取降服态度,因而得到周王朝的承认,让莒国继续存在下去,并不是说莒的建国是从周武王时开始的①。《世族谱》云:兹舆都计,即计斤;即春秋时之介根,约在今胶县附近,后迁莒。从殷商直至周代,为山东东南部一大强国。

  莱夷古代文献,多不知其姓氏,但其为少吴氏之后裔,则无庸置疑。少吴氏以乌名官,其中有鸠。吴大澂曰:“《尔雅·释鸟》:‘鹰,耒鸠。’释文本作‘■’。樊注:‘耒鸠,爽鸠也’”。“兹以■鸠之■,借莱夷之莱”(《愙斋集古录·祖乙■侯叔敲》),是知莱为氏族名称。鸠,正反映其原始时代以鸟为图腾的标志,也证明其确为少吴氏之族属。莱夷居地,东至海滨,西部则似乎已达临淄一带。《左传》昭公二十年说:“首爽鸠氏始居此地(指齐都临淄)”,管仲也说:“齐,夷莱之国也”(《管子·轻重戊篇》)。是知远在殷周以前,齐国本为莱夷氏族居地,直至周初始为太公所据。而且太公至齐时,“莱侯来伐,与之争营丘”(《史记·齐太公世家》)。经过一番斗争,大公胜利后,才在莱夷的部分地区建立其“封国”。

  至于莱夷所居中心,有的以为在黄县①,或云在东阳(今临胸附近)②。两者都有可能,这与他们的生活方式有关。

  《说文》:“夷,从大从弓,东方之人也”,夷人善射。《禹贡》云:“莱夷作牧。”这是说:在原始时代,东方夷人,以猎、牧为其主要的生产手段,也说明他们不但采取天然产物为其生活资料;而且也已进入“学会靠人类的活动来增加天然产物生产的方法的时期”③。

  在猎牧阶段,人们经常随山林草地之变化,而在生活上迁徙无常,可东可西,居无常处。虽然居地有其中心,但也不一定限于一处。大致言之,莱夷活动区域是在今胶东一带,不会有多大错误。

  皋陶偃姓。《说文》:赢:“《地理志》作盈……伯翳赢姓,其子皋陶偃姓,偃、赢,语之转耳。”伯翳与皋陶的关系,“这是段玉裁偶然错误倒记,只有伯翳为皋陶子的说法,并无相反的说法”①。“皋陶与少昊同姓,足证他们属于同一氏族……《帝王世纪》说:‘皋陶生于曲阜’。如果它的说法有根据,那曲阜本为‘少昊之墟’,皋陶氏族出于少吴氏族更可以得到证明了”②。皋陶,一作咎繇,活动点在曲阜,相传虞舜时,曾任掌管刑法的士,以正直着称。其后裔在江淮之间建立英③、六(今六安)、群舒等小国。

  皋陶、伯益与夏族有着特殊的密勿关系。尧舜时期在与洪水斗争中,以夏禹为首,但也有东夷的皋陶、伯益等人参加。传说洪水泛滥时,“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偪人……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孟子·滕文公上》)。焚烧山泽,不但兔除凶兽猛禽对人们的伤害,而且扩大了农耕面积。《吕氏春秋·勿躬》云:“伯益作井。”这当然又是对原始社会的一大贡献。因为远古人们居住,总离不开江河湖海之滨,伯益“烈山泽”,不但使被洪水淹没过的山泽之滨,成为农耕地,而且又进一步“作井”,使离江河湖海较远之处,也可凿井饮水,使人们的居地大为广阔了,这是与洪水斗争胜利的扩大战果。伯益参加了与洪水的斗争,反映了大灾大难中,两族间相互协作患难与共的关系。

  政治上在原始社会末期,华夏与东夷似乎已到了结成部落联盟的阶段。尧、舜、禹禅让,是部落联盟选举领袖的故事。禹曾推荐东夷的皋陶为他的接班人。恩格斯曾指出:“部落从分散状态中又重新团绪为永久的联盟,这样就朝民族(Nation)的形成跨出了第一步”①。禹对皋陶的推荐,固然是受当时“天下为公”的制度所制约,但也反映出两族的关系是相互信任友好的。

  夷羿有穷国君。有穷所在,不知何地。或云在河南②,或云在鬲县(《水经注·河水下》),或云在安丰③。按“少吴之虚在今曲卑。而曲阜古名穷桑或空桑,有穷的名或与穷桑有关系。《左传》说:‘后羿自迁于穷石’”,《括地志》说:“故城在滑州卫城县(卫城县系卫南城之误)东十里。……卫南在今河南滑县境内”④。夏都经常迁移,或东或西,但未出今日之河南。夷羿既能“因夏民以代夏政”(《左传》襄公四年),则羿之居地,应与夏都不远。有穷(或在曲阜)接近河南,钒城地在河南,因而夷羿居地可能在山东河南一带,这个推测,似乎合于情理。

  《史记正义》引《帝王世纪》:“帝羿有穷氏,未闻其先何姓”。后羿亦称夷羿,夷为族名。《路史》注说:“‘羿以女偃出皋陶’,不知道有根据否”⑤,如《路史》注说,可以成立,则“皋陶与后羿全是属于少吴氏族的人”⑥。

  东夷与华夏长期接触,友好相处,但有时也发生偶然的短期冲突。除黄帝战蚩尤外,在夏代又有羿代夏政的事迹。

  在神话传说中,界有两个。一个是尧时的后羿,为人民除害,后为逢蒙所杀,但死后受到人们的崇祀⑦。另一个是夏代的东夷族的夷羿,因夏民以代夏政。他不恤民艰,以射猎为乐,最后为寒浞所诛①。前者是神话,后者是传说,虽然两人的名字相同,又都被人所杀,但人们对他们的态度并不相同。神话中的后驿“能御大灾,能悍大患”,“以死勤事”,因而人们视之为英雄,尊之为神抵。传说中的夷羿因夏民以代夏政,说明两族间的一次斗争;也说明太康不恤民事,因而失国,夷羿不恤民艰,又终于被杀。这些神话与传说,有发人深省的正反两方面的意义。

  其余如山东的费(在今费县)、河南的葛(在今宁陵),也都是少吴后裔所建立的很早的国家。

  淮夷淮水流域有淮夷。郭沫若《卜辞通篡考释》说东夷应包括淮夷,虽系推测之辞,但淮夷之名,未见于卜辞。因而李白凤对郭之推测提出商榷:“因为古籍与金文凡称淮夷,大概都称东南夷或东淮夷的”(《东夷杂考·奄族考》)。意思是说淮夷不应放在东夷范围之内。但根据其他文献,从广义言之,把淮夷放在东夷共同体,还是可以的。《禹贡》在徐州部分说:“淮夷珠暨鱼”。《禹贡》为晚出之书,淮夷为周代以后通行之称呼,故不能见于卜辞。从《禹贡》所言,淮水流域不但有淮夷之族,而且也指出其地方之产品,反映了淮夷之族的经济发展阶段。珠,珠名。孔颖达说:是蚌之别名,出珠,遂以为珠名。可能由于淮水为多水区域,故淮夷人仍以渔猎见长。淮夷或称徐夷。《史记·秦本纪》正义引《括地志》:“古之徐国,即淮夷也”。史称徐为赢姓,《左传》昭公元年:“周有徐、奄”。(杜注:“二国皆赢姓”。可见淮夷应属东夷共同体,因而郭沫若之推测,似乎并非毫无根据。

  关于淮夷在史前情况,文献绝少,我们很难了解,但它在四周之初已是一个强大力量。《费誓》:“鲁侯伯禽宅曲阜,徐夷并兴,东郊不开,作《费誓》。”但这篇文章与事实有矛盾,《史记》和《书序》都在伯禽于鲁即位后所作,认为当时“管蔡之乱”,淮夷徐戎也跟着叛乱。但管蔡和淮徐叛乱在伯禽即位之前,所以孙星衍提出疑义,说伯禽封鲁,据《洛浩》,则在七年为政之时,此云即位之后,殊不可解。如果孙星衍提出的疑义,可以成立,则淮徐夷人至晚在西周之初,已成为一个强大力量。

  其他少吴氏后裔分布在淮水流域者,尚有黄(今河南潢川县)、江(今河南正阳县)、终离氏(《史记·秦本纪》说它是赢姓,在今安徽凤阳县)。

  东夷除以上所举中原东部地区居地外,其范围似应向南扩展至大江以北,向北扩展到河北东部及东北区域。这两部分,不一定与少吴氏有关,但它也被视为东夷之列。

  《禹贡》两言岛夷,一在扬州,一在冀州。其所指范围扬州之夷在苏北,冀州之夷则在河北东部以及东北地区。《汉书·地理志》引《禹贡》则均作鸟夷。颜曰:“善捕鸟者也”、“搏取鸟兽”,夷族均善射属实,但以善射而得鸟夷之名,妄也,鸟夷之名可能与他们以鸟为图腾有关。

  《后汉书·东夷传》将夫余、挹娄、句丽、沃沮、(室韦)、貊均列入东夷之内。如果将《禹贡》、《后汉书·东夷传》所列各族均纳入东夷范畴之内,则在中国东部,南起扬州之夷,北至东北,沿海各地诸族均属东夷之族,这些夷族,大多数都有以鸟为其祖先的传说。虽然,图腾相同,不一定都是同族,但以上诸族,不但居地相联,而且其风俗习惯也大同小异,彼此关系亦较密切。所以应该说,从大江以北直至东北沿海都是东夷族分布的地区。

  (四)商族:子姓。在传说的尧舜时期,有一个强大的商族部落兴起。它的始祖是契。相传契是有■氏女简狄吞燕卵而生的。

  契称玄王,可能含有北方之王的意思。《世本》:“契居番”。番、毫同音。“契居番”即契居毫。其地最早在燕,故《左传》昭公九年云:“王使詹桓伯辞于晋,曰:‘肃慎、燕毫,吾北土也’”。契子昭明居砥石,其地可能在今河北省中部殷都之北①。

  “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禄父,傅守商祀”(《逸周书·作雒》。)《汉书·地理志》云:“邶,以封纣子武庚”。《帝王世纪》云:“殷都以北为邶”。《说文》云:“邶,故商邑”。可知商族部落在其灭夏建国以前,已自其发祥地燕毫逐渐向南扩展至殷都以北地区。由于殷都以北为商族旧居之地,所以武王克殷以后,仍封殷之后裔于邶,以守殷祀。

  昭明之于相土又迁于商,其地在今豫东商邱(其中曾一度徒居泰山下之东都)。是商族部落除在殷都以北外,又扩展至中原东部。《长发》云:“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则商族部落在相土时代,其中心虽在商邱,但其声威已播及远方。殷墟卜辞屡见祭土之贞卜,土即相土,说明其后裔一直对他予以隆重之崇祀。

  在商族部落的经济生活中,畜牧占很重要的地位。传说相土造车,“作乘马”,“王亥始作服牛”(《国语·周语下》)。他们驯服牛马拉车,以帛及牛羊在各部落间进行贸易。为了保护其贸易,其后裔上甲微曾联合河伯灭掉了抢夺其牛羊的有易之君绵臣。

  商人食物,牧产品中以牛羊为最多,祭祀也用牛羊,可达数百之多,足证其牧业之盛。

  但商人经济生活,并非限于牧业产品,在史前已进入农业生活。治水是发展农业的需要。契的六世孙“冥勤其官而水死”(《国语·鲁语上》)。传说冥为夏之水官,由于勤其职而死于水。殷之先公先王,自上甲微后,凡六世,都以日干作名号,远比夏代为早,可见其农业知识比夏进步。殷之农业、牧业、商业各方面盛于夏朝,因而造成代替夏朝的优越形势。

  到了天乙(汤),征服了附近许多小国,国力越益强大,终于灭了夏而代有“天下”。

  东夷各氏族部落分布很广,与炎黄族属接触最多,关系也较密切,相互影响也较深,直到汤建立了商王朝以后,其统治范围比夏更大。商继承了夏代文化继续发展,并把奴隶制度推进到一个新阶段。在当时,是世界上的一个文明大国。

   苗蛮族属集团

  苗蛮,古称苗,也称蛮,他们主要分布于长江中游南北地区。

  《战国策·魏策一》吴起说:“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汶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彭蠡,今鄱阳湖;洞庭,今洞庭湖。汶山所在,多有纷歧,但衡山并非今日江南之衡山,其地望应在江北,似指今日江淮分水岭之桐柏山、大别山一线①。

  苗族得名,其说各异,“自周迄唐,通谓之蛮……称苗自宋始”(《章太炎文录·别录》)。实际上“苗”与“蛮”二声当系阴阳对转,古字同音同义。由于时代不同,对同一族名的称呼,常有变化,在历史上也屡见不鲜。

  苗与蛮,从字义上所包含的内容看,有其相同处。但历史上的蛮,常常是我国古代对南方各族的泛称,其范围远远超过这里所说的苗、蛮。吴起所说的“三苗”,似乎是指“衡山”以南,长江中游地区若干苗蛮氏族或部落的总称(“三”是多数的意思),并非为一个统一的“国家”。《淮南子·修务训》高诱注说三苗是“帝鸿氏之裔于浑敦、少吴氏之裔子穷奇,缙云氏之裔于饕餮三族之芭裔。”这种传说未必可靠,但可反映“三苗”包括着一些不同的氏族。又如《山海经》中所说的骤头,也称兜,是一个有名的氏族。《山海经·海外南经》云:“()头国……人面,有翼,鸟喙,方扑鱼”。南方多水,此氏族大约在尧舜禹时代,仍以扑鱼为生。《大荒南经》云:“大荒之中,有人名曰头,鲧妻士敬,士敬子日炎融,在头,头……食海中鱼……惟冝芑、苣、穋、杨是食。”这又证明他们除渔业以外,还从事农业生产。《大荒北经》云:“颛顼生头,头生苗民。”这里所说苗民氏族出于头,就可以证明头与苗民同族。

  炎黄族进入中原以后,逐渐向南扩展,遂与苗蛮接壤,并屡次发生冲突。《史记·五帝本纪》说尧时“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吕览·召类》说:“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左传》昭公元年说:“虞有三苗”。《吕览》上条引文又说:“舜却亩民”。《墨子·非攻》也有禹征三苗之记述,足见炎黄与苗蛮屡次发生冲突。战场主要是豫西南地区,在与三苗冲突或战争中,据《礼记·檀弓》、《山海经·海内南经》、《淮南子·修务训》、《史记·五帝本纪》均载丹朱及舜死葬苍梧,这个“苍梧”应在丹水一带。

  旧说夏族击败三苗,三苗被迫迁到三危(据说在今敦煌西)。《尚书·尧典》云:“窜三苗于三危”;《史记·五帝本纪》云:“迁三荷干三危”,是否属实,疑莫能定。可能是三苗失败以后,有的避居高地。三为多数的量辞。危:《说文》:“危,在高而惧也。从广,人在压上”。厓与崖通。这只是说,三苗在最北一部分受到打击后暂退山地,而多数仍居故地。

  在传说中,与苗蛮关系最深者为祝融氏,它最初虽不属苗蛮集团,但它的后裔在这个集团中却处于异常显赫地位,祝融氏为频项后裔①。他们的居地最初也在中原地区。如频项居地在帝丘②。祝融居地在郑③。

  祝融之后裔有八姓:己、苳、彭、秃、妘、曹、斟、■。每一姓氏又繁衍成为几个氏族。这八姓各氏族之分布,最初大体上以河南北部之卫郑为集聚地。其后始扩展至河南中部、山东南部、江苏北部一带。至商、周时,才有较大迁徙。

  祝融后裔南迁,成为日后楚国王室之祖先。楚人进入荆州(苗蛮区域),大概始于周公返政成王之后。据《史记·楚世家》:其时楚熊绎方受封居丹阳。丹阳地望,据清人宋翔凤《过庭录》卷九谓:“丹阳在商周之东,南阳之西,当丹、浙入汉之处,故亦名丹浙。鬻熊(熊绎)所封,正在于此。”《史记,楚世家》载楚昭王曰:“自吾先王受封,望不过江汉。”楚自荆北丹阳进据江汉,乃为以后之事。直到春秋初年,熊绎后裔熊通(武王),在荆楚开辟疆土,“大启群蛮”,并“开濮地而有之”,才奠定了强国的基础。

  祝融为颛顼之后,在史前传说中,颛顼为炎黄联盟重要领袖之一,号高阳氏,虽无显赫武功,但农业发展也较早,特别是在宗教方面,有其特殊地位。世代相传,对后世影响颇大。在北方,从唐虞到夏商,巫史的职守(当时在文化领域中,最受尊重的职业),都由重黎之后掌握(《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迁说重黎是他的远祖,并说他的祖先(重黎之后)在周代作史官。

  祝融氏徙楚,与楚地人民原有文化相结合,发展成具有楚地特点的高度文化,例如在战国时代大诗人屈原创作的楚辞,即是在学习楚地民歌基础上所开创的一种新诗体。它在文学上的地位,可与北方的《诗经》媲美,甚至超过《诗经》。屈原自称他是“高阳之苗裔”(《楚辞·离骚》),即也是颛顼祝融之后裔。他也是掌管巫史的职守的。

  江汉之间,古代又为濮人分布之域。《尚书·牧誓》所载牧野之战中,即有濮人参加。《左传》文公十六年云:“百濮离居”。杜预《春秋释例·土地名》说:“无君长总统,各以邑落自聚,故称百濮”。由于“离居”及“各以邑落为聚”,是以外强之来,即“各走其邑”(《左传》文公十六年)。因而其江汉居地,即渐为楚人所据。但它在楚之西部,仍为其聚居之邑落。当楚有内乱衰弱时。周宣王初,熊霜卒,三弟争立,“叔熊(叔堪)逃难于濮而蛮”(《国语·郑语》),以资掩护。《左传》文公十六年云:“楚大饥……庸人帅群蛮以叛楚,糜人率百濮聚于选,将伐楚。”可见濮在春秋时代,已成为楚国西部的强大力量。

  濮人分布地区甚广,自湖北西延至于巴蜀。嘉陵江之合川至北碚,旧称濮江,亦以濮人居地而得名。晋左思《蜀都赋》云:“左绵巴賨,百濮所充。”意思是说在大江支流涪江地区,绵阳一带,旧为百濮聚居之地,今则为巴賨分布之域。

  《华阳国志》所称之南中,包括今之云南、贵州,虽不在江汉地区,但也有濮人散居其地。建宁郡有濮、僚,永昌郡有闽濮、裸濮。《尔雅·释地》云:“南至于濮铅。”铅应即今云南之元江(元江古称濮水)。

  在荆地有长沙武陵蛮,相传有“盘瓤”的神话,以犬为其族徽,并为其图腾的信仰。他们以后向西发展,主要居于今之贵州,散居于湖南、云南、两广及湖北。

  苗族以伏羲为其祖先。清初陆次云的《峒谿纤志》里面说:“‘苗人腊祭曰报草,祭用巫,设女蜗、伏羲位’。……按他们的传说,苗族全出于伏羲与女蜗。他们本为兄妹(或姊弟)……配为夫妇,绵延人类。”①这个神话传说的内容,应该相当古老,它既反映了远古人们对人类起源的猜想,又反映了我国远古曾存在着的血缘家族制度。在传说中,女蜗的事迹比较丰富,她被苗人尊之为祖神,其所受崇拜之地位,也高于伏羲。《淮南子·览冥训》又单独阐述了女蜗事迹:说她补苍天、断鳌足、杀黑龙、积芦灰等等,这些事情都与治水有关。这种神话是不是又反映了远古时代,女蜗曾率领人们与水灾搏斗的英雄事迹?这个神话在战国末期以后,才显着流传。旧说以伏羲即为太吴,那是齐鲁学者综合把他们拉在一起,成为一个人的。

  盘瓠即盘古,盘古开天辟地,女蜗兄妹配为夫妇绵延人类及女蜗治水事迹等的流传,如果不是苗族受汉族的影响,就是汉族受苗蛮的影响。这种流传,不但丰富了我国神话的内容,也反映了各兄弟民族在文化上的交互影响。

   百越族属集团

  《荀子·儒效》云:“居楚而楚,居越而越”,是楚、越在古代不但各为一大部族,而且其所居地区,亦各有别。

  越,泛称古东南沿海及岭南地区之民族。《吕览·恃君》称为“百越”。高诱注曰“越有百种”,说明它所占地区很广,族属也很众多。

  《禹贡》两言岛夷,其在南者,即扬州之夷。扬州之南,古称扬越之地,亦即百越之北境。

  《史记》言吴、越皆古国,吴为周太王长子太伯之后,越为夏少康庶子之裔。吴居苏南,都于吴(苏州),越居今浙北,都会稽(今绍兴),二国王室皆华夏之裔,然其人民,则为越族。其语言与华夏迥异,必“待译而后通”(《盐铁论·相刺》)。然吴、越人民的语言则相同。

  吴子胥、范蠡、大夫种,均言吴、越不但语言相同,而且其风习亦相同①。但其与华夏则大不相同。

  《史记·吴世家》说太伯、仲雍居于句吴,“文身断发,示不可用。”《左传》哀公七年说:仲雍在吴,“断发文身,裸以为饰。”《谷梁传》哀公十三年说:“吴,夷狄之国也,祝发文身。”这就是说:断发文身,非华夏之俗,太伯、仲雍奔吴,也是从民俗也。《越世家》育越之先世封于会稽,“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焉”,也是说禹之后裔到越以后,从民所俗。

  吴、越两国接壤为邻,且“两国之语言、习俗既皆相同,侧其人民宜为同一民族也。虽其玉室……出自华夏”①。吴、越之南,有闽越,亦越人之一支,西以武夷山与江西为邻。但其族人之分布并不仅限于令之福建,在今江西赣江流域东部,亦有越人分布。《史记、楚世家》载:“成王恽元年……使人献天子,天子赐胙,曰:‘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徐旭生指出两点,很重要:其一,“夷下列越,足以证明它为一种族的名,并非国名。”其二,“楚的南境,大约不出今湖北界内,无缘超过江西、安徽。”并指出:“这个越就是《楚世家》里面的越章”②。

  春秋时代,楚熊渠封其少子执疵为越章王,其封地既曰越章,则其地应与“越”及“章”有关。说明楚地有夷、越之族,但这里只能说明在楚所统治范围内有夷,越之族、并非所有夷越之族均受楚所管辖,因为当时楚的南境,“无缘超过江西、安徽”。

  熊渠封其少子执疵为越章王,其封地仅限于熊渠所取扬越之地,其范围主要在汉代的丹阳郡;其地既为古扬越之地,又为章山所在。《山海经·海内南经》云:“三天子鄣(章)山在闽西海北。”“郭璞注《山海经》、刘昭《续汉书·郡国志注》:并以三天子鄣山在丹阳郡”。“丹阳郡北,西与九江(郡)、庐江(郡)接,西南与豫章(郡)接,东南皆与会稽接,略当今皖南、苏南及浙西之地”①。

  是今武夷山之东为越族居地,在武夷山之西,也有越族之居地。

  在浙南有瓯越,闽北有闽越。闽、瓯之名早已见于周世②。他们也是断发文身③,并与吴、越同族,两者语言亦大同小异。

  南岭之南,谓之南越。贾谊《过秦论》云:秦“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史记·秦始皇本纪》又云:“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这里秦所“取”或“略取”者,都是岭南之越人居地,他们的风习是“椎髻”④,与东部沿海越人风习不同,但仍为百越之组成部分。

  百越除分布于岭南外,并向西散居于今之云南南部。云南是一个民族复杂地区。“元谋猿人和各地旧石器遗址表明,在人类的童年时代,云南境内就有原始人群活动。遍及全省的多种多样的新石器文化,就是自古以来云南居民族属复杂的反映”⑤。

  越族在云南南部、东南部、西南部和濮人交错杂居在“闽濮之乡”。“先秦史籍记载着我国南方越人的风俗,有所谓‘贯胸’、‘离身’、‘雕题’、‘漆齿’等族向商王朝入贡,他们与后来云南境内的‘穿胸’、‘文身’、’文面’、‘黑齿’等族有密切关系”⑥。

  “越”之族名,由于春秋时代勾践之强大而越名始着。是越本为国名,后遂沿用力族名,于是东南沿海各族亦均冠以“越”族之称。由于越有百种,种姓各异,因曰百越。在历史上多年沿用不改。

  楚越地区,是我国水稻主要发源地。越地河姆渡出土骨相很多,制作精良,结构完善,其中更发现稻谷和堆积很厚的稻壳。

  《周礼·夏官·职方氏》职云:扬州、荆州,“其谷宜稻”。《史记·货殖列传》:“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这些记载,特别是河姆渡出土实物,说明百越早在七千年前,即有稻作物种植,反映其文化之悠久绝不亚于黄河流域。

  另外,在南方沿海的深圳古墓①以及云南的耿马、元谋、宾川、剑川、曲靖等地出上的远古炭化古稻,其中有很多是人工栽培稻,年代均在距今三四千年之久。云南出土炭化古稻,正是远古百越、百膜聚居地区②。稻米在今日已成为主要食物之一,他们在三四千年以前,即在极端困难之自然环境中,最早地栽培了稻米,这是对中华民族的重大贡献。

  百越居地,大部濒临沿海,内地河道纵横,向有水乡泽国之称。由于其地理形势,越民常在水中活动;所以有的“文身断发,以避蛟龙之害”(《汉书·地理志》)。《越绝书·记地传》说:越人“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淮南子·齐俗训》则言:“胡人便于马,越人便于舟。”这些记载,都把他们在水上活动的娴熟,描绘得栩栩如生。

  越人很早即擅长造船。造船的历史,先有独木舟,后有木板船。木板船已有三千多年历史,在三千年以前,只有独木舟。在解放后,江苏武进、福建连江,都在地下发掘出远古时代的独木舟,都说明越人在远古时代,即有造船的历史。吴越由于其地理之特点与生活之需要,早在远古时代,即以舟楫浦鱼,渡水猎兽,并进一步跨越水域,开拓新天地,促进生产的更大发展。

  到了春秋末年,误越已能造大木板船以供战斗之用。吴王北上争雄于中原,因而开运河沟通江淮,主要是为了战船水师之便利的。闻名世界的中国大运河,南端的开凿,首先归功于越族劳动人民。

  云南北部有羌人,它向北与川西直至青海连成一片。它不属本文涉及范围。但从古史相传可以反映我国大西南各族间的关系。传说黄帝后裔昌意自黄河流域南下,“降居若水”(今雅砻江),彝族称黑为“若”,“若水”即黑水。雅砻江、金沙江(沪水)、澜沧江(兰津)、怒江等,都有黑水的意思;司马迁、扬雄都说夏禹是羌人。这虽都是传说,但它似乎可以说明大西甫与中原的各族,在历史上很早即有某些相互关系。原始社会的几个族属集团,虽然在文化发展水平上有所不同,但它们都是形成我们今天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都有长远的历史,在推动祖国社会发展上,也都做出了重大贡献。

  这许多族属集团,在史前时代各有自己的居住区域,但它们却是不断有所接触。这种接触有冲突,也有友好交往,在冲突与友好交往中,逐渐彼此融合,特别是在原始社会进入国家以后,更加速了这种融合过程。

  汉代,这是我国较早,也是最强大的封建王朝,它统一了全国。在这以后,各族相互融合,有了汉族的名称,实际上它是国名,又成了族名。它的范围,已包括从原始社会直到汉代统一全国以前所有的炎黄、东夷、苗蛮、百越等族属集团。这些族属集团逐渐融合,界限也逐渐消除,而成为一个民族的共同体一一汉族。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我国“汉族人口多,也是长时期内许多民族混血形成的”①。

  中华民族以汉族为主体,但同时仍有一些少数民族保持着良已独有的特点,同样是中华民族的成员,也是中华民族中不可分离的重要组成部分。

  

  ①《诗·王风·杨之水》:“彼其之子,不与我戍申。”《传》:“申,姜姓之国。”

  ②《说文》:“昔太岳为禹心吕之臣,故封吕侯。”《郑语》:“南有荆、蛮、申、吕。”注:“申,吕姜姓也。”

  ③《广韵》上声语韵“许”字云:“出高阳汝南,本自姜姓炎帝之后,太岳之胤。”

  ④《礼记·祭法》:厉山氏,郑玄注:“厉山,炎帝也,起于厉山,或曰有烈山氏。”

  ①关于“共”的传说及其地望,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第47—48页,有详细考证。

  ②《山海经·海内经》:“炎帝之孙伯陵。”《左传》昭公二十年:“昔爽鸠氏始居此地(齐),季■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后太公因之。”《周语》:“则我皇妣大姜之■,伯陵之后,逢公之所凭依也。”太姜为太王之妃,王季之母,姜女。可知伯陵早在周代以前,即定居齐地。

  ③ ④《世本》:“许、州、向、申,姜姓也”。《括地志》:“密州安丘东三十里,古州国,周武王封为淳于国。”《春秋经》隐公二年:“莒人入向”,疏:“向,姜姓。”另《左传》隐公十一年:“壬给‘与郑人苏忿生之田’”,其中有州、向,注:均“属河内。”《汉书·地理志》:“沛郡向县”注:“向,故国。……姜姓,炎帝后”。两个记载所写州、向地望不一致,疑不能定,但二者均姜姓则相同。

  ⑤《史记·五帝本纪集解》服民虔曰阪泉,地名。又引皇甫谧说,阪泉在上谷。

  ⑥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95页。按《山海经·大荒北经》谓:“■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

  ⑦同上书第96页。

  ①《左传》桓公三年:芮伯万条下疏引《世本》:“芮、魏皆姬姓。”

  ②《左传》桓公九年:“虢仲”条下《疏》引《世本》:“荀、贾皆姬姓”。

  ③《左传》庄公廿八年:晋献公娶“大戎狐姬……”

  ④《左传》闵公元年:“晋候作二军”条《注》:耿、霍、魏“三国皆姬姓”。

  ⑤见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44~45页。

  ⑥《礼记·乐记》:“武王克殷及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

  ①斟灌、斟寻所在地点,根据应劭所注《汉书地理志》,斟灌在今山东潍县,斟寻在今山东寿光。但《史记·夏本纪》正义引臣瓒说:“斟寻在河南,盖后迁北海也”。后又引《纪年》、《尚书序》、《战国策》证斟寻在洛阳附近。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卷八谓斟寻在偃师县东北。

  ②《左传》僖公廿八年:“晋侯登有莘之虚以观师”,其地在旧陈留东。一说在曹县北,参阅《史记·殷本纪》正义引《括地志》、《读史方舆纪要》三三兖州下曹县。

  ③斟灌、斟寻所在地点,根据应劭所注《汉书地理志》,斟灌在今山东潍县,斟寻在今山东寿光。但《史记·夏本纪》正义引臣瓒说:“斟寻在河南,盖后迁北海也”。后又引《纪年》、《尚书序》、《战国策》证斟寻在洛阳附近。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卷八谓斟寻在偃师县东北。

  ①缯氏,部落名,春秋时为莒所灭。

  ②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25页。

  ①《韩非子·五蠹》:“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臿,以为民先,股无完肤,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尸子》:“手不爪,胫不毛,生偏枯之疾,步不相过,人曰禹步。”《庄子·天下篇》:“禹亲自操橐耜而九杂天下之川……沐甚雨,栉疾风”。

  ②《尸子》:“禹于是疏河、决江,十年未阚其家。”《孟子·滕文公上》:“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尚书·益稷》:“禹曰:……启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士功。”

  ①范文澜:《中国历史简编》第一章。

  ②《太平御览》卷一五引《黄帝玄女战法》:“黄帝与■尤九战九不胜”。

  ③《史记》、《汉书》中《高祖本纪》。

  ①参见郭克煜:《山东东部古国史研究·有关莒国史的几个问题》,(《齐鲁学刊》1984年第一期)。

  ①《春秋》宣公七年:“夏,公会齐侯伐莱。”杜注:“莱国,今东莱黄县。”《元和郡县志》马氏《通考》均此。

  ②清人叶子佩《续山东考古录》卷十一《黄县》条。杨伯峻《青秋左传》注,亦主此说。

  ③《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25页。

  ① ②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第54页。

  ③《史记·陈杞世家》:“皋陶之后,或封英、六”。《楚世家》注:英国在淮南,盖蓼国也”。

  ①《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91页。

  ②《史记·夏本纪·正义》引《晋地记》。

  ③在今安徽、霍邱二县境内。《路史后纪》卷十三上。

  ④ ⑤ ⑥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第55页。

  ⑦《淮南子·汜论》:“羿除天下文害,而死为宗布”(即■酺)。《周礼·地宫· 党正》及《族师》注“■,水旱之神”。酺,“灾害之神”。《淮南子·汜论》高诱 汪云:“今人室中所祀宗布是也”

  ①夏代之羿,则为有穷夷羿。夷弄因夏民以代夏政,寒浞虞羿于田,杀而烹之。事见《左传》襄公四年。

  ①当在古汦水、石济水流经之地,约在今石家庄与邢台之间。详见丁山《商周史料考证》17~18页。

  ①徐旭生:《中国古吏的传说时代》58页有详细论证。

  ①《左传》昭公廿年。又《礼记·帝系》、《史记·楚世家》均以重黎为一人。《山 海经》、《楚语》则以重、黎各为一人。司马迁《史记·自序》中,又说:“颛顼, 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并未坚持重黎为一人。锗说纷纭,但以重 黎为颛顶后裔,则无疑问。

  ②《帝王世纪》:“颛顼……始居穷桑,徙商丘(帝丘之误),于周为卫(今河南濮阳县境)。”

  ③《左传》昭公十六年:“郑,祝融之虚也(今河南新郑)。”

  ①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237—238页。

  ①见于《吕氏春秋·知化》、《吕氏春秋·夫差内传》及《越绝书·纪策考》。

  ①蒙文通遗着《越史丛考·吴越》。

  ②《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64页。

  ①蒙文通遗着《越史丛考》8页。

  ②如《山海经·海内南经》、《逸周书·王会》。

  ③《王会》:“越、沤(瓯)鬋发文身”。

  ④《论衡·率性》:“南越王赵佗,本汉贤人也。……椎髻箕坐,好之若性”。这 里赵佗“椎髻”,只是从南越之俗也。

  ⑤《云南各族古代史略》编写组所编《云南各族古代史略》第2页。

  ⑥同上书第3页,①参见杨耀林:《深圳古墓中的稻谷遗存》,载《衣业考古》1983年2期。

  ②参见李昆声、李保伦:《云南曲靖发现炭化古稻》,及阚勇:《云南耿马石佛洞遗址出土炭化古稻》,均载《农业考古》1983年2期。

  ①《论十大夫系》,载《毛泽东着作选读》下册第7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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