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

第三卷 上古时代(上册)·第五节 社会大变革中学术文化的发展

  
第五节 社会大变革中学术文化的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的大变革,在学术文化方面也引起显着的变化。一是新士人的兴起,一是百家争鸣的出现,一是文艺科技的发展。

   新士人的兴起 春秋时代,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公社及其井田制的内部量变和“国”“野”区别的消失,当时的“野人”也开始建学受教育,因而当时的“乡校”不仅在“国”中继续存在,在“野”里也逐渐普及起来。

  《左传》襄公三十一年所说的“郑人游于乡校”的“乡”,是当时行政系统的一个单位,“乡校”就是这个乡所设的学校,也就是乡民都可以共同受教育的地方。《国语·齐语》的“良人”是乡长,也即韦昭注所说的“乡大夫也”。齐桓公既然问到其乡有无“好学”者,可知齐国必定也有乡校。《管子·小匡》的“乡建贤土,使教于国,则民有礼矣……陈力尚贤,以劝民知(智)”,《君臣下》的“乡树之师,以遂其学”,可以互证。“国”以外叫“鄙”,也就是“野”。齐国的“鄙”即“野”中,也置乡,《国语·齐语》云:“制鄙:三十家为邑,邑有司;十邑为卒,卒有卒帅;十卒为乡,乡有乡帅;三乡为县,县有县帅;十县为属,属有大夫,五属,故立五大夫,使各治一属焉。”这种乡是三千家,比起“国”所辖的乡要大,实际上是指“野”。《齐语》在说“五属大夫复事”时,桓公亲问“于子之属,有居处为义好学”事,可能齐国“野”中的平民也已建学受教育。郑国的“野”中有无“乡校”呢?初看起来,好象没有。细审史料,也还是有的。《左传》襄公三十年云:“子产使都鄙有章……及三年,(舆人)又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海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这里,“都”“鄙”对文。都,指“人听聚日都”(《谷梁传》信公十六年)的都。鄙,即野鄙。杜注云:都鄙,“国都及边鄙”(《左传》襄公三十年注),是也。所谓“舆人”,当是指“国都与边鄙”的人。都鄙之人都说子产教诲他们的于弟,可见郑国的“野”里也有“乡校”之设,野人也都可受教育了。

  《左传》闵公二年在说到卫文公“利农、通商、惠工”之后,接着又说“敬教”、“劝学”。这个“教”与“学”,当是针对农工商说的。再从其后接着又说“任能”看来,其与《论语·为政》的“举善而教不能则劝”、《齐语》的“乡长进贤”、《周礼·乡大夫》职的“考其德行道艺,而兴贤者、能者”同,说明当时的卫国必有乡校无疑。《左传》僖公二十七年:“晋侯(文公)始入而教其民”的记载,也是晋国设有乡校的证据。

  随着春秋时代乡校的普及,过去的所谓“学在官府”即学术在于官府,史籍都由官府世代掌守的局面,也开始有了变化。我们知道,史,本是周王室和诸侯国的官。春秋未年,王室衰弱,灭国踵继,这种制度也随之动摇。这样,原来在王朝或诸侯之国做史官的人,因王朝之衰微、诸侯之覆灭,遂散之四方,以其所学的知识传世。《左传》昭公二年云:“晋侯使韩宣子来聘,且告为政,而来见,礼也。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太史氏属于史官。《易》、《象》、《鲁春秋》都是古代文献典籍,原都保存在鲁国太史氏手中。但是,此时已经不同,韩宣子来聘时却都可以读到,说明王官所掌守的古典文献已有公开化的趋势。其后,周室更加衰微,王官所依附存在的贵族政权日趋消亡和变化,因而世代相袭的官禄也不能继续保存下去,于是便出现了王官失守而文献四散,不能再继续禁闭而不外传了。所以,《左传》昭公十七年说仲尼闻之曰:“吾闻之,夭子失官,官学在四夷。”这个“四夷”并非确指四方的戎狄夷蛮,当指官府之外,处于野中的四方平民而言。这与《汉书·刘欲传》中刘欲移书太常所说:“夫礼失,求之于野”以及《后汉书·朱浮传》的“中国失礼,求之于野”含义相同。《左传》昭公二十九年云:“夫物,物有其官,官修其方,朝夕思之。一旦失职,则死及之。失官不食,官宿其业,其物乃至。”所谓“失官”、“失职”,都是指春秋时期政权变革后的具体情况。周初以来世代相传的王官,此时由于政权衰微,逐渐失去了世禄之业,以致产生了“失官”、“失职”。于是,王官的子弟不能再承袭下去,而其所掌守的学术也就分散,知识文化也就不能不流布于民间。《庄子·天下》云:“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国中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这里的“数”,当与《荀子·荣辱》的“循法则度量,刑辟图籍、不知其义,谨守其数,慎不敢损益也”的“数”同,泛指制度法则和典籍文献而言。所称“其数散于天下”的“散”,则与前引《左传》所谓“失官”而“学在四夷”同,是指当时的学术外流四散而说的。在这种情况下,孔子才能提出“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海焉”(《论语·述而》)的“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的主张来。在当时社会变革和阶级关系变化中,“学在官府”也随之瓦解,乡学普遍起来,新士人也就应运而生了。

  新士人也还有来自能文能武的听谓“家宰”者。《左传》宣公二年云:“(赵)宣子田于首山,舍于翳桑,见灵辄饿,问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问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请以遗之。’”“宦三年矣”,《晋世家》《集解》引服虔云:“宦,官学仕也。”杜注云:“宦,学也”,认为“宦三年矣”为学仕宦之事三年矣,似有未妥。俞樾《茶香室经说》云:“古者学而后入官,未闻别有仕官之学。《越语》云‘与范蠡入宦于吴’,注曰:‘宦为属隶也。’灵辄所谓宦者,殆亦为人臣隶,故失所而至穷饿如此”,说似有理。按,这个“宦三年”的“宦”即“仕也”(《经籍篡诂》卷七),当是为大夫作家臣三年的意思。这种家臣,又称家宰,或简称宰,一般都是博学多能之人。智襄子的家臣“秉笔事君”,劝智襄子“室美”之不当时,还能根据“志有之曰”(均见《晋语九》)讲出一番道理。这些家宰多识前贤美行,通晓历史,能补政事,所以当范宣子在和大夫争田犹豫不决之际,叔向推荐宣子的家臣訾■帮他释疑。叔向赞美“訾■实直而博,直能端辨之,博能上下比之”(《晋语八》)。可见,博学而善断,大概是一个家臣的必备条件。所以,訾■死,宣子婉惜地说:“昔者吾有訾■也,吾朝夕顾焉,以相晋国,且为吾家”(《晋语八》)。当时的家臣不但博学多闻,而且往往又是骁勇善战者。前引那个灵辄,后来做了晋灵公的卫士。当灵公埋伏战士要想刺杀赵盾时,他为了报答赵盾与之食的恩德,“倒戟以御公徒(灵公的其他卫士)”(《左传》宣公二年),救了赵盾一命。赵简子的家臣董安于,也善战。《国语·晋语九》说:“下邑之设,董安于多”,韦昭注云:“多,多功也。”

  《国语·晋语九》又云:“方臣之少也,进秉笔,赞为明名,称于前世,立义于诸侯,而主弗志。及臣之壮也,耆其股肱,以从司马,苛慝不产。及臣之长也,端委■带,以随宰人,民无二心。”这段记载虽然说的是董安于一生的三个阶段,但也反映出春秋时期新士人的三种类型,因而也不难在孔门子弟中找出这种类型的痕迹。例如,公西华“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则与“进秉笔,赞于明名,称于前世,立义于诸侯”同义。子路能使危国之民“有勇”(均见《论语·先进》),比起“耆其股肱,以从司马”更进一步,当是所谓“端委■带,以随宰人,民无二心”之型。

  在社会变革的春秋战国之际,有大批没落的奴隶主贵族被抛进了平民阶层,成了新士人的另外一个来源。例如,太史墨对赵简子说:“三后之姓,于今为庶”(《左传》昭公三十二年)。《国语·周语下》:“天所崇之子孙,或在畎亩。”《左传》昭公二十二年:“王子朝因旧官、百工之丧职秩者,与灵、景之族以作乱”。可见,就连王室贵胄也衰败了下来。至于大贵族“降在皂隶”(《左传》昭公三年)的更当为数不少。这些旧贵族过去都曾受过教育,地位下降变成了新士人后,也就为当时的文化下移在客观上创造了有利条件。

  新士人是一个新的有着广泛社会联系和很大社会影响的知识分子阶层。他们在政治上不象过去的士那样“一朝委质,终身为臣”,在经济上也不再依靠奴隶主贵族的恩典和施舍度日。他们有独立的人格,也有了独立的思想,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去着书立说或发表言论,成了这一时期不同阶级和阶层的思想代表,因而有各学派和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

   文学的发展

  战国时期,与百家争鸣的局面相适应,文学、史学、科学和艺术等方面,也空前地发展起来。

  战国时期在文学史上有一个明显的变化,这就是诗的衰颓和散文的勃兴,记载历史事实、哲学思想和政论的散文,代替了诗歌的地位。孟子说:“诗亡然后《春秋》作”(《孟子·离娄下》)。如果从诗歌到散文的发展来看,这话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殷代卜辞,内容简单,文字较短。西周金文,内容虽较复杂,但多是当时统治者册封臣下之辞,单纯记事或说理的铭文为数甚少。《尚书·周书》中的,不外乎“诰”、“誓”两种文体,与金文相类,可以说是散文发展的第一阶段。春秋时期,还沿袭以前的文体,不过在议论文中逐渐出现了语录式的问答体。《论语》中的一问一答,形式简短。《墨子》比《论语》稍晚,其中的《耕柱》、《贵义》、《公孟》、《鲁问》和《公输》等篇,虽然也属这种文体,但其篇幅较长,这种文体可以说是向战国时期过渡的一种散文。

  到了战国时期,《尚书》诸篇和钟鼎铭文那种简古的文体和语言风格,已被突破。春秋后期以来,采用的“也”、“矣”、“乎”、“焉”等语助词的文体出现了。这时出现的历史和诸子着作,吸收民间口语,借用神话寓言故事;记事生动细腻,婉转曲折,绘声绘色,富于形象性;议论善用比喻讽刺,深入浅出,精确尖锐,颇具说服力和感染力。其中多是纪实史书、哲理论文,同时又是优美的散文作品。

  《左传》一书大体上是战国初期的作品,是中国第一部叙述生动而具有真实性的编年体。这本书的语言丰富而又简炼,善于以写人叙事的手法,把当时复杂的史实、多样的人物,具体形象地表现出来。以致我们现在读了,还能亲切地感到当时政治生活的实况以及那些人物的精神面貌。例如,《吕相绝秦》、《烛子武退秦师》、《臧孙谏君纳鼎》、《季札观乐》和《王孙论鼎》等篇,都能委婉曲折地表达当时巧妙的辞令,再如写城淄之战,■之战、■之战和■陵之战,层次分明,结构缜密,都是叙事文中的杰作。刘知几说:“左氏之叙事也,述行师则簿领盈视,咙聒沸腾;论备火则区分在目,修饰峻整;言胜捷则收获都尽;记奔败则披靡横前;申盟誓则慷慨有余;称谲诈则欺诬可见;谈恩惠则煦如春日;纪严切则凛若秋霜;叙兴邦则滋味无量;陈亡国则凄凉可悯。或腴辞润简牍,或美句入咏歌。跌宕而不群,纵横而自得。若斯才者,殆将工侔造化,思涉鬼神,着述罕闻,古今卓绝”(《史通·杂说上》)。分国记述春秋时代贵族言论的《国语》,其语言艺术虽不如《左传》,但是古朴简明,是其特点。

  战国时期诸子的着作如《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也都是优秀的散文。不论叙述和描写事物,还是说明道理,写作技巧已经都很成熟。其中,以《庄子》最为突出。庆子的后学曾说庆子的着作是“寓言十九”,“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摸不着边际)之辞”(《庄子·天下》)。司马迁也说他“善属书离辞,指事类情”,“其言■洋自恣以适已”(《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庄子才华杰出,想象丰富,具有驱使语言的高度表达能力,造句修辞,瑰奇曲折,如同行云流水一般,创造一种特有的文体,富于浪漫主义的特征。他的文章也采用各种辩论的方法,然无不雄奇奔放,峰峦叠起,汪洋恣肆,机趣横生。他能不顾一切规矩,使用丰富的语汇,倒装重叠的句法,富有独创性。鲁迅就曾赞美庄子的文章“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汉文学史纲要·老庄》)。

  章学诚曾经说:“盖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着述之事专,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文史通义·诗教上》)。他还说战国时的文章,“长于讽喻”,“深于比兴”(《文史通义·易教下》)。

  所谓比,就是比喻;所谓兴,就是运用景物的描写来激动感情。

  战国时期,在南方楚国民歌基础上,产生了后来被汉代人称之为“楚辞”的骚体诗。楚辞“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是一种想象丰富、文采华美、形式多变,而且具有浓厚的宗教情调、大量的神话传说、情感热烈奔放,与《诗经》不同的诗体。它接近于七言诗,适合表现比较复杂的内容,是我国四言诗过渡到七言诗的桥梁。楚辞是屈原、宋玉、景差、唐勒诸人辞赋的总名,其中特别值得称述的是屈原的作品。屈原不仅是一位伟大的诗人,同时也是一个思想家、政治家。公元前340年,他生于楚国宗室三大族之一的贵族家庭。他有政治抱负,但受到郑袖等人的反对和诬陷,而被楚怀王疏远,并且屡遭流放。他对内主张制定新法,实行改革。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率军攻楚,郢都陷落,楚国君东保陈城。屈原面对国破家亡的悲惨景象,自沉汨罗江而死。

  屈原的作品,相传有二十五篇,即《离骚》、《九歌》(十一篇)、《天问》、《九章》(九篇)、《远游》、《卜居》和《渔父》。据近人研究《远游》、《渔父》都不是屈原的作品,而称为宋玉所作的《招魂》却可能是屈原之作。屈原这些作品,从其写作时代来说,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放逐以前的作品,有《橘颂》(《九章》之一篇)和《九歌》;第二部分是流放以后的作品,有《离骚》、《天问》和《九章》。屈原作品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离骚》、《九歌》和《天问》。

  《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全诗三百三十六行,二千四百九十字,是我国古典文学中最长的抒情诗,诗中屈原通过高度的艺术手法,表达其对昏庸王室和腐败贵族的谴责,流露出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深厚感情。鲁迅指出:屈原的《离骚》、“逸响伟辞,卓绝一世”,“较之于《诗》,则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然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汉文学史纲要·屈原及宋玉》)。

  在《楚辞》中除《离骚》外,主要作品还有《九歌》,它是一套祭祀鬼神的舞曲,是由歌词、音乐、舞蹈混合而成,可以看作是中国古代歌剧的雏型。

  屈原作品中最为奇特的一篇是《天问》,全篇中,对于自然现象、神话传说和古代史实提出了一百多个问题。全诗三百七十多句,一千五百余字,为屈原作品中第二首长诗。《天问》是屈原放逐以后的作品,强烈地反映了他对于自然界的现象、古代的历史政迹、宗教信仰以及各种传统思想的怀疑。正是司马迁所说的苦极呼天的意思。篇中虽无放逐之言、流窜之苦,但全文却表现一个正陷于怀疑破灭途中的最苦闷的灵魂。这一个灵魂,恰好是屈原的灵魂。从文学的角度看来,《天问》的价值远不如《离骚》,但在古史和神话学的研究上,它却有重要的地位。例如王亥与王恒的传说,帝舜与帝俊的传说,都在卜辞中得到了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说:“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我们可以说,宋玉是战国未年一位富于才华的南方诗人,他是屈原文风的继承者。《汉书·艺文志》载宋赋十六篇,《隋志》有《宋玉集》三卷。宋玉所作的《九辞》,是一篇比较优秀的作品。《九辞》和《九歌》一样,是古代的乐名,与汉人模仿《楚辞》而作的《九怀》、《九叹》的意义是不同的,宋玉同情屈原的境遇,艺术技巧上学习屈原,但是善学者师其心,不善学者师其貌。专师其貌,得来的必然是皮毛了。所以,鲁迅评论《九辩》说:“虽驰神逞想,不如《离骚》,而凄怨之情,实力独绝”(《汉文学史纲要·屈原与宋玉》)。

   历史撰述的发展

  战国时期的历史书撰述有了新的发展,除编年体大事记外,还有比较详细记述每个历史事件的记事体,也有着重记录贵族言语的《语》和记录贵族宗谱的《世》或《世系》,等等。

  《左传》和《国语》,是战国初期的重要的历史撰述。古说《左传》为孔子同时鲁人左丘明的解经之作,虽不可靠,但说《左传》全为刘歆伪造,从《国语》改作而成,也难成说。至于说《左传》最初出于警史左丘明的传诵,后来笔录下来,经子夏门下讲习,由其再传弟了搜集文献,编写成书,也有可商。平心论之,《左传》的作者,当是战国初期的历史家站在历史家的立场上采取《春秋》的大纲,参考了当时的多种史料,写作而成,并不全是为解经而作。因此书中有合经者,也有不合经者。顾炎武说:“左氏之书,成之者非一人,录之者非一世”(《日知录》卷四)。这个论断,大体上是可信的。

  《左传》通过各国史实的叙述,揭露了社会各种矛盾和斗争。记述了统治阶级内部各种矛盾的发展过程,也记述了或从侧面透露的统治阶级与人民群众间的各种矛盾。随着历史不断前进,它所记载的矛盾也表现了不断展开的形式。这是历史记载上的很大进步。《左传》对于春秋时期旧秩序的被打乱并不惋惜,而认为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所谓“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便是其证。它同情齐国的陈氏,记述了齐国人民“爱之如父母而归之如流水”,也同情鲁国的季氏,记述了“鲁君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它谴责晋国公室,用叔向的话指出:“庶民罢敝而公室滋侈,道■相望丽女富溢尤,民闻公命如逃寇仇”,认为“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左传》昭公三年),对统治阶级的腐败残破作了一定的批判。

  《左传》长于记述战争,善于捕捉每次战争的性质,敌对双方胜败的原因。成公三年记齐、晋■之战,在《左传》中只用一百几十个字就写出了当时战场上的气氛,写出了齐侯的骄傲轻敌和晋统帅内部的团结和沉着,不需再增一字,就把当时战场上决定胜负的重要因素表达出来。

  《左传》又善于写历史人物,对子产、晏婴、伍子胥一类着名的政治家和具有爱国精神的人物予以表扬或赞美,表现出褒贬、美刺的精神。在《左传》里,也反映出比较进步的民本思想。例如“季梁止之曰:‘……夫民,神之上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左传》桓公六年);“史嚣曰:‘虢其亡乎?吾闻之,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左传》庄公三十二年)。从这些话里,可以看到天命思想的衰退,人本思想的抬头。当时的民本思想并不彻底,还没有完全冲破天命鬼神的藩篱,因此书中也还残存不少落后的迷信成分。所以汪中云:“左氏所书,不专人事。其别有五:曰天道,曰鬼神,曰灾祥,曰卜篮,曰梦。其失也巫,斯之谓与?”(《述学·左氏春秋释疑》)

  晋人范宁说:“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谷梁传集解序》)。唐人韩愈又说:“春秋谨严,左氏浮夸”(《进学解》)。《左传》中确有诬枉浮夸之处,但不能以此贬损《左传》的史料价值。

  《国语》一书,旧传为左丘明所作,说与《左传》出于一人之手,后人多有怀疑,至今尚无定论。《国语》与《左传》,不论从其体例、文风和内容方面都有区别,如说出于同一作者,颇难置信。《国语》全书二十一卷,分叙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起于周穆王,终于鲁悼公。晋国较多,共有九卷。书中以记言为主,与《左传》偏重记事者不同。在这些记载里反映了春秋时代政治变化的轮廓,反映出当时重要政治人物的精神面貌。其中虽然杂有不少大命鬼神的迷信思想,但也有不少揭露社会矛盾、批判统治者的残暴淫奢以及对人民的利益表示关怀,对贤君贤相寄以赞美的史料。《国语》共一百九十六条记载,同于《左传》的有一百零四条。就这书各国的《语》的文体看来,也各不相同。所以,崔述指出:“《国语》周鲁多平衍,晋楚多尖颖,吴越多恣放,即《国语》亦非一人之所为也”(《洙泗考信余录》)。《国语》的编辑对历史学也有贡献,它为我们保存了不少春秋史料。

  战国学者编辑春秋时代的历史书籍,目的在于分析过去历史的成败得失,用来作为当时统治者的借鉴。战国中叶出现的《铎氏微》和《虞氏春秋》,就是为此目的而编辑的。司马迁说:“铎叔为楚威王傅,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刘向《别录》又说:《左传》由吴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铎椒。铎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左传》杜注序孔颖达疏引),可知,锋椒因为《左氏》篇幅太多,楚威王无法“尽观”,因此从国家大事的“成败”着眼,节抄《左传》原文,编成八卷,共四十章。后来“虞卿上采《春秋》,下观近势,亦着八篇,为《虞氏春秋》”(《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所谓八篇就是《节义》、《称号》、《揣靡》、《政谋》等(《史记·虞卿列传》)。《铎氏微》和《虞氏春秋》虽已久侠,但从文献记载看来,前者可能是用记事本末或史实类编的形式写的;后者可能采用史实类编的形式,每一篇名似即表示某一类的史事。这两书或采取成败、或刺讥国家得失,较之《国语》的“多闻善败以鉴戒”,更进一步有为政治服务的态势。

  《竹书纪年》和《世本》,不知作者,原书虽已佚失,但较《铎氏微》和《虞氏春秋》要好些,留下一定数量的佚文。

  《竹书纪年》因原本写于竹简而得名,晋太康二年(公元281年)在汲郡的战国魏时墓中发现。此书凡十三篇,叙夏、商、西周、春秋时晋国、战国时魏国史实,至魏襄王二十年(公元前299年)为止。此书系编年体,记载简短,有如《存秋经》。对夏、商的史实,都有纪年。书中记事有与一般说法不同者,夏年多殷;益干启位,启杀之;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寿百岁等,皆是其例。夏、商纪事及所见异闻,其可信程度虽不尽同,但因提供了一些新材料,一直为后来校订古史者所重视。此书宋时佚失,清朱右曾辑有《汲冢纪年存真》,王国维据以编成《古本竹书纪年辑校》,是研究古代史的重要资料。另有《竹书纪年》二卷,近人称为《今本竹书纪年》,系出后人伪托。清代学者考订此书的着作有十多种,大多未能辨明今本之伪,其中以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考订较精。

  《世本》,据《汉书·艺文志》着录,有十五篇,系“古史官记黄帝以来,迄春秋时诸侯大夫”。先秦史官为贵族编修的宗谱,叫做“世”或“世系”,此乃汇编先秦“世系”而成,放名。据今所见佚文看来,此书已经记到战国未年,并称赵王迁为“今王迁”。书中有帝系、王侯世、卿大夫世、氏姓、作、居、谧等篇。此书宋代散佚,现存佚文是些零散记事,互不连属,已经不易看出原来面貌。清代有王谟、孙冯翼、陈其荣、秦嘉谟、张澍、雷学淇、茆泮林七种辑本,另有王样材辑本仅存序目缘起。1957年商务印书馆合印成《世本八种》,其中以雷、茆两种较佳。

  《竹书纪年》和《世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综合了远古的传说和文字的记载,自黄帝直至战国未年。这时“定于一”的政治形势日趋明朗,因此史家都在酝酿对于以往历史的总结,这就是《竹书纪年》和《世本》两书产生的历史背景。它虽然不能完成通史的写作任务,但在未成熟的酝酿中开始了工作,则是难能可贵的。

  除了上述史籍之外,还有表现纵横捭阖之术的《战国策》。它是当时各国游士的策谋和言论的汇编,初有《国策》、《短长》、《事语》、《长书》、《修书》等各种不同的本子,经西汉未年刘向的裒合排比而成三十三篇。《战国策》的体例与《国语》同,也是以国为别,即分东周、西周、秦、齐、赵、楚、魏、韩、燕、宋、卫、中山十二所重视。此书宋时佚失,清朱右曾辑有《汲冢纪年存真》,王国维据以编成《古本竹书纪年辑校》,是研究古代史的重要资料。另有《竹书纪年》二卷,近人称为《今本竹书纪年》,系出后人伪托。清代学者考订此书的着作有十多种,大多未能辨明今本之伪,其中以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考订较精。

  《世本》,据《汉书·艺文志》着录,有十五篇,系“古史官记黄帝以来,迄春秋时诸侯大夫”。先秦史官为贵族编修的宗谱,叫做“世”或“世系”,此乃汇编先秦“世系”而成,放名。据今所见佚文看来,此书已经记到战国未年,并称赵王迁为“今王迁”。书中有帝系、王侯世、卿大夫世、氏姓、作、居、谧等篇。此书宋代散佚,现存佚文是些零散记事,互不连属,已经不易看出原来面貌。清代有王谟、孙冯翼、陈其荣、秦嘉谟、张澍、雷学淇、茆泮林七种辑本,另有王样材辑本仅存序目缘起。1957年商务印书馆合印成《世本八种》,其中以雷、茆两种较佳。

  《竹书纪年》和《世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综合了远古的传说和文字的记载,自黄帝直至战国未年。这时“定于一”的政治形势日趋明朗,因此史家都在酝酿对于以往历史的总结,这就是《竹书纪年》和《世本》两书产生的历史背景。它虽然不能完成通史的写作任务,但在未成熟的酝酿中开始了工作,则是难能可贵的。

  除了上述史籍之外,还有表现纵横捭阖之术的《战国策》。它是当时各国游士的策谋和言论的汇编,初有《国策》、《短长》、《事语》、《长书》、《修书》等各种不同的本子,经西汉未年刘向的裒合排比而成三十三篇。《战国策》的体例与《国语》同,也是以国为别,即分东周、西周、秦、齐、赵、楚、魏、韩、燕、宋、卫、中山十二策。它善于写辩士的说词,能与鲜明的形象,酣畅淋漓地铺陈形势的树害,说得情理并茂,打动人主。在史事的叙述上,也极尽刻划、有声有色,从而也可以看出战国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不过,《战国策》中也有不少假托苏秦、张仪名义编出来的故事,不但夸张虚构,而且年代错乱、矛盾百出。正如司马迁所说:“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史记·苏秦列传》)。今本《战国策》中,既有和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相合的比较原始的苏秦资料,也有后人伪造虚构的东西,可以说真伪参半。而《史记·苏秦列传》所辑录的,几乎全是后人杜撰的长篇游说辞。由于司马迁误信这些游说辞为真,误认为苏秦是和张仪同时对立的人物,反而把有关苏秦的原始资料或加抛弃,或把这些资料中的“苏秦”改为“苏代”或“苏厉”,造成了混乱。《史记·张仪列传》和今本《战国策》所载张仪的说辞,同样也不完全可信。

  战国时期的科学,如天文学、历法、数学、医药学、力学、声学、光学等,还有工艺如青铜制作等都有发展,在本卷别有专门论述。

   学派的出现①

  春秋晚年,孔子开创了私人讲学的风气,并创立了儒家学派。战国初年,墨予创立了墨家学派。跟孔墨相先后,老子及其追随者创立了道家学派。这三个学派的出现,揭开了百家争鸣的帷幕。它们在整个战国时期的学术领域里,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

  孔于名丘,字仲尼,鲁国人,生于公元前五五一年,死于前四七九年。他长期过着私人讲学的生活。据说,他有弟子三千人。他经常带着一些学生,周游列国,受到各国当权人物的款待,但他没有在政治实践上得到亲自检验自己政治理想的机会。晚年,他在鲁国整理一些文化典籍,其中包含《诗》、《书》、《易》、《春秋》,这在后来都成为儒家尊奉的经典。他死后,弟子们把他的言论编为《论语》一书。

  对于西周以来作为贵族行动规范的礼,在孔子看来,不应该仅仅是一种形式。他认为,最重要的是礼跟仁的结合,如果离开了仁,礼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在孔子的活动和思想上也有许多进步的地方,但缺乏彻底的态度而总是以改良主义的形式出现。他的私人讲学,是新事物,但他传授的都是原来贵族们学的东西。他不同意贵族等级的先天性,而说“性相近也”,但仍然维护贵族等级制度。他在政治上主张“举贤才”,但没有明确反对世官世禄。他强调仁,把仁悬为理想的道德标准,但又把仁说成是一种对亲疏远近和贵贱等级有差别的爱,并且只有君子才能是仁者,小人只能作为施仁政的对象。他强调礼要跟仁结合,但仁还是要落实到礼上,而受到礼的约束。孔子的思想,不是掌握了新的内容以否定旧形式,而是固执着旧的形式以修订旧内容。孔子生在新旧代谢的变动剧烈的时代,他是一只脚踏进新世界,另一支脚却还深深陷在旧世界里而拔不出来。他在思想上的这种矛盾,正是现实矛盾的反映。不过他的基本态度是为贵族利益服务,这是明显的。

  墨子,是鲁国人,一说宋国人,名翟。他的活动年代,大约在公元前四六八年至前三七六年。他的思想反映了平民群众的利益,有一些重要论点是跟孔子对立的。他和他这个学派的言论,汇集在《墨子》一书里。

  墨于主张兼爱,提倡无差别的爱,要求把别人的身、家、国看成象自己的一样。这跟孔子所讲的仁不同。墨子非礼、非乐,主张节葬、节用,都是对贵族主活的否定,也是跟儒家学说的对立。

  墨子在政治上提出“尚贤”的主张,反对王公大人的“无故富贵”,主张推举有才能的人管理政治,“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跟孔子主张“举贤才”而不明确反对世官世禄,也是有区别的。

  墨于相信有意志、能赏善罚恶的天和鬼神的存在。他说,桀、纣、幽、厉是违反天意而遭受处罚的暴王,禹、汤、文、武是顺天意而得到奖赏的圣王。墨子认为天和鬼神对人的赏罚是根据人的表现,富贵贫贱并不是先天规定,一成不变的。他抬出有意志的天来功说王公大人行善政,“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当然,这只是善良的愿望。但他反对命定论,是有进步意义的。

  从思想体系上说,孔子和墨子都是唯心论者,但墨子在认识论方面有唯物主义的因素。他提出认识事物的三条标准,其中有两条是根据欢人耳闻目见的实际情况和客观效果的验证。墨家的后学,继承了这个优良传统,发展了墨家认识论中的唯物主义因素,并在自然科学领域里有所贡献。

  老子,姓李,名耳,又称老聃,楚国人,大约眼孔子同时。今传《老子》书是战国时期的作品,不一定能表达老子的全部思想。

  《老子》书否定了商周以来天或上帝的至上权威,用超越时空的绝对精神——“道”来代替。他的道,在没有天地以前就存在了,是产生宇宙万物的本源。这是客观唯心主义的论点。

  在政治思想上,《老子》书反对儒家所说的仁和墨家的尚贤。他主张无为而治,不干涉人民的生活,而最好让人民无知无欲地生活下去。它主张回复到“小国寡民”的社会。它说,在这样的社会里,不用进步的器具,不用舟车,没有战争,结绳记事,“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这种思想可能是当时村社上层人物的没落情绪的反映。

  《老子》书中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它揭示了客观世界的一些对立矛盾方面,如祸与福、刚与柔、弱与强、多与少、上与下、先与后、实与虚、荣与辱、智与愚、巧与拙等等。《老子》书的作者看到了事物的矛盾及其转化,但他认为事物的变化,不是发展而是循环的,对立面的转化是绝对的、无条件的。他企图在主观上消解矛盾,因而在政治上有无为而治的思想。

   百家争鸣的盛况

  在历史进入战国后的若干年代以至战国中期,学派有显着的发展,百家争鸣的盛况为前所未有。《韩推子·显学篇》称:“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

  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儒家的大师很有几个,孟子和苟子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墨家是一个有组织的学派。墨子死后,弟子们推举领袖,称为矩子。但墨家既分为三,钜子是否也有三个,已不可考。道家,在老子之后,最着名的是庄子。另外,还有名家,以惠施、公孙龙为代表人物;有阴阳家,以邹衍为代表人物。战国晚期,法家在学术领域和政治领域都显得颇为重要,韩非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

  盂子①,名轲,字子舆,邹(今山东省邹县)人,活动年代约在公元前三七二年至前二八九年。他一生的经历很象孔子,过着长期的私人讲学的生活,带着学生们周游列国。随从的学生最盛的时候,是“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他也是到处受到当权人物的款待,而他的政治主张不被接受。他的言论,汇集在《孟子》一书里。

  孟子反对暴政,说这是“率兽而食人”。同时,他对社会矛盾的尖锐,特别是劳动力的逃亡很关心。他继承孔子的仁的思想而有所发展,提出施行“仁政”的主张。他认为,首先要使民有恒产,要使八口之家有百亩之田,打了粮食可以吃饱,养了家畜可以吃肉,种桑养蚕可以穿衣,还要有学校教育后代以孝父母、尊长者的道理。他认为,这样就可以使国家强大起来。孟子提倡的这种恒产,实际上就是耕织给合,使劳动力束缚于土地的个体小农经济。这正是一条有利于封建化的道路,这在孟子时候已有一些地区在施行,而孟子是主张以行政的手段去加以推动的。

  孟子主张仁政的理论根据是性善论。他认为,人生下来就有仁、义、礼、智等善良本性,不过有的人把这种本性保持下来了,而有的人把这种本性丢掉了。按照他的说法,每一个国君都是能行仁政的,每一个老百姓都是可以接受仁政的。把能行和能接受都说成是善,这实际上就是把不同的道德标准,说成先天的东西。孟子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就把这个意思说得更露骨了。

  孟子强烈地反对当时的兼并战争。他认为,那些善于战争的人应当受到重刑。孟子也看到了战国的趋向是统一。但他说:“不好杀人的人,才能统一。”意思是说,行仁政才能统一,暴力是不行的。

  孟子还提出“民贵君轻”的古代民主思想。他认为,得民心的做国君,失民心的国君是人人得而诛之的独夫,而国君危害了国家的时候可以更换。

  孟子是地主阶级思想家。他的思想体系是唯心主义的,所采取的办法是调和的。但他痛恨暴政,重视人民经济生活及其在政治上的重要性,是有进步意义的。

  庄子,名周,宋国人。他的活动年代大约在公元前三六九年至前二八六年,现存《庄子》三十余篇,其中有一部分是他自己作的。

  《庄子》跟《老子》书一样,也是以“道”为宇宙本体。但庄子又说他自己跟道是一体。他不同于《老子》书的客观唯心主义而是一个主观唯心主义者。

  在庄子看来,只有道是绝对的,其他事物都是相对的。他把彼此、物我、死生、寿夭、是非、祸福等等,看作是一样的、等同的,没有区别的。他抹杀了一切对立事物的界限,而成为相对主义者和虚无主义者。他认为儒家和墨家所争论的是非,本来是没有什么是非的。他否定一切文化知识的进步,说:“绝圣弃智,大资乃止”,“掊斗折衡,而民不争。”他理想的最美好的社会是与禽兽同群共存。

  庄子的这种无是非、齐死生、忘物我、不分梦醒、反对进步、幻想回到人类远古的社会的思想,是反映了跟《老子》书一样的悲观情绪。老、庄的消极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常常引起没落阶级的共鸣,但他们在否定一切现实中,也否定儒、墨两家所称道的“先王”,这在客观上起着某些解除思想束缚的作用。

  荀子,名况,字卿,赵国人,活动年代大约在公元前二九八年至前二三八年。他曾先后两次在齐国讲学,又先后两次在楚任兰陵(今山东省枣庄市东南)令。他到过秦国,见过秦昭王,称赞秦的政治。晚年居楚着书。现存《荀子》一书,保存了他的着作。

  韩非,韩国人,死于公元前二三三年,生年不可考。他是荀子的学生。他眼看韩国越来越削弱下去,曾多次向韩王提出革新的要求,都没有被采纳。他的着作传到秦国,受到秦王的赞赏。他后来到了秦国,但却为李斯等人所谋杀。他的着作,保存在《韩非子》一书里。

  荀子和韩非生活的年代,是距秦灭六国很近的战国未年。这时,封建地主阶级已经取得了压倒优势,政治局势已经明显地趋向君主专制和大规模的统一。这反映到学术思想和政治思想上,是综合批判各个学派思想及法家思想居于统治地位的趋向。荀子和韩非对他们以前的一些学派,都进行了评论。《荀子》的《非十二子》和《韩非子》的《显学》、《五蠹》,都是出色的评论文章。

  荀子的自然观,发展了春秋战国以来的朴素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思想。他认为天是列星,日月、四时、风雨、寒暑、阴阳等自然界变化的现象,它们有自己的法则,但并没有意志和目的。他说,天不会因为人们怕冷就取消冬天,地不会因为人们嫌远就缩小它的面积,自然界的运行法则,不因为有了贤明的尧才存在,也不因为出了暴虐的桀就消失。他说,人们对流星的坠落和树木发出的怪声,都很害怕,其实这是天地阴阳的变化,是少见的现象,没有什么可害怕的。他认为,如果人们加强农业生产,又节约开支,天就不能使人贫穷;衣食周全,又经常活动身体,天就不能使人生病;如果人们荒废了农业生产而又奢侈浪费,天也不能使人们富裕;衣食不足而又很少活动,天也不能使人健康。他认为,人有充分的主观能动作用,能够适应和利用自然法则,从而就能役使万物。荀子的这种思想反映了地主阶级在封建社会上升过程中的新兴气象,这跟孔、盂、老、庄及墨家的思想面貌是很不同的。

  荀子也讲仁,但很重视礼。他认为,学习应当从读《诗》、《书》等经书开始,而学礼是学习的顶点。他批判地继承了孔子对礼的思想。他一方面仍然认为礼是维护贫富差别和贵贱等级的,但另一方面,他往往以法跟礼并提,把礼变成了法的同义语,并有时把法的地位提得更高。荀子用性恶论来解释礼的起源。他说,人生下来就有物质欲望。物质欲望得不到满足,就有争夺。争夺使社会秩序紊乱,这就产生了维持社会秩序的礼。荀子对于礼的看法,体现了这个儒家大师趋向法家的特点。他的学生韩非,就更进一步成为法家的集大成者。

  荀子认为,善是由后天学习得来的。如果努力学习,可以由“愚”变“智”,最好的还可以成为“圣人”。荀子的性恶论和孟子的性善论,针锋相对,但都离开人的阶级性而抽象地谈论人性,都是唯心主义的。但荀子从人的物质欲望上解释性恶,强调后天的学习,重视环境的影响,有着唯物主义的倾向,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

  荀子认为,战国混乱的原因之一是“百家异说”,要社会安定就要作到“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两心”。这种说法,实际上就是主张封建专制政体下的思想统治。

  韩非认为,历史是进化的,一个时代比一个时代进步。他把历史分作上古、中古和近古。上古时代,人民少而禽兽多。为了躲避禽兽的侵害,有一个圣人出来,在树上创造了鸟巢一样的住处,让人们有地方住。为了避免吃生冷的东西以致引起疾病,有另外一个圣人发明了钻木取火,烧烤食物,使人们能吃得好一些。中古时代,天下大水,鲧和禹先后治水,消除了水患。近古时代,夏桀和商纣的统治暴虐昏乱,于是商汤和周武王起兵讨伐。他说,如果在夏朝还有在树上筑巢居住和钻木取火的人,一定会被鲧、禹所耻笑;如果在商周还有把治洪水当作最迫切任务的人,一定会遭到商汤和周武王的耻笑。他说,如果在今天还有赞美尧、舜、鲧、禹、汤、武的人,一定也会彼今天的圣人所耻笑了。他下结论说,圣人不向往久远的古代,不效法成规旧例,而是针对当代的社会情况,采取相应的措施。

  韩非研究了政治史上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一套法、术、势相结合的封建统治主张。“法”是君主制定的成文法,是据以统治人民的条规。“术”是手段,是君主驾驭臣民的权术。韩非认为,法和术缺一不可。有法无术,不能防止臣下发展个人势力,从而削弱君主的权力。有术无法,也不能维持统治秩序的稳定。法、术以外,还要有势。“势”是指君主至高无上的权势。韩非认为,国君有权势才能推行法、术。因此,法、术、势是皎一不可的“帝王之具”。他主张集一切权力于君主,君主凭势,用术,通过法来统治人民。

  韩非的思想中反对守旧,积极革新的精神是很鲜明的。他集中地代表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为即将到来的封建专制主义的皇权提供了理论根据。

  附:战国王侯世系表

  (公元前403—前221年)

  

  

  

  

  

  

  

  

  

  

  

  

  

  

  ①本条的论述,参照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纲要》页100—105,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①这以下关于孟子、庄子、荀子、韩非的论述,参照自寿彝主编《中国迈史纲要》页105—111,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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