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

第三卷 上古时代(上册)·第二节 夏、商、周三代的都邑及其间的交通道路

  
第二节 夏、商、周三代的都邑及其间的交通道路

  古文献所反映的传说时代的交通

  在有关远古的文献中,也有若干交通道路的记载。《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披山通道,未常宁居。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至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据三家注的解释,则丸山当在今山东昌乐县西南。岱宗即泰山,在今山东泰安县北。空桐山,一说当在今甘肃肃州市东南,一说即鸡头山,当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县西。熊山当在今陕西商县西。湘山当在今湖南益阳市。釜山当在今河北怀来县。涿鹿当在今河北涿鹿县。根据这样的解释,黄帝的行踪殆将遍于全国。惟所至之地相距皆甚悬远,不审果遵何途而后能够到达。其后虞舜也曾远巡,据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汉时于今广东、广西两省间置苍梧郡,于今湖南、广西两省间置零陵郡,而九疑山即在零陵郡的东南。郡虽置于汉时,郡名当有所承受,当与虞舜所至之地有关。如果虞舜果曾出巡,而且到过这些地方,则其渡江之后,当出于湘水一途。这和传说中所说的湘山上娥皇、女英二妃故事相符合,或不至有若何参差。然取何道南渡长江?自来史家皆无所说,恐终难得其真象。后来到了夏禹,据《史记·夏本纪》所载,禹居外治水,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遂得“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其所取得的成就应该说是相当巨大的。所通的九道何在?《夏本纪》于此下辑录了《尚书·禹贡篇》的全文,可见九道就在其中。《禹贡》一篇诚备载各州的贡道,其详密程度,超迈前世。然这一篇文字实出于战国人士之手,只是托名夏禹,其实并无若何关系。这种见解已为现代多数学者所公认,无烦在此多事赘述。然禹之治水确是得到世人称道,并非史家妄说。由于治水,禹也确实到过许多地方。《诗·大雅·文王有声》篇说:“丰水东注,维禹之绩”,是禹之治水曾经到过丰水流域。《尚书》言禹娶涂山①,《左传》言禹会诸侯于涂山②,《夏本纪》言禹东巡狩至于会稽,皆可以说是一代盛事。但禹果由何途而至于这些地方,仍是难解之谜。旧说涂山在今安徽寿县,会稽在今浙江绍兴布,皆距中原绝远。近人或有对涂山和会稽所在,不以旧说为是①,其间的道路更是难说了。交通道路也可由历来的战争过程中得知若干梗概。历史上曾经发生过无数次的战争,争战双方进军退军都需要有一定的道路,才不至于贻误战机。古史质朴,往往未能备载。即今有所记载,其确地亦难于实指。黄帝曾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也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黄帝曾邑于涿鹿,而阪泉乃在涿鹿的附近。是炎帝、蚩尤皆远来寻衅,致起干戈。据《帝王世纪》所说,则炎帝初都于陈,后徙鲁”。《皇览》多记先代冢墓;据其所说,则蚩尤冢当在今山东东平县。古人冢墓多近于所居之地。如所言果确,则蚩尤亦当和炎帝相仿佛,其所居地皆距涿鹿、阪泉远甚,行军道路出自何途,似尚难于确定。

  在远古许多战争中,汤之放巢应为一次大战。商汤与夏桀战于鸣条之野,夏师败绩,汤遂从之,又战于三■,而后放之于南巢。这是见于《尚书·汤誓》和《仲虺之诰》的记载。在鸣条战前,汤军升自陑。据《伪孔传》的解释,陑在河曲之南,而桀都于安邑,是汤军渡河北征。鸣条在安邑之西,桀既都于安邑,故其战地得在安邑附近。三■在今山东定陶。南巢,《伪孔传》仅说是地名,而未有确处。后人以春秋地名解释,谓在今安徽巢县。如所说果确,则这次战争实为奇迹。汤时居毫。毫地所在说者不一,要以在今山东曹县南者为是。即令此说尚有未审,总是在大河之南,自安邑视之,更当在其东南。汤伐桀是由毫西北行,渡过黄河,战于安邑的鸣条。桀军既败,反向东逃,逃至距毫不远的三■,由三■再至南巢,又须经过毫的附近,这样的争战过程,殆有戾于常理。当时太行尚非通途,不审夏桀何能越此东逃?或谓鸣条在今河南长垣县西南。其地距毫与三■皆非甚远,似较安邑之说为长,然由三■至南巢的道路,却还有待于稽考。

  三代迁都与交通道路的关系

  夏、商、周三代皆曾频繁迁都。迁都大计自非轻而易举,往来道路当在审议之中。这样的道路似较帝王游幸巡狩和战争进步易于探寻。这里就从夏都说起。夏的建立始于禹。据说,禹受禅,都平阳,或都安邑,或都晋阳①。也有说在阳城②和阳翟的③。平阳在今山西临汾市西。安邑在今山西夏县西北。晋阳可能就在今山西旧解虞县西北④;或以在今山西太原市西,那是不可能的。因为直到春秋时,晋国才驱逐所谓戎狄等游牧部族,取得汾水中游的土地,夏禹之时如何能以其地为都?其后,启居于黄台之丘,在现在河南郑州市和密县之间⑤。此事见于《穆天子传》。《穆天子传》虽近于小说家言,然亦不能谓其毫无故实。春秋时人谓夏启有钧台之享。钧台在阳翟,阳翟本为禹都,亦黄台之丘的近郊,不能以出自《穆天子传》而见绌也。太康和最后的桀居于斟寻⑥,在今河南巩县西南。或谓桀曾都于安邑⑦,然西周时人谓“伊、洛竭而夏亡”①,安邑固与伊、洛二水无涉。战国时,吴起对魏武侯论夏桀之居,谓“羊肠在其北”②。羊肠在今山西晋城县,若桀居在安邑,就不能用羊肠说夏都。其后相居帝丘③,又居斟灌④。帝丘在今河南濮阳县西南⑤。又其后,帝杼居原,又迁居于老丘⑥。源在今河南济源县西北,老丘则在今河南旧陈留县。再后,胤甲则居于西河。当在今山西省西南部黄河侧畔。据说,崤山有帝皋的陵墓⑦。古人陵墓与居处相距不远,崤山正近于山西省西南部的黄河。胤甲后两传为帝皋。帝皋及其父孔甲未见迁都事,当因胤甲之旧,以西河为都。或以西河在今河南濮阳县西。古代黄河曾流经今濮阳县西,春秋战国时东土之人多称那里的黄河为西河。然战国时亦有人称今山西西南部的黄河为西河⑧。夏人以西河相称,仅见于胤甲的都城。如上所说,帝相居帝丘,帝丘即在今濮阳县。如帝相时说西河,当指当地的西河而言。胤甲迁都是在帝杼居原后君丘之后,这已远离今濮阳县西的西河,如何还能称那里的黄河为西河?夏人累次迁都,除帝相而外,皆在帝丘之西。以帝相一时的都城,即肯定夏代前后皆以相当今濮阳县西的黄河为西河,那是难以与当时的实际相符合的。

  商代也曾频繁迁都。从商的先王契至汤就已经迁徙过八次。所迁的都城有蕃、砥石、商、商丘、相土的东都和邶,而汤的都城则在毫①。蕃在今山东滕县境。砥石据说在今河北宁晋、隆尧两县间②。商与商丘当是一地,前后不只一次迁此,故名称亦少有差异。其地当在今河南商丘县。相土的东都据说是在泰山之下,邶则在今河南汤阴县南。泰山之下相当广阔,相土的东都究在何处,殊不易确定。以砥石置于宁晋、隆尧之间,亦只是根据文献考证的结果,因而有人就不以为然。古史渺茫,也只能暂作悬案。

  自汤之后,至于盘庚的迁殷,其间尚有五次迁徙。所迁之地为嚣、相、耿、庇、奄③。嚣或作隞,在今河南荥阳县东北。相在今河南内黄县南。庇在今山东旧鱼台县。奄则在今山东曲阜县。这四处所在今地,学者间尚无若何争论。耿之所在似略有歧义。旧说耿在汉时河东皮氏县耿乡,皮氏县为今山西河津县。此说不实,已成定论④。耿或作邢,因而别有两说:其一谓在晋广平郡襄国县,也就是现在河北邢台市。这是据《左传》僖公二十四年的邢、茅、昨、祭为说。其一谓在晋河内平皋县,也就是现在河南温县东北。这是据《左传》宜公六年的邢丘为说。邢丘距当时黄河甚近,故有“圮于耿”之说。至于邢国,则距黄河较远,黄河虽泛滥成灾,实不易使邢国的城池圮毁。祖乙所都当不能远在其地。

  周人也曾一再迁都。周人的历史可以远溯到后稷。这也和商的远祖为契一样,是相当悠久的。后稷居于邰①。邰在今陕西武功县。其后周人辗转于所谓戎狄之间。至公刘始居于豳②。豳的故地约有数处,在今陕西旬邑和彬县。这显示其居地仍在动荡不安之中。接着又相继迁于周原③、程④和丰、镐。再后,又曾一度迁于犬丘⑤。幽王于骊山覆败之后,平王更东迁于雒邑,是为东周。周原在今陕西扶风、歧山两县间。程在今陕西咸阳市东北。丰在今陕西户县东。镐在今西安市西南。犬丘在今陕西兴平县东南。雒邑则在今河南洛阳市。

  夏、商的交通

  关于夏、商、周三代都城的所在地,学者间尚有不同的意见。这里所提到的也只是一般的说法。就是这样一般的说法,也可以说明这一时期交通的轮廓。可以说,各王朝的都城之间都应有交通道路以相联系,不然所谓迁都也将是不可能的。

  夏人在今山西西南部的都城,有平阳、晋阳和安邑三地。这是由涑水流域北至汾水中游的一条道路。前文论彩陶文化时就曾经提到过这条道路,可见它是有由来的。胤甲居西河,其后帝皋亦因故居,未曾迁徙。此西河如前所说,当在今山西西南部,晋、陕两省间。再北为龙门山地,夏人都城不会舍平原而趋于丘陵之间。夏后皋之墓在崤山,则西河与崤山是有道路可以相通的。这样的道路不是由晋、陕两省间渡过黄河,并沿河东下,就是越中条山南行。尤其是越中条山一道,夏初当早已形成。如前所说,太康与桀皆曾都于斟寻,而斟寻就在洛水下游。周人亦称自洛汭延于伊汭,为有夏之居①。周人且称唐叔所封地②和虞仲所封地皆为夏虚③。唐叔所封在汾水下游,虞仲所封在今山西平陆县④。这几处夏人故虚迄至周初尚为人所称道,可知其当年的盛况。其间有交通道路是不容置疑的。

  夏人的建国固以这几处夏虚为基础,然夏人却是向东发展的。帝相的东迁帝丘和斟灌,正是具体的表现。在此以前,帝启就曾居于黄台之丘。由伊洛二水间东行,经黄台之丘而达于帝丘和斟灌,正显示出当时黄河以南交通大道的所在。后来东进受挫,帝杼迁都于原,犹不忘情于东土。其再迁于老丘,而老丘正在由黄台之丘东去帝丘的途中。当时的形势是显而易见的。

  商人的建都不离黄河下游,或在河南,或在河北。其间交通道路也是相当具体和清晰的。汤居于亳,亳在今山东曹县南,这是无可非议的。相土之东都在泰山之下,这是商人都城东迁最远之地。其实在相上以前,契就曾经迁都到蕃⑤。蕃在今山东滕县境,乃在泰山之南。由亳至泰山之下,如要经过蕃,是不免稍稍绕道的。然继其先王已创的基业总比新修道路为容易。汤以后,商人又在庇、奄两地相继建都,而这两地又皆在由亳经过蕃而至于泰山之下的大道上。可知这条道路不仅已经形成,而且沿用了相当长久的时期。

  亳在济水之南,汤时夏人虽已不再东进,然在东土却仍有相当基础。所谓韦、顾、昆吾,就都是夏人的与国。《诗·商颂·长发》:“韦、顾既伐,昆吾、夏桀”,即指此而言。韦在今滑县东南,顾在今山东鄄城东北。昆吾也就是原来的帝丘。韦就在夏时由伊洛之间至帝丘的道路上。顾于斟灌偏于东南,盖由昆吾直东可以至顾。由毫至顾,越过济水即可达到。虽相距并非很远,却可使黄河以南的东西道和济水以南的东西道路相联系。

  契之后,昭明曾迁于砥石①。如前所说,砥石在今河北宁晋、隆尧间。如所说果确,则其地应在大陆泽之北。昭明是由蕃迁往砥石的。蕃与砥石之间应有一条道路。道路何在?已难实指。然砥石之南,溯黄河而上,交通也不是不可能的。就在汤始居亳之前,相土曾于邶。盘庚迁殷之前,河亶甲又居于相。邶、相两地分峙于黄河的两侧,距河滨又皆甚近,对于水上交通的利用并非不可能的。祖乙圮于耿,为商代的巨变。河患的剧烈使商人不能不为之迁都。可是商人的迁都却还未能远离黄河,黄河水上的交通应是其中的一个诱因。史称商纣之时,“厚赋敛以实鹿台之钱,而盈巨桥之粟,益收狗马奇物,充仞宫室。益广沙丘苑台,多取野兽飞鸟置其中”②。又说:“纣时稍大其邑,南距朝歌,北据邯郸及沙丘,皆为离宫别馆”①。鹿台在朝歌。朝歌在今河南淇县东北。沙丘在今河北平乡县东北。邯郸当即今河北邯郸市。这些地方都是黄河流经的地区。巨桥为仓名,在钜鹿水上,距沙丘当不甚远。据说当地有漕粟②。漕运是怎么来的?这无疑是要假道黄河了。

  西周交通的发展和道路的修整

  周人的兴起及其向东发展,使当时的交通呈现系统化和网络化。周人始建都于歧下,和殷人争衡,实施翦商大业。其都城也步步东进,由周原东至程,更至于丰镐。丰镐虽建为都城,周人并未忘情于周原。周原与丰镐间的大道,实为周人本土的主要道路。周武王东征,由盟津渡过黄河,直抵朝歌,与殷纣战于牧野。盟津即孟津,在今河南洛阳市北。武王灭殷归来,营周居于雒邑,纵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虚③。雒邑即今洛阳市,华山在今陕西华阴县南,桃林在今河南灵宝县。这条道路从那时起,直到现在还继续沿用,其间也不免有若干变化,总的趋向仍然没有根本的改变。

  作为周人统治地区的东西交通干线,由周原经丰镐至于雒邑的道只是其间的一段。由雒邑往东,还继续伸延。周公于殷人既灭之后,东向残奄。奄为殷人与国,为周人东方次于殷人的大敌,不能不用兵征讨。奄既被残,周人因以其地建立鲁国。与鲁国并建的为齐国。齐、鲁两国拱卫东土,使殷人余孽不能再事反抗。当时的东西交通干线,最东就通到齐、鲁两国。这条道路和商人以亳为中心的东向交通路线不尽相同。春秋初年,周王使凡伯聘于鲁,戎伐凡怕于楚丘①。楚丘在今山东城武县西南。凡伯聘鲁,力戎所伐,正显示这条道路是要经过楚丘的。楚丘近汤所居之毫,是周时的道路仍有个别段落是因殷人之旧的。

  由雒邑经盟津至朝歌是武王灭纣的旧路。纣灭之后,其故土为卫国的封地。卫国之北,尚有邢国。邢国和凡、蒋等国皆为周公之胤②,也是一个重要的封国。邢国故地在今河北邢台市。邢国在朝歌至邯郸这一地区之北,似已出宁殷纣的京畿之外。如以砥石在今宁晋、隆尧之间,则邢国所封还未出于商人迁都的地区之外。何况殷纣的沙丘又在邢国故他的东北。这条道路似仍因殷人之旧。邢国以北未闻有所建置,这条道路可能暂止于邢国。

  对于夏人的故土,尤其是唐叔所封的夏虚也未少有疏忽。唐叔所封在汾水下游,汾、涑之间。与唐叔同封尚有其他封国,其最北的封国当为霍国。霍国与管、蔡、鲁、卫等国同为文王之子所封③。其地在今山西霍县,亦即在霍太山之南。周初循汾、涑北行的道路可能即止于此。或谓唐叔所封乃在今太原市。唐叔所封实不能远至今太原市,其证甚多,无须在此一一缕述。唐叔既封于夏虚,夏虚何能亦远在今太原市?这条道路的南端,如前所说,一由河曲渡河,东至于崤山;一越中条山,渡河南行。然自周人建制,则由丰镐东行,渡河之处已移至渭水入黄河处之北。春秋时,秦、晋两国曾经频繁战争,其渡河的地方就在这里。晋侯使吕相绝秦,所说的“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翦我羁马,我是以有河曲之战,东道之不通,则是康公绝我好也”①,就指这条道路而言。王官在今山西临猗县南,羁马在今山西永济县南,涑川即涑水,固皆在这条道路上。

  殷商之时,曾经对于“居国南乡”的荆楚进行过征讨。《诗·商颂·殷武》所说的“挞彼殷武,奋伐荆楚,罙入其阻,衷荆之旅”,即指此而言。郑玄释殷人南征,乃是踰方城之厄。方城之厄在今河南方城县,曾长期为南北交通大道经行之地。殷人南征为高宗时事。其时殷人已久居于相当于今河南安阳之殷,由其都城南征可能要经过方城,惟不见史册记载,殆近于想当然之辞。周人克殷之后,对于各方皆大加经营。雒邑的营建为一时少有的重大设施,对于南方各地也具有一定的控制作用。不过这在文献记载上似尚未能见到具体的证明。直至东周初年才略显出一些端倪。骊山之役,幽王为犬戎所诛杀,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为平王②。申侯应即宣王时受封的申伯。申伯所封在谢,并因谢人为之建城修庙。其地在今河南南阳。《诗·大雅·崧高》一篇,就是专咏申伯受封之诗。诗中一则说:“亹亹申伯,王纉之事,于邑于谢,南国是式”;再则说:“往近王舅,南土是保”;而且还说:“申怕番番,既入于谢,徒御啴啴。周邦咸喜,戎有良翰”。这显然是要申伯担负控制南国的任务,所谓“南国是式”,“南土是保”,就是这样的意思。申国地位既是如此重要,当然就具有一定的国力,它可以为平王立国的交柱。申国位于雒邑的南方,相距又不很远,其间往来无须假借他途。只是途中崇山峻岭,互相隔绝,仅方城一途可以通过。这就可以证明这是当时由雒邑通往南服的道路。

  其实远在申伯封谢以前,周人对江汉之间就已有所经营。《诗·国风》以周召二南开篇。《诗序》解释南的意义,谓“言化自北而南”。郑笺说:“从北而南,谓其化从歧周被江汉之域”。按之《汉广》篇所说:“汉之广矣,不可咏思,江之永也,不可方思”;《汝坟》篇所说:“遵彼汝愤,伐其条枚”,不仅提到江汉,而且涉及汝水。《江又汜》篇更说到江之有汜、有渚、有沱,就显示出对于江汉的情况有更多的了解,其间的交往也较为频繁。周人灭商之后,汉阳诸姬的受封,更是具体的设施。周人对于江汉地区也曾使用过兵力。昭王南征不复,直至春秋之时,齐桓公还以之作为对楚国问罪之辞①。宣王也曾丧南国之师②。昭王为何不复?楚人的答辞是“君其问诸水滨”!杜预解释说:“昭王时,汉非楚境,故不受罪”。楚人虽不承担此事责任,昭王曾经达到过汉水之滨,却是可以肯定的。宣王时的南国,韦昭以“江汉之间”作解释,并引《诗》所说的“滔滔江汉,南国之纪”作证。这都是无可非议的。这里的问题乃是昭王和宣王究竟是取哪条道路南征的。周初封国,楚国也是其中之一。楚国封于丹阳。丹阳所在说者不一,然以在丹水之阳最具胜义。丹水发源于汉时上雒县③。上雒县即今陕西商县。越过秦岭就距丰镐不远。这应是周初由半镐通往东南的道路所经过的地方。在西周一伐,楚人并未离丹阳南迁。楚人答齐桓公的责难,诿昭土的丧亡非其力之能及,其实楚人徙都十郢,迟至楚文王元年,其时为鲁庄公五年,周庄王八年①。杜预欲为之摆脱,是不可能的。周昭王宣王时,楚都既尚在丹阳,则丹水一途还应是畅通的。前面曾举出《崧高》之诗,诗中说到申伯受封赴国的过程:“申伯信迈,王饯于郿”。郿在今陕西眉县,距周原不远。当是其时宣王方有事于周原,放得在其附近为申伯饯行。申国固然与雒邑相近,然申伯赴国当不会舍丹水之途而绕道于雒邑方城也。以申国所在地而论,实可控制丹水和方城两条道路,有一定的重要意义,故申伯赴国之后,“周邦咸喜”。

  就在西周初年,由于平定所谓淮夷,东南的交通也有所开发。淮夷居地当在淮水下游,因淮水上游周初已有若干诸侯封国,淮夷不能远至其地。周人之所以征讨淮夷,是由于淮夷助管、蔡、武庚反周。战事结束后,周人封康叔于卫,封微子于宋。微子封于宋,是为了奉殷祀②。卫本殷人故土,若为了奉殷祀,是无过于卫了。揆诸当时情势,周人是不会以卫归诸殷人的。宋在商丘。商丘固为商人旧都,然商人旧都甚多,又非汤所居邑,何以微子必封于此?可能除奉殷祀外,还以之控制东方。微子将徵于武庚的覆灭,自必唯周人之命是从,不敢再有所反侧。而周人欲通往东南,宋国也是必经之地。淮夷虽经用兵征讨,对于周人却不是就此恭顺下去。宣王时,还曾再次出师。《诗·大雅》的《江汉》和《常武》两篇都是歌诵宣王在这方面的武功。《江汉》篇中固然明确指出:“既出我车,既设我,匪安匪舒,淮夷来铺”。可是以江汉名篇,篇中又屡提到江汉,似与淮夷的具体所在无关。《常武》篇中则显得更为明确。它一则说:“率彼淮浦,省此徐土”;再则说:“翟征徐国”,而后又说:“王犹允塞,徐方既来”。这里所说的淮夷,实际就是徐国。徐为东方之国。后来战国时人托名大禹所撰的《禹贡》,犹以淮海之间为徐州,可见徐国是有相当力量和影响的。宣王时东征之师,就可能经过宋国,而与江汉无涉。这里还应该提到:周人灭商以前,太伯和仲雍奔吴的往事。太伯为了让位于季历,与其弟仲雍相借奔吴,为吴国的初祖①。吴更在淮夷的东南。后来吴国季札北使,还曾道经徐国,是徐国实力东南大道必经之地②。至于太怕仲雍东奔,是否道经徐国,则书阙有间,难以具知了。

  这里所说的道路都是以丰镐为中心向外辐射的道路。这是当时主要的道路。此外,还有其他的道路,不过难于和这几条主要的道路相提并论了。《诗·大雅·船》篇就是歌诵周王的巡守和祀岳河海的诗篇。诗中说:“于皇时周,涉其高山,嶞山乔岳,允犹翕河”。这是说,周王巡守四方时,登上高山,从事祭祀。就那些小山高岳,也按山川之图,循序祭之。又合九河为一,以大小次序为之祭祀。这样巡守所经的道路,在当时来说,也是相当重要的,不过似不易和那几条主要道路相提并论。因为那几条道路正是周王由中枢控制四方的大道。

  夏、商两代对于交通道路的修整,由于史文简略,已不易稽考。周人在这方面却是相当重视的,《诗·小雅·大东》:“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视,”这是说周道像砥石那样的平整,像箭那样的端直。这样的道路只供统治阶级所使用,一般平民只好在旁边看看而已。《诗·小雅·四牡》还说:“周道倭迟”。周道当然是相当长远的。这都显示当时修治道路的功力。周人对于修治道路有种种规定。如“雨毕而除道,水涸而成梁”;又如:“列树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直到春秋时期,还为诸侯封国所遵循。陈国以道路为草秽所塞,艰于行走,还曾受到单襄公的批评①,即此可见一斑。

  

  ①《尚书·皋陶谟》。

  ②《左传》哀公七年。

  ①钱穆:《西周地理考》,刊《燕京学报》第10期。 ①《诗·唐风·郑谱疏》。

  ②《汉书·地理志·注》,臣瓒引《世本》及《汲郡故》。

  ③《汉书·地理志》:“颖川郡,阳翟,夏禹国”。

  ④《史记》卷四十四《魏世家·正义》引《括地志》:“晋阳故城今名晋城,在蒲州 虞乡县西三十五里。”

  ⑤丁山:《由三代都邑论其民族文化》,刊《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五本第一 分册。

  ⑥《水经·巨洋水注》及《汉书·地理志》,注引《竹书纪年》。

  ⑦《尚书·汤誓·伪孔传》。 ①《国语·周语》伯阳父所说。

  ②《史记》卷六五,《吴起传》。

  ③《左传》僖公三十一年。

  ④《水经·巨洋水注》引《竹书纪年》。

  ⑤《汉书·地理志》。

  ⑥《太平御览》卷八二《皇王部》引《纪年》。

  ⑦《左传》僖公三十二年。

  ⑧《太平御览》卷八二《皇王部》引《纪年》。

  ①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十二《说自契至于成汤八迁》。

  ②丁山:《由三代都邑论其民族文化》。

  ③《尚书·盘庚篇》:“不常厥邑,于今五邦。”《释文》引马融说:“五邦,谓商丘、毫、嚣、相、耿也。”疏引郑玄说:“汤自商徒毫,数商、毫、嚣、相、耿为五。”案:盘庚所迁,不当计入。《太平御览》卷八三《皇王部》引《纪年》:“仲丁自毫迁于嚣。河亶甲自嚣迁于相,帝开甲居庇,南庚更自庇迁于奄。”其于祖乙,仅引《纪年》说:“祖乙胜即位,是为中宗”,而未及其迁都事。按:《书序传》,“祖乙圮于耿”。是祖乙亦曾迁都。合计为五。其说较诸家为胜。

  ④《观堂集林》卷十二《说耿》。

  ①《史记》卷四《周本纪》。

  ②《诗·大雅·公刘》毛《传》。

  ③《诗·大雅·緜》篇。

  ④《周书·大匡解》。

  ⑤《汉书》卷二八《地理志》。

  ①《史记》卷四《周本纪》。

  ②《左传》定公四年。

  ③《史记》卷三一《吴太伯世家》。

  ④《汉书》卷二八《地理志》。

  ⑤《水经·渭水注》:“渭水又东迳峦都城北。故蕃邑,殷契之所居。《世本》曰:‘契居蕃’。阚骃曰:‘蕃在郑西’。然则今峦城是矣。”按:商人建都无在崤山以西者,郑西之峦城,必非契都,王国维《说契自至于成汤八迁》以《汉志》 鲁国蕃县当之,诚是。

  ①《书·正义》引《世本》。

  ②《史记》卷三《殷本纪》。

  ①《史记》卷三《殷本纪·正义》引《竹书纪年》。

  ②《史记》卷三《殷本纪·集解》引许慎说。

  ③《史记》卷四《周本纪》。

  ①《左传》隐公七年。

  ② ③《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①《左传》成公十三年。

  ②《史记》卷四《周本纪》。 ①《左传》僖公四年。

  ②《国语·周语上》。

  ③《汉书》卷二八《地理志》。 ①《史记》卷一四《十二诸侯年表》。

  ②《史记》卷三三《鲁周公世家》。 ① ②《史记》卷三一《吴太伯世家》。

  ①《国语·周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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