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

第三卷 上古时代(上册)·第三节 春秋时期横贯南北和纵通东西的交通道路

  
第三节 春秋时期横贯南北和纵通东西的交通道路

  南北交通诸道路

  平王迁都雒邑,是为东周。不久即入于春秋时期。由于都城的迁徙,雒邑代替了丰镐。也就是说,以前是以丰镐为中心,向外辐射出若干交通道路。这时应以雒邑为中心,向外辐射交通道路。论东周的国力远不能和西周相比拟。不过雒邑在当时是居于“天下之中”②,地理条件使它在一定程度保存住这样的交通中心。由于有些诸侯封国的强大,地区间的交通有所发展,以雒邑为交通中心的旧规逐渐失去其优势,分散到各个地区,从而出现了若干地区中的一些较小的交通中心。不过诸候封国往往以遵王为号召,使雒邑交通中心的地位还能够暂时得以保存。

  雒邑在西周时本是东西交通大道经过的地方。丰镐倾覆,这条道路的西段不免失去其重要的作用。秦国继起,雍代替了丰镐,而雍还在周源之西,这是说这条道路的西段不仅得到恢复,而且还能有所发展。由于齐、鲁两国继续在诸侯封国中居有重要的地位,这条东西大道的东段,仍然具有一定的优越条件。

  以雒邑为中心的南北交通大道也有若干变化。黄河以北,西周之时本是可以通到太行山东的邢国的。自邢为狄人所攻,迁于相当于今山东聊城西南的夷仪之后①,这北道就不能不为之缩短。黄河以南,方城仍是南北大道上必经的地方。齐桓公召陵之盟前,就是设想由方城攻楚的。齐侯这次兴师本是侵蔡。蔡未被攻而先溃,故转而伐楚。师次于径,遂与楚人有召陵之盟②。蔡国为今河南上蔡县。召陵在今河南源河市东北,陉则在召陵之南。召陵和陉实皆在蔡国之北。齐师于蔡国既溃之后,若欲伐楚,自可挥鞭乘胜南驱,奈何又迫旆北行,次之于陉?盖蔡国于方城稍偏东南,距南行大道稍远,不能不稍稍回师。当楚国屈完面告齐桓公,谓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齐国也就适可止,不再南下。后来晋、楚湛阪之役,晋国本来是取方城一路向南进攻的③。湛阪在今河南叶县,正在方城之北。方城为楚国的厄塞,是难于攻取的。当时的军事行动因之也就不能不谋取他途。晋、楚绕角之战,晋军的目的也是就在方城。因绕角在今河南鲁山县东,正在方城之外。楚军既退之后,晋军却转而侵蔡,为楚军御于桑隧④。其时蔡尚未迁国,仍在今河南上蔡县。桑隧却在今河南确山县,已远在蔡国之南。当时晋军慑于楚军之强,虽中途退还,其本来企图还是显然可见的。因为接着又再次侵蔡,遂侵楚①,桑隧南距冥塞、直辕、大隧并非很远。冥塞、直辕、大隧皆在今河南信阳和湖北应山中间山上,为楚国北向通中原另一大道必经之地。楚国扩充上域于淮水上游,就是通过这条道路的。

  西周时通过方城的道路,是由雒邑肇始的。春秋时,方城的道路仍未失其重要性,却不必再以雒邑为枢纽。齐桓公召陵之役,由何途出兵,史文简略,未有明确记载。乃其班师归去,陈国辕涛涂深恐诸侯之师路由陈、郑之间②。召陵在陈国之西,其北为许国,再北就是郑国的东鄙。这是近于现在京广铁路而且大致平行的道路,在当时也是另一条南北大道的一段。晋、楚绕角之战后,晋师改而侵蔡,为楚国御于桑隧。桑隧在蔡国之南,也在召陵之南。由桑隧往南就是冥塞、直辕、大隧。这都是在前面已经提到的。这是构成这条南北大道的另一段,仍然是和现在京广铁路大致平行的。

  当时的南北大道可能还不仅如此而已。召陵盟后,陈国辕涛涂深恐齐国及诸侯之师出于陈、郑之间,他提出了另一条出于东方的道路,据说是可以观兵于东夷,循海而归。杜预以郯、莒、徐夷来解释这里所说的东夷。郯在今山东郯城县,曹在今山东莒县,徐夷如前所说,在淮水下游。汉时临淮郡有徐县,唐时泗州有徐城县,皆在今江苏泗洪县,可能是徐夷的中心地点。如果这是一条南北大道,则由莒国北行就可达到齐国都城临淄。临淄在今山东淄博市东。用现在地理来说,由临淄旧址过穆陵关即可达到莒县。不过这条道路距召陵是太远了,由召陵到这条道路,中间似乎还有其他各种的困难,故齐桓公未能采用,而辕涛涂也因此而获罪。话虽如此,这条道路在春秋时确是另一条南北交通大道,只是因为僻在东方,未能和上述两条道路相提并论。晋国为了削弱楚国力量,扶持吴国,曾派申公巫臣使吴。申公巫臣本楚国的逃臣,为了扶持吴国以削弱楚,他就不能由中原前往,以免招致楚国的注意。因此之故,他假道于莒国①。莒国在鲁国正东。鲁、莒之间雄峙着蒙山。交通是有一定的困难的。申公巫臣假道于莒,就必须先假道千齐。申公巫臣所走的这条道路正是辕涛涂向齐桓公所建议的循海道路。齐桓公如果走这条道路,那是由南趋北,申公巫臣却是反其道而行之。等到申公巫臣走到徐时,就可再循吴季札出使中原的道路,一直走到吴国。

  这样南北的道路还应该一提经过丹阳和上雒一途。周人东迁,丰镐成了废墟,对于这条道的通塞曾有过影响,及秦人继起,这条道路就成为秦、楚两国间往来的大道。吴师入郢之役,秦军救楚,就由这条道路东南行。秦师至楚,先军于稷,后败吴师于军祥,遂顺道灭唐②。稷在今河南桐柏县东,军祥在今湖北随州市,唐则在随州市西北。这些地方都在郢的东北。秦军出此途,当系采取抄吴怀后路的策略,其后吴师虽取胜于雍滋,也不能不狼狈退走。稷于郢为东北,却在申国的东南。申国在今河南南阳市,其时已入楚为县。秦军能够到达此地,舍上雒一道,殆无由也。后来楚军也由这条道北上,以扩展土宇。其袭取蛮氏之役,即由丰析北出,以临上雒,左师军于菟和,右师军于仓野,还威胁晋国的阴地大夫,说是“将通于少习以听命”①。菟和、仓野皆在上雒。壮预释少习,谓在商县武关;并说,楚国将大开武关道以伐晋。由于晋国完全满足楚国的要求,楚国未必就在这里修筑道路,但这条道路早已能够行军,那是无可置疑的。

  这几条南北道路都在黄河以南,黄河以北,由于有关诸侯封国版图的扩张,道路也因之向北伸延。溯汾水北行的道路,以前仅至于霍太山。自魏绛推行和戎的策略②。晋国的疆土逐渐向北推广,达到了魏榆③、晋阳④、甚至达到霍人⑤。魏榆在今山西榆次市,晋阳在今山西太原市西南汾水西,霍人在今山西繁峙县。而晋阳实为晋卿赵氏极为重要的采地,它和晋国都城绛之间自有道路,以通往来。春秋末叶,赵鞅叛晋,后因韩、魏之请,归于晋阳,复由晋阳入于绛,与晋侯盟于公宫⑥,就是遵行这条道路。

  这条道路的南段,一自河曲渡河,一越中条山,再南渡过黄河。这两条分歧道路,春秋时依然畅通。晋文公自秦返国,济河之后,围令狐入桑泉⑦。秦伯送公子雍入晋时,为晋人败于令狐,至于刳首⑧。令狐在今山西临猗县西,桑泉更在令狐之西。

  刳首亦在令狐的西南。这几处都离河曲较远,似渡河的地方已移至河曲之北。其后,秦、晋为成时,本来预定就在令狐会盟,可是临时有了变化,秦伯不肯渡河,于是使史颗盟晋侯于河东,普郤犫盟秦伯于河西①。王城在今陕西太荔县东,这就明白显示累次令狐之役,仍然都是由河曲渡过黄河的。秦穆公为了报晋国殽之役,济河伐晋,取王官及郊,自茅津渡河,殽骰尸而还②。王官在今山西旧虞乡县南,他是由河曲渡河的。茅津在今山西平陆县南,盖越过中条山,为黄河的律渡处。

  在这两条歧路之外,还有另外两条分歧处。其一是由汾河入黄河以北龙门山南渡过黄河的。晋国的望山为梁山。梁山崩,晋君为之惴惴不安,举行大礼以祀禳③。梁山在今陕西韩城县北。晋人渡河祀梁山,自然要从龙门经过的。秦、晋曾有彭衙之役④。此役之后,晋人接着夺取彭衙及汪⑤,晋人这样累次西征,都是由龙门渡河的。彭衙在今陕西白水县,澄城在今陕西澄城外,行军道路是由龙门渡河后,再向南行的。

  另外一条岐出之路,是由晋都绛东南行,而达于南阳。周襄王避太叔带之难,出居于郑国的汜。晋文公为了勤王,乃行赂于草中之戎和丽土之戎,以启东道⑥。草中之戎和丽土之戎在王屋山和析城山间。由绛东南行,经过这些山间,可以直到阳樊等地,也就是令河南济源县。这里位于太行山南,故谓之南阳。这条道路要较绕道于茅津,再往东行,是捷近的多了。

  循汾、涑而行的南北大道之东的另一条南北大道,乃是在太行山之东。如前所说,远在殷商之世,这里是当时畿内之地,沙丘、巨桥皆在殷都之北。至迟到春秋末叶,这条道路已经向更北发展。春秋末叶,晋国荀、赵两家交恶,赵鞅率师伐荀寅所据的朝歌,荀寅奔邯郸,赵鞅因围邯郸,荀寅逐奔鲜虞。齐国国夏为了营救荀寅,率师伐晋,取邢、任、栾、鄗、逆畤、阴人、盂、壶口八邑,会鲜虞,纳荀寅于柏人①。朝歌在今河南淇县。邯郸今为河北邯郸市。鲜虞在今河北定县。邢在今河北邢台市,任在今河北邢台市东北。栾在今河北元氏县东,鄗在今元氏县东南。逆畤或谓在今河北保定市西南,疑其太远。盂的所在无考。壶口在今山西黎城县东北。这八邑本为荀氏采地,故国夏一并夺取。这些战地,除逆畤、盂、壶口外,都应在由朝歌经殷虚北行的大道上。可以说,这条大道已经伸延到鲜虞了。

  在这条道路之东,应该还有一条南北大道。齐桓公曾北伐山戎②,葵丘会后,周宰孔说:“齐侯不务德而勤远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③。可知山戎距齐较远。稍后,齐侯又与许男伐北戎,杜注谓北戎即山戎。据说这是因为山戎病燕的缘故。杜预以山戎即无终④。《管子》也曾经一再提到山戎,多与孤竹、令支并举⑤。西汉时,右北平郡有无终县,班固以为即故无终于国。辽西郡令支县,班固又谓其地有孤竹城⑥。汉无终县今为河北蓟县,汉令支县在今河北迁安县,皆在燕国之东,齐桓公如果举兵北伐,似嫌过远。杜预所注,以山戎即无终,盖因晋中行穆子败无终及群狄于太原之说。太原在汾水中游。如果无终之国在今河北蓟县,何能远至汾水中游为晋人所败北?这一族当系从事游牧生涯,故其所涉及的地区相当广泛,而燕国适当其东西的冲要,因而就为其所骚扰。《史记·燕召公世家》说:“山戎来侵我,齐桓公救燕,遂北伐山戎而还。燕君送齐桓公出境,桓公因割燕所至地予燕”。《正义》引《括地志》,谓沧州长芦县东北十七里有燕留故城,即齐桓公分沟割燕君所至之地所筑之城。如果这样的说法确实无讹,则这条大道即是沟通燕、齐两国的,中间经过燕留故城。唐沧州长芦县在今河北沧州市,就是到现在,这里也是南北交通大道的枢纽。

  东西交通话道路

  这里论述春秋时期南北交通诸道路既竟,还须再略论当时东西交通诸道路。前文曾经论及通过周都雒邑的东西道路,这是当时东西道路主干道。在这条主干道的南北两侧,也还有几条道路,这里就逐一作出说明。

  由于太行山呈南北走向,隔绝了东西,因而这一地区的东西道路就难免横越太行山。太行山虽高耸峻陡,晋国经营东阳,并未过分受阻。当时晋、齐两国并为大国,亦不时以兵戎相间,可知其间越太行山的道路还是畅通的。《国语·齐语》说:齐桓公“西征攘白狄之地,至于西河;方舟设泭,乘桴济河,至于石枕;悬车束马,踰太行,与辟耳之谿拘夏,西服流沙西吴”。《史记·齐太公世家》也说:齐桓公“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马悬车,登太行,至卑耳山而还”。郑公孙侨谓大夏为实沈所到国,晋国的封疆也在大夏的故地①,与晋国同封的虞国也在夏虚②,其地当在今山西西南部。《史记正义》以晋阳释之,殊为不辞。卑耳即辟耳,小司马谓在汉河东郡太阳县③,以今地来说,乃在山西平陆县。平陆为古虞国所在,也就是所谓的夏虚。封于虞国的虞仲为周章之弟,周章为太伯之后,已受封为吴侯。虞仲实因与吴国的关系而封于虞。故虞国得称为西吴。虞国和卑耳之山皆在今山西平陆,实属邻迩之间,且拘夏为卑耳之谿,卑耳西距西河亦非甚远。齐桓公若方舟设谿,乘桴济河,当在卑耳之西。白狄为从事游牧的族类,来往飘忽,靡有定所。晋文公曾与狄君田于渭滨④。此所谓狄君,即指白狄而言。文公与狄君所田的渭滨,近于西河,故齐桓公得以来此行加以征攘。《国语》所说“西服流沙西吴”,似流沙距西吴不远。然《史记》说涉流沙,却在登太行之前。两说虽难遽定,总在太行山的东西。或以雍州的流沙释之⑤,似属过远。这些地方的今地所在辨明之后,齐桓公究竟从何处横越太行山,却还有待斟酌。桓公西伐以卫为主。卫本都朝歌,齐桓公时,卫为狄所逼,桓公为之徙于楚丘⑥。桓公西行,究在何年,未能确指。然楚丘与朝歌,东西相望,都在由齐国西行的道路上,宜桓公西伐以卫为主。其后齐庄公伐晋,就是由朝歌入盂门,登太行,封少水⑦。盂门在今河南辉县西,少水为今沁水,沁水之西就近于晋都新田。

  越过太行山的道路,还有经过壶口一途。前面已经指出,壶口在今山西黎城县,入春秋以前,这是黎侯的疆土。赤狄潞氏强大,灭掉黎侯,壶口当为潞氏所控制。潞氏之国在今山西潞城县北。其后,晋荀林父灭潞氏。灭潞氏之时,曾相战于曲梁①。曲梁在今河北永年县。由潞氏之国至曲梁是要经过壶口的。潞氏被灭后,其故地即成为荀氏的禾邑。前文曾提到,齐国国夏为了解救荀氏的危难,曾出兵伐晋,取邢、任、栾、鄗、逆畤、阴人、盂、壶口八邑。这八邑皆荀氏采邑,荀氏为赵鞅所逼,失去本封,故国夏为荀氏复取之。壶口为太行山的隘道,潞氏当年即借这条隘道,控制太行山东西其所统辖的地区,潞氏既灭,荀氏也未能轻易放弃。晋国经营东阳,当是利用这条隘道。因为由晋国都城东行,经过这条隘道还是比较便捷的。由壶口西行,再经过位于现在山西沁县东南的断道②,就可以达到晋都新田。登上太行山的两条道路,壶口一途似较易行,故往来经过的亦较多。郑成公如晋,为晋人执于铜鞮③,就是走的这条道路。铜鞮在今山西沁县南,距断道很近。

  由壶口东行,就是邯郸。邯郸在曲梁的西南。远在潞氏未灭之前,这里就已是交通的枢纽。邯郸东南有地名乾侯,在今河北成安县东南。鲁昭公朝晋,就曾到过乾侯④。乾侯东北为冠氏。冠氏在今河北馆陶县。齐国曾为卫国举兵伐晋,进攻过冠氏,反为晋国所败①,可见这里是晋国防齐的要地。晋国也曾经几次进攻过齐国,其中就有从这一路出兵的。鞌之战,晋师从齐师于莘,战于鞌,入于丘舆②。莘在今山东莘县北,而莘县就在馆陶的东南。鞌在今山东济南市西北。丘舆在今山东益都县界,距临淄已是很近了。其后晋中行偃伐齐之役,由于有鲁、卫两国参与,可能由濮阳一途出师。齐侯御之于平阴,晋军攻下邿及京兹,遂长驱至于临淄③。平阴在今山东平阴县东,都在今山东东阿县东南。京兹在今平阴县东南。盖平阴既克,临淄之途再无可守的险阻了。这样的行军道路,其实就是循着当时的交通大道的。

  当时黄河之南也有两条东西大道。前面说过,齐桓公召陵盟后,陈国辕涛涂曾经建议桓公观兵于东夷,循海而归,就是其中的一条。辕涛涂这样的建议,是因为恐怕齐兵北归时,出于陈、郑之间,资粮难于负担。因而,这条道路可能在陈国之南。齐桓公这次南征,起因是为了伐蔡。蔡国自应负荷所需的军糈。陈国在今河南淮阳县。蔡国在今河南上蔡县,位于陈国的西南。这条道路可能是通过蔡国东行的。由于郑国申侯的建议,齐桓公还是由陈、蔡之间北归。申侯认为东行的道路可能有些敌人,齐师已老,难于取胜。沿途的资粮也可能感到不足④。尤其是这条道路愈向东行,更多大泽,艰于行军⑤。辕涛涂所谓东夷,据杜预的解释,是郯、莒、徐夷。何休则谓乃指吴国而言。徐夷虽经周初对之用兵,并未大杀其威风,春秋时尚时时见称于诸侯间。吴国于春秋后期始得脐于大国之列,齐桓公时似尚未多见凿及。桓公即使欲观兵东夷,恐亦不肯道及吴人。当时徐夷仍据有淮水下游,所谓东夷当如杜预所说,以徐夷为主,则这条东西道路当是由蔡国或其附近东行,至于淮水的下游。

  另外一条东西的道路,乃在长江以北。当时南方的大国,楚国之外还数得上吴国。楚、吴两国虽分据长江的中游和下游,由于九江附近江水的浩淼,水上交通几乎难以利用。这两国的往来只好舍舟就陆,这就构成了又一条东西的道路。楚、吴两国间发生的战争及其行军路线,就是具体的说明。楚子重伐吴之役,曾克鸠山,至于衡山①。鸠山在今安徽芜湖市东南,衡山在今浙江湖州市,皆已深入吴国境内。鸠兹近江,楚师是否沿江而下,或取其他道路,史文简略,已难知其究竟。其后楚国邀秦国共同起兵侵吴,到达雩娄,听说吴国有备,半途折返②。雩娄在今河南商城县东。其地距长江已远,楚军不得乘舟沿江而下。再后又有鸡父之役。这次战役起因于吴国的伐州来。楚国为了救援州来,与吴国战于钟离,楚军败北,吴军追及于鸡父,遂大败楚师③。州来在今安徽凤台县,钟离在今安徽风阳县东,皆近于淮水。鸡父在今河南固始县东南。几处地方皆距长江过远,楚军自是由陆路东行。后来柏举之役,楚师大败,吴军因得入郢④。柏举在今湖北麻城县东北,已是深入楚境了。就在柏举之战以前,楚、吴两国还有一次交兵,显示出其间行军的道路。这次争战是楚子以诸侯及东夷伐吴。楚师一部前进至夏汭,另一部为吴师败于鹊岸。夏汭在今安徽寿县附近淮水岸边,鹊岸在今安徽舒城县。这次战役由于吴师有备,楚国无功而还,留军待命于巢和雩娄以备吴①。雩娄已见前文,巢则在今安徽巢县。在这些战役中,有些战地由于争取有利形势,可能稍稍离开当时交通大道。如果除去这样一些因素,这条东西道路,可能由吴国的国都出发,经过鸠兹,渡过长江,再经过巢,雩娄、柏举等地,而西至于楚国都城郢。

  水上交通和运河

  像长江这样的水上交通,吴、楚两国都不易加以利用,说明尚有困难难以克服。长江是当时最大的河流,江水浩淼,舟行不易,也确实是事实。其他河流的水上交通,还是时有所闻的。秦、晋两国分据黄河的东西,两国之间的交通就曾经利用过黄河,不仅利用黄河,还曾利用过渭水和汾水。秦穆公时,晋国荐饥,乞籴于秦。秦国输粟,自雍及绛相继,称为“泛舟之役”②。雍为秦都,在今陕西凤翔县南。绛为晋都,在今山西翼城县南。雍在渭水之北。绛在汾水支流浍水旁。这次泛舟之役是由今陕西宝鸡县浮渭东行,至今潼关县,再溯黄河而上,入于汾水。浍水流量不大,可能不能行舟。然粮船得达今山西侯马市,距绛已经很近。今侯马市为晋国的新田,晋国的都城后来就由绛迁于新田。

  就是黄河下游也有舟楫之利。《诗·卫风·新台·序》说:“新台,刺卫宣公也。纳汲之妻,作新台于河上而要之”。《正义》解释说:“此诗汲妻盖自齐始来,未至于卫,而公闻其美,恐不从己,故使人于河上为新台,待其至于河,而因台所以要之耳”。这虽是一宗丑事,却由此可以看到卫、齐两国间的黄河在交通方面的作用。齐国西境至于河,这是齐人曾经自诩的盛事①。卫宣公时,卫国尚都于朝歌。则由朝歌乘舟起碇,就可以抵达齐境了。

  由于水道交通的便利,春秋时人不仅利用自然河流,还进一步开凿运河,谋求交通有更多的发展。最早开凿运河的是楚国。楚庄王时,孙叔敖就已经在云梦泽畔激沮水作云梦大泽之池②。楚灵王也在郢都附近开渠通漕③。后来,伍子肯也在云梦泽畔开渠,就是所谓子胥渎④。伍子胥不仅在云梦泽畔开渠,还开渠于吴国的境内⑤。吴国地处三江五湖之间,和云梦泽畔相仿佛,都是便于开渠引水的。不过这些渠道都很短促,虽有一定的作用,却都不十分显着。吴王夫差所开凿的邗沟,其影响就不是那些小渠道所可比拟的。邗沟由邗城修起,沟通江淮之间⑥。邗城在今江苏扬州市。这条运河中间经过射阳湖,至末口入淮”⑦。末口在今江苏淮安县北。邗沟的开凿使长江和淮水两大水系能够沟通,这是值得称道的大事。吴王夫差为了争霸中原,开凿邗沟之后,进而又开凿菏水,这是当时所谓商鲁之间的深沟①。所谓商鲁之间,其实就是宋国和鲁国之间。这条菏水是由陶引济水东流,合于沂水,沂水也就是泗水。济水本是和黄河有关的,可以说是从黄河分流出来的。泗水为淮水支流,下游入于淮水。由于邗沟的开凿,江淮二水有所联系。菏水的开凿,不仅联系了济水和淮水,实际上是使当时所谓四渎,即江、淮、河、济,都能够联系在一起,其意义自是十分重大的,也应该是交通道路的历史上的一个新纪元。

  

  ②《史记》卷四《周本纪》。

  ①《左传》僖公元年。

  ②《左传》僖公四年。

  ③《左传》襄公十六年。

  ④《左传》成公六年。 ①《左传》成公八年。

  ②《左传》僖公四年。

  ①《左传》成公八年。

  ②《左传》定公五年。

  ①《左传》哀公四年。

  ②《左传》襄公四年。

  ③《左传》昭公八年。

  ④《左传》定公十三年。

  ⑤《左传》襄公十年。

  ⑥《左传》定公十三年。

  ⑦《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⑧《左传》文公七年。

  ①《左传》成公十一年。

  ②《左传》文公三年。

  ③《左传》成公五年。

  ④ ⑤《左传》文公二年。

  ⑥《国语·晋语四》。

  ①《左传》哀公四年。

  ②《春秋》庄公三十年。

  ③《左传》僖公九年。

  ④《左传》昭公元年·注。

  ⑤《管子·大小匡·轻重甲》诸篇。

  ⑥《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

  ①《左传》昭公元年。

  ②《史记》卷三一《吴太伯世家》。

  ③《史记》卷二八《封禅书》。

  ④《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⑤《国语·齐语》韦昭注。

  ⑥《左传》僖公二年。

  ⑦《左传》襄公二十三年。

  ①《左传》宣公十五年。

  ②《左传》宣公十七年。

  ③《左传》成公九年。

  ④《左传》哀公十五年。 ①《左传》昭公二十八年。

  ②《左传》成公二年。

  ③《左传》襄公十八年。

  ④《左传》僖公四年。

  ⑤《公羊传》僖公四年。 ①《左传》襄公三年。

  ②《左传》襄公二十六年。

  ③《左传》昭公二十二年。

  ④《左传》定公四年。

  ①《左传》昭公五年。

  ②《左传》僖公十三年。 ①《左传》僖公四年。

  ②《史记》卷一一《循吏·叔孙通传》引 《皇览》。

  ③《水经·沔水注》④《水经·沔水注》。

  ⑤胡渭《禹贡锥指》引韩邦宪《广通坝考》。

  ⑥《左传》哀公九年。

  ⑦《左传》哀公九年杜注。

  ①《国语·吴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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