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

第三卷 上古时代(上册)·第五节 经济都会的兴起及其有关的交通道路 经济都会的兴起与交通道路的发展

  
第五节 经济都会的兴起及其有关的交通道路

  经济都会的兴起与交通道路的发展

  上面所论述的,乃是以战国时称雄诸侯的都城为中心向外辐射形成的道路。称雄诸侯的都城都是政治都会。称雄的诸侯统治土宇和交往邻国都必须以其政治都会为中心,凭借有关的道路以达到其目的。由于社会经济的发达,在政治都会外,又形成了一些经济都会。这样的经济都会都成为一方的经济中心,甚至超出一方而成为较为广大地区的经济中心。如相当于现在山东定陶县的陶,竟成为“天下之中”。所谓“天下之中”,是包括当时诸侯之国在内的经济中心。既然成为一方的、一个地区的,甚至兼包各诸侯之国的经济都会,自必有从各自的中心向外辐射的道路。掏于各地情形不尽相同,有的政治都会就兼具经济都会的性质,因而也就利用原来旧有的道路。有的经济都会由于位于原来已有的道路上,促成了它的经济发达,因而能够能成为受人称道的经济都会。当然也有成为经济都会之后,原来的道路不敷应用,因而另开辟了新的道路。新辟的道路,便利了货物的运输,使经济都会更趋于繁荣。

  这些经济都会都见于《史记·货殖列传》。据其所述,则秦国的经济都会有栎邑和雍。栎邑在今陕西临潼县北,雍在今陕西凤翔县南。栎邑“北却戎翟,东通三晋”。栎邑位于雍和咸阳之东,本来就是处于秦国通往三晋的道路上。同时也是在秦国通向北陲的道路上。秦国北陲居住着一些游牧民族,所谓“北却戎翟”,就是指和这些游牧民族的交往。雍可以通陇蜀的货物。也就是西连陇山以西,而南通巴蜀。越陇山西行,是秦国经营西陲的大路,而褒斜道更控制着南向与巴蜀交往的要道。

  太行山西、汾水流域的经济都会为杨和平阳。杨在今山西洪洞县东南,平阳在今山西临汾市西南。杨和平阳都在汾水侧畔的南北道路上。《货殖列传》说:这两地“西贾秦翟,北贾种代”,就指出了这条南北道路的作用。这条道路不仅南向通到魏都安邑,还折而西行,通到栎邑和咸阳。栎邑和咸阳先后都作过秦国都城,而栎邑能够成为经济都会,就是因为东通三晋的缘故。平阳本来就是韩国的都城,而其北的晋阳也曾经作过赵国的都城。前面论述这条道路,就只是说到晋阳。可马迁说:“北贾种代”,还作了解释说:“种代,石北也”。张守节《正义》说:“种在恒州石邑县北,盖蔚州也。代,今代州”。徐广也说:“石邑,县也,在常山”。两家所说石邑,文字稍有差异,其实本是一地,在今河北石家庄市西南。唐时属恒州,汉时隶常山郡,故所说略有不同。唐蔚州治所在今河北蔚县,代州在今山西代县。代本为国,战国初年为赵所灭,改置代郡。其他即唐时蔚州。唐代州为隋肆州的改称①。似难上溯到战国时的代国。小司马以种代合为一地,谓在石邑之北,当与《货殖列传》本意相符。以石邑为汉唐的石邑县,显示出由晋阳东行经井陉关的道路,然由石邑县北行至相当于今河北蔚县的种代,又须再次翻越太行山,与一般道路的常规不尽相合。颇疑由杨、平阳北行,经过晋阳,越勾注、夏屋,就可至于代国旧地。当年赵国灭代,就是出于此途。商贾往来何须两越太行山?只是石邑确地未能多事考核,难以道出具体的路线。太史公在这里特别提到杨、平阳西贾所至的翟。三晋诚然西接翟土,翟人主要的活动地区这时当已转至黄河以西。这和栎邑北却戎翟的翟应是相同的。由杨、平阳西行,可能有两条道路。其南途当是西越黄河,而至于定阳。定阳在今陕西延安市东南,曾为魏国所围攻①,当为黄河以西的重要地方。魏军西出围攻定阳,不一定就要经过杨或平阳。但由杨、平阳西行,经过壶口附近,还是可以渡河西行的。战国时人对于壶口是不会陌生的。其偏北一途,乃是由蔺、离石西行,渡河至于河西。离石,今仍为山西离石县。蔺即在离石之西。秦、赵两国曾战于蔺,离石②,可知这里曾为军事通道。赵灭中山,迁其王于肤施③。肤施在今陕西榆林县南。赵国与肤施间的交通,当也是取诸蔺、离石一途。

  太行山东的经济都会,有温、轵、邯郸、中山,还应该数上燕国的蓟和卫国的濮阳。温在今河南温县西。轵在今河南济源县南。邯郸为赵国的都城,即今河北邯郸市。中山曾以顾为都城,其地在今河北定县。蓟为今北京市。濮阳在今河南濮阳县南。这几个经济都会,除濮阳外,均在太行山东由雒邑北至燕国的道路上。温、轵北贾赵、中山,当是循这条大道北行的。这里应该注意到:温、轵还北贾上党。由温、轵北行到上党,是要越过太行山的。前面曾举出蔡泽所说的“决羊肠之险,塞太行之口”,正显示出温、轵北贾上党的道路。赵国的邯郸“北通燕、涿,南有郑、卫”。燕都于蓟,涿在蓟的西南,也就是现在河北涿县。和蓟一样,涿也在这条南北道路上。郑于战国时为韩国的都城。在今河南新郑县。卫国则都于濮阳。邯郸固可南通郑、卫,却是两条不同的道路。由邯郸去郑,是向南行的;去濮阳,是要略偏向东南。其南行一途,渡河之处当在荣口附近。荥口在今河南荣阳县东北。荣口已近于魏国的东长城,赵、韩两国间的交通道路,似不易越过这条长城而互相往来也。濮阳除北通邯郸外,更近于梁、鲁。梁即魏国都城大梁,于今为河南开封市。鲁都曲阜,即今山东曲阜县。既属邻迩,往来当甚便捷。燕国的蓟为勃海、碣石间的经济都会,它可以南通齐、赵。赵都邯郸已见前文。齐都临淄,则在今山东淄博市东。燕、齐之间,战国时亦数有兵争,前文也曾有所论述。商贾往来非同军旅,当求其最为便捷的途径。两国均濒勃海,又分在黄河南北。黄河下游津渡以平原津最为着名。平原津在今山东平原县南,当是其时燕、齐之间往来渡河处。渡河北行,其间路程当不能距离勃海更远。燕国由于地处北陲,由上谷以至辽东,确是相当悬远,诚如司马迁所说,它“东绾秽貉、朝鲜、真番之利”。这些地方在今朝鲜等处,由辽东郡治所的襄平前往是可以达到的。燕国还北邻乌桓、夫余。乌桓在今内蒙古东部;夫余则在今吉林省。由燕国都城前往乌桓,当取道于右北平和辽西郡。前往夫余,则当取道于辽东郡。正是由于能和这样一些边远的地区交通,蓟就易趋于繁荣。

  地处中原的洛阳,本是周人的雒邑。雒邑的交通相当发达,道路也有多条,故可“东贾齐、鲁,南贾梁、楚”。所谓梁、楚,乃是指魏闰的都城大梁和楚国的彭城,这都是位于由雒邑东南行的道路上的经济都会。这里还应该添上宋国都城睢阳。司马迁未着重提到大梁,这是因为秦灭魏时,曾引河水以灌大梁,使之成为废墟。大梁既成为废墟,睢阳就更趋于繁荣,取代了大梁的地位。再往东去的经济都会就要数到临淄了。临淄为齐国的都城所在,交通一直是发达的。

  南方的楚国,地域最广,经济都会亦最多。楚国都城在郢,其后迁于陈,又迁于寿春。这几处既是楚国的都城,也是名着一时的经济都会。郢“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巫,今四川巫山县;巴,今四川重庆市,皆循江而上可以达到。云梦为择地,物产富饶,自可有助于郢的繁荣。“陈在楚夏之交”,也能繁荣起来。所谓“夏”,乃指夏都阳城而言①。陈为楚都,当有楚称。这里以楚与夏并称,分在陈的南北,这就应该指寿春了。阳城在今河南登封县东南。寿春在今安徽寿县。阳城位于颖水流域,寿春距颖水入淮处不远。其间的交通,特别是颖水下游,当是利用颖水的水道。至于寿春,司马迁仅谓其“亦一都会”,而未道及其获致繁荣的缘由。寿春濒淮水,水上交通是会使寿春得到方便的。司马迁于论述寿春之后,接着又说:“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鲍,木输会也”。合肥近在寿春南辟,两者当能息息相关。张守节释南北潮,谓江淮之潮,南北俱至。合肥虽在江淮之间,仍各有相当距离,江淮之潮如何能到合肥?按:合肥南北皆有溯泊,南为巢湖,北为芍陂,南北肥水各自分流入湖,合肥正处于南北肥水之间,是会有舟楫之利的。所谓南北之潮当指这些湖水而言。这个“潮”字似为“湖”字的讹误。

  楚国尚有两个经济都会,不容不略一述及。这两个经济都会就是西方的宛和东方的吴。宛在今河南南阳市。吴在今江苏苏州市。宛“西通武关,郧关,东南受汉、江、淮”,故能成为经济都会。武关在丹江流域,正当今豫、鄂、陕三省之交。郧关当为郇关,盖因字形相似而致讹误。郇关在洵水之上,在今陕西旬阳县。这是利用汉水的交通。宛虽不紧濒汉、江、淮,然相距皆不甚远,因而均能有所利用。吴有三江五湖之利,江东水国,舟楫固无所不通。司马迁还曾提到番禹。番禹在今广东广州市。番闺之为经济都会,恐是秦汉时事。战国时楚国上字虽广,似未一涉及五岭以南也。

  陶为“天下之中”的经济都会及其水陆交通

  在这些经济都会中,最为繁荣的当推陶。陶在今山东定陶县。陶的繁荣远始于春秋战国之际。范蠡佐越破吴归来,治产居积,与时逐利,以陶为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因徙居于陶①。按当时的地理形势,这“天下之中”的称道,并非过誉之辞。陶的交通也确是四通八达,故能为诸侯封国间货物交易的场所。

  由于陶为天下之中的经济都会,引起各国的重视,虽已有四通八达的交通道路,却还有人为它开辟新的道路,陶于春秋时为曹国都城,战国时灭于宋,其后入于秦,秦以之为穰侯魏冉封邑。由秦至陶,是由咸阳东行,过雒邑和大梁。这应是黄河以南,东西通行的大道。可是魏冉受封之后,就亟力开辟黄河以北的大道,这条新道乃是取路于魏国的安邑,即所谓为陶开的两道①。由秦国至安邑,当时已有通行的道路。由安邑东行,可循晋文公始辟南阳时所行的道路。再东,当是由汲渡河东行,直至其地。汲在今河南卫辉市,当时正濒于黄河。春秋时,城濮之战前,普侯将伐曹,曾假道于卫,卫人弗许,还自河南济。据杜预的解释,是从汲郡而东,出卫南而东②。既然晋侯曾假道于卫,则说明由卫国也可抵达于陶。战国时,陶卫并称,相距也并非很远,且有濮渠水流经其间③,交通道路是无所阻隔的。这些道路,都是春秋时的旧道,只是分属各国,不全为秦国所能支配,故魏冉须再加开辟。

  其实,促进陶的繁荣的交通道路,不仅有陆上的,更有水上的,尤其值得称道的,乃是人工所开凿的运河,也就是前文所说的菏水。菏水的开凿使当时所称的四读,即江、淮、河、济,得以互相联系起来,陶正处于菏水和济水会合的地方,故能很快繁荣起来,成为“天下之中”的经济都会。

  春秋战国时期,运河的开凿蔚然成风,前后相继。司马迁撰《史记·河渠书》,对此曾有论述。他说:“荣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于楚,西方则通渠汉水、云梦之野,东方则通(鸿)沟江、淮之间。于吴,则通渠三江、五湖。于齐,则通淄、济之间。于蜀,蜀守冰凿离椎,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灌溉,百姓享其利。”这么多的人工开凿的运河,对于当时的交通确实大有裨益。

  所谓“通渠于云梦、汉水之野”,“通沟江、淮之间”,“通渠三江、五湖”,都是春秋时的往事,前文都已经有所涉及。这里就不再赘述。济水流经齐国的北境,淄水近在临淄城下。济水和淄水相距虽不很远,却是分流入海。由于相距不远,就容易开凿新的河道。据汉时记载,淄水至博昌入济,并不是入海①。既是至博昌入济,当是由于开凿了运河,改变了淄水的流向。博昌在今山东博兴县东南,于临淄为西北。这条运河当是由临淄城北,斜向西北,使淄水和济水相联系。济水本来是可通航的。齐国通过这条淄、济之间的运河,更可和济水流域的地方互相往来。

  蜀守冰是指秦国蜀郡守李冰。李冰凿离碓,是疏通水道。他于成都所穿的二江,就是由大江引出的郸江和流江②,《水经·江水注》以之为郫江和捡江。这捡江当即流江。或以郫江和大江并列③,然大江所流经距成都尚远,似不能并为一谈。这两条江水流经成都,自有利于交通的发展。只是由于农田灌溉之利更大,行舟之事反而不多受人重视。

  在这些运河中,鸿沟的规模最大,其作用也最为显着。鸿沟主要流经魏国境内,也是魏国所开凿的④。鸿沟所沟通的诸侯封国,有宋、郑、陈、蔡、曹、卫,所会合的自然河道有济、汝、淮、泗诸水,这就是说鸿沟并不是单一的人工开凿的水道,而是由几条运河共同组成的。鸿沟应是这样一组运河的总名。不过其中的一条还可以作为鸿沟的主要水道,单独承受鸿沟的名称,鸿沟是由荥阳引河水东行的。荥阳在今河南荥阳县东北。东行的河水流经魏国都城大梁之北,再折而东南行,经陈国之东,南流入于颖水。陈国都城在今河南淮阳县。由大梁南流的水道,称为渠水,也称为狼汤渠。这是鸿沟的主要水道,由荥阳引河处起,直至渠水入于颖水,一般就以鸿沟相称。渠水虽不流经郑国的都城,却经过郑国的东部,这就使郑国也受到它的好处。渠水入于颖水,颖水下入淮水,蔡国所都的下蔡,也就是现在安徽凤台县,正濒于淮水。由大梁东南行,是可以乘舟直达于下蔡的。不过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河渠书》说鸿沟所联系的诸水中有一条汝水。汝水在颖水之西,而狼汤渠则流经颖水之东,其下游也只是入于颖水,似与汝水无关。其实这还是有脉络可寻的。汝水中游有一座奇域,在今河南郾城县。汝水在奇城分流出一条水,也称大颍水。东流至今河南周口市入于颖水①。濆水入颖水处在狼汤渠入颖水处的上游,由狼汤渠转入汝水,还须利用一段颖水。虽然如此,已可证明鸿沟是能够和汝水相会合的。

  鸿沟在大梁附近开始有了分支。最北的一条为汳水。汳水流到今河南兰考县和商丘县之间,称为留获渠②。再往东流,就改称获水,再东至彭城北入于泗水③。彭城在今江苏徐州市。汳水和获水之南的一支为睢水。睢水与狼汤渠分水处在大梁的东南。东流经宋国都城睢阳之南,再东流至今江苏睢宁县东入于泗水④。睢阳在今河南商丘县。睢水今已大部断流,睢阳和睢宁却都是因睢水得名的。那时的泗水是由今江苏沛县、徐州市、宿迁县南流入于淮水的,所以获水和睢水都可以流入泗水。这是鸿沟会于泗水的两条支流。

  鸿沟支流会于淮水的为涣水和阴沟水。涣水亦称水,分狼汤渠于大梁之南,东南流至今安徽五河县入于淮水①。阴沟水本是由黄河分出的另一条支流,它和鸿沟交错在一起,因而也成为鸿沟的支流。它分黄河之处在今河南原阳县西。那时的黄河是由今河南荣阳县东北经原阳县西而东北流的,所以阴沟水能在那里由黄河分流出来。阴沟水分河之后,至大梁合于狼汤渠,至今河南扶沟县又由狼汤渠分出,分出之后就别称为涡水,至安徽怀远县入于淮水②。这里还应该提到鲁沟水。这是在大梁之南由狼汤渠分流出来,东南流到今河南太康县西入于涡水③。

  这几条鸿沟系统中的分支,通到宋、郑、陈、蔡诸地,也和汝、泗、淮诸水相会合。这里面没有说到曹、卫两地,也没有说到济水。这里所说的曹就是陶,陶本是曹的都城,曹国灭后,陶成了闻名的经济都会。卫都濮阳,是和陶并称的经济都会。鸿沟没有通到陶,但鸿沟和济水都是从一条水分流出来的,因而鸿沟也是和济水沟通的。鸿沟分支的获水和睢水都和泗水相会合。泗水上承菏水,菏水就在陶和济水相会合。这是说,鸿沟不仅和济水相会,而且遇到了曹。济水在今河南封丘县分出一条濮水④。

  濮水流经濮阳之南。濮阳之名正说明它和濮水的夫系。濮水在今山东鄄城县和羊里水合。羊里水是在濮阳附近的瓠子由黄河分流出来的,也称为瓠子河。这条和濮水相会合的羊里水流到今山东郓城县入于大野泽中①。濮水已近于濮阳,瓠子河就近在濮阳城旁,对于濮阳的繁荣自有很大的助力的。

  如前所述,大梁附近交通已经相当发达,由于鸿沟的沟通,更使这一地区的交通如锦上添花,愈臻便利。前面说过,陶之所以能成为“天下之中”的经济都会,是由于吴王夫差掘沟于商鲁之间,也就是说开凿了沟通济水和泅水的菏水。鸿沟的开凿,其分支虽不包括菏水,但通过济水和泗水,就使陶更趋于繁荣。不仅陶的发达,就是和鸿沟有关的其他经济都会,也都程度不同地繁荣起来。

  由于陶的繁荣成为天下之中,就不免引起称雄诸侯间的觊觎和争夺,这就使陶在经济都会之外,又成为军事要地,因而显示出交通方面独异的特色。苏秦以合纵说赵王,集六国之力以畔秦,谓秦国如果进攻齐国,“则楚绝其后,韩守成皋,魏塞午道,赵涉河、漳、博关,燕出锐师以佐之”②。张仪以连横恐吓赵王,谓“秦发三将军,一军塞午道,告齐,使兴师渡清河,军于邯郸之东;一军军于成皋,驱韩、魏而军于河外;一军军于渑池,约曰:四国为一以攻赵,破赵而四分其地”③。楚人有以戈射说顷襄王,谓“若王之于戈诚好而不厌,则出宝弓,婆新缴,射噣鸟于东海,还盖长城以为防,朝射东莒,夕发浿丘,夜加即墨,顾据午道,则长城以东收而太山之北举矣”④。这几位说士都提到午道,而且使赵、楚诸王都有动于心,这就不是一条普通的道路了。午道何在?值得考核。苏秦所说的“魏塞午道”,《史记·苏秦传》引作“魏塞其道”。小司马说:“其道即河内之道”。苏秦说赵时,魏国正当襄王在位,魏虽已迁都大梁,安邑尚未失守,魏国就是要援助齐国,固守安邑,即可阻秦军东出,何劳塞河内之道?司马贞之说未为慎审。可是《史记·张仪传·索隐》又说:“此午道当在赵之东,齐之西”。若在赵国之东,则秦军攻赵何能即遣军先塞午道?《史记·楚世家·索隐》却说:“午道当在齐西界”。如果和苏秦所说的相联系,则齐西界之说似具胜义。司马贞于释《张仪传》所说的午道时,曾引郑玄之说,谓“一纵一横为午,谓交道也”。以纵横交错的形势说午道,应得其间的真谛。

  按之游士的说辞,午道乃在魏东、齐西和赵国之南,其具体所在当为陶。陶作为经济都会之后,交通益为发达,道路亦有所增多。它可以西至雒邑,东至曲阜,南至睢阳,北至濮阳,东北至临淄,东南至彭城,可以说是纵横交锗,无所不至。

  由于陶为天下之中的经济都会,寝假成为称雄的诸侯封国争夺的要地,能够控制这个地方,就会据有先声夺人的形势。当时的游士因而往往以此恫吓诸侯,以求得其所欲。正因为陶为午道的所在,各国对之争夺并未稍止。陶本为春秋时曹国的都城,其后入宋,宋灭之后”为魏所据①,最后竟为秦国所有②。此中曲折,史籍虽未详加记载,由其隶属的频繁更迭,亦可见其间争夺的激烈。

  

  ①《元和郡县图志》卷十四《代州》。 ①《战国策·齐策五》。

  ②《战国策,西周策》,又《赵策三》,《史记》卷四三《赵世家》。

  ③《史记》卷四三《赵世家》。

  ①《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

  ①《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 ①《史记》卷七二《穰侯传》。

  ②《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③《水经·济水注》。 ①《汉书》卷二八《地理志》。

  ②《史记》卷二九《河渠书·正义》引。

  ③《史记》卷二九《河渠书·正义》引。

  ④史念海:《中国的运河》。

  ①《水经·汝水注》。

  ②《水经·汳水注》。

  ③《水经·获水注》。

  ④《水经·睢水注》。

  ①《水经·淮水注》。

  ② ③《水经·阴沟水注》。

  ④《水经·济水注》。

  ①《水经·瓠子河注》。

  ② ③《战国策·赵策二》。

  ④《史记》卷四○《楚世家》。

  ①《史记》卷四四《魏世家》。

  ②《史记》卷七二《穰侯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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