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

第三卷 上古时代(下册)·第二章鲁、卫

  
第二章鲁、卫

  鲁卫是周王朝的兄弟之邦,在周初镇抚叛乱、夹辅王室的活动中有重要的地位。长期以来,鲁一直以守周礼见称。孔子说:“鲁卫之政,兄弟也。”在政治上,卫也有类似于鲁的传统。

   第一节鲁

  周公和鲁国

  鲁国是周公旦的儿子伯禽的封国。周公旦是周武王的弟弟。文王在时,旦为子孝,并且富于仁心,和一般兄弟不一样。武王即位后,旦辅助成王,卓有功勋。武王九年,东伐至盟津。周公同行。十一年伐纣,在牧野,大败殷商军队。纣知大势已去,便自焚而死。周公拿着大钺,召公拿着小钺,一左一右,夹辅周王,衅社祭天,告纣之罪。这时,在黄河下游和东方沿海,还有殷商和东夷的势力。因此,武王封纣子武庚禄父,继续统治殷商王畿以内的一小块地方,并使管叔、蔡叔监视他的行动。

  武王已克商,但沿海东夷尚未安静。武王有病,群臣都很担忧。太公召为之卜。周公说:“不可使我先王担忧!”愿以自己的生命作保证,替武王祈福。于是设三坛,向北站立,戴璧秉圭,告于太王、王季和文王。史册作祝辞说:“您们的元孙武王发,勤劳过度而生了病。三王在天之灵应该保护子孙。旦愿意代替发。旦巧能,多才多艺,能事鬼神,发不如旦,所以不如让我代他到上天去服务,而使发治理四方,安定子孙于下地;不要使四方人民胡作非为,无所敬畏,以致失掉天命。我现在用元龟占卜。您们三王如果应许我的要求,我以璧圭奉献,等待您们的命令。您们如果不应许,我便撤走璧圭。”周公对天和祖先表示忠诚,甚至带着威胁的语气。史册祝辞毕后,再行占卜。卜人说:“吉”。卜与史册的祝辞完全一致,都是“吉”。周公心里感到高兴,把史册的祝辞放置在金线编制成的柜子里(叫做“金縢”),并命令保管的人不对外言①。后来武王还是死了。那时武王的儿子成王涌,年龄还小,当时国家行政命令,都出自周公。因此引起他的兄弟管叔、蔡叔的猜疑,说“周公将不利于孺子(指成王)”。周公于是对太公望、召公奭解释:“我之所以弗辟而摄行政者,恐天下畔周,无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三王之忧劳天下久矣,于今而后成。武王早终,成王少,将以成周,我所以为之若此。”②但是管叔、蔡叔仍不谅解,居然参加了武庚和东夷的叛乱。周公和召公、太公毅然举行东征。三年,东征胜利,实行封建,封召公奭于燕(包括今河北北部到辽河一带);封太公望于齐(包括今山东潍水到山东半岛);封周公于鲁(包括山东的东南部),与齐以泰山为界。这是周东方诸侯中最重要的三个国家。

  周公、召公和太公都未亲自就国。东征胜利后,他们三人都回到了周,而由他们的儿子去分别统治鲁、燕和齐。当时周公、召公、太公同心协力辅政,而周公的地位要比召公和太公更高,他作为冢宰,百官都听命于他。

  据说,周公摄政只七年。成王长大了,他就还政于成王。周公摄政期间,他“制礼作乐”,奠定了周政治经济制度的基础。这在今《尚书》里,诸如《康诰》、《洛诰》、《酒诰》、《顾命》等篇中,还可以看出一二。孔子说得好:“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孔子虽然很羡慕周文化,但他也认为,周文化也还有夏商文化的因素。

  周公对于周王室有很大的功劳,所以鲁在诸侯国家中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史记·鲁周公世家》说:“鲁有天子礼乐者,以褒周公之德也。”至春秋礼崩乐坏时,当时人还说鲁“犹秉周礼”。

   鲁的建国及国野制度

  周公初封原在今河南鲁山。周公东征胜利后,占领了徐奄,才把鲁由鲁山迁徙于今山东曲阜,仍称其国为鲁。

  曲阜原是徐奄的地方。周公东征胜利以后,徐奄人民被迫向江淮流域迁徙,留下来的就成为鲁国的附庸。《左传》定公四年,“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虚。”商奄也就是少皞的后人。《史记·鲁周公世家》说“伯禽即位之后,有管蔡等反,淮夷、徐奄戎亦并兴反。于是伯禽率师伐之于肸,作《肸誓》。”按《史记》这一记载,可能有误。因为周公东征,伯禽随行,则伯禽即位应在管蔡之乱以后。《肸誓》即今《尚书》的《费誓》,费亦作粊、鲜、狝,在曲阜之东郊。这都是同音通假之字,实即一地。伯禽为了镇压淮夷、徐戎,在费宣誓作战,时间亦应在伯禽即位以前;或者是即位之后,仍有淮夷徐戎之乱。春秋以后,鲁与淮夷徐戎也仍不断发生战争。

  《费誓》说:“鲁人三郊三遂”。孙星衍注云:“《左传》说:古者百里之国,三十里之遂(隧),二十里之郊;七十里之国,二十里之遂,九里之郊;五十里之国,九里之遂,三里之郊。”据此可知,在古代,国(城)以外就是郊(遂与国之交界,故曰郊),郊以外就是遂。这就是国野制度。国(城)中居统治阶级,野(遂)居被统治阶级。他们的阶级地位和待遇也不同。《费誓》先对国人说:你们要把甲胄、干戈、弓矢都准备好。你们要把牛马拉好,把井、获(井、获都是为捕获野兽而设的陷井)杜塞起来,以防牛马误堕其中。如果伤害牛马,就要受到常刑。你们的牛马,臣妾(奴隶)逃跑了,不要离开军队去追赶。如果离开军队去追赶,就要受到常刑。你们不敢抢夺人家的东西。有敢逾越垣墙,盗窃人家的牛马,引诱人家的臣妾,要受到常刑。甲戌那天,我要征伐徐戎,你们要准备好自己的干粮。准备不及的话,要受到大刑。

  原文比较难懂,其实却是很朴质的语言。这里主要说话的对象是战士,是征服者。他们是军队中的骨干。他们要自备弓矢、干戈以及粮食。他们还有在战争中所俘虏的牛马、臣妾(男女奴隶)。周公伯禽告诫他们不要违犯命令。如果违犯,一般的处分是“常刑”,大刑就是斩首及其它肉刑了。下面接着又对被征服的野人说:你们要准备桢和干。甲戌前,我在战地上要用的,都要你们供应。否则你们和你们妻子就要都没为奴隶。你们还要准备刍茭(草和干草)。如果准备不足,你们要受到大刑。

  由于野人是被征服者,不但语气极其严厉,而且一来就是“大刑”。你们和你们妻子都要没为奴隶,原文是“汝则有无余刑非杀”。一般来说,被征服者是只供应战争用的器材、草和干草而不上前线。

  关于国野的区别,这实在是最可信的史料。孟子说:“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又说:“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①。战国时,国野制度随着井田制的解体已解体了,但是孟子认为国野是两个阶级,是征服者与被征服者,这是有根据的。国人什一使自赋,就是他们只当兵和出兵赋。而野人则是“九一而助”,还保留着殷人的井田制。君子与野人是两个对立的阶级。按古代的等级制说,野人中主要就是庶人。(工商居住于国中,但他们不是国人)他们比“皂隶”要高一个等级。按阶级来说,他们是“没有权利而只有义务”(恩格斯语)的平民。

  古代山东境内,氏族部落林立杂居。齐鲁对于它们的统治政策,是有差异的,《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着一个故事:鲁公伯禽就封以后,三年才回京“报政”。周公问道:“何迟也?”伯禽问答说:“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但是以前太公封于齐,只五个月就回到周来“报政”了。周公说:“何疾也?”回答说:“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因此周公太息说:“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这显然是根据春秋以后的情形说的,因为鲁在西周并不太弱。但这一故事说明,齐鲁对当地的被征服者在政策上确有不同。齐国因循旧俗,所以比较简易。鲁则积极改革旧俗,推行周政比较严格。如国野制度,齐国在春秋齐桓公时才实行,即其一例。

   三桓的形成及季氏专政

  孔子概括春秋时期的历史说:“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①“天下有道”,是孔子指西周时期说的。春秋时期是“天下无道”。鲁国公室衰微,没有争霸,但三桓专政,陪臣执国命。

  三桓是指桓公的三个儿子及其后裔。按嫡长子继承法,他们只能享受采邑,另立小宗,应该听从大宗(公室)的领导。在采邑内,他们是高级的统治者。在国内,他们又被公室所领导。但是他们世代享受卿禄,子孙繁衍,干预公室,因而造成私家强而公室卑弱,即孔子所谓“礼乐征伐自大夫出”的局面。这种局面不但鲁国如此,其它诸侯国也差不多如此。孔子只是举鲁国为例而这样说的。《左传》隐公元年: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继室以声子,生隐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为鲁夫人”,故仲子归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隐公立而奉之。

  从这段记载看来,隐公是惠公的庶子。因为惠公嫡夫人没有儿子,故隐公只是“摄政”。《史记·鲁周公世家》补充说:“息长,为娶于宋。宋女至而好,惠公夺而自妻之,生子允,登宋女为夫人,以允为太子。及惠公卒,为允少故,鲁人共令息摄政,不言即位。”这比《左传》的记载更为清楚。值得注意的是诸侯国家里同样有“摄政”制。息,即隐公。允,即桓公。

  隐公十一年(公元前712年),到杜圃祭祀锺巫,为公子翚(挥)所弑,是为桓公即位。

  春秋初年,齐、鲁、宋、郑关系密切。桓公夫人系齐襄公的妹妹。桓公十六年,他带着夫人到齐国去。襄公因与妹妹间的私情,为桓公所察觉,派彭生与桓公同车,在车上勒死桓公。鲁国责襄公,襄生杀死彭生,把尸体送给鲁国以卸脱罪责。春秋时期贵族之间实行一夫多妻制,因此保存着许多群婚制的现象,而以齐国较着。襄公与其妹的关系,可以说是这种遗风的留传。

  桓公死后,太子同即位,是为庄公。庄公死,庄公的兄弟,长曰庆父,次曰叔牙,次曰季友,都是桓公的庶子。他们及其后裔,即所谓“三桓”,逐渐成为鲁国的强宗。

  庄公病危,照习惯要预立太子。他征求弟叔牙的意见。叔牙说:“一继一及,鲁之常也。”意思是要庄公立庶兄庆父。庄公心里不愿意,退而问弟季友。季友坚决拥护庄公的儿子斑,表示宁愿以死作保证。庄公说:“叔牙想立庆父,怎么办?”季友以庄公的命令要叔牙到鍼巫氏那里去,使鍼季强迫叔牙饮毒酒自杀,而立其子为叔孙氏。这是叔孙氏的来历。公元前662年庄公卒。季友立斑为君。庆父派国人荦杀了斑,而立庄公子开,是为闵公。季友因立斑失败,逃到陈避难。

  庆父非常凶横。他的子孙以他为始祖,建立宗族,号孟孙氏,亦号仲孙氏。这是孟孙氏(仲孙氏)的由来。

  庆父与庄公夫人哀姜私通。哀姜本来要立公子开。闵公即位后,她又与庆父合谋,想谋弑闵公而立庆父。庆父使卜袭杀闵公。季友听到这一阴谋,与公子申奔邾。邾在曲阜之西数十里,原是鲁的附庸。季友想由邾潜入鲁国。鲁人内应,要杀庆父。庆父害怕,逃到莒国。季友奉公子申入国,立为僖公,申也是庄公少子。哀姜恐,奔邾。季友贿赂莒国,要他们遣送庆父。庆父被迫回来,季友使人杀死庆父。这时,齐国已是桓公在位,他要称霸,不得不做点霸主的样子。他召哀姜于邾,而后杀死了她,把她的尸体送归鲁国。僖公以礼葬之。

  季友的母亲是陈国之女,所以他逃到陈国避难。他和庄公少子申自陈到邾,拥申为僖公,有功于鲁,成为季孙氏的始祖。

  孟孙氏、叔孙氏和季孙氏三家之中,以季氏为最强,后人对它有种种传说。鲁桓公在生他前,使人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间于两社(周社与毫社),为公室辅。季友亡,则鲁不昌。”①这已经预示着季氏将来要繁荣发达。后来他生下来后,又有文在掌上如“友”字形。故名友,号为“成季”。

  鲁自僖公以后,至文公、宣公、成公期间(公元前626—前573年),公室卑于小侯,日益衰微。而季氏与公室和东门氏、叔孙氏不断发生斗争。

  僖公是以季氏的拥立而即位的,因而奠定了季氏专政的基础。僖公卒后,文公即位,另一贵族东门氏开始争政。文公有三妃,长妃齐女为哀姜(与前哀姜不是一人),生子恶和视。次妃敬嬴,生子俀,得到文公的嬖爱。俀的保护人襄仲(仲遂)是东门氏贵族。他要立俀,叔仲(叔孙氏)反对。襄仲于是请求齐国为外援。齐惠公新立,要与鲁亲近,所以答应了襄仲。公元前609年,文公卒,襄仲杀了恶和视而立子俀,是为宣公。

  宣公时,公孙归父因其父襄仲有功,得到宣公的信用。季文子对此不满,宣布说:“使我杀适(嫡)立庶,失大援者(指齐),襄仲!”这是季氏对东门氏的公开挑战。这时公孙归父也劝宣公“去三桓”,并联晋为外援。

  成公即位,叔孙氏与季孙氏之间的斗争又发展起来。叔孙宣伯得到成公母穆姜的支持,宣伯反对季文子,“欲去季孟(季孙氏与孟孙氏)而取其室”(此室字不专指妻妾儿女,而是奴隶、财产)。这时成公将与季文子聘问晋国,穆姜硬逼着成公答应此事。成公一面敷衍,一面加强宫殿的守备,使宣伯、穆姜不能得逞。这时宣伯也赶到晋国,对晋国当权的大夫郤犨说:“鲁之有季、孟,犹晋之有栾、范也(栾氏、范氏),政令于是乎成。今其谋曰:晋政多门,不可从也,宁事齐楚,有亡而已。蔑从晋矣。”晋于是执季文子。成公回国后,使子叔声伯请季孙于晋。郤犨要子叔声伯除去仲孙蔑,并扣留季文子。声伯说:“若去蔑与行父,是大弃鲁国而罪寡君也。若犹不弃,而惠徼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晋君,则夫二人者,鲁国社稷之臣也……。”①范文子和栾武子商量,觉得季文子在鲁国有崇高的地位,影响很大,决定放回季孙行父。这是叔孙氏与季孙氏之间的一次斗争。但季氏从此更加强大了。史称季文子死后,“家无衣帛之妾,厩无食粟之马,府无金玉,以相三君(指僖公、文公、宣公三君)”①,这可说是反映他在鲁国所享有的信条。

   初税亩、作丘甲和舍中军

  鲁襄、昭时期(公元前572—前495年)是三桓,尤其是季氏最强盛的时期。季氏行父执政之后,仲叔蔑(仲孙氏)、公孙豹(叔孙氏)执政。后来又是季孙宿、叔孙舍执政。清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卷二十一总结说:“鲁之执政共十一人,季氏凡六人,叔孙氏二人,孟孙氏一人,东门氏一人。”这可见季孙氏独占优势的地位。

  在季氏专政时期,鲁国出现了初税亩、作丘甲和舍中军等在经济、军事方面的几件大事,反映了当时阶级斗争和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特点。

  《春秋经》,宣公十五年(前594年),“初税亩”。《春秋经》只有这样三个字。综合三传的解释看来,是从此年起,鲁国公室开始向私田征税。原来井田制的土地分为公田和私田两部分。公社农民助耕公田以外,私田收入本属农民所有,此即所谓“藉而不税”。藉者,借也,即借民助耕公田(也即藉田)。“藉而不税”就是助耕以外再没有其它负担。亩就是“八家皆私百亩”的私田。现在鲁国公室向农民私田征税,这是不合旧制的,所以三传对此都有严厉的批评。《左传》宣公十五年说:初税亩,非礼也。谷出不过藉,以丰财也。

  意思是说,农民的负担不超过公田以外,使他们过着比较富裕的生活。因此初税亩,——向农民私田征税,加重了农民的负担,是不合理的。《公羊传》说:“税亩者,何也?履亩而税也。”据《国语·齐语》,春秋初,齐桓公已经按土地面积大小征税了,时间上要比鲁国更早,但是《国语·齐语》的记载混杂着战国时的制度,不一定可靠。但初税亩确是鲁国向农民的私田征税,这是可以肯定的。《谷梁传》说得更为明白:井田者,九百亩,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则非吏,公田稼不善,则非民。初税亩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亩,十取一也。

  这一段记载,虽然出于汉代人之手,但是它对于公田和私田的关系说得相当明白。春秋以后,井田中的公田已因“暴君污吏慢其经界”,绝大部分被掠夺而成为暴君污吏、贵族官僚的私有土地了,而农民却仍按旧习惯“助耕公田”。这样一来,助耕也就成为徭役劳动,土地的掠夺者也就成了地主。马克思在谈到波兰、罗马尼亚等国在中世纪时期还保留着公有土地制的残余时说,它们原来有公田和私田两部分土地,前者由共同体成员共同耕种,后者则是分给共同体成员一家一户耕种的。虽然有所谓公田和私田之分,但都是共同体的公共财产。这种共同体就是公社,其土地制亦即井田,所以有公田和私田之分。马克思接着说:“在时间的进行中,这种公地被军事上、宗教上的高官侵夺了,自由农民在他们地上做的劳动变成了他们替公地盗占者的徭役劳动了。农奴关系就是这样发生的。”①鲁国的“初税亩”,齐国的“履亩而税”就是井田制被破坏和掠夺了以后,向农民征收租税的情形。我国古代本无“租”字,租税之租正是反映“助耕公田”的助变为租的历史进程。在“初税亩”时,也许只限于私田征税——即“履亩十取一也”,而公田依然还是保留“助耕”,故《谷梁传》说:“初税亩者,非公(室)之去公田也。”当然,公田最后也被取消(被掠夺),这只是不久将来的事情。到春秋末年,不论公田私田,都采用租税的剥削方式了。

  在这种转变的过程中,公社农民自然不是没有反抗的。《诗经·齐风·甫田》云:“无田甫田,维莠骄骄”,“无田甫田,维莠桀桀”。甫田就是大田,诗中说公田里已长满了莠草,正是公田被荒芜不耕的现象。公田是由官吏们督责农民耕种的,故公田“稼不善”是农民不勤奋耕种的缘故;私田“稼不善”则是官吏过度剥削农民的缘故。

  上文讲田野制度时已说过,国人当兵并出兵赋,野人是不当兵的,只从事农业劳动。但是“初税亩”以后的四年,公元前590年(成公元年)鲁国又“作丘甲”。《谷梁传》解释说:丘甲,国之事也,丘作甲非正也……夫甲,非人人之所能为也。

  甲是牛皮或犀牛皮制成的。国人当兵,所以是国人之事。春秋以后,战争频繁,兵源愈来愈不足,国野的界限不得不取消了。丘原来是野外的地名,古人居住于丘,故曰“丘民”。丘甲就是开始要野人(丘民)也纳兵赋。战国时《司马法》说:“四邑为丘,丘有戎马一匹,牛三头(每丘出牛一头,应为四头),是曰匹马丘牛。”马牛既可为运输之用,也可制皮甲。

  公元前484年,哀公十一年,“用田赋”。田或作甸。甸从勹从田,意指城郊四周的土地。西周时所谓甸服,即此甸字。《司马法》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可见甸在丘外。《左传》于是年记载:季孙欲以田赋,使冉有访诸仲尼。……仲尼不对,而私于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于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如是,则以丘亦足矣。若不度于礼……则虽以田赋,将又不足。且子季孙若欲行而法,则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访焉?”

  田赋亦即甸赋。按照孔子的意思,如果“敛从其薄”,“丘亦足矣”;不然的话“虽以田(甸)赋,将又不足”。当然战国以后如秦那样,“用田赋”就是指所有的田亩了。甸赋则是鲁统治者更进一步增加公社农民的负担。至此国野的界限也不存在了。

  用田赋,是季孙氏的意见,这是《左传》和《国语》明白记载的。初税亩,作丘甲,虽然没有指明是季孙或三桓共同的意见,但是很可能是他们共同的意见。何以知之?《论语·颜渊》说: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这是宣公初税亩以后一百余年了,遇到年成欠收或饥荒之时,只征收十分之一的税(即彻)已显然不够支出。有若的话是要哀公不分公田私田都征收赋税。

  古代诸侯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这是大概的规定。三军分上、中、下三军。中军一般由国君率领,其他二军由卿大夫率领,如齐楚都是这样。公元前562年,襄公十一年,鲁“作三军”。可见在此以前,鲁只二军。据《左传》记载:季武子将作三军,告叔孙穆子曰:“请为三军:各征其军”。穆子曰:“政将及子,子必不能”。武子固请之。

  可知作三军也是季孙氏(宿)的意见,叔孙氏是不太同意的,但是后来他还是同意了,于是“盟诸僖闳(地名),诅诸五父之衢(地名)”。三家约定:“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毁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无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为臣,若子若弟。叔孙氏使尽为臣”。后人对此解释不一,绎其大意如次:(1)从此把公室之军分为三股,由三家各率领之。

  (2)三家各自毁弃了私乘。这些私乘之人原来都对公室有服役的义务,现在季氏要求它们作为私邑,这样可以不征兵赋,否则,加倍征赋。

  (3)古代士兵都是自己的族人,即所谓“士有隶子弟。”叔孙氏“使尽为臣”,就是采用子弟兵制。

  (4)孟孙氏“使半为臣,若子若弟”,即一半采用子弟兵制,一半如季氏那样,征收兵赋。

  自此之后二十五年,昭公三年(公元前537年),三家又向公室进一步发动进攻。《左传》于是年说:舍中军,卑公室也……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择二,二子各一,皆尽征之,而贡于公。

  以前作三军是公室尚主中军。“舍中军”就是废除中军,这当然对公室是很不利的,实际上这已取消了公室的兵权。四分公室,就是季孙独占四分之二,叔孙、孟孙各占一份。从此以后,三家都采取征赋的办法。“公食于贡”,就是三家各出一份贡赋,给公室而已。公室从此丧失了全部兵权。

   昭公出亡

  公元前541年,昭公继襄公即位,叔孙穆叔(公孙豹)对此反对,认为昭公乃敬归之娣齐归所生,非嫡长子。穆叔说:“太子死,有母弟则立之,无则长立,年钧择贤,义钧择卜,古之道也。非嫡嗣,何必娣之子?接着,穆叔又说了昭公的许多缺点。但季武子却坚决拥护昭公终于使他即位①。由此可见季孙氏和叔孙氏之间的分歧。

  鲁国不断发生内争,对外更加衰弱。鲁欲背晋从楚,因国人反对,未成事实。晋景公卒时,鲁成公亲自赴晋吊唁,晋国留成公,到送葬毕后才放回国。襄公初立,又赴晋朝聘。昭公三年,朝晋至河,晋平公谢还之,鲁引为国耻。楚灵王章华宫建成,昭公前去祝贺。灵王赐昭公宝器。后来灵王反悔了,又把它收回。以后,昭公又多次朝晋。

  公元前487年,昭公二十五年,“鹆来巢”。据说这是从海外异国飞来的禽鸟,群众视为不祥。当时歌谣说:“鹆来巢,公在乾侯;鹆入处,公在外野。”预言昭公将出居国外。

  这一年,季氏与郈氏斗鸡。季氏预先在鸡羽内撒下芥子,使鸡相斗时,芥子迷住对方鸡的眼睛,以便取胜。郈氏也作了弊,在鸡距上套了铜管。季平子得知后,大怒,要去攻打郈氏。这时臧昭伯之弟会,得罪了臧氏宗族,逃奔季氏。季氏把他藏匿起来。因此,臧氏也恨季氏,把不满季氏的族人也窝藏起来,表示报复。季氏更怒,囚臧氏的宗老(族老),于是郈氏与臧氏联合起来,诉于昭公。九月戊戌日,郈、臧和昭公一同代季氏政,进入季氏的邑。季平子慌慌忙忙登台,大声说:“君(昭公)以谗不察臣罪,诛之,请迂沂上。”昭公勿许。“请囚于费”,又勿许。“请以五乘亡”,又勿许。子家驹(仲孙氏之族)说:“君其许之!政自季氏久矣,为徒者众,众将合谋!”昭公还是固执不听。郈氏又从旁煽动:“必杀之!”起初,叔孙氏是倾向于昭公他们的,至此忽然变卦。叔孙氏的家臣鬷戾对他的族人说:“无季氏与有,孰利?”族人都说:“无季氏,是无叔孙氏!”戾说:“然!救季氏!”这样,两家合作,打败了昭公。孟懿子(仲孙氏)听到叔孙氏已战胜,于是也起来杀死郈昭伯。三家共同作战,昭公大败,出奔国外,后来到了齐境。齐景公“请致千社待君(昭公)。”昭公拒不接受。子家驹劝昭公不如到晋国去。昭公不从。叔孙氏见平子,表示不如使昭公回来。平子没有表态,实际是不同意。

  次年春,齐伐鲁,取郓,要使昭公居于郓。夏,齐景公将送昭公回国。季氏家臣申丰、汝贾送齐臣高龁、子将粟五千庾以赂。子将对齐侯说:“群臣不能事鲁君,有异焉!”宋元公由鲁赴晋,请晋帮助昭公入国,事未成。元公死于道中。叔孙昭子求入其君,无病而死。当时人们都认为是“天弃鲁国”。这样,齐景公也就停止了送归昭公的念头。

  过了一年,昭公到了晋国,请求晋国帮助他入国。季平子跟晋六卿先已私下讲通。他们接受了季氏之赂,谏晋君,晋君也不敢送昭公入国,而使昭公住在乾侯(晋境内邑)。又过了一年,昭公从乾侯到齐国的郓。齐景公使人赐昭公书,自称“主君”,昭公感到侮辱。昭公这样流浪在齐、晋之间,十分狼狈。晋召季平子商量。平子布衣跣行,通过晋六卿,表示谢罪。六卿因此对晋君说:“晋欲内(纳)昭公,众不从!”昭公终于死在乾侯。自公元前517年(昭公二十五年)至前510年(昭公三十二年)昭公流亡国外前后八年。公元前481年,鲁人共立昭公弟宋为君,是为定公。

  定公立,赵简子(鞅,即赵孟)问史墨说:“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诸侯与之,君死于外,而莫之或罪也。”他问,这是什么缘故?史墨回答说:物生有两,有三,有五,有陪贰。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体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诸侯有卿,皆有贰也。天生季氏以贰鲁侯,为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鲁君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虽死于外,其谁矜之?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子孙)于今为庶,主所知也……政在季氏,于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国?①这位史墨完全是站在卿大夫贵族的立场上说话的。他说公、卿贵族是君主之副贰,因而他们代替君位是合乎自然规律的。这不但在鲁国是这样,卫献公被驱逐出同时,师旷与史墨一样发表了类似的言论。

   家臣叛乱及鲁国衰亡

  春秋后期,鲁国三桓专政。他们的“家”等于一个小国,不但有坚固的城堡,而且有自己的军队、臣僚和人民、奴隶。家臣就是卿大夫贵族“家”里的管家,如家宰,邑宰,属司马等等,和诸侯国内的官吏一样。

  家臣的叛乱也叫“陪臣执国命”。陪臣就是陪台之臣。《左传》昭公七年,“人有十等”,其最末一等为“仆臣台”。仆,陪,古音相同,通用。下文说:“若从有司,是无所执陪台也”。这正是仆台可作陪台之证。家臣、陪臣,实即贵族“家”内的奴隶管家。

  宰字,从宀从辛。辛是犯罪奴隶。宰是家内执役的奴隶,他们管理王宫和贵族“家”内的饮食、车服、卫生医疗以及一切杂役。商周时期,宰的地位高,王的亲属、贵族也有做宰的。因此,宰或大宰、冢宰成为“百官之长”,例如周公曾任冢宰,“百官总已以听于冢宰”。《周礼》第一个官就是天官冢宰,其属官有大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都是卿、大夫为之。此外还有上士、中士、下士等等,已经看不出家内奴隶的痕迹了。春秋以后卿大夫专政,他的“家”已等于国,所以卿大夫、士都有甘愿做宰的。

  殷商时有一个着名的人物伊尹。说到底,他也是一个跟随着有莘氏女儿陪嫁过来的奴隶,即媵臣,也即小臣。东方国家家内奴隶的特点是他(她)们得到主人的宠幸,往往可以作为家内成员的一分子,比如伊尹在卜辞里他受到隆重的祀典。还有师、保、傅,他(她)们实际只是太子的保育员。在太子未成人前负责保育教养太子。殷代的传说,胶鬲等,从其字源看,还保留着奴隶或低贱平民的痕迹。而西周以后,师、保、傅和宰合称四弼、四辅,或者把师、保、傅称为“三公”。周公、召公、吕公(姜太公)都做过太师、太傅、太伯或太宰等官。

  春秋末年,季氏家族实际上已代替了鲁国的政权。直至鲁国灭亡,鲁君虽然存在,不象三家分晋和田氏代齐那样。但是鲁国的“陪臣执国命”却是华夏诸侯国家最突出的现象。孔子说:“陪臣执国命,盖三世希不失矣。”这三世,可以说,就是昭公、定公、哀公之世。

  季孙氏的费,孟孙氏的成,叔孙氏的郈,是三家的采邑。后来,三家各自扩展,占有土地愈来愈大,邑的城圈也愈来愈坚厚,等于或超过诸侯的城(国)。于是,季、孟、叔三家据城反抗诸侯,后来大夫的家臣也据城以反抗其“主君”(家臣称卿大夫为“主”,即主人之意)了。

  公元前537年,竖牛反叛叔孙氏。开始了家臣叛乱的局面。

  前鲁国发生叔孙侨如之乱时,穆叔(侨如弟)逃奔齐国避难,路上和一个妇女姘居。到齐国后又和齐国的贵族姑娘结婚,生孟丙和仲壬。后来穆叔回国,在路上又会到了那个姘居的女人。她告诉他,在他走后生了个儿子,已长大了。穆叔一见大吃一惊。他忽然想起,好像在梦中见过其人。原来他在齐国时,曾经梦见天压下来,压得喘不过气来。恰好有一个“黑而上偻、深目而豭喙的东西过来。穆叔喊道:“牛,快来助我!”他这一喊,压在身上的东西解除了。穆叔一见这位姘妇生的儿子,就认出他就是梦中所见的牛,于是就称他为竖牛,竖字表示未成年的孩子或奴隶之意。

  穆叔把这竖牛带了回来,有宠,并使管理家政。当时齐女为穆叔所生的儿子孟丙回来,竖牛玩弄种种阴谋,使穆叔不喜欢他,后来又把穆叔气死。他勾结季孙氏的家臣南遗,把穆叔的另一个家臣杜泄排挤出去。这样,竖牛更进一步专制了叔孙氏的家政。仲壬自齐回来了,季孙氏想使仲壬即位,而竖牛反对。竖牛发动了叛乱。南遗对季孙氏说:“叔孙氏厚,则季孙氏薄,彼实家乱,子勿与知。”他要季孙氏不帮助叔孙氏,另方面却与竖牛勾结,煽动国人帮助竖牛,战于“大库之庭”。竖牛因没有贵族支持,很快失败,结果,叔孙昭子(穆叔之庶子)即位。

  南蒯是南遗的儿子。季平子即位时,不礼于南蒯,南蒯产生了反叛的念头。他勾结子仲说:“吾出季氏,而归其室于公,我以费为公臣”。子仲默许。南蒯又和叔仲穆子(叔孙氏)说明情况,希望获得叔孙氏的支持。公元前530年,南蒯发动叛乱,叔仲小,公子慭(即前面所说的子仲)等也参加了叛乱。

  南蒯将发动叛乱时,费人都讥笑他,编歌谣说:“家臣而君图,有人矣哉!”季平子的军队包围了费而打不进去。平子因此怨恨费人,捉住费人就囚禁起来。叔弓建议:“若见费人,寒者衣之,饥者食之,为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费来如归,南氏亡矣!”①因此费人转变态度,倾向于季氏。

  公元前528年,昭公十四年,南蒯为了争取费人的支持,欲与费人结盟。在会盟时,费人劫南蒯。后来他逃往齐国。齐景公对鲁很有野心,因而鲁国的叛臣往往到齐避难,齐几乎成了“逋逃薮”。齐景公向南蒯说:“叛夫?”南蒯回答说:“臣欲张公室也。”齐大夫子韩晢说:“家臣而欲张公室,罪莫大焉!”这可见陪臣叛乱是贵族所反对的。

  公元前505年,定公五年,季平子卒,阳虎囚季桓子。八年,阳虎欲尽杀三桓的嫡长子,而更立庶子以代替嫡长子之位,以便控制三桓,进而专鲁国之政。他探知叔孙辄无宠于叔孙氏,而与费邑宰公山不狃相厚,乃与二人商议:先杀季氏,然后驱除仲叔,以公山不狃代季孙斯,以叔孙辄代叔孙州仇,以己代孟孙无忌。阳虎计划在褅祭时捉住季桓子。

  孟孙无忌知道阳虎的阴谋,同情季氏。他暗暗地加固宗邑,并选勇士三百人做工,预为防备。到褅祭前,阳虎宴请季孙于蒲圃。无忌得到消息,使人赶紧告诉孟氏的邑宰公敛阳,伺机行动。褅祭的一天,季孙斯果然来到。阳虎请季孙斯登车,奔赴褅祭场所。阳虎在前面为导,虎之从弟阳越跟在后面,左右都是阳氏的党羽。季孙斯觉察有变,但已经无法逃脱。幸而驾车者林楚是季氏旧人,季孙斯目示林楚,求他帮助。车行到大衢,林楚忽然加鞭南向,马怒而奔。阳越望见,大喊“收辔!收辔!”林楚不应,反更加快鞭,马奔益急。阳越怒,从后弯弓射楚,不中。林楚赶着车已经进入孟孙氏的堡垒,孟孙出救季氏。阳越攻堡垒不下。无忌使做工的三百壮士射箭,阳越中箭而倒。

  阳虎先到东门,回头不见阳越、季孙,于是转至大衢,得知阳越追赶季孙,已被孟孙氏家兵所杀,于是便急奔定公宫,劫定公出朝。路遇叔孙州仇,劫之同行,共攻孟氏于南门。三桓联合起来共攻阳虎。阳虎见大势已去,逃奔齐国,不久又奔晋,依靠赵氏。

  公元前500年,定公十年,叔孙氏家臣侯犯以郈叛。叔孙州仇,仲孙何忌率师围郈,久而未克。侯犯将以郈与齐交换地方,郈民不肯,围攻侯犯。侯犯惧而奔齐。

  如上所述,家臣(陪臣)就是贵族管家,即使不是奴隶,也出身低贱,如南遗、南蒯以及阳虎当都不是贵族。因此,家臣的叛乱说明,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宗法封建制已经日益解体,从而发生政权的下降和转移。当时孔子作鲁司寇,他是主张“张公室”(扩大公室)的。在私家反抗公室时,他是站在公室方面反对私家的。当家臣们起来反抗私家时,他又是反对家臣的。因此,他曾经提出“堕三都”的政治口号。三家起初为了镇压家臣叛乱,也同意了。但是三都真的毁坏了,三家就失去了根据地,所以三家后来又都改变了主意,因此堕三都的计划终于失败,未曾实现。

  春秋末年,鲁国日益衰弱。当时吴越日益强大。鲁君希望利用吴与鲁国同姓的关系,借用吴、越的力量以牵制齐国和三桓,结果化为泡影。

  公元前487年,哀公八年,吴为邹(邾)伐鲁,至城下,盟而去。同时齐又来伐,取三邑。十年,鲁伐齐南疆。十一年,齐又伐鲁。

  公元前473年,越王句践灭吴王夫差。这时,哀公患三桓,三桓也患鲁公作难。公游于陵阪,遇孟武伯于街,曰:“请问余及死乎?”对曰:“不知也。”公企图以越伐三桓,三桓亦攻公,公奔于卫,于邹,后来奔于越。国人迎哀公复归。不久死于有山氏。

  战国时,鲁更加衰弱。七国之间互相争城夺地,没有把它作为战略上的据点,所以一直延续到战国中期。当秦、赵正酝酿着长平大战之际,公元前261年,楚乘虚攻取鲁的徐州。公元前256年楚遂灭鲁。这个和周一样古老的“秉周礼”的国家终于灭亡。

  

  ①见《尚书·金縢》及《史记·鲁周公世家》。《金縢》可能传自史官,不一定是原文,但可以知道周公的思想信仰。

  ②《史记·鲁周公世家》。

  ①《孟子·滕文公上》。

  ①《论语·季氏》。

  ①《史记·鲁周公世家》。

  ①《左传》、成公十六年。

  ①《史记·鲁周公世家》。

  ①《资本论》第一卷,第368—369页。

  ①《左传》,襄公二十一年。

  ①《左传》,昭公三十二年。

  ①《左传》,昭公十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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