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

第三卷 上古时代(下册)·第二节宋

  
第二节 宋

  宋的建国和它的宗族关系

  宋,是殷商贵族微子在周初受封的国。当殷纣时,微子和箕子、比干都看到殷前途的危险,分别向纣进谏。纣不能采纳,反把比干处死,把箕子囚禁。微子知道殷的危机,已无能为力,他离开了殷的朝廷,不再说话了。微子,名启,姓子,是殷帝乙的长子,纣的庶兄。箕子,是纣的诸父,一说是纣的庶兄。比干也是一位王子①。三人的攻治表现不同,而孔子一并加以推崇,说“殷有三仁焉”②。

  武王克殷,微子亲谒军门,表示顺从。武王恢复了他的官职。箕子也在囚禁中被释放出来。武王问箕子,殷为什么会灭亡。箕子没有回答③。后来,武王问箕子以天人常伦之道。相传,《尚书》中的《洪范》篇就是箕子的答复。但《洪范》似出于后人的依托,不是箕子本人所作。武王封箕子于朝鲜,不以臣礼相待。《后汉书·东夷传》称,箕子在朝鲜传播文化和田蚕技术,其后裔传四十余世,延续至于汉朝初年。

  成王时期,平定武庚叛乱后,周以微子代武庚,以奉殷之先祀,抚殷之遗民,国于宋,宋有今之河南闻邱,微子甚得殷遗民的拥戴。

  微子之后与箕子之后,同属于殷商系统的宗族。《史记·殷本纪》称殷商系统的宗族,尚有来氏、空桐氏、稚氏、北殷氏、目夷氏,这都是“以国为姓”,可已不详考。《潜夫论·志姓氏》记子姓的宗族,有孔氏、祝其氏、韩(干)献氏、季老男氏、巨辰经氏、事父氏、皇甫氏、华氏、鱼氏、而董氏、艾岁氏、鸠夷氏、中野氏、越椒氏、完氏、怀氏、不第氏、冀氏、牛氏、司城氏、网氏、近氏、止氏、朝氏、教氏、右归氏、三■氏、王(壬)夫氏、宜氏、微氏、郑氏、目夷氏、鳞氏、臧氏、虺氏、沙氏、黑氏、围龟氏、既氏、阮氏、据氏、砖氏、己氏、成氏、边氏、戎氏、买氏、尾氏、桓氏、戴氏、向氏、司马氏,凡五十一姓。依汪继培为《潜夫论》所作笺注,这些姓氏,差不多都可明确其属于宋国内部的宗族系统。在别的诸侯国里,如齐,如楚,都有一些贵族的氏姓,但依文献所记,都不及宋国之盛。这些氏姓,都代表贵族间不同的政治势力,是以血缘为本位的政治体制之显着的特点。

  与宗族制度相联系,宋的君位继承制不同于周制。周自周公以后,是以嫡长子继承为主,而宋则是兄终弟继和父死子继的两种制度并行,这还是殷人的旧俗。

  春秋初年,宋穆公在位(公元前728—前720年),他继承了其兄宣公。宣公临死前,亲自对穆公说:“父死子继,兄终弟及,天下通义也。”当时,穆公坚持不肯,推让再三,才接受下来。他在位九年,临终前,召集群臣到面前说:“先宣公舍太子与夷而立我,我不敢忘。我死,必立与夷。”他要让位给他的侄子,而群臣坚决要立公子冯,即他的长子。穆公说:“毋立冯,吾不可以负宣公。”后来穆公死后,终于遵照穆公的意见立宣公之子与夷,是为殇公。但殇公在位不满十年,却为华督父所杀,孔父也一同受害。由此看来,宋国在春秋初还是父死子继与兄终弟及并行的,他们还认为这是“天下之通义”。

  宋殇公在位时,大司马孔父执政,太宰华督父和孔父争权。他在国中散布谣言说:“殇公即位十年中间,对外战争十一次,民不堪命,这都是孔父执政不好的缘故。”他这样一说,国人也都怨恨孔父。公元前710年,华督父率领国人叛乱,杀死了孔父和殇公。因为与夷短命而终,故谥号为“殇”。这次叛乱是宋国戴族中华氏专政的开始。

  穆公子冯在郑,宋人立冯为君,是为庄公。这时宋国颇强,常常干涉卫、郑的内政而发生战争。如华督执政时,他曾经执郑国执政者祭仲,并强迫他立突为郑君。

  庄公死后,闵公即位,子鱼执政。公元前690年,南宫万弑闵公,国内大乱,诸公子纷纷逃出国外。国人杀南宫万的弟弟南宫牛,立闵公弟御说为桓公。南宫万逃奔陈国。陈人用计捉往了南宫万,把他杀死,然后把尸送还宋国。

  公元前652年,宋桓公病危。他照例也召集大臣前来开“顾命”会议。太子文表示愿意让位给哥哥目夷(氏)子鱼(名),子鱼坚决不肯,只做了司马,而由太子兹父即位,这就是赫赫有名的宋襄公。他于齐桓公死后,企图重整霸业。当时子鱼和国人都说:“这是宋祸的前兆”。或者说:“宋是亡国之余,失去了天命(指殷商)就不可能再恢复了的。”但是宋襄公不顾力量,也不顾形势,却硬要去干,结果闹出了许多笑话。

   宋襄公图霸失败

  宋襄公是一个想继承齐桓公的霸业而终于失败的人。当他在位的时候,宋与郑都相当强大,但毕竟土地小,人口少,要想使整个中原诸侯都听命于他,是很困难的。公元前641年,宋襄公把滕文公捉住,这是一个姬姓小国(在今山东滕县)的国君。又在“泚睢(地名)之社”举行祭祀,使鲁国的附庸邾文公把鄫子作为人祭的牺牲。《左传》僖公十九年说“欲以属东夷”,就是使东方诸侯国家服属于宋,以来为霸主的意思。古代山东鲁国睢水泗水一带散布着许多氏族部落,宋作为殷商之后,春秋时还保存着一些原始的野蛮的风俗习惯,如人殉与人祭。但春秋时,包括宋国在内,也有一些开明的人对于这些原始野蛮风俗已表示反对了。当时司马子鱼就劝谏宋襄公说:“古者六畜不相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况敢用人乎?祭祀以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谁御之?”他的意思是说:六畜不相为用,在祭祀马神时就不用马作牺牲。这大概是图腾所谓“禁忌”。小事,就是小的祭祀,不用牛、羊、豕等“大牲”。他还说,民,是神的主人。既然如此,那么用人作为牺牲,自然是神所不能接受的。司马子鱼已经具有这种开明的进步思想,确是很难得的。但是习惯势力,旧的礼教,往往不是一下子能够消除的,宋襄公就是属于后一类人。解放以后,曾经在今江苏铜山发现一处由人工堆成的巨石,左右两块巨石相对而立,上面复以一块更大的巨石。遗址上有许多碎乱的人骸,大都被砍去了头。考古工作者认为这就是殷商时期的社,并且可能就是“次睢之社”。《左传》昭公十年说:“(鲁)平子伐莒,取郠,献俘,始用人于亳社。”这“始”字显然是不正确的,因为人祭人殉由来已久,在殷墟的遗址里已有大量的发现了。《左传》昭公十一年说:“子灭蔡,用隐太子于冈山。”用,就是用作牺牲的意思。这就是说,楚国也有这种风俗。

  宋、杞都是“亡国之余”,在战国诸子书里,往往以宋、杞为愚蠢的笑料,如“守株待兔”、“杞人忧天”等等。虽然事情未必如此,而东夷部落的确保留着较多的氏族社会制度和习惯。时代进步了,所以被人视为笑料。

  公元前639年,宋襄公举行鹿上之盟(今安徽太和)。《左传》说:“以求诸侯于楚”,就是使楚承认宋为霸主。楚人许之。公子目夷说:“小国争盟,祸也,宋其亡乎!”他已经感到亡国之祸快要发生了。次年,前638年,终于发生宋楚之间的泓之战。

  公元前638年春,郑文公朝楚。夏,宋襄公即伐郑,就因为郑朝楚的缘故。楚人当然不肯罢休。楚成王也立刻发兵救郑,攻伐宋国。大司马子鱼又谏襄公说:“天之弃商久矣!君将兴之,弗可赦也已!”宋襄公不听。宋为商的后人,故可通称。冬,宋人及楚人战于泓(在今河南拓县)。宋人的队伍已经整整齐齐排列好,等待楚兵的到来。楚人渡河。司马子鱼说:“彼众我寡,及其未即济也,请击之!”公说:不可。楚兵渡河后,尚未整理好队列,子鱼请再出击。宋襄公不允。直到楚人阵成,宋襄公才使出击。结果宋师大败,襄公的屁股上也受了伤。国人都怪襄公。襄公说:“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子鱼批评了襄公,襄公不以为然。不久,宋襄公死,宋的霸业也就此结束了。宋襄公的活动,曾受到人们的讥讽,但司马迁却说:春秋讥宋之乱,自宣公废太子而立弟,国以不宁者,十世。襄公之时,修行仁义,欲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汤、高宗(武丁),殷所以兴,作《商颂》。襄公既败于泓,而君子或以为多(赞美、肯定之意),伤中国缺礼义,褒之也。宋襄公有礼让也。

  这对于宋襄公是采取肯定态度的,大概是在礼让上肯定他的言行一致,肯定他“修行仁义”,而不从军事上的成败立论。司马迁所谓君子之“多”,《公羊传》僖公二十二年有此说。

   长期不安定的局面

  宋襄公图霸失败以后,宋长期处于不安定的局面。在国内,宗族间的斗争连续不断。在对外关系上,也要不断依违于晋楚之间。这种情况在别国也不少,但宋却表现得更为强烈。

  宋襄公图霸失败以后,晋国成为华夏诸侯所公认的霸主。城濮之战,就因楚成王围宋,宋求救于晋而发生的。结果是晋胜楚败,宋、卫等小国就倾向晋国。但是楚始终是长江流域的强国,宋、卫等国又不得不采取“二亲”政策,即楚强则亲楚,晋强则亲晋。宋的内政也不得不受外交路线的影响。这一点,宋和郑国是差不多的,但又有不同,郑国执政始终在“七穆”的掌握之中,即使有斗争,不象宋国那样剧烈。春秋中期,郑国出现了一个着名的政治家子产,主张改革,而宋国的子罕尽管也很有政绩,但始终是一个保守的贵族。

  宋襄公死,其子成公立。十七年,成公弟御杀太子及大司马公孙固而自立。不久,宋人又杀御而立成公少子杵臼,是为昭公。史书上说:“昭公无道,国人不附”,其实,他却是很有政治抱负的,要想集权于君主,除去群公子的势力。乐豫说:“不可!公族,公室之枝叶也,若去之,则本根无所庇荫矣。”公子之族就是公族,它正象大树的枝叶一样,枝叶去了,则“本根”就“无所庇荫”了①。昭公没有听从他的意见,穆、襄之族终于率“国人以攻公”,杀公孙固、公孙郑于公宫。公元前610年,接着又发生公子鲍之乱。

  公子鲍长得很美,据说前宋襄公夫人很爱他,却被拒绝。但是她有政治野心,尽力支持公子鲍篡夺昭公的君位。司城意诸(人名)支持昭公,劝他出国避难。昭公绝望地说:“不能(意即不能和睦)其大夫至君祖母(襄夫人)及国人,诸侯其谁能纳我?”

  宋国发生饥荒,公子鲍把自己家里的粮食拿出来赈济国人。凡年自七十以上,都无不馈赠,还增加“珍异”。他天天进出于“六卿”之门,对城中的“材人”(指战士),无不和他们交往。凡是桓族以下的族人,他没有不照顾的①。

  公元前611年,昭公出猎时,襄夫人派人攻杀昭公,于是公子鲍即位,是为文公。晋作为盟主前来责问。听说宋已立新君,只好承认这一事实。次年,昭公子又联络文公母弟须及武氏之族作乱。文公很快地把他们平定下来。武、穆等族逃到国外。从此,宋国展开了戴、桓之族间更剧烈的斗争。

  这时,楚国正当庄王在位,国势强盛。公元前607年,楚命郑伐宋。宋败,华元被俘。宋以兵车百乘,马四百匹赎回华元。华元就是华父督的后人,属于戴族。

  公元前598年,楚伐陈,诛夏征舒,陈几乎亡国,宋也愈来愈感到楚的威胁。公元前597年,楚为了救郑,发生邲之战,楚胜,楚的国势达到了顶点。同年,楚围郑,郑穆公亲自袒着狗牵着羊向楚降服。公元前595年,楚国使者经过宋国,没有向宋借道,宋因此执楚者。楚大怒,发兵包围宋国,从九月开始,到次年二月。宋城中粮尽,到了“析骨而炊,易子而食”的悲惨程度。宋华元夜见楚将子反。庄王问他城中的情况,华元据实以告。楚王说:“我国军队也只有二天的粮食了!”于是罢兵。

  公元前595年,宋华元奔走调停于晋、楚之间,结“弭兵”(停止战争)之盟。华元为右师,鱼石为左师。华元专政。司马荡泽攻杀太子肥,并准备杀华元。华元将奔晋,鱼石劝阻他,只到黄河边上就回来了。他一回来,就杀死了司马荡泽(桓族),立共公的少子成,是为平公。

  公元前586年,楚共王伐宋彭城(今江苏徐州)以封左师鱼石。这是楚国对宋内政的粗暴干涉,因而引起晋国为首的诸侯的顾虑。次年,晋率诸侯攻伐鱼石,鱼石被诛。晋和诸侯以彭城复归于宋。

  在晋、楚长期的争霸战争中,宋、郑等小国的负担是很沉重的。因为大国出兵作战,小国要陪着出兵,供应赋役。所以宋、郑早已有弭兵的要求。这时宋国向戍和晋国赵文子、楚国令尹子木都很熟悉,探知他们也有弭兵的意思。公元前546年,在宋举行第二次弭兵之盟。楚国子木提出,除秦、楚以外,“晋楚之从交相见也”。晋赵文子表示同意。因此原来服属于晋、楚的小国诸侯,自结盟之后,对晋楚都要互尽义务。这样对诸侯小国来说,不是减轻负担,而是增加负担。但是从此晋楚之间的大战终于停止,在四十年间晋楚没有发生战争。但楚国对江淮流域的小国战争更加剧了。

  这时宋国内部贵族的斗争并未停止。先是华氏(戴族)与向氏(桓族)的斗争。华氏败后,接着又发生向魋的暴乱。向魋也是桓族成员,故又称桓魋。桓魋之乱平定后,戴族中的乐氏、皇氏、灵氏出来组织执政班子。《左传》说:“于是皇缓为右师,皇非我为大司马,皇怀为司徒。灵不缓为右师,乐茷为司城,乐朱鉏为大司寇。”这是由清一色的戴族贵族掌握政权。

  但是这时宋景公宠用大尹(陪臣、家臣之类,失名),一切政事都须经过大尹传达,因而又引起国人的不满。公元前469年(鲁哀公二十六年)六卿联合国人驱逐大尹出国。《左传》因此说:“三族(即乐、灵、皇)共政,无相害也。”暂时平静无事。不久,就进入战国了。

   宋的衰亡

  战国以后,宋国贵族之间依然不断发生斗争。据《韩非子·说疑》篇说“戴氏取宋”,韩非把它和三家分晋、田氏代齐相提并论。战国以后,宋国的政权已经由于氏直系而变成戴氏旁氏了。

  戴族中有乐、皇、灵三族,乐氏则又是三族中最负声望者。《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郑子皮饩国人粟,宋司城子罕“请于平公,出公粟以贷,使大夫皆贷。司城氏(即子罕)贷而不书,为大夫之无者贷”。晋叔向闻之曰:“郑之罕(子皮)宋之乐(即子罕),其后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国乎?民之归也,施而不德,乐氏加焉,其以宋乎降乎?”这足证春秋末已有人预言戴族乐氏,即子罕,将要代宋。他们为了获得国人的拥护,推翻公室,而振贷国人的贫穷者。他的这种手段和宋公子鲍,郑子皮(罕氏)、齐陈氏、宋乐氏都是一样。晏婴对齐景公说:“大夫不收公利”,而上面这些人恰好都是“收公利”者。

  公元前487年,宋灭曹。接着,宋郑又连续作战。这不是宋的强大,而是它的回光返照。当时有“宋聋郑昭”的说法,意思是说宋的反应比郑来得迟钝。这是有些根据的。公元前375年,韩已灭郑,而宋至公元前286年才被灭于齐,反而要比郑亡晚一百余年!

  战国中期,秦齐成为东西对峙的两大强国。宋齐邻近,齐取宋较易,而齐国总不敢轻易下手。这是因为它如果先灭宋,就会破坏六国之间,特别是齐秦之间“均衡”的形势。公元前288年齐终于把宋灭亡了,因此引起秦、韩、赵、魏、燕五国合纵攻齐。燕国为了报复齐伐燕的旧仇,作战特别出力。齐如削弱,则燕的安全比较有了保证。所以燕乐毅的军队一直攻入临淄,连下七十余城,几乎灭亡了齐。从此战国形势发生一大变化,而宋国终于灭亡。

  

  ①《史记·宋微子世家》及三家注。以下依据《世家》者,不一一另注。

  ②《论语·微子》。

  ③《史记·殷本纪》。

  ①《左传》,文公七年。

  ①《左传》,文公十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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