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

第三卷 上古时代(下册)·第一节巴蜀

  
第八章 巴蜀、西南夷

  巴蜀和西南夷是古代散布于四川、贵州、云南等地的古老氏族部落。根据考古发掘和神话传说,它们的起源和文化不一定比华夏诸族要晚或落后,它们也并不与华夏诸族完全隔绝,毫无来往。不过先秦文献里确是较晚才提到它们。可以肯定地说,巴蜀在商周之际已经与商周发生关系,而在春秋战国以后,与楚秦等国的关系更加密切。两汉魏晋南北朝以后,《华阳国志》、《蜀王本纪》以及《山海经》等着作里对它们的起源和历史有专门的记载,但仍有史料不足或模糊不清的感觉。今且从《牧誓》的八族谈起,然后分别论述楚、秦对巴蜀的经营开发。

   第一节 巴蜀

  《牧誓》的八族

  《牧誓》是周武王伐纣前会师于孟津的誓师辞。当时,西南诸族多拥护周,而反对殷商。在《牧誓》中提到的诸族有庸、蜀、羌、髳、微、庐、彭、濮八族,或称为八国。其实它们只是氏族部落而已,还不能算是严格意义的国家。它们也并不一定恰好只有八国。当时会于孟津的诸族,一说有八百之多。这也说不上有多大可信的程度,但可见当时来会的诸侯之多。

  关于《牧誓》八族,前代学者从孔安国、郑玄到孙星衍以及近人徐中舒,顾颉刚等都有考证。他们认为,大体上这些国家都是在周的西南,包括今陕西、四川、湖北等省交界的区域。商周之际,殷纣王对其四周小国都很暴虐,因此它们拥护周文王、武王。所谓“三分天下有其二”,是说殷商末年,不但殷丧失了对东夷的控制,而且西南诸族也大都依附于周。但周文王、武王还是小心翼翼地服事殷商,非到时机成熟,是不采取非常行动的。

  《牧誓》八族有蜀而无巴。彭,可能就是巴。前辈学者认为彭在四川彭县。彭、巴双声,自可通用。《左传》襄公九年:“巴濮、楚、邓、吾南土也。”春秋以后,不见彭而只见巴,而且巴、濮往往并言。

  《牧誓》中的髳,前辈学者考释,都以春秋时的茅戎当之,固指定其地在今河南三门峡附近。我们认为,茅戎也就是苗蛮的支族。《后汉书·西羌传》透露了这一消息,说: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其国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关之西南羌地是也。滨于赐支,至乎河首,绵地千里。赐支者,《禹贡》所谓析支者也。南接蜀,汉徼外蛮夷,西北接鄯善、车师诸国。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其俗氏族无定,或以父名母姓为种号。

  西羌自出三苗,学者颇为置疑。但是苗羌必定地域邻近,而且迁徙活动也常相因,是可信的。析支即西南夷中的■或臾,所以说“南接蜀、汉徼外蛮夷。”羌人向西南迁徙过程中,有苗蛮人参加,他们住在蜀的徼外。

  古代各族人民的迁徙是十分频繁的,从而发生经济文化的接触,以及血缘关系的融合。研究巴蜀和西南夷的族源,易有分歧,其原因即在于此。

   巴濮的迁徙与楚的经营

  春秋以后,楚国由丹水以北向江汉流域发展。巴大概也在这时向东发展,都于江州(今四川重庆),并且沿着长江向下发展,直到巫峡、宜昌,沿江都有巴人的踪迹。

  《左传》桓公九年(公元前703年),始见巴人的记载:巴子使韩服告于楚,请与邓为好。楚子使道朔将巴客以聘于邓,邓南鄙鄾人攻而夺之币,杀道朔及巴行人。楚子使薳章让于邓。邓人弗受。夏,楚使斗廉帅师及巴师围鄾。邓养甥、聃甥帅师救鄾。三逐巴师,不克。斗廉衡陈其师于巴师之中以战而北。邓人逐之,背巴师而夹攻之。邓师大败。鄾人宵溃。

  据此记载,巴当在楚国之西北,与邓(今河南邓县)相近。巴要与邓友好,而须先告楚国,则巴为服属于楚之附庸。

  《左传》,庄公十八年(公元前676年),楚文王即位,与巴人伐申,巴人叛楚而伐那处,又进而攻楚之城门。冬,巴人又因楚阎敖“其族为乱”而伐楚。由此可见巴人的顽强。这时楚国的都城为郢(今湖北江陵纪南城),那处即在其北,巴国当在襄阳附近。

  《左传》,文公十六年(公元前611年),楚大饥。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今湖北房县南),师于林(当在今湖北荆门),又伐其东南。庸人帅群蛮以叛楚。麇人帅百濮聚于选,将伐楚。于是,申、息之北门不启。可注意的是庸人、麇人为首,联合群蛮、百濮共同反叛楚国。庸见于《牧誓》,在今湖北竹山县。楚师东来而百濮避锋先走。百濮在竹山之南。百濮包括许多属于濮的部落,正象群蛮一样,不易固定于一个地点。这时,从湖北北部山区到江汉流域,都有濮人的活动。平定这次动乱时,秦与巴都帮助楚国。《左传》这样说:“子越自石溪、子贝自仞以伐庸(石溪和仞皆在今湖北均县,为八庸之道)。秦人、巴人从楚师。”战争结果是楚灭了庸,百濮罢归。自此之后,巴更进一步服于楚了。

  但是百濮与群蛮,氏族林立,没有统一。楚自若敖、蚡冒“毕路蓝缕,以启山林”,开发蛮濮以来,直至战国,始终没有能够征服了他们。因为他们处在湖山荆山、武当和桐柏大洪山的山区之中,时叛时服,非楚之兵力所及。吴、濮是楚国春秋晚期两大外患。这时也有一部分濮人顺着犍为、宜宾所谓“僰道”而举族向南迁徙,到了云南、贵州境内的。

   蜀

  蜀作为族名,已见于甲骨文,如“蜀射三百”,“丁卯卜,共贞,至蜀,我有事。”“王登人正(征)蜀”等等。就内容看来,殷王有权征调蜀之射人;殷王有事,蜀有所谓“■王事”之义务。但是蜀并不老老实实地服从于殷,故殷王屡有征蜀之役。

  唐宋时,成都附近曾经发现很多人工堆积而成的巨石和石棺,当时人们都不解其故。其实,这是东夷人(包括殷商)的风俗习惯。今在辽东、辽西以及苏北铜山丘湾,都有发现。有人称之为“巨石文化”。蜀地有“巨石”的发现,也许是蜀人从沿海或中原迁徙到西南之诬。

  《华阳国志·蜀志》说:蜀有王曰杜宇,一名杜主。“杜主”,古即“社主”。又说:“七国称王,杜宇称帝”,“乃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眉为城郭”。这个传说的年代,并不很古,大约是春秋战国时的情况。大体说来,蜀这时的领域北抵汉中,西达氐羌,南到峨眉、乐山、宜宾,东与巴接壤。这一区域正是所谓川西平原,土地肥沃,因此春秋战国时蜀成了楚秦移民的目标。

  春秋中期,楚庄王时发生贵族若敖氏的叛乱。平定以后,若敖氏的子孙遭到灭亡,斗氏、斑氏属于若敖氏的分族,也被迫迁徙“实边”。岷山庄王大概就是这时到了蜀的西南,与氐羌杂处,成了大族,被称为“豪”。豪就是敖,犹酋长的意思。另外,还有爨氏和一个被称为“盗”实即农民起义领袖的庄,在战国时由楚都迁到滇黔。这情形,正象商周之际殷商的宗支向四处迁徙一样。不管它们是被迫的还是自愿的,民族的迁徙也就是文化传播,起着重要的文化交流作用。

  春秋时期,楚国的金币(锾和金版)已流行于长江流域。近半个多世纪来,在今湖南、河南、江西、浙江都有发现。当时的金矿地点究竟在何处,徐中舒《论岷》山庄王与滇王、庄的关系》一文,首先揭开丁这一秘密。汉代的严道(原是庄道,因避汉文帝讳改为严道)所在的岷山脚下,有一条犁牛河。犁、丽,同音,故亦名丽水,盛产黄金。同时云南腾冲北面的金宝山长傍川之间,也盛产黄金,也名丽水。楚国为了在两地开采金矿并运输到楚国,先后在云南楚雄和四川荥经置官设吏,即由岷山庄王经营其事。因荥经距楚雄较近,交通方便,所以较楚雄尤为重要。战国以后,秦国日益强大,自它占领了汉中之后,秦代替了楚在巴蜀的统治,于是,金矿的事业便停顿下来。①秦自商鞅变法以后,开始向东发展。秦惠文王听从司马错的建议,不忙攻伐三晋,而向巴蜀发展。司马错说:“取其地足以广国,得其财产足以富氏缮兵”。秦于是向蜀扩展。

  公元前316年,蜀和道、巴发生战争。秦惠文王派张仪、司马错等人从剑阁伐蜀。蜀王亲自到葭萌(剑阁东北)迎战。结果败退,被秦兵追及杀死。就这样,蜀国就亡了。接着,秦又乘势灭了苴、巴。

  蜀的灭亡是很迅速的。但是,秦统治蜀却化费了很大的气力。当时,蜀及其他西南少数民族,尚未形成国家,时叛时服。秦不能不对他们采取羁縻政策,如封蜀王的子弟为侯,又使陈庄相蜀,张若为守。秦在巴设置巴郡同时,仍然保留了蛮夷君长,又使他们“世尚秦女”。

  公元前314年,秦惠文王封公子通为蜀侯。尽管秦派蜀相蜀守以监视蜀侯,但是蜀仍不断发生内乱。实际上,秦对蜀的统治是不稳固的。公元前311年,西南夷中的丹犁降蜀,而蜀相陈庄杀死丹犁,这就是怕蜀侯和西南夷勾结,以抗秦国。次年,秦武王派甘茂等人伐蜀,杀死陈庄。公元前308年,秦武王又封蜀侯子辉为侯,仍是使用以蜀治蜀的政策。公元前301年,秦昭王又派司马错入蜀,辉自杀,继立辉子绾为侯。公元前285年,秦怀疑绾反叛,把他杀死。从此只派张若为蜀守,设置蜀郡。

  秦灭蜀后,连封三侯而又连杀三侯,然后才改蜀为郡,使蜀成为地方行政组织,加强了对蜀的统治。

  

  ①云南《思想战线》,1977年第4期。

 返回目录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