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

第三卷 上古时代(下册)·第三节晏婴、叔向

  
第三节 晏婴、叔向

  晏婴相齐

  晏婴,字仲,溢平,习惯上多称为平仲。东莱夷维(令山东高密县)人。《史记》称其“事齐灵公、庄公、景公,以节俭力行重于齐。既相齐,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语及之,即危言;语不及之,即危行。国有道,即顺命;无道,则衡命。以此,三世显名于诸侯。”司马迁为晏婴立传,对他极为推崇,说:“方晏子伏庄公尸哭之,成礼然后去,岂所谓‘见义不为无勇者’耶?至其谏说,犯君之颜,此所谓‘进思尽忠,退思补过’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哭齐庄公成礼,进谏节俭,这是我们所知晏婴一生中的重要事迹。

  晏婴哭齐庄公成礼,在《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有较详的记载。当时,崔杼设置圈套,预谋杀害庄公。庄公要与崔杼之妻通奸,陷入圈套。晏婴闻讯,来到崔氏住宅的门外。有人问晏婴,你要为君而死吗?回答是,独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有人又问,你要跑到别处去吗?回答是:吾罪也乎哉,吾亡也。又问:你回去吗?回答是:君死安归。接着,晏婴说出一番道理:“君民者,岂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岂为其口实,社稷是养。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昵,谁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将庸何归?”崔家的门打开了,晏婴走进去,枕尸而哭。兴,三踊而出。有人就跟崔杼说,一定要杀掉他。崔杼说:“民之望也。舍之,得民。”这段故事表明晏婴在生死的关键时刻,能作出理智的选择。他没有死,但并不怕死。崔杼敢于杀害庄公,而不敢杀害晏婴,这可见晏婴在当时政治天平上分量之重。

  晏婴进谏,有时,是象司马迁所说,“犯君之颜”,因事引导,取得良好的政治效果。公元前522年,齐景公生病已经一年,还没有好。诸侯派人来问疾者不少。梁丘据和裔款说,“我们祭祀鬼神,比先君还要丰盛。现在君主病了,使诸侯担忧。这是祝史之罪。诸侯不知内情,要说我们不敬鬼神了。”他们建议杀了祝史,以便向诸侯解释。景公把这个意思告诉晏婴。晏婴说:若是有德行的君主,内政外事不荒废,上下无怨恨,举动不背时,那么祝史向鬼神陈说实情,也不会有什么惭愧。因而鬼神也会飨用祭礼,国家也会受到福泽,祝史也可以从中得到好处。如果遇到淫乱的国君,内政外事偏颇邪恶,朝野上下怨恨,举动邪僻背理,纵欲贪私,高台深池,淫乐无已,斩刈民力,掠夺民财,从而酿成过错,又不体恤后代,暴虐放纵,胡作非为,毫无顾忌,不考虑怨谤,不害怕鬼神,把鬼神的震怒和百姓的痛恨都不放在心上,那末,祝史若陈说实情,则是诉说国君的罪过;如果祝史掩盖过错、列举好事,则是虚诈欺骗。所以鬼神不享受祭祀,国家因而得祸,其中也有祝史的份。夭、昏、孤、疾者所以存在,只因为有暴君的缘故。

  景公问:那末,怎样办呢?晏婴回答说:这不是杀祝史所可办到的。现在山林泽薮,盐蜃,都设官看管。贪鄙的人掌握权力,各处的关卡横征暴敛,世袭的大夫强买货物;政令无准则,赋敛无节度,宫室不断更新,淫乐不止,宠妾在市场肆意掠夺,宠臣在各处假传教令,私欲不能满足,就加害百姓。百姓痛苦困乏,夫妇都在诅咒。祝有益也,诅亦有损。聊地,摄地以东,姑地,尤地以西,人口多得很呢!虽其善祝,岂能胜亿兆人之诅。

  晏婴的这次进谏,有进步思想的内容。“祝不胜诅”,有无神论和人民性的倾向。这次的进谏,是有政治效果的。景公指示大臣们宽政、毁关、去禁、薄敛,裁减了一些不利于民的机构和法令①。

  也是在公元前522年,晏婴又一次的进谏。《左传》昭公二十年说:齐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遄台。子犹(梁丘据)驰而造焉。

  公曰:唯据与我和夫。晏子对曰:据亦同也,焉得为和?

  公曰:“和”与“同”,异乎?对曰:异。和如羹焉。水火醯■盐梅以烹鱼肉,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故《诗》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嘏无言,时靡有争。”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清浊、大小、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诗》曰:“德音不瑕。”今据不然。君所谓可,据亦曰可。君所谓否,据亦曰否。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这番话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要和而不同,就是听取多方面不同的意见,不要偏听。二是于一种意见之中,也要有可有否,作出一些分析,不要囫囵吞枣。晏婴所说,是如何正确对待不同意见的态度问题。他的话说得委婉,但是关系国君政治作风的大问题。

  晏婴坚持节俭。对违背节俭的事,虽君命有所不受。《左传》昭公三年记载:齐景公打算为晏婴更换住宅,说,“你的住房靠近市场,又低湿狭小,喧闹多尘,不能在这儿居住了,把你房子换到高爽的地方吧。”

  晏婴辞谢说:“君的先臣就住在这里,下臣我不足以继嗣祖业,住在这里就已经过分了。况且小人靠近市场,早晚得到所需要的东西,这与小人有便利之处,岂敢麻烦里旅的人为我建造新房呢?”

  景公笑着说:“你居近市场,知道物价的贵贱呀?”晏婴说:“当然知道。市上的履贵踊贱。”这是晏婴乘机谏景公刑罚之多。景公听了晏婴的话,为之减刑。

  等到晏婴出使在外,齐景公命人更换了晏婴的住宅。晏婴从国外回来,新住宅已经建成了。然而,晏婴拜谢以后,就将新宅拆毁了,并重新建造邻居的房屋,都象原来的样子,让原来的住户又重新搬了回来①。

  《晏子春秋》记:晏婴总是乘坐破旧的车子,驾车的马也老瘦不堪。齐景公见了说:“你的俸禄太少了吧?为什么你的车马这样不好呢?晏婴说:臣得暖衣饱食,敝车驽马,以奉其身,于臣足够了。

  晏婴走后,齐景公命梁丘据给晏婴送去了漂亮的大车和骏马。一连送了三次,都被拒绝了。

  齐景公很不高兴,就把晏婴召来,对他说:你不接受车和马,我以后也不再坐车了。晏婴说:你让我统辖全国官吏,我要求他们节衣缩食从俭处事,以便给全国的人们作个样子。这样,我还恐怕他们有奢侈浪费和不正当的行为。现在你在上面是辂车乘马,我在下面也乘坐这么好车马,这样一来,有些人就要学你和我的样子。上行下效,会弄得全国奢侈成风,我也就无办法去禁止了。最后,晏婴还是辞而不受①。

  车马和住宅,好象只是生活上的事,但从晏婴作为齐相的身份说,却是关系政风和社会风气的大事。司马迁说他“以节俭力行重于齐”,可见他对于节俭的坚决及其政治影响。他对于节俭的一些议论,也有人民性的倾向。

  晏婴作为一国之相,于上述各事外,对人才的敬礼,任用,特别重视。有一次,齐景公出猎,上山见虎,下泽见蛇,以为不祥。晏婴说:“国有三不祥,是不与焉。夫有贤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所谓不祥,乃若此也。”又有一次,齐景公问晏婴如何改变齐国的政治。晏婴说:国具官而后政为善。景公很不高兴,说:“齐国虽小,何为不具官乎?”晏婴说:“这不是我要说的意思。昔先君桓公身体堕懈,辞令不给,则隰朋侍。左右多过,刑罚不中,则弦章侍。居处肆纵,左右慑畏,则东郭牙侍。田野不修,人民不安,则宁戚侍。军吏怠,戎士偷,则王子成父侍。德义不中,信行衰微,则筦子侍。先君能以人之长续其短,以人之厚补其薄,是以辞令穷远而不逆,兵加于有罪而不顿。是故诸侯朝其德而天子致其胙。今君之失多矣,未有一士以闻者也,故曰未具。”②晏婴的这两次议论,见于《说苑》,或多浮词,但略可见晏婴对人才的重视。

  《史记》记:“越石父贤,在缧绁中。晏子出,遭之涂,解左骖赎之。载归,弗谢,入闺。久之,越石父请绝。晏子惧然,摄衣冠谢曰:‘婴虽不仁,免子于厄,何子求绝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闻君子诎于不知己,而信于知己者,方吾在缧绁之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以感寤而赎我,是知己。知己而无礼,固不如在缧绁之中。’晏子于是延入为上客。”又记:“晏子为齐相,出。其御之妻从门间而窥其夫。其夫为相御,拥大盖,策驷马、意气扬扬,甚自得也。既而归,其妻请去。夫问其故。妻曰:‘晏子长不满六尺,身相齐国,名显诸侯。今者妾观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长八尺,乃为人仆御,然子之意自以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后夫自抑损。晏子怪而问之,御以实对。晏子荐以为大夫。”这两段记载,写出了晏婴在为国、敬礼、任用贤才的不平常的作风。司马迁为晏婴立传,很重视这两件事,把它们放在传记的重要地位上。

  公元前500年,晏婴卒。生年不详,开始相齐之年亦不详。但他的政治生活,主要是在齐景公时期,当无可疑。景公听到晏婴死之后,急忙奔丧,伏尸而号,悼念他对自己的日夜督责,“不遗尺寸”。十七年后,景公还怀念他,说:“自我失晏子,于今十有七年,未曾闻吾过、不善。”①世传《晏子春秋》一书,系后人对晏婴言行的辑录,似成于战国人之手,内容多系传说,不尽可信。

   叔向论政

  叔向,羊舌氏,名肸,是晋的公族,历事晋悼公、平公和昭公,死于公元前528年或稍后,生年不详。晋悼公时,傅太子彪,即后来的平公。他在晋国没有执掌国政,但以正直和才识见称于时。他留下了一些重要的政治见解和政治风范。

  公元前552年,晋平公六年,叔向的异母弟弟羊舌虎因罪被杀,叔向也被囚禁。平公宠臣乐王鲋向叔向表示,说他可以去说情。叔向不理他。并向人表示,只有祁奚才可以帮助他。他说:“祁大夫外举不弃仇,内举不失亲,难道会单独把我丢下吗?”后来,情况的发展,正如叔向所料。平公向乐王鲋询问叔向的罪过。乐王鲋回答说:不丢弃他的亲人,可能是同谋。当时祁奚已经告老休养了,听说叔向的情况,坐上传车去拜见范宣子,说:“谋而鲜过,惠不倦者,叔向有焉”。这是国家的柱石。即使他的十代子孙有了过错,还要赦免,用以勉励有才能的人。现在一旦自身不免于祸,而使之丢掉国家,这难道可使人理解吗?鲧被诛戮而禹兴起,伊尹放逐太甲而又做了他的宰相,也没有受到怨恨。管叔、蔡叔被诛,而周公辅佐成王。为什么叔向要为了羊舌虎而被杀?宣子被说服了,同往劝说平公赦免了叔向。祁奚和叔向都不认为这件事的处理是由于私情。祁奚不见叔向就回去了。叔向也不向祁奚表示感谢而去朝见晋平公①。

  公元前546年,晋平公十二年,宋国的向戎发起弥兵之会。晋、楚两国是主要的参与者。晋国的代表人物是赵武,叔向是赵武的副手。楚国的代表人物是令尹子木。要会盟了,楚人衣里裹上皮甲。这实际上是对晋及晋方诸国的不信任。楚国伯州犁说:“会合诸侯的军队,而做不信任人的事,恐怕不可以吧。诸侯盼望受到楚国的信任,因此前来盟会。如果不信任别人,这就是丢掉了所用来使诸侯信服的东西。”他坚决请求子木解除皮甲。子木说:“晋国和楚国缺乏信用,已经很久了,干对我们有利的事就是了。如果能满足愿望,哪里用得着信用。”伯州犁退下去,对人说:“令尹将要死了,不会到三年。但求满足意志而丢弃信用,意志会满足吗?有意志就形成语言,有语言就生信用,有信用就巩固意志。这三件事互相关联、彼此确定。信用丢了,怎么能活到三年呢?”赵文子为楚人裹甲而感到担心。叔向说:“这有什么可怕?一个普通人一旦做出了不守信用的事,尚且不得好死。如果一个国的卿,会合了诸侯而做出不守信用的事,必然不能成功。说话不算数的人不能给人造成麻烦,这是你不必担心的。用信用召集别人,而又用上了虚伪,必然没有人亲附他,那里能危害我们?而且我们依靠着宋国来防守他们制造的麻烦,那就能人人舍命。和宋军一起舍命抗敌,即使楚军增加一倍也是可以的,我有什么可怕呢?而且事情又不至于到这一步。嘴上说消除战争以召集诸侯,反而发动战争来危害我们,我们的好处就多了,这我们是不必担心的。”

  晋国和楚国争执歃血盟誓的先后。晋国人说:“晋国本来是诸侯的盟主,从来没有在晋国之前歃血的。”楚国人说:“你说晋国和楚国的地位对等,如果晋国永远在前面,这就是楚国弱于晋国了。而且晋国和楚国交换着主持诸侯的结盟已经很久了,难道专门由晋国主持?”叔向对赵武说:“诸侯归服晋国的德,不是归服它主持结盟。你致力于德,不要去争执先后。而且诸侯会盟,小国也一定有主盟的人,让楚做晋的小国,不也是可以吗?”于是就让楚国先歃血。《春秋》记载会盟诸国的顺序,把晋国放在前面。《左传》说,这是由于晋有信用。

  会后,宋公招待晋、楚的大夫。赵武为主宾。楚令尹子木跟他说话,赵武不能回答。叔向在旁边说话,赵武也不能回答。子木回国后,对楚王说:“宜晋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无以当之,不可与争。”

  弭兵之会的成功,和缓了南北对抗的紧张形势,这当是符合各国人民愿望的。叔向在会盟的过程中,起了积极的作用。

  公元前537年,晋平公二十一年,晋韩起以叔向为副手,入楚送女。在路经郑国的时候,子皮、子太叔慰劳他们。太叔对叔向说:“你要当心,楚王是非常骄横的。”叔向说:“他非常骄横,只有对他自己有害,对别人有什么关系。若奉我币帛,慎我威仪,守之以信,行之以礼,敬始而思终,终无不复。从而不失仪,敬而不失威,道之以训辞,奉之以旧法,考之以先王,度之以二国,虽骄横,又能对我怎么样。”叔向所说的主要内容是“守之以信,行之以礼。”“守之以信”,是遵守出使的任务,也就是送女成婚。“行之以礼”,是按传统的规范行事。“信”和“礼”,在叔向的言论中,往往是被强调的。此外,“度之以二国”这句话也是重要的,是说要审度晋楚二国之不同的形势,也即国家的实力。

  后来,事实证明,太叔和叔向的话都是对的。楚王在韩起、叔向等到达后,对群臣说,他要派给韩起、叔向等人担任不体面的职务,以羞辱晋国,自己好痛快痛快。群臣没有人答腔,只有启疆说了话。他指出,晋自鄢之战以来,一直没有放松警备,两晋臣到楚以后的一切活动又都依礼行事。晋国送亲的使者,都是各国卿大夫中着名的人物,有很大的政治影响,不可轻易得罪了他们。他说楚王的想法“将以亲易怨,实无礼以速寇,而未有其备,使群臣往遣之客以逞君心。”这番话把楚王说得省悟过来,他说:“不谷之过也。”于是以厚礼接待韩起。本来想找麻烦使叔向为难,但也做不到,只得也用厚礼接待了叔向。①公元前536年,晋平公二十二年,郑铸刑书。叔向致照书子产,表示他对公布刑书的意见。叔向在书中说:“始吾有虞于子,今财已矣。昔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惧民之有争心也。犹不可禁御。是故闲之以义,纠之以政,行之以礼,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为禄位以劝其从,严断刑罚以威其淫。惧其未也,故诲之以忠,耸之以行,教之以务,使之以和,临之以敬,涖之以强,断之以刚。犹求圣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长,慈惠之师,民于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祸乱。民知有辟,则不负忌于上,并有争心,以徵于书,而徼幸以成之,弗可为矣。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三辟之兴,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郑国,作封洫,立谤政,制参辟,铸刑书,将以靖民,不亦难乎?《诗》曰:‘仪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仪刑文王,万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徵于书。锥刀之末,将尽争之。乱狱滋丰,贿赂并行,终子之世,郑其败乎?肸闻之,‘国将亡,必多制’其此之谓乎?”子产不同意叔向的意见,答书坚决而委婉地说:“若吾子之言,侨不才,不能及子孙。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②叔向和子产的书信,是春秋政治史上的重要文献。他们在政治思想上有严重的分歧,分歧的焦点是对待礼的态度。叔向主张“行之以礼,守之以信”,防民有争心。子产铸刑书,则“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徵于书。”叔向看不到传统的社会秩序必然要灭亡,他看到的是刑书公布后所要发生的新的矛盾。子产是主张改变传统的社会秩序的,但他也并不认为新的办法就可能彻底解决矛盾。所以他说:“侨不才,不能及子孙,吾以救世也。”叔向和子产,在政治思想上的具体表现尽管不同,但又都表现了春秋这一动荡时期的政治家看不到历史前途的苦闷。

  公元前533年,晋平公二十五年,周王朝的甘大夫和晋的阎大夫嘉争夺阎地的土田。晋的梁丙、张趯率领阴戎进攻王朝的颍邑。周王使詹桓柏向晋致词,指出周之疆土及封建子弟的历史,意在谴责晋对历史使命的背弃,谴责晋率戎人伐诸姬的错误。最后指出周王室同晋的关系,“犹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谋主也。”如晋要“裂冠毁冕,拔本塞原,专弃谋主”,也就无可责备了。叔向对韩起说:“文公之霸,难道能改变制度吗?他辅佐拥戴天子,是很恭敬的啊。从文公以来,累代都有不合礼的活动,损害了宗周,暴露了自己,诸侯对晋的三心二意不也是应该的吗?天子的致辞,你还是要考虑考虑。”韩起同意叔向的意见。这时,周王的姻亲有丧事,晋就派赵成到周吊唁,送去阎的土田和入殓的衣服,遣返在颍地抓到的俘虏。周王也派大夫宾滑逮了甘地的大夫襄,来讨晋国的喜欢。晋对他加以礼遇而放了他回去①。

  公元前531年,晋昭公元年,楚王召蔡灵侯于申而杀之,使公子弃疾帅兵围蔡。韩起问叔向说:楚国会战胜吗?叔向回答说:“可以战胜的。蔡侯得罪了他的国君(指其杀父自立)而无恩于民!天要假手于楚以处死他,为什么不能战胜他呢?但我听说,不讲信而微劳得利,不能有第二回。楚曾使陈太孙吴伐陈,说将要安定你的国家。陈人听从了他的命令,就把陈变成一个县。现在又诱蔡而杀了其君,以兵围了蔡。虽侥幸得胜,也必然受到灾殃,这是不能长久的。以前,桀战胜了有缗而丢掉了国,纣战胜了东夷而丧失了生命。楚疆小,地位低,而比桀纣还要暴虐,能够没有灾祸吗?上天借助于坏人,不是降福给他,而是增多他的罪恶而降罚于他。比如天有五种材料而由人使用,材力用尽也就丢了。因此楚国不能拯救了,也不能复兴了。”①公元前529年,晋昭公三年,楚公子比(即子干)、公子黑肱、公子弃疾等帅陈、蔡、不羹、许、叶之师入楚,与楚灵王争夺王位。韩起问叔向:子比会成功吗?叔向说:“他不会成功。如想得到国家,必须克服五项困难。有了显贵的身分而没有贤人,这是一。有了贤人而没有人内应,这是二。有了内应而没有谋略,这是三。有了谋略而没有人民,这是四。有了人民而没有德,这是五。子比在晋国十三年了,晋、楚跟从他的人,没有知名之士,可以说没有贤人。族人被消灭,亲人背叛,可以说没有内应。没有可乘之机而轻举妄动,可以说没有谋略。一辈子在外边作客,可以说没有人民。流亡在外没有怀念他的象征,可以说没有德。楚王暴虐而无所顾忌,是自取灭亡。子比不顾这五项困难而杀死原来的国君,谁能帮助他成功呢?享有楚国的,大概是弃疾(平)吧。他统治着陈、蔡两地,方城山以外也归属于他,烦杂和邪恶的事情没有发生,盗贼潜伏隐藏,虽然有私欲而不违礼,人民没有怨恨之心。神灵任命他,国内的人民相信他。芈姓发生动乱,必然是小儿子立为国君,这是楚的常例。得到神灵的保佑,这是一。有人民,这是二。有美德,这是三。受宠而显贵,这是四。年纪最小,合于常例,这是五。弃疾有这五项优点,可以消除那五项困难,谁还能够伤害他呢?子比的官职,不过是右尹;他的地位,不过是庶子;论起神灵所命,也是远的。贵和宠,对他都说不上。百姓没有怀念他的,国内没有亲附他的。他要凭什么立为国君呢?”

  韩起说:“齐桓公、晋文公不也是这样吗?”叔向回答说:齐桓公、是卫姬的儿子,受到僖公的宠爱;有鲍叔牙、宾须无、隰朋为辅助;有莒国、卫国作为外援;有高氏、国氏作为内应;从善好象流水一样,行动迅速;不贪财货,不放纵私欲,施舍不知疲倦,求善没有满足。由于这样而享有国家,不也是合适的吗?我们的先君文公,是狐季姬的儿子,受到献公的宠爱;喜欢学习而专心一志。他生年七十,就得到五个人材。有先大夫子余、子犯作为心腹,有魏犨、贾佗作为臂膀,有齐、宋、秦、楚作为外援,有奕氏、郤氏、狐氏、先氏作为内应。他逃亡在外十九年,坚守自己的意志。惠公,怀公丢弃人民,人民因而亲附文公。献公没有别的亲人,人民没有别的希望。上天正在保佑晋国,将会用谁来代替晋文公?子比和这两位国君比,不一样。他是在国内有更有威望的人可以做国君的情况下,对人民没有施予,在外边没有援助,离开晋国没有人相送,回到楚国没有人迎接,凭什么希冀享有楚国呢?①这年五月癸亥,楚灵王缢于芋尹申亥家。乙卯夜,子比在动乱中自杀。丙辰,公子弃疾即位①。楚政局的变化,大体不出于叔向所料。叔向的这段议论,既分析了楚的形势,也反映了他对于作为一个国君的要求,这在他的政论中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公元前528年,晋昭公四年,晋邢侯与雍子争鄐田,久而无成。士景伯入楚,叔鱼代理景伯的职务,管理刑狱。韩起命叔鱼断狱。按规定,雍子有罪。雍子纳其女于叔鱼,叔鱼乃判邢侯有罪。邢侯怒,杀叔鱼和雍子于朝。韩起问叔向应如何判罪。叔向说:“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自知有罪而以贿赂进行收买。叔鱼卖狱、邢侯专杀,他们犯的罪是一样的。已恶而掠美,是昏。贪以败官,是墨。杀人不忌,是贼。《夏书》说:‘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请从之。”于是对邢侯施刑,对雍子和叔鱼陈尸。孔子评论这件事情说:“叔向,古之遗直也。治国制刑,不隐于亲,三数叔鱼之恶,不为末减,曰义也夫,可谓直矣。”②这是说,叔向不以亲枉法。叔向一向是主张行礼守信的,但从这件事的处理上,又可见他是守法的,这同他反对子产公布刑书的精神并不矛盾。

   季世的忧虑

  晏婴和叔向,在齐晋两国卿大夫间都是着名人物,他们相互间也有接触,并且都有“季世”之感,对国家的前途满怀忧虑。这种忧虑,在春秋时期,特别是在春秋中、后期,反映了这个时期社会动荡的特点。

  公元前539年,晏婴出使于晋。晏饮之间,两人进行了相当坦率的谈话。

  叔向说:齐国的情况怎么样?

  晏婴说:这到季世了。我不知道齐国是否要属于陈氏了。国君不爱护他的人民,让他们归附陈氏。齐国过去有四种量器,豆、区、釜、锺。四升为一豆,各自翻四倍,以成为一釜。十釜就是一锺。陈氏的豆、区、釜三种量器都加大四分之一,钟的容量就更大了。陈氏用私家的大量器借出,而用公家的小量器收回。山上的木料运到市场,价格不高于山上;把鱼盐唇蛤运到市场,价格不高于海边。人民力量如果分为三份,两份归于国君,只有一份维持衣食。国君的积蓄腐朽生虫,而三老却挨冻受饿。国都的市场上,鞋子不值钱而假腿昂贵。人民有痛苦疾病,陈氏就给予温暖。陈氏象父母那样去爱护人民,而人民归附他如同流水。要想陈氏得不到人民的拥护,哪里能躲得开?箕伯、直柄、虞遂、伯戏,跟随着始祖胡公,他们的神灵太姬,已经来到齐国了。

  叔向说:是这样。我们的公室,现在也是季世了。战马不驾战车,卿不率领军队,公室的战车没有御者和戎右,步兵的行列没有官长。人民困疲,而宫室更加奢侈。死于道上的人彼此相望,而宠姬家里的财富多得装不下。人民听到国君的命令,好象躲避仇敌。栾、郤、胥、原、狐、续、庆、伯,这八家已经沦为低贱的吏役,政事在于私家,人民无所依靠。国君哪一天也不肯改悔,用欢乐来掩盖忧患。公室已经这样卑微,还能再等几天?馋鼎之铭说:“昧旦丕罡,后世犹患。”何况哪天都不肯改悔,他能长久吗?

  晏婴说:你打算怎么办?

  叔向说:晋国的公族完结了。我听说,公室将要卑微,它的宗族象树枝叶一样先落,公室就跟着凋零了。我的宗十一族,只有羊舌氏还在。我又没有好儿子,公室又没有法度。我得到善终,就是侥幸。难道还会受到祭祀?

  晏婴和叔向谈话的情调,显然是低沉的。他们对于改变国家前进的方向也显然没有信心。但他们还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在政治上作出了一些努力。晏婴是努力要改善现状,叔向是要努力维护传统。

  在这次谈话以后的二十五年(公元前514年),晋倾公因祁恩专杀,杀了祁恩和羊舌食我。羊舌食我是叔向的儿子,祁恩的党羽,而祁氏、羊舌氏亡。后来,三家分晋,田氏得齐,都如晏婴、叔向所见。

  

  ①《左传》,昭公二十年。

  ①见《韩非子·难二》。

  ①《晏子春秋·景公以晏子乘弊车驾马使梁丘据遗之三返不受》。

  ②《说苑》卷一,《君道》。

  ①《说苑》卷一,《君道》。

  ①《左传》,襄公二十一年。

  ①《左传》,襄公二十七年。

  ①《左传》,昭公五年。

  ②《左传》,昭公六年。

  ①《左传》,昭公九年。

  ①《左传》,昭公十一年。

  ①《左传》,昭公十三年。

  ②《左传》,昭公十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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