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

第三卷 上古时代(下册)·第二节孔子的思想

  
第二节 孔子的思想

  孔子是我国古代的伟大思想家、教育家,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出身于那样一个有贵族传统而已失掉贵族地位的家庭,生长在保存宗周典籍和文物制度最多、社会风俗古旧的鲁国,却又是活动于社会大变动的时期。他做过大夫,而一生主要是从事私人讲学;他废寝忘食地钻研古代典籍,却能“温故而知新”。这就使他的思想有保守性,也有进步面。他向往西周的制度,基本上是属于贵族的立场。他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孔子不断谴责当时的“天下无道”,希望有一个“天下有道”的社会,而这个“天下有道”的社会,是孔子理想的社会,并不全是他所标榜的古圣先王之道。孔子的私人讲学,是这个历史时期出现的新事物。孔子论政,把“举贤才”作为一个主要内容,这是对职官世袭的异议。所有这些,都表明孔子思想中的进步因素。

   仁和礼

  仁,是孔子思想体系中的核心。在孔子以前,虽然也有人谈过仁,但作为一个思想体系的主要内容,是从孔子开始的。《论语》讲“仁”的地方很多,有些讲到“仁”的话,是针对提出问题的人具体情况说的,有时不免强调了某一方面。孔子把仁悬为理想的道德标准,又把仁说成是一种对亲疏远近和贵贱等级有差别的爱。例如:“樊迟问仁。子曰:‘爱人’。”但他又说:“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他主张“泛爱众,而亲仁”,又说:“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孔子所说的“君子”,是指贵族统治者;“小人”,是指被统治的民人。“仁”或“不仁”是两种人、两种道德的区别,正如《孟子·离娄上》引孔子的话所说:“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仁的阶级性等级性是很清楚的。

  孔子说过,“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见蹈而死者矣,未见蹈仁而死者也。”孔子认为人民需要仁比水火还迫切。水火固然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如果不小心,有时会受其害,而“仁”对人民只有好处,没有害处。他认为行仁政,一定会得到人民的支持。

  孔子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又说仁是“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他又把“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说成是“恕”道。这种“推己及人”的思想,是要求贵族承认在“己”之外的人,具有独立的意志、人格。但对待人是以主观的内心为标准,而不是以客观的对方为标准。这样,在对立的阶级就做不到。所以当子贡问:“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孔子回答说:“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孔子认为广施恩惠于民又能周济众人,不仅是“仁”者做不到,就是象尧舜那样的圣人,也很难做到。这也可见,孔子所说的“仁”人,是很有局限的。

  孔子讲“仁”,有利用血缘关系调和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的意思。他的弟子有若说:“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一个孝顺父母,顺从兄长的人,就不会犯上作乱了。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这五者是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这是孔子总结出来,作为一个仁者,调整统治阶级内部关系和缓和敌对阶级矛盾的原则,这里讲的宽、惠都是说对劳动者的态度要和缓一些。孔子还说过“使民以时”、“使民如承大祭”。前一句说使用劳动者不要在农业生产的季节,后一句是说使用劳动者要慎重。

  《论语》中讲“仁”最清楚的,是《颜渊》篇孔子答复颜渊问仁的一段话。“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一个人能够约束自己,使自己的言论行动都合于礼,就是仁。一旦做到了这一点,天下的人都会公认你做到了“仁”。颜渊又进一步问“克己复礼”的具体内容,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在这里,“仁”和“礼”这两个范畴被联系起来,“仁”被规定是从属于贵族的礼制,这就清楚地说明“仁”和“礼”同样有着明确的阶级实质。

  在孔子看来,礼不应该仅仅是一种形式。他认为“仁”应是“礼”的基础,应当把“仁”的新精神注入已经僵化的礼的躯壳,礼才能发挥作用。他用“仁”的观点批评贵族们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

  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

   历史观

  孔子对历史有浓厚的兴趣,他自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他以《诗》、《书》礼乐教弟子,其中有相当多的历史文献。他还依据旧史、《春秋》,以传授后学。他也是古代的一个历史学家。孔子后学所编的《论语》,反映他对历史运动,只见量变不见质变的“损益”史观和以决定历史运动的力量归结为贵族“君子”的唯心史观。

  孔子已在运用变化的观点观察社会历史。“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他对过去似有留恋之意,但却认为是变化的。他说:“周监于二代(夏商),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这是明显地说,周比夏商两代都发展进步了。子张问孔子,今后十世的事可以预先知道吗?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他认为夏商周三代的礼制基本上沿袭不变,只是有删有补。他以为“百世”的历史运动也只是有删有补,因为“虽百世可知也”。这就是孔子对“损益”史观的说明。

  孔子好学。他的学,是“好古敏以求之”。学的内容是《诗》、《书》礼乐。其他如生产和军事等都是不学的。他在探讨夏商历史时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他持有这种认真、慎重的态度,是认为在学“往古”之中能够知道未来,所谓“告诸往而知来者”。“温故而知新。”

  孔子主张在不改变礼的本质的前提下,作一些损益、局部修改,以适应现实的需要。例如,他说,用麻布制礼帽,符合传统的礼;现在用丝料,比较省功,我赞成。又说,礼节仪式,与其奢侈,不如节俭;丧礼,与其注重仪式的完备,不如真正悲戚。

  春秋时期历史运动的总趋向,显然不是因于西周而有所损益的社会,而是激变、量变中有质变,是“礼坏乐崩”,是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孔子在“周道”基础上加以损益的理想社会是行不通的。当时已遭到一些人的反对,说他“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孔子自己也说:“道之将废也与,命也!”他无可奈何地只好归之天命了。

  在涉及到历史运动的动力时,孔子特别强调君子的作用。在《论语》一书中,常常把“君子”与“小人”对举。从其所说内容来看,君子与小人的区别:一是道德高低之分,二是智愚之别,三是是否懂得天命,这实际上都是不同的社会身份的反映,是贵族和劳动者之不同身份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

  孔子认为贵族君子是仁者、明礼义、有知识、懂天命的人;小人是生产者、不仁者、只知私利的愚者,不懂得天命的人。他说: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

  君子“畏天命”,“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

  当时人说孔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他自己谦虚地说:“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却说这是“夫子自道也。”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而他自己是“五十而知天命”。另外,《论语》一书的学、知范围是贵族君子的“人事”①,也可说明孔子是贵族君子的立场。

  孔子没有摆脱天命、鬼神,只是常常采取保留态度,所谓“不语怪力乱神。”子贡说:“夫子之文章,可得前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在天命、鬼神与人事之间什么是起决定作用的问题上,孔子不否认天命鬼神的作用,但更重人事。这代表了春秋时期思想领域里的进步倾向。孔子在评论社会历史问题时,很显着地重视人的因素。他评论管仲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我其被发左衽矣。”孔子所推重的人的作用,都是指在某方面有特殊才能的人。他评论一个政治家,总要以是否能用人才作为衡量的标准之一。这跟他“举贤才”和私人讲学是为培养从政人材的思想是一致的。

  孔子在对历史运动的动力问题上,特别强调贵族君子、大人物的作用。《论语》: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

  上好礼则民易使也。

  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孔子也曾注意到社会经济条件与政治、教化的关系。他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对人民主张先“富之”而后“教之”。但这仍然是从统治者方面提出的问题,在历史运动中起决定作用的,仍然是属于统治人民的贵族。

   教育思想

  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这是说,人性本来相近,后天习学不同而相远①,是孔子教育思想的出发点。他认为,“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先学习礼乐再做官的是没有爵禄的一般人,先有了官位后学礼乐的是卿大夫的子弟。孔子主张选用先学习礼乐的人。

  孔子招收弟子,没有贵贱、族类的限制,所谓“有教无类”。他说,只要给我一点见面薄礼,我没有不教诲的,“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孔子的学生,有的是贫贱的平民,如颜回住在陋巷,过着一箪食,一瓢饮的生活。子路常吃藜藿之食,到百里以外负米奉养父母①。孔子说“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苟子·大略》说:“子赣(子贡)、季路(子路),故鄙人也,被文学,服礼义,为天下列士。”《吕氏春秋·尊师》说:“子张,鲁之鄙(小)家也。”《史记·游侠列传》说:“季次、原宪终身空室蓬户,褐衣疏食不厌(餍)”。曾参也是贫穷的人,《新序·杂事》说,曾子的母亲自织布。《说苑·建本》说,曾子曾亲自耘瓜。《说苑·立节》说,“曾子布衣缊袍未得完,糟糠之食、黎藿之羹未得饱。”仲弓的父亲是贱人。公冶长是曾在缧绁之中的犯人。在孔子的弟子中,有明显贵族身分的,是鲁国的孟懿子和南宫敬叔,②宋国的司马子牛。

  《论语》中“学干禄”、“问政”、“问从政”,议论当时的“从政”者的内容,和孔子称许、推荐他的弟子某人“仕”、“从政”、“为宰”,或更具体一些的官职,都说明孔子讲学的目的是培养“从政”、“为宰”的人材,而不是培养种田种菜的生产劳动者。他说:“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子夏也说:“学而优则仕”。

  孔子教育弟子有四个主要内容,“文、行、忠、信。”在文、行、忠、信里,文虽放在第一位,但行忠信却大都属于道德品质教育,实际上德育占有主要位置。孔子经常教导他的弟子要学礼,认为“不学礼,无以立。”他认为“学礼”是学习做人处世的根本。他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他要求弟子首先做一个符合社会标准的人,其次才是学习文化知识。孔子还曾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孔子把学《诗》作为培养德行、陶冶性情、增长知识的重要手段。他还认为学《诗》能够增长政治、外交的才干。他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孔子的教育态度是“诲人不倦”。教育方法是“循循然善诱人。他很了解弟子的特点,如说:“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彦。”

  孔子在教学与学习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教学方面,他首先引导弟子在学习上“求诸己”。他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其次,他主张启发教学。他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孔子还主张因材施教。对弟子们提出的同一问题,他根据每个人的特点予以不同的回答。一次,子路问:“闻斯行诸?”孔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孔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不明白为什么一个问题,会有两个不一样的答案。孔子告诉他说:“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在学习方法上,孔子主张“学”与“习”并重,“学”与“思”不能偏废。他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悦)乎?”“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他又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在学习方法上,他还主张“学”与“问”相配合。“子入太庙,每事问。”他称赞卫国的孔文子说:“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曾子受了他的影响,也主张“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

  在学习态度方面,孔子主张要老实,要虚心,更要勤勉。他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他自称是“学而不厌”,“发愤忘食。”

  孔子主张学习要去掉一些主观的东西。他主张: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学习还要择善而从,有过即改。他说:“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过则勿惮改”。“过而不改,是谓过矣。”

  

  ①参见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第177页—178页,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①孔子的这一思想与他的“唯上知与下愚不移”,和“生而知之者上也”的说法,是有矛盾的;但后者在孔子的教育思想中并不占重要地位。孔子对“生而知之”的看法,没有其他言论可作旁证材料,孔子说他自己是“我非生而知之者。”

  ①《说苑·建本》。

  ②《左传》,昭公七年。

 返回目录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