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

第四卷 中古时代·秦汉时期(上册)·第三节 经纬及有关传注的史料价值

  
第三节 经纬及有关传注的史料价值

  汉武帝时,立五经博士,以传授五经,于是属于今文经系统的《今文尚书》、《易经》、《诗经》、《仪礼》、《礼记》、《公羊传》、《谷梁传》等先后成为汉代官私诸学的基本读物,同时也成为两汉制定国策的重要理论依据。尤其经汉宣帝石渠阁会议和汉章帝白虎观会议,皇帝亲自“称制临决”,钦定经解教义,大大加强了今文经的神学化。官学的思想渗透到汉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风俗等各个领域。作为古文经系统的《古文尚书》、《周礼》、《左传》,除在王莽改制和光武帝中兴之初,一度列于学官外,一直受到今文学派的排挤,只能在民间流传。后来在杜林、贾逵、马融、郑玄的大力提倡下,古文经逐渐在学术上取得优势,其影响也超出了学术研究的范围。其间,《论语》、《孝经》二经,也被列为官学,形成“七经”。

  由于汉代经学和史学有密切的关系,经今古文学之争又涉及当时的政治斗争。因此,研习上述诸经,特别是研习《尚书》、《易经》、《周礼》、《礼记》、《公羊传》、《谷梁传》、《左传》七经,对于探讨秦汉史,尤其探讨秦汉政治史、学术史和教育史,具有重要意义。

  《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公羊传》、《论语》、《孟子》八经的经解中保存有大量的汉人传注。特别是郑玄的“三礼”注,常用汉事解经,成为我们了解汉代典章制度、宫廷和民间礼俗等情况的宝贵资料。宋王应麟为了研究汉制,曾从上述八经注及《国语》、《说文》中,剔取有关材料,编为《汉制考》一书,计四卷,可省却部分翻检之劳。可惜书非定稿,材料也未经分类,且有所脱漏,有待进一步整理。

  与经学相配合,从西汉中叶起,谶纬之说兴起。谶是预告将来吉凶祸福的隐语,纬是对经书神秘化的解说和推衍,以附会人事。它们是汉代社会矛盾日趋尖锐的情况下,统治阶级企图欺骗舆论,摆脱困境,寻求福佑的唯心主义谬说。刘秀认为自己应谶言而定天下,对之深信不疑,因而谶纬一度成为官方的显学。但是谶纬具有神秘的色彩,各阶级、阶层的人士都可以从中寻找思想武器。东汉中后期,它曾是豪族世家对抗皇权和宦官的武器。甚至黄巾起义也加以利用。“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就是以谶言形式发出起义的信号。加上谶纬之学讲“革命”、“革政”、“五德更替”,这些都是封建专制主义所忌讳的,因而它不久就为统治阶级厌弃。三国两晋以后,谶纬之学迅速退出历史舞台,众多的谶纬之书随之也陆续消亡。

  纬书中不但包含有大量的今文经说,以及天文、地理、医学、农学、数学等内容,而且与两汉政治制度、阶级斗争、学术思想和社会生活也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也是研究秦汉史的必读资料。明孙瑴的《古微书》和清赵在翰的《七纬》是较好的辑本。又唐刘赓的《稽瑞》,作为有关谶纬学的小型类书,也可供参考。此外,有关阴阳五行学说,可参阅秦汉《日书》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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