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

第四卷 中古时代·秦汉时期(上册)·第三节 西汉长安城和东汉洛阳城

  
第三节 西汉长安城和东汉洛阳城

  西汉长安城的勘查发掘工作是公元1956年开始的。公元1956—1957年,勘查城墙、城门,发掘宣平门、霸城门、西安门、直城门,并确定其他城门的位置。公元1958—1960年,发掘长安城南郊礼制建筑遗址群。公元1961—1962年,勘查城内街道和长乐宫、未央宫、桂宫和城西建章宫的范围。公元1975年以来,主要发掘武库和未央宫范围内的建筑遗址。

  东汉洛阳城的考古工作分两个阶段。公元1954—1966年以勘查为主,采用铲探的方法,了解城垣、水道、宫城、城内道路和其他建筑遗址,绘制实测图。公元1972年以来,转入全面发掘。公元1972—1975年,发掘南郊汉晋辟雍太学明堂遗址和灵台遗址;公元1979年发掘北魏永宁寺塔基;公元1981年起发掘魏晋金墉城、北垣“马面”及其他建筑遗址。

  汉代两京的发掘,将是一项长期的考古任务,目前都在继续工作中。

   西汉长安城

  西汉长安城的城墙,全部用黄土夯筑而成。方向基本上作正南北向。东城墙和南城墙保存较好,虽已倾圮,仍连续不断;西城墙和北城墙保存较差,有不少断缺。全城平面略呈方形:东墙平直,南西北三面墙都有曲折。四面城墙总长25700米,约合汉代六十里强。与《汉旧仪》长安城周围六十三里的记载基本相符。城墙剖面下宽上窄,倾斜度里外各约11度左右。基部宽度为12—16米左右。城墙外侧有宽约8米、深约3米的壕沟围绕。

  长安城每面有三个城门,四面共十二个城门。东面的城门,由北而南是宣平门、清明门、霸城门。南面的城门,由东而西是覆盎门、安门、西安门。西面的城门,由南而北是章城门,直城门,雍门。北面的城门,由西而东是横门、厨城门、洛城门。通过对宣平门、霸城门、西安门、直城门的发掘,证实汉长安城的城门各有三个门道;每个门道宽各8米,减去两侧立柱所占的2米,实宽6米。城门全未用砖,而是两壁直立的阙口。在门道两侧沿边排列几对石础。石础之上应是立木柱,再在其上建门楼。出土现状表明,四个城门都焚毁于王莽末年或稍后的战争中,其他城门似不例外。在此后的东汉、魏晋、十六国和北朝期间,长安城已衰败不振,但仍部分被使用。例如宣平门的三个门道,一直作为一个完整的城门被沿用着,直到整个长安城因迁移而废弃。

  长安城内有八条主要大街。最长的是安门大街,有5500米,最短的是洛城门大街,有850米。其余的大街,长度在3300—3800米之间。这八条大街,或作南北向,或作东西向,皆为一直线,没有曲折,长度不等,但宽度全同,都在45米左右;而且每条大街都分成三条并行的道路,其间有两条宽约90厘米的排水沟,将大街一分为三,中间是专供皇帝行走的“驰道”,宽20米;两侧是官吏和平民行走的道路,各宽12米左右。这就是《西都赋》所说的“披三条之广路”的街制。

  占据全城面积一半以上的五大宫殿,已得到考古证实。长乐宫、未央宫、桂宫仍有部分宫墙墙基和宫内建筑遗迹可寻,可以明确标定方位。明光宫和北宫已破坏殆尽,只能根据史书的记载和已揭露的遗迹,作出大概的判断。位于长乐、未央二宫之间的武库已发掘。它的四周有夯土筑造的长方形围墙。围墙内有库房遗址七处。每一库房又分隔成若干间,分置各种兵器。出土时,尚有刀、剑、矛、戟、镞和铠甲等铁兵器残存。从出土现象判断,武库也在王莽末年的战争中焚毁,以后一直废弃不用。

  公元1986年以来,发掘工作主要放在未央宫范围内。其中最重要的是对一座西汉工官官署遗址的发掘。这座官署遗址呈东西向长方形,四周夯筑围墙,长134.7米、宽65.5米,内有署房十五间。在署房内共出土骨签数万片。骨签由动物骨头制成,形制基本相同,大小相近。一般长5.8—7.2、宽2.1—3.2、厚0.2—0.4厘米。背面平直,正面孤脊形,上部磨平,文字皆刻其上。刻文分二类。一类是一行字的骨签,字数6—7字,内容是物品名称、规格、编号等。另一类是2—4行字的骨签,字数少的十几个字,多的30—40字不等,内容是纪年、工官及所属官吏和工匠的名字。纪年自武帝至平帝的都有发现,还有一部分武帝以前的无纪年的骨签。这批资料尚未全部整理公布,对骨签的性质和使用法,目前都还不大清楚。

  现在考古发现的西汉长安城是外郭城还是带有内城性质的宫城?近年曾引起一场学术争论。参加这项工作的考古学者认为,目前考古发现的西汉长安城是外郭城。有的历史学者则认为,目前考古发现的西汉长安城是带有内城性质的宫城。在它的北墙外、西墙雍门外和东墙宣平门外的郊区,还存在一个外郭城。个别古建学者甚至认为,不但北墙外有北郭,东墙三座门外也有东郭。看来这个问题应靠更多的田野考古途径去寻求解决。

   汉长安城南郊礼制建筑群遗址

  汉长安城南郊礼制建筑群遗址的发掘,最引人注目的是汉辟雍遗址和王莽九庙遗址。

  辟雍遗址位于长安城安门外直南大道东侧,北距长安城南墙约2公里。整体建筑由主体建筑、围墙、四门、围墙四隅的曲尺形配房,以及圜水沟等组成。辟雍的主体建筑建造在一个直径62米的圆形夯土台上。夯土台的正中是平面呈“亚”字形的台基。台基上的“主室”、“夹室”已毁没。台基四边的“四堂”尚存。“四堂”之内各有抱厦、厅堂之类的设置。由出土现象推测,主体建筑可能是一座三重屋檐的高大建筑物。主体建筑的四周筑方形围墙,每边长235米。在四面围墙的正中,各有一个门道。门道中有木门槛的痕迹。门道两旁有土台,台上应有门楼。围墙四隅的曲尺形配房,建筑比较简陋,似为廊屋,或为守卫人员的居室。在围墙的外面环绕圜水沟。圜水沟直径368米,沟宽2、深1.8米,与西来的昆明故渠相通。根据建筑形制以及遗址所在方位,推定它是西汉元始四年(公元4年)建造的“辟雍”。

  “王莽九庙”建筑群位于长安城安门和西安门南出的平行大道之间,与辟雍隔道相望。这组建筑群由十二座建筑组成。建筑形式全同。在1—11号建筑的外边有周环方形的大围墙。围墙每边长1400米。12号建筑在它的南边正中。这十二座建筑都由主体建筑、围墙、四门和围墙四隅的曲尺形配房所组成。主体建筑和围墙的平面均作方形,轮廓如“回”字形。规距方正,分毫不差。1—11号建筑,大小相仿,间距相等。分三排,东西并列。北排的1—4号遗址与南排的8—11号遗址,方位一致,南北对应;中排的5—7号遗址错落于南排和北排之间。12号建筑的围墙与1—11号的围墙大小相仿,但12号的主体建筑比1—11号的主体建筑约大一倍,细部结构也稍有区别。这组建筑群中的每一个主体建筑、围墙和围墙四隅的曲尺形配房,其细部结构又与辟雍遗址相仿,但无圜水沟。建筑群遗址虽然破坏严重,但可以互为补充,求得比较接近原貌的复原。根据这组建筑群的所在方位,建筑规模,以及遗址中出土有“始建国”年号和“节砀”地名等题记,证实这组建筑正是《汉书·王莽传》记载的“王莽九庙”遗址。

   东汉洛阳城及南郊礼制建筑

  东汉洛阳城大体作南北长方形,长宽之比,约如古人所说的“九六城”。东西北三面城垣都有几处曲折,保存较好;南面城垣因洛河北移被毁,已无遗迹可寻。如果把南垣长度以东西垣的间距计算,全城周长约14345米,相当于西晋里三十三里。从这个数字中减去晋金墉城突出于大城外部分的长度,所得大城周长约为西晋里三十里,与《续汉书·郡国志》引《帝王世纪》,又引《元康地道记》所载的里数基本相符。

  西北东三面城垣,共探出城门十座:西垣五座,北垣二座,东垣三座。现存城门遗址中,以北垣西起第一门为最大,此门即东汉的夏门,魏晋北魏的大夏门。城门缺口宽约31米,缺口中发现夯土墙两堵,说明原有三个门洞。其他各门只有一个门洞。在东西垣一些城门外还发现有夯筑双阙遗址,确如《洛阳伽蓝记》所载,东汉魏晋建都洛阳时,“城有十二门,门皆双阙”。自曹魏至北魏,洛阳城城垣仍沿东汉旧制,绝大多数城门的位置相沿而不改。

  东汉洛阳城内的宫殿,主要是南宫和北宫。因未经发掘,遗址至今未被揭露。目前只能根据已探明的城门和街道的分布,大体标出它们的所在方位。

  城南的辟雍、太学、明堂和灵台等大型建筑遗址,已先后发掘。辟雍、明堂、太学分立,建筑形式各有不同。辟雍遗址位于开阳门外大道东侧,由主体建筑、围墙、圜水沟三部分组成。围墙平面呈方形,边长约170米,围墙外周绕圜水沟。辟雍的主体建筑建于围墙内正中,已毁没,现仅存方形夯土台基。每边长45米。公元1930年曾在这台基的南边发现着名的晋武帝三临辟雍碑,近年又在这里发现了它的碑座。确证魏晋重建辟雍系利用东汉辟雍旧址。

  太学遗址在辟雍遗址东北边,四周夯筑围墙,平面略呈南北长方形,长220米、宽150米。围墙内布列一座座平房,长数十米,颇规整。历年收集的汉魏石经残块,大部分在这里出土。

  明堂遗址位于平城门外大道东侧,与辟雍遗址东西相望。围墙平面亦呈方形,北面围墙已毁,东南西三面围墙尚有遗迹可寻。按衔接线复原,东西约386米,南北约400米。围墙内正中的主体建筑亦早已毁没,现存圆形夯土台基,直径62米。

  灵台遗址位于平城门外大道西侧,与明堂隔道相望。四周筑夯土围墙,平面呈方形,每边长约220米。围墙内正中是灵台主体建筑。方形高台,全部夯土筑成。台基每边长约50米。台体四周有上下两层平台。两层平台上都有回廊式建筑,并有坡道互通。台顶已遭到严重破坏,每边残长31—41米,残高8米。从出土的迹象观察,原来应是“上平无屋”的形制。

  参考书目1.王仲殊:《汉代考古学概说》,中华书局1982年版。

  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城工作队:《汉长安城武库遗址发掘的初步收获》,《考古》1978年4期。

  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城工作队:《汉长安城未央宫第3号建筑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9年1期。

  4.刘庆柱:《汉长安城布局结构辨析——与杨宽先生商榷》,《考古》1987年10期。

  5.杨宽:《西汉长安布局结构的再探讨》,《考古》1989年4期。

  6.唐金裕:《西安西郊汉代建筑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2期。

  7.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城发掘队:《汉长安城南郊礼制建筑遗址群发掘简报》,《考古》1960年7期。

  8.黄展岳:《汉长安城南郊礼制建筑的位置及其有关问题》,《考古》1960年9期。

  9.黄展岳:《关于王莽九庙的问题——汉长安城南郊一组礼制建筑的定名》,《考古》1989年3期。

  10.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汉魏洛阳城初步勘查》,《考古》1973年4期。

  1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汉魏洛阳城南郊的灵台遗址》,《考古》1978年1期。

  12.段鹏琦:《汉魏洛阳城的调查与发掘》,《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第516—521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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