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

第四卷 中古时代·秦汉时期(上册)·第六节 汉代诸侯王列侯墓

  
第六节 汉代诸侯王列侯墓

  汉代诸侯王列侯的墓葬大约有60多座。其中重要的,依死亡先后的顺序有石家庄北郊赵王张耳墓,长沙马王堆轪侯利苍家族墓,长沙象鼻嘴吴氏长沙王墓,长沙陡壁山吴氏长沙王后曹■墓,阜阳双古堆汝阴侯夏侯灶夫妇并穴合葬墓,永城芒山梁王家族墓,徐州北洞山某代楚王墓,铜山龟山楚襄王刘注墓,咸阳杨家湾绛侯周勃(或周亚夫)夫妇并穴合葬墓,广州象岗南越王赵眜墓,满城陵山中山靖王刘胜夫妇并穴合葬墓,曲阜九龙山鲁王家族墓,巨野红土山昌邑哀王刘髆墓,定县八角廊中山怀王刘修墓,北京大葆台广阳顷王刘建夫妇并穴合葬墓,高邮天山广陵厉王刘胥夫妇并穴合葬墓,徐州石桥某代楚王夫妇并穴合葬墓,邗江甘泉山广陵思王刘荆夫妇同穴合葬墓,定县北庄中山简王刘焉夫妇同穴合葬墓,定县北陵头中山穆王刘畅夫妇同穴合葬墓,亳县曹氏宗族墓等。

   墓制的分类和发展

  诸侯王列侯墓的构筑形式可分两大类。一类是竖穴土坑,即在地面下挖出长方坑,再在坑底用木板构筑墓室(简称“木椁墓”),或用石板(块)砌造墓室(简称“石室墓”),或用小型长方砖砌造墓室(简称“砖室墓”)。另一类是崖洞墓,即开凿山洞,将整个墓葬全部穿凿在山中,如满城汉墓、铜山龟山汉墓;也有在山坡或山顶上先开凿出竖穴石圹,然后在圹底用石块或木板建造墓室,如广州南越王墓、高邮天山汉墓。这两种不同的凿山造墓方法,都可以达到“凿山为藏”的作用。

  西汉早期的王侯墓,大多沿袭战国以来的竖穴土坑木椁墓墓制。注重高大坟丘,深邃墓室,多重棺椁,随葬带有周代礼制象征的铜陶器。大约到文景时期,模拟地上府第建筑的风气开始流行,椁室规模趋向宏大,诸侯王享用的“黄肠题凑”葬制和诸侯王列侯均可享用的玉衣殓服大量出现,显示现实生活豪华高贵的丝织品、铜器、漆器、玉器、金银器以及车马、炊厨食品,等等,都随同埋入墓室中。崖洞墓也在文景时期兴起,洞穴中分为前室、中室、后室、耳室、侧室、回廊,俨如地上府第。随后,为模拟地上府第提供更加方便的石室墓、砖室墓相继出现,特别是砖室墓,传播最快。东汉时期,砖室墓占居绝对优势,费工巨大的崖洞墓走向衰退,“黄肠题凑”葬制也因不能适应砖室墓墓制而一度改用象征性的“题凑石”(方石)。东汉中期以后,大型多室砖墓更加流行,强宗豪右僭越诸侯王列侯葬制的越来越多,“题凑石”实际上归于消失,玉衣也不仅是王侯的专用品。东汉末期,战乱不息,社会动荡,经济凋敝,盗墓风炽,诸侯王列侯的豪华墓葬呈现全面衰败,与一般汉墓难于区别了。

   两汉王侯墓制举例

  下面按西汉早中晚三期、东汉前后两期,各举一例介绍,从中可以看到汉代诸侯王列侯墓的变化情况。

  轪侯利苍之妻墓(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长方形竖穴土坑,北边有斜坡墓道。坟墓的上半部是在原土丘上积土夯筑,下半部挖土为穴。坟丘现存高5—6米。墓口长20米、宽17.9米。墓口下有四层台阶,墓坑呈覆斗形,往下逐渐缩小。墓底长7.6米、宽6.7米、深16米。棺椁为巨大的木板制成,置于墓坑底部正中。椁室井字形,中间是棺室,四周隔出头箱、足箱、左边箱、右边箱。椁底承托三条垫木。棺椁上下四周填塞木炭和白膏泥。棺室里置四层棺。外棺为黑漆素棺,二层棺为黑地彩绘棺,三层为朱地彩绘棺,内棺内髹朱漆,外髹黑漆,再饰以绒圈锦和羽毛贴花绢,盖板上覆盖帛画一幅。死者置内棺中,女性,年龄约50岁左右。葬式为仰身直肢直伸,全身裹殓各式衣着、衾被及丝麻织物十八层,连同贴身衣二件,共二十层。随葬器物集中放置于四个边箱中,总数1000多件,有漆器、纺织衣物、陶器、竹木器、木俑、乐器、铜镜、农畜产品、食品、瓜果、中草药、竹简和印章,等等。根据2号墓出土的三枚印章,证实这里是第一代轪侯、长沙丞相利苍及其家属的墓地。1号墓与2号墓并列,死者自应是轪侯之妻。而地层关系上稍早于1号墓的3号墓(死者利苍之子),墓中随葬汉文帝前元十二年(公元前168年)纪年木牍,由此推知1号墓下葬年代应在公元前168年稍后数年。

  中山靖王刘胜墓(满城1号墓)墓穴升凿于凌山岩石中。墓门朝东。全长51.7米,最宽处37.5米,最高处6.8米;容积约2700立方米。全墓分墓道、甬道、南耳室、北耳室、中室和后室等六部分。墓道斜坡式。墓道口用二堵土坯墙封门,二土坯墙之间灌以熔化的铁水,铸成一道铁墙。甬道紧接墓道,长6.76米、宽4.5—4.8米、高5.3米,在其两侧为对称的南、北耳室。两耳室均作长条形,长16米多,宽3米多,高4.35—5米。甬道尽端通入中室。中室平面近似方形,长14.92、宽12.6米,四壁弧形,穹窿顶,高6.8米。中室、南耳室、北耳室和甬道内,原来都建有瓦顶的木结构房屋,出土时已倒塌。中室后面是后室,隔以石门。后室亦作穹窿顶的岩洞。岩洞中用石板建成石屋,有门道、主室和侧室三部分。环绕后室还开凿一道回廊。除墓道外,各墓室都放置随葬器物。甬道和南耳室共置实用的车6辆、马16匹、狗11只、鹿1只。北耳室置陶器,器内原盛酒、粮食、鱼类等。中室主要是铜器、铁器和陶器,室内还张设两具帷帐。后室门道置石俑、弩机。主室内设棺床,上置棺椁,载以柩车,棺椁内及周围放置大量铁兵器,日常生活用具和五铢钱。侧室象征浴室,内置熏炉、铜灯等。总计随葬器物3100多件,全部是实用品。另五铢钱2317枚。从随葬器物的出土位置看,南、北耳室是库房和车马库,中室是宽大的厅堂,后室是象征卧室的内室。死者身着玉衣,头枕镶玉铜枕,腰部左侧佩铁刀一把,右侧佩铁剑两把。玉衣全长1.88米,由2498块玉片,以金丝编缀而成,所用金丝重1100克。出土铜器铭文中有“中山府”、“中山内府”,封泥文字“中山御丞”,铜器、漆器铭文纪年又都在三十年以上。据《汉书·诸侯王表》推定,被葬者应是中山靖王刘胜,死于武帝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

  广阳顷王刘建墓(北京大葆台1号墓)与王后墓东西并列,坟丘相连,长90、宽50.7、高8米。坟丘下是墓圹。墓圹呈覆斗形,上口长26米、宽21米,圹底长23.2米、宽18米、深近5米。圹内建木构墓室,上下四周铺木炭和白膏泥。木构墓室由甬道、外回廊、黄肠题凑、前室、后室、内回廊等组成。墓道在墓圹之南,残长34米。外回廊内置有豹、马、雁等禽兽和陶器、铁器、漆器等。前室放置漆床、六博和陶器。后室有二椁三层棺和大量玉器及玉衣残片,死者已被盗出棺外。内回廊放陶器,墓道内埋置朱轮木车3辆,马13匹。此墓早年被盗,剩余随葬器物尚有陶器、铜器、铁器、玉器、漆器、丝织品等共400余件,五铢钱100多枚。在内回廊与外回廊间以黄肠题凑隔开。它由大约15000根柏木条堆垒而成,柏木条长90、宽厚均约10厘米。木头都向内。外围长16、宽10.8、高3米;内围长14.2、宽9、高3米。正南有门通向甬道。根据“黄肠题凑”葬制和墓中出土全是武、宣时铸造的五铢钱,以及出土漆器上有针刻“廿四年五月丙辰”纪年,结合《汉书·诸侯王表》、《燕王旦传》的研究,被葬者可能是死于汉元帝初元四年(公元前45年)的广阳顷王刘建。

  中山简王刘焉墓(定县北庄汉墓)坟丘高20米,底边长宽各40米。坟丘地下是一座以石材为题凑的大型砖室墓。斜坡墓道长50多米,一侧附耳室。墓室平面呈凸字形,由甬道、横列前堂、方形后室和回廊组成。题凑位于砖室外围,用经过加工的石块单道叠砌,形成一圈绕墓室的石壁,四边各长20米、高8米、厚1米左右。在砖室券顶上又平铺石块三层,厚约80厘米。共用石材4000余块,大部分凿成近方形,长宽各1米左右,厚约25厘米。其中174块有铭刻或墨书文字,内容为进贡石材的县名和石工的籍贯、姓氏,个别的刻有尺寸。墓葬早年被盗,后室棺椁已毁,仅存少数骸骨和属于两个个体的鎏金铜缕玉衣片5169片。劫余的重要器物有刻文“建武卅二年二月”的铜弩机,“大官釜”陶釜,少数玉衣片背面有“中山”墨书,以及玉枕、玉带钩、玉窍塞和东汉五铢钱153枚。根据题凑石葬制,出土属于两个个体的玉衣,铜弩机上“建武卅二年”铭刻和石刻题记所提供的年代范围,推定墓主应是死于和帝永元二年(公元90年)的中山简王刘焉与其王后的合葬墓。

  中山穆王刘畅墓(定县北陵头43号汉墓)坟丘高12米,底边直径40米。坟丘地下砖砌墓室,规模宏大,由墓道、甬道、东耳室、西耳室、前室、中室、东后室、西后室组成。墓室南北全长27米多(不计墓道),最宽处13.8米。斜坡式墓道在墓门南边,未发掘。墓门内有甬道直通中室。在甬道两侧各有一门通入耳室。两耳室平面均呈长方形,东耳室内主要放置陶饮宴器具;西耳室内放置车马器和仪仗用具。甬道与前室连接处又设一封门。前室长5米、宽2米,放置大量陶俑。前室北部接中室,中室作横列式,宽敞高大,长10.5米、宽3.06米。中室后部有两条甬道分别通入东后室、西后室。两后室各置一棺一椁,均腐朽,仅存漆皮。墓葬早年被盗,两具骨架弃置中室。在东耳室内发现铜缕大理石片400多片和错金铁镜;西后室内发现银缕玉片1100多片,以及错金铁刀、铁剑等兵器。由此知西后室的被葬者是男性,身着银缕玉衣;东后室的被葬者是女性,身着铜缕石衣。随葬器物大多被扰乱,劫余的重要器物有掐丝的金龙、金辟邪、金羊群、银盒、青玉座屏、玉璧、玉璜、铁镜,以及各种铁兵器和玉石饰品,还有东汉中晚期的五铢钱235枚。根据五铢钱和大量陶质模型器的断代,并据《后汉书》东汉中山王世系的研究,推定墓主应是死于灵帝熹平三年(公元174年)的中山穆王刘畅及其王后的合葬墓。

  秦汉墓在帝、王、侯的陵墓以外还有很多。除西藏、台湾以外,全国各省都有发现。粗略地计算,总数约四五万座,已发掘的有一万座以上。发现数量比较多,分布比较密集的地方是秦汉的都城和当时的郡县所在地。在这些地方,秦汉墓的发现多达一千多座。这些墓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当时当地的文化特点,需要进行大量的研究。

  参考书目1.石家庄市图书馆:《河北石家庄市北郊西汉墓发掘简报》,《考古》1980年1期。

  2.湖南省博物馆等:《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文物出版社1973年版。

  3.湖南省博物馆等:《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4年7期。

  4.湖南省博物馆:《长沙象鼻嘴一号西汉墓》,《考古学报》1981年1期。

  5.长沙市文物管理委员会:《长沙咸家湖西汉曹■墓》,《文物》1979年3期。

  6.安徽省文物工作队等:《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8期。

  7.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河南永城芒山西汉梁国王陵的调查》,《华夏考古》1992年3期。

  8.徐州博物馆等:《徐州北洞山西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2期。

  9.南京博物院:《铜山龟山二号西汉崖洞墓》,《考古学报》1985年1期。

  10.南京博物院:《铜山龟山二号西汉崖洞墓一文的重要补充》,《考古学报》1985年3期。

  11.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咸阳杨家湾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10期。

  12.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西汉南越王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

  1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满城汉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14.山东省博物馆:《曲阜九龙山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5期。

  15.山东省菏泽地区汉墓发掘小组:《巨野红土山西汉墓》,《考古学报》1983年4期。

  16.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定县40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8期。

  17.大葆台汉墓发掘组等:《北京大葆台汉墓》,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

  18.南京博物院:《高邮天山—号汉墓发掘侧记》,《文博通讯》32期,1981年。

  19.徐州博物馆:《徐州石桥汉墓清理报告》,《文物》1984年11期。

  20.南京博物院:《江苏邗江甘泉二号汉墓》,《文物》1981年11期。

  21.河北省文物局文物工作队:《河北定县北庄汉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4年2期。

  22.定县博物馆:《河北定县43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3年11期。

  23.安徽省亳县博物馆:《亳县曹操宗族墓葬》,《文物》1978年8期。

  2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第450—458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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