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

第四卷 中古时代·秦汉时期(上册)·第四节 西域各族

  
第四节 西域各族

  “西域”一名,在汉代的记载中,有广狭二义:就广义说,指我国新疆及其以西包括中亚、南亚、西亚等地。就狭义说,则是指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和我国新疆地区。从公元前三至前二世纪起,东方各族——蒙古草原上的匈奴人,锡尔河流域草原上的塞种人,在中国甘肃西部的大月氏人,以及和他们邻近的乌孙人,陆续向西方大规模地迁移,都是通过这个地区,因此可以说,西域是历史上与文化上中西交通的走廊。这里是各游牧民族角逐的场所,并先后出现了许多独立的王国。

   西域的地理形势和民族分布

  就狭义西域的地理形势而言,天山以南是四周环绕高山的一个大盆地。北有天山,南有昆仑山,西有葱岭,东有南山(即祁连山),只有在东北有个天然缺口,通达蒙古高原及甘肃西北部。这个盆地,东西约长二千八百多里,南北一千多里。在汉代,这地区已变成一望无涯的流沙,发源于周边高山的许多河流流注于大沙漠之中,其中寻源于昆仑山的于阗河,北与葱岭河会合,汇流成一条自西向东横贯沙漠的塔里木河,注入蒲昌海(今罗尔淖尔)。由于有塔里木河无数支流的灌溉,这里有许多肥美的沙漠田,适宜于畜牧和农耕。

  秦汉时代,居住在这里的一些原始部落,占有这一块块绿洲,建筑城郭,逐渐形成了许多号称“国”的小城邦。在大沙漠以南,自楼兰沿昆仑山北麓西行有条通道至莎车,约有十余“国”,总称“南道诸国”。自莎车向西南,至帕米尔高原山谷之间,也有几个小“国”,总称“葱岭诸国”。在沙漠以北,自疏勒沿天山南麓东行至狐胡,亦有十余“国”,总称“北道诸国”。沙漠南北诸“国”,皆以种植、畜牧为生,有城郭庐舍,故统称为“城郭诸国”。“葱岭诸国”由于耕种面积小,一般都过着随畜转徙的游牧生活。天山以北,一直延展到西伯利亚的极南边,都是高山深谷,山谷中有许多小河和湖泊,这是一个山岳地带。在阿尔泰山与天山之间有块很大的平原,即准噶尔盆地。这里,气候湿润,水草肥美,最适宜于畜牧。汉初,分布于这一带的人们,也分为许多小“国”,统称之为“山后诸国”。

  天山南北地区,约在公元前二世纪初叶被蒙古草原上的匈奴所征服。匈奴贵族不仅任意劫掠西域人口以为奴隶,而且还以贡赋形式掠夺其财富以及一切资源①。但是,西域各族人民并不甘心匈奴奴隶主的奴役和剥削。《汉书·西域传》说,西域诸国“虽属匈奴,不相亲附,匈奴能得其马畜旃罽,而不能统率与之进退”。这便为后来汉朝进行的一系列通西域的活动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条件。

  汉代,西域的民族分布错综复杂。自楼兰沿昆仑山北麓西行至莎车,自莎车向西南,至帕米尔高原的各小国居民,大约都属羌、氐种。据《汉书·西域传》上载:“西夜国王号子合王,……西夜与胡异,其种类羌、氐行国,随畜逐水草往来。”蒲犁“种俗与子合同”。依耐“南与子合接,俗相与同”。无雷“衣服类乌孙,俗与子合同”。而自疏勒以西北则基本上为塞种。《汉书·西域传》上称:“昔匈奴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罽宾。塞种分散,往往为数国。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属,皆故塞种也。”②可知,民族的分布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它受军事、政治、经济活动的直接影响。同书卷下又云:乌孙“东与匈奴,西北与康居,西与大宛,南与城郭诸国相接。本塞地也。大月氏西破走塞王,塞王南越县度,大月氏居其地。后乌孙昆莫击破大月氏,大月氏徙西臣大夏,而乌孙昆莫居之,故乌孙民有塞种、大月氏种云。”关于塞种人的体貌特征。同书指出:“自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自相晓知也。其人皆深目,多须。”在大沙漠以北的“北道诸国”,其居民多系原始的蒙古种。至于天山以北地区的种族则非常复杂,有原始的蒙古人,有塞种人,也有一部分羌族的苗裔。

  从西域的社会经济情况看,有的地区农业发达,有的地区以畜牧业为主,这些地区皆兼有一定的手工业,或三者兼有。如:“自且末以往皆种五谷,土地草木,畜产作兵,略与汉同。”①自且末以西的南道各地,都有较发达的农业、畜牧业和冶铸手工业,并且接近于汉朝的水平。因这些地方和汉接触较早,接受汉人影响较多。北道各地大都也是农业区,有的兼营畜牧,尤其像疏勒那样的地方,由于正当中西交通的要冲,因而还有较繁盛的商业。史称,疏勒“有市列,西当大月氏、大宛、康居道也”②。一般说,处于南北道上的一些地区,其社会发展阶段比较先进。从新疆出土的佉卢文文书中,可以看到东汉时期南疆某些地区已出现土地私有、自由买卖和租佃制度。这种情况表明,当时这些地区已产生封建生产关系。

  山后各地,大都是随畜逐水草的游牧民族。其中大者有车师、乌孙。“车师地肥美”③,有城郭田畜,是个农业和畜牧都发达的地区。乌孙“地莽平”,“不田作种树,随畜逐水草,与匈奴同俗。国多马,富人至四五千匹。”④ 政治组织形态

  从西域各族的政治组织形态看,西域中较大的“国”如乌孙,其政治组织较完整,国王以下有“相、大禄,左右大将二人,侯三人,大将、都尉各一人,大监二人,大吏一人,舍中大吏二人,骑君一人”等官属①。可见乌孙已经具备了国家组织形式。关于西域各地方的兵制,他们的军队数字在西域全人口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差不多每三至四人就有一个兵。如乌孙人口六十三万,胜兵十八万八千八百人。鄯善人口一万四千一百人,胜兵二千九百十二人②。这种特殊的兵役制度正说明他们之间复杂的政治关系以及战争的频繁。同时也反映了他们的社会组织还保留有氏族部落的显明特征,这种氏族部落组织既是生产组织,也是军事组织。

  在西域的政治组织中,有几点值得注意:其一是西域各地所设置的官职称号,自国王以下有侯、相、将、丞、都尉等。这种官僚机构的出现,显然是受汉朝政治制度的影响,或者就是汉朝所派遣。第二是译长的设置。在西域诸“国”中,凡是当道“国”都设有译长,少则一人,多则竟有四人,表明西域各地的语言很不统一。由于当时商业交通比较频繁,故需要大量翻译人员。其三,是击胡官的设置,大都是在北道距匈奴势力较近的地区。如焉耆有却胡侯、击胡都尉、击胡左右君;危须有击胡都尉、击胡君;龟兹有击胡侯、却胡都尉、却胡君;疏勒有击胡侯;尉梨有击胡君等。这显然是受汉政府影响设置的,是西域与汉共同防备匈奴的军事联合组织。

   汉经济文化对西域的影响

  汉通西域后,西域各族对于比自身先进的汉族生产工具和技术,以及汉文化很乐意吸取。宣帝时,“乌孙公主遣女来至京师学鼓琴,汉遣侍郎乐奉送主女,过龟兹。”龟兹王留不遣,要求婚姻,得到允许成婚后,夫妻双方要求入汉朝贺。龟兹王“乐汉衣服制度,归其国,治宫室,作徼道周卫,出入传呼,如汉家仪。”①汉的衣冠礼制和音乐歌舞为龟兹所吸收。又如莎车王延,“元帝时,尝为侍子,长于京师,慕乐中国,亦复参其典法。常勅诸子,当世奉汉家。”其子康继位后,“光武初,康率旁国拒匈奴,拥卫故都护吏士妻子千余口,檄书河西,问中国动静,自陈思慕汉家。”②所有这些活动,表明汉族先进的经济、文化为西域各族所仰慕和吸收。这对推动西域各族的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①《后汉书·西域传》关于蒲类国条记载;《三国志·魏志》卷三○注引《魏略》关于赀虏的记载。

  ②塞种,大概是雅利安人中的塞西安人(又译为西徐亚人)。他们遭受月氏人的侵略,乃由伊犁河流域迁往印度五河流域的东北部,建立了一个国家,这就是罽宾(即克什米尔),而残余的一部分则徙向帕米尔高原之西北,建立了休循、捐毒等小国。

  ①《汉书·西域传》上。

  ②《汉书·西域传》上。

  ③《汉书·西域传》下。

  ①《汉书·西域传》下。

  ②《汉书·西域传》下。

  ①《汉书·西域传》下。

  ②《后汉书·西域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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