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

第四卷 中古时代·秦汉时期(上册)·第六节 西南夷 西南夷的地区分布

  
第六节 西南夷 西南夷的地区分布

  秦汉时期在蜀郡西南、西北广大地区有众多的少数民族和部落,总称为西南夷。其中,主要的有夜郎、滇、邛都、巂、昆明、徙、笮都、冉、白马、哀牢等。夜郎在今贵州省的清镇、平坝、安顺、普定至关岭、晴隆一带。滇的部落在今滇池周围地带,与滇结成联盟的靡莫等部落则在今曲靖地区。邛都本部落在今四川西昌县,围绕在邛都周围的众多小部落则散布在今凉山州境内。巂、昆明部落群则分布在今保山县以东北至大理州境内。徙、笮都部落在今四川雅安地区一带。哀牢,主要分布在澜沧江以西。

   西南夷社会经济的发展

  西南夷各族从事不同的生产事业。夜郎、滇、邛都等,“耕田有邑聚”;巂、昆明等则“随畜迁徙,毋常处”;而徙、笮都、冉等则兼营农牧。各族的生产、经济水平也是不平衡的。夜郎“邑聚而居,能耕田”①。滇池“有盐池田渔之饶,金银畜产之富”②。

  滇的牲畜饲养也颇兴旺。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征滇时,获“牛马羊属三十万”③。在手工业方面,从晋宁石寨山滇王墓葬出土的文物中,有各种各样的青铜生产工具、武器、生活用具,以及金、银、玛瑙制成的装饰品等。邛都夷,“其土地平原,有稻田”④。哀牢夷早已聚邑而居,农耕的“土地沃美,宜五谷、蚕桑。

  知染采文绣,罽毲帛叠,兰干细布,织成文章如绫锦。有梧桐木华,绩以为布,幅广五尺,絜白不受垢污。”并且产“铜、铁、铝、锡、金、银、光珠”等⑤。东汉时,哀牢人已有较发达的农业,且利用当地特产,生产出内地尚为稀少的木棉布。冉夷则兼营农牧,“以麦为资,而宜畜牧。有旄牛,肉重千斤,毛可为毦。出名马”。冉人因地制宜,发展了一种技艺高超的建筑术,“皆依山居止,累石为室,高者至十余丈,为邛笼”①。

  西南夷地区经济的逐步发展,汉初即与内地巴、蜀发生了交换关系。《史记·货殖列传》称:“巴蜀亦沃野,地饶巵、姜、丹沙、石、铜、铁、竹、木之器。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筰,筰马、旄牛,……以所多易所鲜。”《史记·西南夷列传》说:“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筰马、僰僮、旄牛,以此巴蜀殷富。”通过西南夷地区的中间贸易,汉族地区一些商品,辗转贩运到边疆地区,甚至远销国外南亚地区。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唐蒙出使南越(首邑在今广州),南越人把蜀出产的枸酱给唐蒙吃。唐蒙问枸酱的由来,南越人回答说是从牂牁江(今贵州省境内之北盘江)上运来的。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张骞出使大夏,见到了“蜀布、邛竹杖”。大夏人说“蜀布、邛竹杖”乃他们在身毒(今印度)得之于蜀郡商人之手②。

   汉对西南夷地区的开拓

  西汉初年,内地和边疆各族经济同时得到发展的形势,为汉武帝开拓边疆活动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武帝遣唐蒙出使夜郎,招抚夜郎侯多同,置犍为郡。接着又命司马相如招抚邛、笮,置一都尉、十余县,属蜀郡。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张骞自大夏归国,建议开西南夷路,以通身毒。武帝派出的使者虽得滇王之助,但均被昆明夷阻留,未能成功。南越反,武帝欲自犍为郡发南夷兵,南夷不从,遂反,杀汉使者及犍为太守。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平南夷,置牂牁郡(今贵州大部及云南东部)。夜郎侯迎降,汉封他为王。于是西南诸夷皆争求内属。武帝以邛都为越巂郡(今四川西昌地区、云南丽江、楚雄北部),以笮都为沈黎郡(今四川汉源一带),以冉为汶山郡(今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区一带),以白马为武都郡(今甘肃武都一带)。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又出兵伐滇。滇降,以其地为益州郡(今云南晋宁晋城),赐滇王王印,使治其族。西汉末,夜郎王兴与钩町王禹、漏卧侯俞连年攻伐。汉遣使调解,兴等不从。成帝河平二年(公元前27年),牂牁太守陈立杀兴,灭夜郎。王莽时,西南夷连年起兵反抗,王莽派兵镇压,连年不克。

  东汉初,西南夷地区再次进入汉的版图。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又设益州西部属国,管理不韦(今云南保山)、巂唐(今云南云龙)等地的哀牢族和云南(今云南祥云)、楪榆(今云南大理)、比苏(今云南云龙、兰坪)、邪龙(今云南巍山、漾鼻)四县的昆明族。十二年,哀牢王柳貌遣子率族人内附。明帝在其地置哀牢(今云南腾冲、龙陵、德宏州)、博南(今云南永平)两县,合益州西部属国所领六县为永昌郡。哀牢的土着君长被封为哀牢王,在郡太守辖下统领其部落,哀牢居地是自蜀通往掸、身毒一路的门户,地位特别重要。

  汉开拓西南夷,在经济、文化上有积极的影响。两汉之际,文齐作益州郡太守,团结郡内夷,汉各族,“甚得其和”,且发动各族人民,共同“造起陂池,开通灌溉,垦田二千余顷”①。时值公孙述据蜀,隔断了益州郡与内地的联系,述并“拘其妻子,许以封侯”,要挟文齐投降。文齐在当地各族拥护之下,抵制了公孙述的威胁,派人到内地与东汉取得联系,使益州郡始终保持在统一的版图内,而经济的发展未受国内战争的影响。东汉明帝时,郑纯任益州郡西部都尉(驻今云龙县旧州)。郑纯“为政清絜,化行夷貊,君长感慕,皆献土珍,颂德美”,因此升任永昌太守。“纯与哀牢夷人约,邑豪岁输布贯头衣二领,盐一斛,以为常赋,夷俗安之。”②郑纯执行了不作过苛索取的政策,缓和各族矛盾,受到各族的拥戴,从而带来了当地社会秩序的安定。和帝时,张翕为越巂郡太守,“政化清平”,深得“夷人爱慕”③。

   汉文化对西南地区的影响

  在民族间的纷争较少情况下,当时的夷、汉两族才有更多交流生产的机会,汉族先进经济才有可能发挥积极的影响。西汉中朝以前,西南夷各族以使用青铜器为主,铁质生产工具靠从蜀都输入。西汉中期以后,汉族移民带入的铁工具进一步推广。在晋宁石寨山出土的西汉中期以后的生产工具中,铁器已经占一定数量,有锛、剑、削、铜柄铁刃斧等,共九十二件。贵州清镇、平坝发掘的同时期墓葬中,也发现了铁制的犁、锄、斧、刀、剑等④。东汉时,西南夷中一些地方的铁矿已直接被开采,用以就地制造铁工具。据《汉书·地理志》载,西南夷地区共五郡,只有犍为郡武阳、南安产铁,设有铁官;《续汉书·郡国志》载,东汉时西南夷地区越巂郡台登(今四川凉山州冕宁)、会无(今四川凉山州会理),益州郡滇池(今云南晋宁),永昌郡不韦(今云南保山)等县产铁,并设有铁官,比西汉时产铁的地点大为增多。至于铜、锡、铅矿的开采范围,则比西汉更加扩大。滇池周围地带成为更加富庶的地方,“居官者皆富及累世”①。夜郎、哀牢、邛都的部分地方的物产,也较西汉时期增多。

  当一些地方受汉族经济影响,生产有所提高之时,汉文化也逐步为一部分夷族所接受。东汉章帝元和年间,王追为益州郡太守,“始兴起学校,渐迁其俗”②。通过兴办学校,让当地夷族子弟入校读书,以改变其文化生活面貌。桓帝时,牂牁郡人尹珍“自以生于荒裔,不知礼义”,乃入内地“从许慎、应奉受经书、图纬,学成,还乡里教授,于是南域始有学焉”③。

  两汉的政治、经济、文化推动西南夷地区的发展,具有历史的进步意义。但阶级剥削既然是一种必然现象,民族压迫也不可避免。两汉在西南夷地区设置的郡县称“初郡”或“边郡”。郡县既任命太守、令长、长史,又封部族土着君长为王、侯、邑长,实行两重统治。太守、令、长等往往赋敛烦苛,又不能与当地土官和睦相处,因而西南夷地区不断发生反抗事件,有时酿成较大规模的战争。

  

  ①《后汉书·西南夷传》。

  ②《后汉书·西南夷传》。

  ③《华阳国志·南中志》。

  ④《后汉书·西南夷传》。

  ⑤《后汉书·西南夷传》。

  ①《后汉书·西南夷传》。

  ②见《史记·西南夷列传》。

  ①《后汉书·西南夷传》。

  ②《后汉书·西南夷传》。

  ③《后汉书·西南夷传》。

  ④见《贵州清镇、平坝汉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1期。

  ①《后汉书·西南夷传》。

  ②《后汉书·西南夷传》。

  ③《后汉书·西南夷传》。

 返回目录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