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

第四卷 中古时代·秦汉时期(上册)·第七节 蛮与越 蛮的主要分支

  
第七节 蛮与越 蛮的主要分支

  蛮是对古代南方少数民族的泛称。秦汉时,盘瓠、廪君、板楯,是蛮的三个主要分支。

  盘瓠蛮因以神犬盘瓠为图腾而得名。秦汉时,居住在武陵郡(今湘西、黔东及鄂西南边缘地区)、长沙郡(今湘中、湘南地区),故又称“武陵蛮”或“长沙蛮”。武陵郡的沅水有雄、樠、辰、酉、武五条支流,称五溪,故聚居于当地的蛮族又有“五溪蛮”之称。史称盘瓠蛮“好入山壑,不乐平旷”。其人多居住山地,从事粗放农业,并与邻近民族有一定的交换关系,“田作贾贩,无关梁符传”。有家庭手工业,“织绩木皮,染以草实,好五色衣服,制裁皆有尾形”①。能织木皮为布,以草实染料,衣服五色斑斓。秦汉时,盘瓠蛮部落分散,“有邑君长”,各有首领,汉朝廷授予首领邑君、邑长称号,颁赐印绶。蛮语“名渠帅曰精夫,相呼为姎徒”。汉“岁令大人输布一匹,小口二丈(半匹),是谓賨布”,作为赋税。蛮族历史悠久,并早在传说时代的唐虞时,即与中原发生了联系。东汉时,“武陵蛮夷特盛”②。由于官府徭役失平,妄增租赋,盘瓠蛮屡起反抗,杀长吏,烧官府,终汉之世,连绵不断,经常挫败进剿的汉军。势力逐步有所扩展,往北达到南郡江陵一带,向东南发展到零凌、桂阳等郡。

  廪君蛮,秦汉时有巴、樊、曋、相、郑五个氏族,其中巴氏首领务相,被推为五个氏族的共主,号为廪君。《录异记》云,廪君就是“求廪地”之君,其任务是率领五姓氏族寻找可耕之地。后遂以廪君为族名。他们早期活动在夷水(今鄂西南清江)流域,后发展到巴中、黔中(约当今川东南、黔东北、鄂西、湘西地区),其地约相当于汉的巴郡、南郡,故又被称为“巴郡南郡蛮”。相传廪君死后,“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廪君蛮有崇拜白虎和以人祠虎的习俗、表明他们以白虎为图腾。秦灭巴、蜀,巴氏仍世为廪君族君长,并娶秦女为妻。“其君长岁出赋二千一十六钱,三岁一出义赋千八百钱。其民户出幏布八丈二尺,鸡羽三十鍭。”①这表明廪君蛮的家庭手工业已有一定的基础。汉时赋税仍依秦制。东汉时,廪君蛮人户发展增殖,建武年间曾因反抗东汉统治,有七千多人被强制迁徙于江夏郡(今鄂东地区)。但因东汉官府“收税不均”,廪君蛮仍继续起兵反抗。迁入江夏郡的廪君蛮,在大别山南麓的巴水、蕲水、希水(今浠水)、赤亭水(今举水)、西归水(今倒水)等五水流域生息繁衍。其中一部分向东北进入了庐江郡。

  板楯蛮分布在巴郡阆中(今四川阆中)一带,沿渝水(今嘉陵江)居住,“其人勇猛,善于兵战”。因使用木板为楯,冲锋陷阵,被称为“板楯蛮”。相传秦昭襄王时,白虎为害,板楯人应募“作白竹之弩,乃登楼射杀白虎”。秦官府因奖励其功,与板楯人盟誓,相约“复夷人顷田不租,十妻不算,伤人者论,杀人者得以倓钱赎死”。楚汉相争时,板楯蛮从汉高祖还定三秦有功。战后,“遣还巴中”,免除其部落首领罗、朴、督,鄂、度、夕、龚七姓不纳租赋,余户岁纳“賨钱”四十。因此,又有“白虎夷”、“白虎复夷”或“賨人”之称。因居住巴地,又称“巴人”。板楯蛮从事农业生产,长于狩猎,俗喜歌舞。汉高祖刘邦赞赏其歌舞,“乃命乐人习之,所谓巴渝舞也”。各部落首领分别被封为夷王、邑君、邑长。由于板楯蛮英勇善战,东汉经常征调他们从军,北上汉中,两败羌人;东下武陵,镇压叛蛮;南入益州,助平南夷,屡立战功。但官府对他们“更赋至重,仆役箠楚,过于奴虏”。板楯人“愁于赋役,困罹酷刑,故邑落相聚,以致叛戾”。灵帝时,板楯蛮举行大规模反抗,“寇掠三蜀及汉中诸郡”①。与此同时,板楯蛮种姓“繁昌,分为数十姓”②。着名的李氏、范氏、泉氏、扶氏等就是后起的大姓。从板循七姓到数十姓的衍变,标志着板楯蛮种族的兴盛和势力的发展。

   百越的族系

  越是我国古代东南部民族名。战国秦汉时期,越人分布地区很广。《吕氏春秋·恃君览》说:“扬汉之南,百越之际。”《汉书·地理志》注引臣瓒曰:“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因这一地区为《禹贡》扬州之域,故对越人称“扬越”。因其“各有种姓”,各部杂居共处,互不统属,故又称为“百越”。“百越”,按当时的称谓举其着者,有东越(闽越、东瓯)、南越、西瓯、雒越等。

  百越各部分布虽广,却具有共同的民族特征。他们的族名是共同的。从战国到两汉这一时期中,百越部落有三个共同的族名称谓,即“越”、“骆”、“瓯”。“瓯”和“骆”是本族的自称,“越”是华夏给的名称。他们有共同的居住区域。《汉书·地理志》称:“今之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南海、日南,皆粤分也。”中国古代东南沿海,以至五岭以南和瓯江、闽江流域,都是百越分布地区。他们还有本民族的语言,即所谓“越语”。刘向《说苑》记有一段故事,说楚国有个王子泛舟于清波之中,听划桨的越族姑娘唱了一支歌。楚王子“召越译”翻译后,才懂得歌词的意义①。这可见越语不仅不同于中原华夏语言,也不同于邻近楚人的语言。他们的经济生产相同,各部落都以种稻田为主,兼营渔猎或狩猎。《史记·货殖列传》说:“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汉书·地理志》记儋耳、珠崖郡说:“男子耕农,种稻禾,紵麻;女子蚕桑织绩。”又说:“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果蓏蠃蛤,食物常足。”在战国时,于越冶铸的青铜剑就很有名,其锋利能“穿铜釜,绝铁■”②。岭南地区的越人,则表现为铜鼓的制作。传世的大量铜鼓,其铸造之精,雕镂之美,图案之丰富,均世所罕见。自东汉以来,我国历史文献记载了铜鼓的使用、流传和出土情况。马援南征曾获得“骆越铜鼓”③。今出土铜鼓最多的地方是广西,已达五百面以上。

  越人有共同的习俗。如建筑住宅,用柱搭架为楼阁,人居楼上,牲畜家禽则圈养在楼下。这种住宅,称为“干栏”。晋张华《博物志》称:“南越巢居,北朔穴居,避寒暑也。”如断发文身,《史记·赵世家》说:“夫剪发文身,错臂左衽,瓯越之民也。”《汉书·严助传》:“越,方外之地,劗发文身之民也。”越人性习于水,善于水上活动。《越绝书》卷八称:越“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淮南王刘安在上武帝书中也说:越人“习于水斗,便于用舟”。①从上述几方面的共同情况看,可以认为百越在战国、秦汉时即已形成为一个族系。

   百越地区社会发展的不平衡

  分布在东南广大地区的百越部落,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南越的番禺(今广州),商品经济发达,汉代已成为我国南方海外贸易的门户。番禺通过秦水(今北江)、郁水(今西江)可与江南及西南广大的内地密切交往。蜀地产的枸酱,通过夜郎,可转输到南越②。临邛的程郑“冶铸,贾椎髻之民”。《史记索隐》:“谓通贾南越也。”③由此沿海航行,往北可达会稽(今江苏长江以南地区)、东冶(今福建福州)等地,因而贸易兴盛,成为岭南与内地商品交流的中心。古代岭南最先兴起的城邑主要是分布在河道沿线,着名的于番禺外,还有广信、布山、合浦等地。这些城邑,人口较密集,交通较方便,经济文化发展早,最先成为百越的地区性经济中心。在广大的农村和山区,经济文化则处在闭塞落后状态。如闽越地区,“非有城郭邑里也,处谿谷之间,篁竹之中”,“地深昧而多水险……而间独数百千里,阻险林丛,弗能尽着”。东汉末年,到过海南岛的薛综说:“武帝诛吕嘉,开九郡,设交趾刺史以镇监之。山川长远,习俗不齐,言语同异,重译乃通。”①九真郡的骆越,东汉以前尚“以射猎为业,不知牛耕”。

   百越之走向民族融合

  百越先民早在传说中的尧舜时代,即与中原发生了联系。春秋时期,越族中的先进部落联盟于越,在江浙一带建立了越国,不仅吞并了毗邻的吴国,而且与其他诸侯国逐鹿于中原,因而更接受了中原华夏族的影响。战国时期,楚灭越,“而越以此散”,“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②。同时,楚势力向南发展,“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③,相当部分的越族地区成为楚国的版图。

  秦汉时,百越各部正式纳入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体系中。秦始皇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继灭楚之后,降服了越君,秦以其地置会稽郡(今江苏苏北)。秦统一六国后,在瓯闽地区置闽中郡(治今福建福州),在南越、西瓯及骆越地设置南海郡(治今广东广州)、桂林郡(治今广西桂平西南)、象郡(治今广西崇左境),大徙中原之民与百越杂处。但西瓯部分余众退据丛林继续抵抗,并曾挫败秦军。秦军将领屠睢死于此役。秦末农民起义爆发,不少早已徙居淮北的越人参加了起义军。被废黜的越君无诸和摇也率领越人随着鄱君吴芮投入起义行列,在推翻秦朝的斗争中作出了贡献。秦南海郡龙川令赵佗当时代行南海尉事,乘机起兵割据,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

  汉高帝五年(公元前202年),汉朝建立,无诸以助刘邦灭项羽之功,复立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都东治(治今福建福州)。惠帝三年(公元前192年),“举高帝时越功”,摇也复立为东海王,都东瓯(治今浙江温州),时俗号为东瓯王。高帝十一年(公元前196年),汉封赵佗为南越王,都番禺(今广东广州)。十二年,立越裔南武侯织为南海王,遥领揭阳(今广东揭阳)。这时,西瓯君长也“南面称王”,南徙雒越(今越南北部)的蜀王子也称安阳王。这种百越地方政权相对独立的局面,随着汉朝集权的逐步加强而发生变化。吕后末(公元前180年前后),西瓯王、安阳王为赵佗所灭,在雒越设置了交趾、九真二郡。文帝初(公元前179—前174年),南海王反,汉击平之,徙其民于上淦(今江西新干)。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闽越攻东瓯,东瓯请举国内徙,“乃悉举众来,处江淮之间”。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南越王反汉,次年汉出兵灭南越,以其地置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七郡,并开珠崖、儋耳二郡。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闽越反,汉出兵讨之,闽越诸将杀其王以降,“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间”。至此,百越各部全置于汉郡县统治之下。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推动下,百越地区的经济、文化有明显的发展。有些地区的出土文物反映出:汉武帝以后,铁制工具显着增加,文化面貌上的民族特点逐渐减弱。部分百越与汉族在共同的经济生产与贸易活动,以及文化的相互影响中,加速了民族融合的进程。

  

  ①《后汉书·南蛮传》。

  ②《后汉书·南蛮传》。

  ①《后汉书·南蛮传》。

  ①《后汉书·南蛮传》。

  ②《太平御览》卷一二三引《十六国春秋·蜀灵》。

  ①《说苑·善说》。

  ②《越绝书·外传记宝剑篇》。

  ③《后汉书·马援传》。

  ①《汉书·严助传》。

  ②《史记·西南夷列传》。

  ③《史记·货殖列传》。

  ①《三国志·吴志·薛综传》。

  ②《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③《后汉书·南蛮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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