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

第四卷 中古时代·秦汉时期(上册)·第二节 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

  
第二节 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

  我国早在先秦时期,就存在着众多的民族。各民族本身的发展和其相互间联系的日益加强,是秦兼并六国,实现统一的重要条件。而统一局面的出现和秦皇朝的建立,又进一步促进了民族关系的发展,促使我国开始成为一个统一多民族的国家。

   统一东南和南方的越族地区

  在我国今天的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一带,很早就生息着一个人数众多、历史悠久的民族,这就是史籍上所说的越族。越族由于族属众多,种姓互异,各部族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别,故又称之为“百越”。百越一名,首见于《吕氏春秋·恃君篇》。其文云:“扬、汉之南,百越之际,敝凯诸、夫风、余靡之地,缚娄、阳禺、驩兜之国,多无君。”《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引臣瓒曰:“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粤杂处,各有种姓。”“粤”即“越”。越而称百,可见其聚处之广,种姓之多。其中大的部族,依其分布地区的不同,主要有于越、闽越、瓯越、南越、西瓯等几部分。

  于越:一作於越。以先秦时的会稽(今浙江绍兴)为中心,主要分布在今浙江一带。其民“剪发文身,无皮弁搢笏之服”①。春秋战国时期的越国就是于越建立的。越王无强时,楚威王兴兵伐越,大破之,杀无强,尽取其地。从此,于越便逐渐分离,“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①秦王政二十四年(公元前223年),秦将王翦、蒙武率兵灭楚。次年,王翦又进一步平定楚国广大的江南地区,并进攻臣服于楚的于越,“降越君,置会稽郡”②,郡治吴(今江苏苏州)。郡下分设吴、丹徒、钱塘、余杭、乌程、山阴等县。以后,秦始皇巡游会稽,曾亲临于越,“留舍都亭”取钱塘、浙江岑石,“刻文六,〔立〕于越东山上”③。又曾徙越民于乌程、余杭等地。《越绝书·外传记吴地传》云:“乌程、余杭、黟、歙、无湖、石城县以南,皆故大越徙民也。秦始皇刻石徙之。”从此,于越便和正在形成中的汉族逐渐融合,于越文化也和中原文化趋于同一了。

  东瓯和闽越:东瓯亦名瓯越或东越,以今温州一带为中心,主要分布在浙江南部的瓯江流域。闽越以今福州一带为中心,主要分布在福建闽江流域及其沿海岛屿上。《山海经·海内南经》载:“闽在海中,其西北有山,一曰闽中山。”其民“处豁谷之间,篁竹之中,习于水斗,便于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险。”④东瓯和闽越,均为于越之分支,也都有“剪发文身”的习俗。但其各自分立,互不相属。战国末年,首领为越东海王摇和闽越王无诸,“其先皆越王勾践之后也”⑤。秦并六国、降于越之后,继续进攻闽、瓯地区,遭到东瓯、闽越人的反抗,经过激烈的争战,秦除其王,“皆废为君长,以其地为闽中郡”①,郡治东冶(今福建福州)。

  南越和西瓯:主要分布在岭南的广东、广西一带。亦泛称扬越、外越,又曰陆梁。唐司马贞《史记·秦始皇本纪·索隐》云:“渭南方之人,其性陆梁,故曰陆梁。”张守节亦云:“岭外之人多处山陆,其性强梁,故曰陆梁。”②岭南越人与中原地区很早就有交往。相传尧曾“申命羲叔,宅南交”③,舜曾“南抚交趾”④。这里所说的“南交”、“交趾”,就是指的岭南一带。商周以后,中原华夏文化逐渐传入岭南,岭南之特产奇珍,如珠玑、玳瑁、象齿、翠羽,以至“越骆之菌”、“南海之秬”,也先后传入中原地区。在这长期民族交往的基础上,至有秦一代,岭南终于成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秦始皇在兼并六国,建立封建皇朝之后,紧接着就开始了开拓岭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当时,始皇使尉屠睢发兵卒五十万,分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今湖南靖县境)之岭,一军守九嶷(今湖南宁远南)之塞,一军处番禺(今广东广州)之都,一军守南野(今江西南康境),一军结余干(今江西余干境)之水。”⑤秦军兵分五路,水陆并进,但抵达南岭后,却遭到了南越和西瓯人的顽强抵抗。史称:越人逃入深山林丛,不可得攻。留军屯守空地,旷日引久,士卒劳倦。越出击之,秦兵大破⑥。

  越人皆入丛薄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相置桀骏以为将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①秦军经过残酷而持久的激战,“三年不解甲弛弩”②,才打败南越,攻占了番禺。但西线的军队仍继续受到西瓯人的阻击。特别是军粮的转运受阻,致使秦军粮食匮乏,无力作战。为了解决这一严重问题,秦始皇乃命监御史禄(史称监禄或史禄)凿渠通道,修成了灵渠。

  灵渠,又名零渠。以其曾部分利用灵(零)河水系的原有河道,故名。因开凿于秦,一名秦凿渠。又因位于今广西兴安县城附近,故近代或称之为兴安运河。灵渠是一条连接湘江与漓江的人工渠道,主要由铧嘴、大小天平石堤、南渠和北渠等工程构成。铧嘴是修建在湘江中的分水坝,用巨石叠砌而成,前锐后钝,形似犁铧。这是引湘入漓的关键工程,它有效地使湘江一分为二,一支顺南渠入漓江,一支沿北渠回流入湘江。南、北渠总长三十四公里,是灵渠的主体结构,是贯穿湘、漓二水的通道。在铧嘴尾端还筑有“∧”字的大小天平石堤,起着蓄水、溢洪,调剂水量的作用,能保证整个工程发挥正常的效益。

  灵渠的兴修,是秦代南北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是我国古代水利史上的创举。历代以来,这项工作虽屡有修治,但“皆循其故道,因时而损益之,终不能独出新意,易其开辟之成规”③。灵渠分湘入漓,北水南调,不仅沟通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形成了更为合理的生态环境,而且开拓了南北水运通道,扩大了我国内河航行范围,并为中原地区与岭南的经济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提供了有利条件。

  灵渠大约修成于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这一工程的兴建,直接解决了军粮转输的困难。秦军得到沿湘江、经灵渠运抵岭南的大批粮饷与物资的接济,才得以深入西瓯,继续作战,杀其君译吁宋,基本控制这一地区。在此基础上,秦始皇于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征发尝逋亡人、赘婿及贾人继续“略取陆梁地”①,即攻占岭南,并分置桂林(治今广西桂平附近)、象(治临尘,今广东崇左境)和南海(治番禺,今广东广州)三郡,基本上统一了岭南。次年,始皇又谪遣“治狱吏不直者”至“南越地”②。与此同时,又曾征集一万五千名未婚妇女至岭南,“以为士卒衣补”③;还一再大批地迁徙刑徒和内地民众到这里屯戍垦殖。据《汉书·晁错传》载:当时是“先发吏有谪及赘婿、贾人,后以尝有市籍者,又后以大父母、父母尝有市籍者,后入闾取其左。”大批内迁民众南迁之后,与南越、西瓯人杂居共处,对于开发岭南,促进民族间的交往无疑是有积极的意义。

   北击匈奴、修筑长城

  匈奴,是我国古代多民族国家的一个强大的游牧民族。他们“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④,主要活动于蒙古高原和南至阴山、北抵贝加尔湖的广袤地区。由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特别是铁工具的使用,匈奴大约在公元前三世纪前后,产生了私有,出现了奴隶制,建立了奴隶主贵族统治的政权。其最高首领为单于。单于总揽军政及对外一切大权,由左右骨都侯辅政。单于之下,置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等。随着奴隶制的发展和国家的强大,加之中原地区正处于战乱割据状态之中,因而匈奴奴隶主贵族时而侵扰赵、燕的边境,抢劫财物,掳掠人口作为奴隶。战国末年,赵名将李牧曾选练战骑武卒,“大破杀匈奴十余万骑”,迫使它一度“不敢近赵边城”①。但以后由于内地兼并战争日趋激烈,赵、燕北边的防御力量削弱,以头曼单于为代表的匈奴贵族统治者,便乘机占据了赵自阴山至“河南地”(今内蒙河套南伊克昭盟一带)的大片区域,并继续南下侵拢。这是对刚刚建立的秦皇朝北边的严重的威胁。

  为了解除侵扰,安定北边,维护国家的统一,秦始皇本想在兼并六国之后,立即出师北伐。但李斯却不以为然。他进谏道:夫匈奴无城郭之居,委积之守,迁徙鸟举,难得而制也。轻兵深入,粮食必绝:踵粮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为利也。遇其民不可役而守也。胜必杀之,非民父母也。靡敝中国,快心匈奴,非长策也②。

  李斯的谏议,显然是不恰当的。诚然,北击匈奴遭到秦始皇的拒绝,但由于当时兼并六国的战争刚刚结束,秦皇朝草创伊始,大规模的对匈战争的条件还不具备。因此,秦始皇除委任蒙恬、王离、杨翁子加强对北边的屯戍外,在整个对匈奴的军事部署上,在开始的一段时间内,基本上还是采取积极防御的策略。真正的反击战是在秦皇朝建立五、六年之后才开始的。

  秦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他巡视北边,亲临上郡(治肤施,今陕西榆林南)。这时,一方面,匈奴奴隶主贵族的侵扰日益加剧,另一方面,秦的反击时机已经成熟。适逢燕人卢生使入海求仙后还咸阳,以鬼神事,曾奏录图书,云:“亡秦者胡也。”①始皇以为“胡”人即匈奴,于是乃命蒙恬发兵三十万,大举出击。在反击战中,蒙恬的第一个目标是收复河南地。他采用集中兵力,穷追猛打,速战速决的作战原则,“若鸷鸟之追群雀”②,很快就收复了河南地以及榆中(今年蒙伊金霍洛旗以北)一带的广大地区。接着,他率军渡过黄河,乘胜追击,于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进抵高阙。高阙即今内蒙临河县北的狼山口。这里山脉中断,“两岸双阙”,地势险峻,原是赵的军事要地。秦军夺回高阙后,又收复了阳山和北假(均在今内蒙乌加河以北和乌梁素海一带),直抵阴山一带的广大地区,并在这里分设三十四(一作四十四)县,重新建立九原郡(治九原,今内蒙包头市西北),使其统辖北抵阴山,南至“河南地”北(今河套北部)西过大河,东邻云中(今内蒙呼和浩特市西南)的大片边地。同时,朝廷又徙去大批刑徒,“实之初县”。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进一步增加了徙边的人数。除谪徙刑徒外,还鼓励一般民众移居边地。如始皇三十六年(公元前211年),一次就从内地徙民三万家至北河、榆中定居,凡是去了的,均“拜爵一级”①。这些迁去的民众与刑徒,一面屯垦,一面戍边,对于开发北方边地,充实武备,发挥了重要作用。

  秦皇朝反击匈奴的胜利,是对匈奴贵族侵扰势力第一次最沉重的打击。匈奴单于“头曼不胜秦”,被迫“北徙”②十余年。

  故汉初着名政论家贾谊称其“郤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③。桑弘羊也说:经蒙恬反击之后,“匈奴势慴,不敢南面而望十余年”④。这场反击战,解除了匈奴奴隶主贵族的侵扰与破坏,“悉收河南地”⑤,使今河套内外,大河南北的广大地区,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摆脱了兵祸的灾难。

  这对于我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促进这些边远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保护包括匈奴人民在内的各族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是有积极意义的。

  秦在胜利击败匈奴贵族的侵扰之后,为了巩固在战场上取得的成果,始皇又命蒙恬主持修筑了我国历史上最大的军事防御工程——万里长城。

  长城的兴修,始于战国年间。当时,魏、赵、楚、齐、燕、秦等国都筑过长城。其中有的修在内地,而主要是修在北方与一些少数民族接壤的地段。如赵武灵王“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⑥。燕为防御东胡,“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⑦。秦早在简公七年(公元前408年)就曾“堑洛”⑧,即沿洛河修城以防魏。秦惠文王后元元年(公元前324年),又曾“筑上郡塞”①以御赵。秦昭襄王时,还在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②。根据这些长城修筑的实际效用,秦始皇深感要防御匈奴贵族再次南下,继续营造一条规模更大的长城是十分必要的。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代修长城始于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这一年,蒙恬夺得河南地及榆中后,即“城河上为塞”。在渡河取高阙、阳山、北假后,又“筑亭障”。此后,修筑工程逐渐扩大。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始皇接受李斯建议,下令焚书,规定“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③。时判为城旦的刑徒,主要是“输边筑长城”。同年,又“谪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④。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使长子扶苏“北监蒙恬于上郡”⑤。扶苏到上郡后,主要也是“与蒙恬筑长城”⑥。

  蒙恬修筑的长城,主要由三大段组成。西北段,西南起临洮(今甘肃岷县),东北至九原(郡治九原,今内蒙包头市西北)。除部分利用秦旧有长城外,大多因河为塞,并在险要处新筑了许多亭障;北段,由高阙至代郡(治代县,今河北蔚县)以北;东北段,由代郡东行,抵辽东碣石。这两段大抵因赵、燕旧长城缮修、增筑而成。整个工程“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⑦。长城修筑后,虽未能阻挡匈奴贵族的南下,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还是起过一定的防卫作用。同时,长城本身作为伟大的建筑工程遗留后世,则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富于智慧和独创性的见证。

   通西南夷

  自先秦以来,我国西南的广大地区,主要是今贵州、云南、四川一带,分布着许多少数民族,秦汉时期统称之为西南夷。

  《史记·西南夷列传》一开头就写道: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巂、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巂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筰都最大;自筰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最大。其俗或土着,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

  根据司马迁的这一记载和有关资料可知,居住在今贵州中部和西部的有且兰和夜郎;在云南东川、曲靖一带有靡莫,滇池沿岸有滇人,洱海地区有昆明、巂;四川西南部有筰、邛都,西部有徙,西北部有冉。甘肃南部的白马氐,当时也列在西南夷中。这些民族,由于历史发展阶段的不同,分布区域的差异,往往过着不同的社会经济生活,有着不同的习俗。夜郎、滇都等族人民束发为髻,从事农业生产,过着定居生活,并已进入奴隶社会,有了君长和政权机构。巂、昆明人习尚编发、畜牧为生,随水草迁徙,无君长,尚处于原始社会阶段。徙、邛都、冉人亦有君长,其中有的过着农业定居生活,有的则仍以游牧为生。

  西南各族人民和内地有着长期的交往。战国末年,楚顷襄王①(前298—前263)曾使将军庄将兵循沅江而上、经略黔中(郡治在今湖南沅陵)、且兰(今贵州黄平)、夜郎(今贵州西部),直抵滇池。滇池“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②。庄平定这一地区后,本欲归报于楚王。适逢这时秦击夺了楚的黔中郡,归路被截断,庄便重返滇池,乘机自立为王,建牂柯国。史称庄“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③。“夜郎既降楚,而秦夺楚黔中地,(庄)无地得返,遂留王滇地且兰,为牂柯国。”④秦并六国后,始皇派常通西南夷。常以其交通受阻,乃发众开凿了一条从今四川宜宾通往云南滇池一带的栈道,因“其处险厄”,“道广才五尺”⑤,故名五尺道。栈道开通后,秦皇朝的势力直接抵达且兰、夜郎、邛都、昆明等地,并在这里设官“置吏”,建立了行政机构。与此同时,秦又经蜀郡(郡治今四川成都),加强了与邛都、筰、冉的联系,并使之纳入了郡县制的行政系统。故汉司马相如曰:“邛、筰、冉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时常通为郡县,至汉兴而罢。”⑥从此,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不仅密切了与内地的关系,而且成为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一部分。

  秦皇朝对东南、岭南、西南以及北方等边远地区的开拓,使它的势力“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①。在这辽阔的疆域里,在一个国家政权的管理下,生活着各族人民,形成为一个统一多民族的大国,这不论是在中国史还是世界史上都具有极为巨大而深远的意义。秦皇朝名播遐迩,以致“秦人”很早就成了中国的代称。古代印度梵文称中国为“支那”,希腊地理家托勒密的《地理书》有“秦尼”国。直到今天欧洲人仍称中国为China。这一些,都是由“秦”字读音转变而来的。

  

  ①《淮南子·齐俗训》。

  ①《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②《史记·秦始皇本纪》。

  ③《越绝书·外传记吴地传》。

  ④《汉书·严助传》。

  ⑤《史记·东越列传》。

  ①《史记·东越列传》。

  ②《史记·秦始皇本纪·正义》。

  ③《尚书·尧典》。

  ④《大戴礼记·少间篇》。

  ⑤《淮南子·人间训》。

  ⑥《汉书·严助传》。

  ①《淮南子·人间训》。

  ②《淮南子·人间训》。

  ③乾隆《兴安县志》。

  ①《史记·秦始皇本纪》。

  ②《史记·秦始皇本纪》。

  ③《史记·淮南衡山列传》。

  ④《史记·匈奴列传》。

  ①《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②《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①《史记·秦始皇本纪》。

  ②《盐铁论·伐攻》。

  ①《史记·秦始皇本纪》。

  ②《史记·匈奴列传》。

  ③贾谊:《新书·过秦》。

  ④《盐铁论·伐攻》。

  ⑤《史记·匈奴列传》。

  ⑥《史记·匈奴列传》。

  ⑦《史记·匈奴列传》。

  ⑧《史记·六国年表》。

  ①《史记·张仪列传》。

  ②《史记·匈奴列传》。

  ③《史记·秦始皇本纪》。

  ④《史记·秦始皇本纪》。

  ⑤《史记·秦始皇本纪》。

  ⑥《水经·河水注》。

  ⑦《史记·蒙恬传》。

  ①此据《后汉书·西南夷传》。《史记·西南夷列传》,《汉书·西南夷传》作“楚威王时”,似有误。

  ②《史记·西南夷列传》。

  ③《史记·西南夷列传》。

  ④《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遵义府·记事》引《府志》。

  ⑤《汉书·西南夷传》颜师古注。

  ⑥《史记·西南夷列传》。

  ①《史记·秦始皇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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