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

第四卷 中古时代·秦汉时期(上册)·第四节 “文景之治” 簿税劝农

  
第四节 “文景之治”

   簿税劝农,与民休息

  文帝和景帝在位共四十一年,继续执行轻徭薄赋、奖励生产、与民休息的政策,是西汉社会经济上升的时期,史称“文景之治”。

  汉文帝刘恒原为代王。代,地处北方边境,自然条件较差。他居代十七年,也经受了一些磨练。他即皇帝位后,重视农业生产,实行减轻赋税和刑罚,提倡节俭。

  文帝屡诫百官守令劝课农桑,并连续下诏令减轻民众负担。文帝前元元年(公元前179年)三月,诏令群臣对百姓鳏寡孤独穷乏之人举行赈贷,又下诏规定各地存问老年人,发给布帛酒肉之物,地方官吏应当亲自阅视或送到。六月,令郡国无来献。

  文帝前元二年十一月,下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指摘施政的弊病;敕官吏务省经费以便民;减少守卫京师的士卒;减少太仆用马,用以补充邮驿的需要。正月,下诏亲耕籍田,并赦免因被论罪充当官府役作为奴者回乡务农。

  文帝多次下诏提倡重视农业的社会风气。十二年(公元前168年),下诏派遣使者到各地慰问孝悌、力田、三老等乡官和廉吏。贾谊向文帝上疏,指出天下“背本而趋末”的情况很严重,致使国家或民户的粮食积贮都少得可怜。同时社会上奢靡成风,大量浪费财富。他认为,朝廷应极其重视积贮粮食,吸引农民回到本业:“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今驱民而归之农,皆着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则蓄积足而人乐其所矣。”①贾谊的上奏引起文帝的重视,当即在春耕时节到京城的“籍田”上举行亲耕仪式,向天下表示皇帝奖励力农。

  农业的发展,使粮价大大降低,史载文帝时每石“粟至十余钱”②。文帝十二年,取消出入关卡用传的制度,商业也活跃起来了。文帝弛山泽之禁,促进了盐铁业的发展,对农民的副业生产也有一些好处。

  随着粮食的降价和商业的活跃,也出现了新的问题,即大商人势力膨胀,囤积居奇,侵蚀农民。为了提高谷价,缓和谷贱伤农的现象,晁错向文帝上《论贵粟疏》,提出:“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③认为应该把吸引民众重视农业作为当今首要任务。达到这一目的的途径是提高粮食的价格,对于能提供粮食者实行奖励。他主张招募天下民众,凡是能为国家提供粮食的可以赐爵,可以赎罪。这样,“主用足”、“民赋少”、“劝农桑”三个目的都能达到。文帝采纳晁错的建议,号令民户为国家输送粮食到边境,能运到六百石的赐二等爵,逐级增加,运到四千石的赐第九等爵(五大夫),运到万二千石的赐十八等爵(大庶长)。晁错又建议边塞粮食充足了,可以储备在郡县;郡县储足一年所需的粮食,即可免收田租。贾谊、晁错的主张,对于文帝奖励农业生产,起到明显的推动作用。

  文帝十二年,宣布免去当年田租之半。十三年六月,下诏免收天下田租。共免收全国田租十三年。这说明官府掌握有足够的粮食储备,农民的处境也暂时得到改善。

  文帝提倡节俭。他在位期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都无所增益。史载文帝为了节省黄金百斤而罢建露台。他说:“百金,中民十家之产。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①景帝继续实行薄赋劝农的政策。前元元年(公元前156年)正月,下诏准许民户由耕地缺少的地方迁到耕地有余、水利条件好的地方。五月,下令民半出田租,实行三十而税一,从此成为汉朝定制,因而汉代农民的负担比前代明显减轻。七月,禁止官吏贪受财物,贱买贵卖。

  后元二年(公元前142年)四月,下诏不受郡国贡献锦绣等奢侈物品,以省徭赋,“欲天下务农桑,谷有蓄积,以备灾害。”①对官吏贪污渎罪者,治其罪。

  后元三年正月,诏令郡国务劝农桑,多种树,禁止官吏采买黄金珠玉,否则以盗窃论罪。

  文景时期,在法律上也有改革。文帝废除了汉律中沿用秦律而来的收孥相坐律令,缩小了农民奴隶化的范围。此后数年中,又诏除诽谤妖言法,令列侯、吏二千石无得擅征捕,废除肉刑。景帝又减轻了笞刑,又规定被判处犯罪而不服者可以申诉核实定案,即使申诉不当也不为过失。这个时期许多官吏断狱从轻,但责大指,不求细苛,所以有“刑罚大省,至于断狱四百,有刑错之风”①之说。

  长期减免田租徭赋,对地主有利,对农民也不无好处。因而户口繁息迅速。西汉初年,“大侯不过万家,小者五六百户”;到了文景之世,“流民既归,户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万户,小者自倍,富厚如之”②。

  文景时期“与民休息”的政策促进了社会经济迅速上升。旧史所说:“吏安其官,民乐其业,蓄积岁增,户口增殖”③,可说并非十分夸大之词。人民大众的辛勤劳动,大大增强了西汉的国力,为西汉鼎盛局面的到来奠定了基础。但在这一时期得到最多的是地主和商人。减免田赋,地主获利最大。入粟拜爵,也大有助于商人政治地位的提高。所以这些措施归根到底还是会助长兼并势力的扩展,加剧阶级矛盾。

   汉与匈奴、南越的修好

  文景时期,边境的民族关系比较好,这对促进统一国家的巩固和社会经济的上升,都是有好处的。

  首先是汉与匈奴的关系。汉初,冒顿单于新立,恃其强盛,攻灭东胡,又西击走月氏。他利用中原兵革连年的局势,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遂侵燕、代,悉复收蒙恬所夺匈奴故地。“控弦之士三十万”①,威服诸国。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冬,匈奴军攻至晋阳(今山西太原南)。汉兵追击,冒顿用计诱汉军,致使高祖受困七日。九年冬,高祖派刘敬与匈奴和亲。这是西汉和亲的开始。

  吕后时,冒顿单于自恃武力强盛,蔑视汉朝军事实力,写信给吕后,措词甚为不恭。在群臣中,樊哙提出,派他将十万军可以横行匈奴境内。中郎将季布坚决主张国家正在医治战争创伤,派大军作战是动摇天下,斥责樊哙是当面欺骗。吕后采纳了季布的意见,派官员送国书,表示继续与匈奴修好。冒顿单于得书后,也派使者表示道歉,称:“未闻中国礼义,陛下幸而赦之。”双方互以车马赠送,同意和亲。

  文帝时,匈奴更强大。单于致文帝信中,自诩“吏卒良,马力强”,夷灭月氏、楼兰等二十六国,“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时老上单于初立,文帝遣宗室女公主嫁给老上,宦者中行说被派护送公主,竟投降匈奴,破坏汉与匈奴和好趋势,唆使匈奴对汉作战。文帝与匈奴单于虽有书信往来,互相表示约束诚信,但历年间匈奴仍数为边患。匈奴问题引起朝野关注,晁错先后上《言兵事疏》、《募民徙塞下书》、《教民习战守书》,建议募民徙居边塞,兵屯合一,高城深堑,构筑城邑,使互相救助。对边塞居民实行以伍、里、连、邑编制,教射法及应战之法,劝以厚赏,威以重罚。

  文帝十四年(公元前166年)冬,老上单于将十四万骑入朝那萧关(宁夏固原南),候骑至雍(陕西凤翔境)、甘泉(陕西旬邑南),单于留塞内月余方去。文帝后元二年(公元前162年),匈奴连岁入边,为害甚剧。因而,文帝在继续实行和亲政策的同时,极其重视加强边境防卫、报警制度。文帝后元六年(公元前158年),匈奴两路各三万骑入上郡、云中,所杀略甚众,烽火通于甘泉、长安。文帝令将军令免、苏意分守飞狐(河北蔚县南)、句注(山西代县境)等军事要地,防备极严。月余,汉兵至边,匈奴亦远塞。依靠这种以防御为后盾,同时通使和亲的修好的政策,使此数十年间汉与匈奴一直保持往来,战争破坏尚未至惨剧的程度。

  景帝年间,又连续三次与匈奴和亲通好,时间是元年(公元前156年)夏、二年秋、五年。故虽有景帝六年(公元前151年)匈奴入雁门、武源、上郡,后二年(公元前142年)匈奴再入雁门,但未引起大规模作战。这就使得中原地区经济生产的上升趋势继续得以保持。

  其次是汉对南方边境的安抚。南粤(“粤”通“越”)王赵佗原籍真定人(今河北正定),秦时任龙川(今广东龙川)令。反秦起义爆发,南海(今广州市)尉任嚣在病危之际急召赵佗,称中原大乱,让他代己自立。秦亡,赵佗自立为南粤武王。高祖已定天下,于十一年(公元前196年)派陆贾通使南粤,立赵佗为南粤王,负责和辑南粤,与长沙王国接壤。吕后秉政时,因官吏建议,禁止中原铁器过关运入南粤。赵佗认为必是长沙王从中捣鬼,于是自立为南粤武帝,发兵攻长沙国边县。吕后派侯竃率军进击,士卒因南方暑湿而流行疾疫,兵不能越南岭。于是赵佗控制闽粤、西瓯,东西万余里,黄屋称制,与汉朝相抗礼。文帝登帝位,即遣使告知诸侯及四方边境,示通好之意。为了避免南粤的对抗,文帝在派太中大夫陆贾再次出使时,特意写了一篇态度诚恳、措辞谦和的信。文帝不以皇帝之尊压人,而是先谦恭地作自我介绍,表示平等待人的诚意。然后告知赵佗,朝廷对他还留在河北老家的兄弟作了照顾,对赵佗所关心的祖宗坟墓已派人修葺。文帝语重心长他说明战争只会给汉和南粤造成祸害,“得一亡十”①,所能得到的极小而危害极大,从希望国家安宁的目的出发,要求赵佗与汉通使如故。文帝的诚意,换得赵佗的真心归向。他重新盟誓永远当西汉朝廷的藩属。赵佗向文帝解释,他的称帝是因误会引起,一是闻说祖宗坟墓被破坏,二是疑心长沙王从中谗毁,于是派兵进攻长沙国边境,并“称帝号自娱”②,并非真心与汉对抗。文帝与赵佗还互赠礼物。文帝所赠是当时很贵重的丝棉衣一百件,赵佗所赠是南粤特产白璧、翠鸟、犀角等物。陆贾回报,文帝大悦。至景帝时,南粤仍称臣,遣使朝见。终文景之世,南粤一直是汉的藩属,南方边境长期保持安宁。

   削藩与平定吴楚七国之乱

  文帝时,贾谊认为济北王、淮南王先后谋反是严重的信号。他看到同姓诸侯王势力的膨胀已构成对封建国家的威胁,于是向文帝上《治安策》,对此作了深刻的分析:一,异姓王幸被战胜了,同姓王以后将成为严重问题。目前已有征兆,皇帝必须警惕。他说:“其异姓负强而反,汉已幸胜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袭是迹而动,既有征矣,其势尽又复然。”二,现今,同姓王势力膨胀,朝廷无法制服。“一胫之大几如腰,一指之大几如股。”手脚肿大,指挥不动。“失今不治,必为锢疾。”同姓相残相杀。“今或亲弟谋为东帝(指淮南王),亲兄之子西乡而击。”目前,朝廷尚能控制诸侯,因诸侯王年幼,设置傅、相,握有权力。以后若皇帝威权减轻,将出现“堕骨肉之属而抗刭之”。三,同是诸侯王,规律是强者先反。他举出,长沙王不反,不是因他天生最忠诚善良,而是因他势力最小,仅有二万五千户,结果“功少而最宽,势疏而最忠”。他又以樊哙、周勃等与韩信相比,也正说明不强者得保其忠臣地位和生命。因此,贾谊明确得出处理诸侯王的结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皇帝广泛地推恩,把大国分成小国,“力小则易使以义,国小则亡邪心。令海内之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诸侯之君不敢有异心,辐凑并进而归命天子。”①贾谊所主张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以后即成为西汉朝廷处理和最后解决藩国问题的指导思想。当时文帝并未立即实行。在贾谊死后,文帝十六年(公元前164年),文帝追思贾谊前言,分齐地为六国②,分淮南王地为三国③,实际上就是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之议的实现。

  藩国割据势力与统一国家权力的矛盾进一步发展,终于在景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54年)爆发了吴、楚七国之乱。吴王刘濞于高祖十二年受封,至此在诸王国中最强。吴有豫章郡铜山,“濞则招天下亡命者,益铸钱,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用富饶。”又收买人心,庇护罪人,为其卖命。“百姓无赋,卒践更,辄与平贾。岁时存问茂材,赏赐闾里,他郡国吏欲来捕亡人者,公共禁弗许。”处心积虑经营达四十年,故敢于与朝廷对抗。文帝时,即借故不朝。晁错继贾谊之后,在他任太子家令时,也一再建议对吴国实行削地,文帝未予采纳。

  由于吴王跋扈,景帝时,晁错又上《削藩策》,认为诸王“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景帝三年,用晁错之策,削楚王戊东海郡,削赵常山郡,削胶西六县。依次将削吴。于是吴王刘濞联合楚、胶西等国谋反。及削吴会稽、豫章郡书至,吴王遂起兵,诛杀汉朝派出的二千石官员。胶西、胶东、菑川、济南、楚、赵亦一齐反叛。吴首先发兵于广陵(今江苏扬州),吴王下令军中:“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将,少子年十四,亦为士卒先。诸年上与寡人同,下与少子等,皆发。”举全国士卒共二十余万人,又南使闽、南越,亦发兵随吴。吴兵西渡淮河,并合楚兵,发使致书各诸侯国,称他夜以继日准备三十余年,他的财物“诸王日夜用之弗能尽”①,若各诸侯需赏赐部下,吴可尽量提供。并提出,重赏能捕斩汉诸将大臣及率军或城邑投降者。以诛晁错而清君侧为名,合兵向西。吴、楚共同进攻忠于汉朝的梁国,破棘壁(今河南柘城县境),杀数万人。

  七国反,朝廷震动。景帝命太尉周亚夫率三十六将军东进击吴、楚,派郦寄击赵,栾布击齐,拜窦婴为大将军,屯守荥阳,策应前方。亚夫至洛阳,询问父周勃的宾客邓尉,接受他的建议,不与吴、楚兵争锋,坚壁昌邑南(今山东金乡县境),派轻兵切断淮、泗要道,截断吴军粮食供应线。梁国独当吴、楚大军前锋正面,向亚夫求援。亚夫坚守,不派援兵。梁孝王乃命韩安国、张羽率军与吴军作战,得小胜。吴大军欲西进,梁孝王坚守不下。吴军转攻昌邑,亚夫亦坚壁不肯战。吴兵远离后方,给养断绝。吴粮绝卒饥,多叛散,乃引兵退走。亚夫出精兵追击,大破吴军。吴王濞弃军逃至丹徒(今江苏丹徒),最后死于东越。楚王戊军败自杀。从乱起三个月即被迅速平定。

  当吴、楚发兵情势紧急时,景帝因听袁盎①进计,误杀了晁错。

  吴、楚七国反叛的爆发和平定,是西汉藩国割据势力恶性发展的最后溃败。反叛平定后,吴、胶东、菑川、济南、赵等国除。朝廷乘平乱的余威,免除了各王的行政权力,规定诸侯王不再治民,消减了王国官吏,改称王国的丞相为相。从此诸侯王强大难制的局面大为缓和,汉朝统一国家得到进一步巩固。

  梁孝王刘武是文帝少子,景帝之弟,极受宠爱,王四十余城,居天下膏腴地,拥财巨万,珠玉宝器多于京城。他广招四方豪杰之士,如吴人枚乘、严忌,蜀人司马相如等,都是梁国宾客。这次在平定反叛中全力阻挡叛军西进,以至亲为拱卫皇室立了大功,于是更加骄纵,在梁国内出入都用天子仪节,随从者千乘万骑。窦太后曾出言,要景帝身后传位给弟孝王。以后,梁孝王闻说袁盎对景帝进谏,不能改变立子而立弟,孝王竟与宠臣羊胜、公孙诡商议,派刺客十几批到长安,刺杀袁盎及其他朝臣十余人。计谋被查觉之后,景帝对他疏远。景帝中元六年(公元前144年)四月,梁孝王卒,朝廷分梁国为五①。

  封国问题是西汉前期的严重问题。尽管同姓王国曾起过拱卫皇室的作用,在平定七国之乱时,与皇室关系亲近的梁国也曾为扞卫京师立了大功,但因诸侯王国带有割据性质,往往发展成为对抗朝廷的力量。消除这些割据势力,是巩固统一国家的要求。经过平定七国之乱,后来武帝时期才有进一步解决封国问题的可能。

  

  ①贾谊这篇言论即着名的《贵积贮疏》,见《汉书·食货志》上。

  ②《史记·律书》。

  ③《汉书·食货志》上。

  ①《史记·孝文本纪》。

  ①《汉书·刑法志》。

  ②《汉书·高惠高后孝文功臣表》序。

  ③《汉书·刑法志》。

  ①此段有关匈奴的引文,见《汉书·匈奴传》。

  ①《汉书·南粤传》。

  ②《汉书·南粤传》。

  ①《汉书·贾谊传》。

  ②齐文王卒,无子嗣,文帝分齐为六国:齐、济北、菑川、胶东、胶西、济南。

  ③淮南厉王之子刘安嗣立为淮南王,再分出立刘勃为衡山王,刘赐为庐江王。

  ①见《史记·吴王濞列传》。

  ①袁盎原为吴相,因私受吴王金,被御史大夫晁错查处治罪,免为庶人。他向景帝进计:若诛杀晁错,吴、楚可立即退兵。晁错被诛,吴楚军却仍大举向西进攻。

  ①景帝立孝王子五人为王,分别为梁、济川,济东、山阳和济阴五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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