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

第四卷 中古时代·秦汉时期(上册)·第四节 中外交往的发展

  
第四节 中外交往的发展

  汉皇朝是空前统一的大国,国力强盛,有力量对外发展,积极对周边民族和国家进行政治、军事活动,开展经济、文化交流。当时汉皇朝的外交活动,通过陆路和海路,几乎遍及亚洲,影响远达欧、非。同时,汉皇朝也吸收了有关各族和各国经济、文化的优秀成果,从而丰富了我国当时的经济、文化。

   汉与朝鲜、日本的经济、文化联系

  与我国东北地区相邻的朝鲜半岛,秦汉时期为高句丽、、马韩、辰韩、弁韩等部落分立。各部基本上从事农业。人“知种麻、养蚕,作绵布。晓候星宿,豫知年岁丰约。”“马韩人知田、蚕,作绵。出大栗如犁,有长尾鸡,尾长五尺。”辰韩“土地肥美,宜五谷,知蚕桑,作缣布,乘驾牛马。”当时,朝鲜诸部大约处在私有制和阶级刚刚发生时期。如“无大君长,其官有侯、邑君、三老”①。“邑落有相侵犯者,辄相罚,责生口牛马。”“杀人者偿死。少寇盗。”朝鲜各部之间社会发展不大平衡。如马韩“邑落杂居,亦无城郭”。“不知跪拜,无长幼男女之别。不贵金宝锦罽,不知骑乘牛马,唯重璎珠,以缀衣为饰。”辰韩已有手工业并发生了最初的交易。“有城栅屋室、诸小别邑,各有渠帅。”“国出铁,、倭、马韩并从市之。凡诸贸易,皆以铁为货。”②西汉初年,朝鲜诸部已与我国东北地区发生了经济交换关系。《史记·货殖列传》称燕“有鱼盐枣栗之饶。北邻乌桓、夫馀,东绾秽貉、朝鲜、真番之利。”秦汉之际,我国北方人民因避乱迁往朝鲜的不少。史称:“燕、齐、赵人往避地者数万口。”③这些迁往朝鲜的华夏之民,给当地经济、文化以积极的影响。如“辰韩,耆老自言秦之亡人,避苦役,适韩国,马韩割东界地与之。”其言语称谓“有似秦语,故或名之为秦韩”④。由于其经济水平较高,故在当地“嫁娶以礼”,并用当地产的铁与其他部落进行交易⑤,引进中原的先进文化,推动了朝鲜经济、文化的发展。

  秦末汉初,燕人卫满率领一千多人渡浿水(今朝鲜清川江),“役属真番、朝鲜蛮夷及故燕、齐亡命者王之”,都于王险城(今朝鲜平壤市南),统治朝鲜半岛西北部。汉初,汉辽东太守“约满为外臣”,并不得阻止各部首领同汉交通。卫满孙卫右渠统治时,汉武帝以右渠“所诱汉亡人滋多”⑥,并阻挠真番邻近各部来汉谒见天子为理由,派使臣涉何到朝鲜责备卫右渠。右渠拒绝。涉何在归途中杀死护送他的使者,诡称斩朝鲜将以邀功。这种错误行为引起了汉与朝鲜的武装冲突。武帝遣杨仆将水军自齐跨越渤海,左将军荀彘将陆军出辽东,夹击王险城。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卫氏朝鲜灭亡。汉在其地设置四郡:乐浪郡,以王险城为中心,统治鸭绿江(古称马訾水)以南、清川江南北最富裕的地方;玄菟郡,统治东临日本海的南沃沮部族;临屯郡,统治以貉为主体的部族,在乐浪郡以东;真番郡,统治乐浪以南的真番部族。四郡包括半岛的绝大部分。昭帝始元五年(公元前82年),“罢临屯、真番,以并乐浪、玄菟。玄菟复徙居句丽。”①玄菟郡从图们江南的旧地移至鸭绿江北,辽东郡东,其治所在浑河上游,辽宁新宾附近,从此乐浪郡便成为朝鲜半岛上的主要汉郡。汉代朝鲜全境同汉的经济、文化交流有所加强。朝鲜特产檀弓、文豹、果下马、班鱼皮等输入中国;中国的铜镜、漆器等工艺品,以及铁制生产工具等继续不断输往朝鲜。这不仅见于文献记载,而且也为近现代朝鲜境内许多出土文物所证明。

  朝鲜半岛东南隔海的日本,古代中国泛称为倭。此名称首见于《山海经》,可能周代我国即开始与其有了最早的接触。《汉书·地理志》载:“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这可能是指当时以北九州为中心的许多小部落。《后汉书·东夷列传》说:“倭在韩东南大海中,依山岛为居,凡百余国。”汉武帝时,有三十多个部落国家通过朝鲜半岛“使驿通于汉”,与汉朝发生了外交关系。汉代我国对日本情况已有初步的了解。其“土宜禾稻、麻紵、蚕桑,知织绩为缣布。出白珠、青玉。”“气温腝,冬夏生菜茹。”“男子皆黥面文身,以其文左右大小别尊卑之差。”“有城栅屋室。”“又俗不盗窃,少争讼。犯法者没其妻子,重者灭其门族。”①倭人善于水上活动,喜食海物,“食海物自活,乘船南北市籴。”“好捕鱼鳆,水无深浅,皆沉没取之。”②东汉时,日本与汉有了进一步的联系。“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光武赐以印绶”③。公元1784年在日本福冈市志贺岛发现的“汉委奴国王”金印证实了此事。一般认为,“委(倭)奴国”在北九州的博多附近。这说明公元一世纪中期,日本北九州一带已与汉交通。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冬十月,倭国遣使奉献④。通过不断交往,中国的铁器、铜器、丝帛传往日本,丰富了倭人的物质文化生活。

   “丝绸之路”的开辟。汉同中亚、西亚、南亚地区诸国的经济、文化交流

  我国在公元前三世纪,即以盛产丝织品而闻名于世界,被称为“丝国”。在古代世界上,只有中国是种桑、养蚕并生产丝织品的国家。各地考古发现证明,自商周至战国时期,我国丝绸锦绣的生产技术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那时中国丝绸已经西北各民族之手少量地辗转贩运到中亚、印度等地。汉武帝时,为在军事上取得反击匈奴的胜利,陆续设立了河西四郡,派遣使臣到西域开展外交活动。张骞出使西域,不仅到达了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乌孙等国,而且其副使远至安息、奄蔡、条支、身毒、犁靬等国①,跨越葱岭即帕米尔高原,同高原以西的上述国家建立了联系,沟通了一条通向中亚、西亚、南亚,以至欧洲的陆路通道。此后,中亚、西亚、南亚诸国也陆续派遣使节到汉朝进行贸易和文化交流。与此同时,中国商人接踵西行,大量丝帛绵绣沿此路不断西运,西域各国的“珍奇异物”也陆续输入中国。

  汉为了发展同中亚、西亚、南亚各国的交往,修筑了令居(今甘肃永登)以西的道路,设置亭驿,便利商旅。根据文献记载,当时通西域的道路大致为通过河西四郡,出玉门关或阳关,穿过白龙堆,到楼兰(即鄯善),自此分南、北两道。北道自此向西,沿孔雀河至渠犁(今新疆库尔勒)、乌垒、轮台,再西经龟兹(今新疆库车)、姑墨(今新疆阿克苏)至疏勒(今新疆喀什)。南道自鄯善的扜泥城,西南沿今车尔臣河,经且末、扜弥、于阗(今新疆和田)、皮山、莎车至疏勒。自疏勒往西,越葱岭,向西南,到大月氏(主要地区在今阿富汗境),再往西到达安息(即今伊朗),更西到达条支(今伊拉克一带),最后可直达大秦(罗马帝国东部)。自疏勒越葱岭往北,可到大宛(前苏联费尔干纳)、康居(前苏联撒马尔罕)。东汉时,与北匈奴多次交战,迫使北匈奴西迁,汉遂开辟了新北道。这条通道的路线是:由敦煌向北到伊吾,然后西经柳中、高昌壁、车师前部交河城(今新疆吐鲁番),经焉耆,越天山至龟兹。再循原北道西行抵疏勒。这些沟通中西交通的要道就是着称于后世的“丝绸之路”。

  通过“丝绸之路”,我国与中亚、西亚、南亚诸国进行了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中国的铁器、丝绸和养蚕、缫丝技术,以及铸铁术、穿井法、造纸术都先后西传。如李广利伐大宛时,“宛城中新得汉人知穿井”①。安息“其地皆丝漆,不知铸铁器。及汉使亡卒降,教铸作它兵器”②。同时,中亚、西亚的良种马、植物等土特产,如毛织品、胡桃(核桃)、石榴、胡萝卜、胡豆(蚕豆)、大蒜、苜蓿等陆续传到中国。《汉书·西域传》载:大宛王“与汉约,岁献天马二匹。汉使采蒲陶、目宿种归。天子以天马多,又外国使来众,益种蒲陶、目宿离宫馆旁。”唐颜师古对此作注曰:“今北道诸州旧安定、北地之境,往往有苜宿者,皆汉时所种也。”东汉章和元年(公元87年)及永元十三年(公元101年),安息国两次把狮子和条支大鸟(又名安息雀,即鸵鸟)赠献给东汉朝廷。东汉明帝时印度佛教也传入中国。史称:明帝“遣使天竺问佛道法,遂于中国图画形象焉。楚王英始信其术,中国因此颇有信其道者。”③当时,到达条支海滨的使臣甘英想远赴欧洲的大秦(罗马帝国),受阻于安息人,未达目的。但大秦“与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使东汉知道了“其王常欲通使于汉”的愿望。汉对大秦的社会情况也已有所了解,知道大秦是一个“土多金银奇宝”④的西方大国。“丝绸之路”从西汉一直到以后的唐代一千多年中,始终是中西交通的要道,成为我国与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国家和人民加强联系,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

   南海交通。汉同东南亚及西方诸国的友好往来

  秦汉以来,岭南地区和南海的海上交通逐渐开发。南海是泛指东南亚及印度洋地区等国而言。当时的番禺(今广州)、徐闻、合浦都是中国海外交通的重要口岸。据《汉书·地理志》载,由徐闻、合浦或日南边塞(出海口,在今越南岘港)乘船出海,沿印支半岛南下,船行约五月可到都元国(今越南南圻一带),又船行四月可到邑卢没国(今泰国华富里),再船行二十余日到谌离国(指泰国古都佛统);由这里舍舟登陆,横越中南半岛,步行十余日到夫甘都卢国(今缅甸蒲甘地区)。再船行二月余到黄支国(今印度南部东海岸马德拉斯西南的康契普腊姆),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意为狮子洲,今斯里兰卡),汉使至此及循原路而归。回程时,或自黄支出发,船行八月,到达皮宗(今印尼苏门答腊岛西北部一带),再船行二月,经新加坡,到日南、象林界(今越南岘港)①。据此可知,当时南海航线的走向大致是:从徐闻、合浦等地启航后,沿着印度支那半岛的海岸线航行,渡过暹罗湾后,再南下至马来半岛东岸登陆,步行越过克拉地峡,到西岸今缅甸的一个港口再乘船,然后绕孟加拉湾海岸线航行,抵印度半岛东南隅,南下斯里兰卡返航。

  汉使南行多伴随有应募的商人。他们带着“黄金、杂缯(丝织品)而往”,“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沿途由“蛮夷贾船,转送致之”;“所至国皆禀食为耦”①。不仅政治上友好交往,商业贸易的性质也很明显。这种海上贸易,已包括了全部南海诸国和整个印度洋区域。汉代,每年不仅有大批中国人南下西去,亦有东南亚和印度洋各邦国的商人、使节东来。

  当时,我国与东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经济、文化的交流是活跃而较为密切的。西汉平帝时,远在印度东海岸的黄支国,即受汉厚赠,并“遣使献生犀牛”②。东汉初期,中国的一些农具制造技术和牛耕传到越南。如任延为九真郡太守,“乃令铸作田器,教之垦辟,田畴岁岁开广,百姓充给”③。越南人民也倾慕中国,元和元年(公元84年)春,“日南徼外蛮夷献生犀、白雉。”④同年,究不事(今柬埔寨境内)邑豪到中国,赠送生犀、白雉。顺帝永建六年(公元131年),叶调(今印度尼西亚境内)王便遣使者到东汉赠礼,帝赐金印紫绶。现代考古表明,印度尼西亚境内有许多汉代文物发现,可见当时两国间已有经济、文化往来。东汉时,与地处缅甸东部一带的掸国交往更为密切。永元九年(公元97年),“永昌徼外蛮夷及掸国重译奉贡。”⑤永宁元年(公元120年)十二月,“永昌徼外掸国遣使贡献。”⑥永建六年(公元131年),“掸国遣使贡献。”⑦汉代,我国南海航路一般达到东南亚与印度洋地区,与欧洲的经济联系尚需安息、天竺等国中转。甘英由陆路想通使大秦,因受安息人的阻隔,到达波斯湾即被劝阻返回。但中国与欧洲的经济联系并未阻断,安息与天竺在其中起到中转作用。大秦“与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利有十倍。”①其王“常欲通使于中国,而安息图其利,不能得过。”②大秦最需要的中国丝织品靠安息等国的间接贸易。大秦“又常利得中国丝,解以为胡绫,故数与安息诸国交市于海中。”③《后汉书·西域传》一再提到:“(天竺)西与大秦通,有大秦珍物。……和帝时,数遣使贡献。……桓帝延熹二年、四年,频从日南徼外来献。”由此可知安息与天竺实为古代中国与欧洲罗马帝国海上贸易的重要枢纽。

  随着中西贸易的发展,东汉时又开辟了自永昌入印度的一条航线。由于东汉势力在我国西南地区伸张的关系,滇缅通印度一路,得以畅达。《魏略·西域传》说:“大秦道既从海北陆通,又循海而南,与交趾七郡外夷比,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异物。”④所谓大秦有水道益州永昌,实自印缅中转,由孟加拉湾经缅甸进入中国西南地区,这较之绕道南洋更为便捷了。所以《后汉书》中所记“永昌徼外”蛮夷及掸国遣使译向汉贡献的记载次数最多。永宁元年(公元120年),掸国王雍由调复遣使者到洛阳朝贺,“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掸国西南大秦。”⑤这次奉贡很可能又是通过永昌这条路线。可知,永昌(治今云南保山东北)成为我国和掸国,并与天竺、大秦等国进行通商贸易的又一集散地。

  东汉中叶以后,从地中海越印度洋到南海的海路交通终于沟通。中国和罗马第一次发生了直接的外交联系。“延熹九年(公元168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①大秦王安敦即罗马皇帝马克·奥勒略·安敦尼阿斯(公元161—180年在位)。这条记载又称:“其所表贡,并无珍异,疑传者过焉。”对这位使节是否真为罗马皇帝所派遣表示怀疑,因而引起中外史家的注意,千多年来,聚讼纷纭。但无可否认的是,即使是罗马商人假借罗马皇帝的名义和中国政府联系,企图得到一些商业上的优待。这也是东西方两大文明古国人民间第一次有记载的正式联系,其历史意义也是巨大深远而不容否定的。

  正因为南海交通的发展,番禺(今广州)在汉代就成为我国南方海外交通和贸易的门户。《史记·货殖列传》、《汉书·地理志》都称番禺为一都会,为“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是南方及海外所产珍奇物品的集散地。番禺经营的重要商品有的并不产于我国。比如“果布”,史家多解释为龙眼、荔枝、葛布之属②;据现代史家研究,“果布”是马来语“果布婆律”上半的音译,学名龙脑香,又叫冰片,是名贵药材和高级香料,盛产于东南亚等地③。有的物品我国南方虽有出产,但不够需求,尚要从海外进口。如犀,这种动物主要产于东南亚、印度等地。其角是名贵药材和装饰品,生犀则供观赏。《汉书·王莽传》有“黄支自三万里贡生犀”的记载。由此可知,番禺流通的物资,有许多是海外舶来品。当时番禺吸引着内地许多商人前往贸易,利润丰厚。“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①番禺可说是汉代我国南方国际贸易的中心。

  

  ①《后汉书·东夷传》。

  ②《后汉书·东夷传》。

  ③《后汉书·东夷传》。

  ④《后汉书·东夷传》。

  ⑤《后汉书·东夷传》。

  ⑥《史记·朝鲜列传》。

  ①《后汉书·东夷传》。

  ①以上所引皆见《后汉书·东夷传》。

  ②《三国志·魏志·倭人传》。

  ③《后汉书·东夷传》。

  ④《后汉书·安帝纪》。

  ①《汉书·张骞传》。

  ①《汉书·李广利传》。

  ②《汉书·西域传》上。

  ③《后汉书·西域传》。

  ④《后汉书·西域传》。

  ①关于《汉书·地理志》所载汉使航程及各国地望问题,史学界意见分歧很大。本文所引,主要参考《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秦汉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8月版)及陈佳荣等《古代南海地名汇释》(中华书局1986年5月版)。

  ①《汉书·地理志》下。

  ②《汉书·地理志》下。

  ③《后汉书·循吏传》。

  ④《后汉书·章帝纪》。

  ⑤《后汉书·和帝纪》。

  ⑥《后汉书·安帝纪》。

  ⑦《后汉书·顺帝纪》。

  ①《后汉书·西域传》。

  ②《三国志》卷三十裴注引《魏略·西戎传》。

  ③《三国志》卷三十裴注引《魏略·西戎传》。

  ④《三国志》卷三十裴注引。

  ⑤《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

  ①《后汉书·西域传》。

  ②此条最早见于刘宋裴骃的《史记集解》引韦昭曰,自后沿袭至今。

  ③参考韩槐准:《龙脑香考》,《南洋学报》第二卷第一辑。

  ①《汉书·地理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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