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

第四卷 中古时代·秦汉时期(上册)·第八章 外戚、宦官、党锢。黄巾大起义 第一节 外戚、宦官与东汉政治

  
第八章 外戚、宦官、党锢。黄巾大起义 第一节 外戚、宦官与东汉政治 外戚、宦官的轮番专政

  光武帝建立东汉后,“虽置三公,事归台阁”,朝廷机构中设尚书台,总揽行政权柄,丞相(大司徒)一职变成徒具其名的空衔。尚书权重职卑,权力更高度地集中于皇帝,这就为外戚、宦官扩展势力,干预朝政提供了条件。外戚专权多是凭借充任侍中,以至大将军录尚书事等内朝官职而得逞的。侍中有权审察尚书奏事,能够和尚书一样秉持朝政。当然,根本上还在于有临朝的母后,而外戚以皇帝的外家操纵皇权。东汉时,宫廷内官全部由宦官充任,“中兴之初,宦官悉用阉人,不复杂调它士”①,宦官成了皇帝身边唯一依赖的对象。出入禁中的中常侍,“掌侍左右,从入内宫、赞导内众事,顾问应对给事”,黄门侍郎则“掌侍从左右,关通中外”,而小黄门又是掌“受尚书事”②。这样,宦官便可以在不同程度上操纵或干预尚书政务。由于承担此等职务的宦官,较之尚书更处于宫廷内层,更接近皇帝,且便于接近临朝的母后,加以皇帝又往往依靠他们消除外戚势力,因此,他们更能控制皇权。当时人朱穆痛陈宦官专权的问题与危害时,指出:“案汉故事,中常侍参选士人。建武以后,乃悉用宦者。自延平(殇帝年号)以来,浸益贵盛,假貂珰之饰,处常伯之任,天朝政事,一更其手,权倾海内,宠贵无极,子弟亲戚,并荷荣任,故放滥骄溢,莫能禁御。凶狡无行之徒,媚以求官,恃势恬宠之辈,渔食百姓,穷破天下,空竭小人。”①东汉末,太子多年幼即位,年轻的太后临朝,不便接触大臣,不得不重用她娘家父兄来协助处理政事,这就为外戚窃取大权造成了机会。外戚自恃亲贵,骄横擅权,无视幼主,朝中大臣均仰承其鼻息行事。正如仲长统所指出那样,他们“亲其党类,用其私人,内充京师,外布列郡,颠倒贤愚,贸易选举。”②他们为所欲为,简直不把皇帝放在眼里。及至皇帝成年懂事,不甘外戚胁持,为了把大权夺回到自己手中,就结纳在身边的心腹宦官,发动政变,除掉外戚。皇帝亲政后,自然重用夺权有功的宦官,于是又演成宦官专权的局面。可是,皇帝死后,宦官身份卑贱不能辅政,立新皇帝后,接着又有新的外戚上台。这种围绕皇权的争夺而出现的外戚、宦官的起伏交替专政,便成为东汉后期封建政权的一个特点。

  和帝十岁即位,窦太后临朝,太后兄窦宪以大将军位加官侍中,“兄弟亲幸,并侍宫省,赏赐累积,宠贵日甚”。出入宫廷,内管机密,出宣诰命,实际上掌握政权。许多地方大吏常由窦氏擢拔,“刺吏守令多出其门”。“窦氏父子兄弟并居列位,充满朝廷”,“令百官总己以听”,“朝臣震慑,望风承旨”。窦宪以“仁厚委随”的老臣邓彪为太傅录尚书事,以与自己呼应。窦氏的“奴客缇骑,依倚形势,侵陵小人,强夺财货,篡取罪人,妻略妇女。商贾闭塞,如避寇仇。有司畏懦,莫敢举奏。”①和帝年龄稍长,对窦氏弄权不满,但在深宫中与内外臣僚隔绝,可以依靠的只有贴身的宦官。永元四年(公元92年),他用中常侍郑众掌握的部分禁军,诛除窦氏集团在太后身边的党羽,下令收宪大将军印绶,遣归封国,迫令自杀,窦氏宗族宾客都免官放归本郡。郑众从此参预政事,并受封为鄛乡侯,“由是常与议事,中官用权,自众始焉”②。

  公元105年,和帝二十七岁死。其子刘隆(殇帝)立,次年八月又死。邓太后及兄邓骘掌政,立和帝侄刘佑(十三岁),即安帝。邓太后除了并用外戚、宦官,又起用名士杨震等,以图取得士大夫的支持。尽管如此,邓氏一门,仍权倾朝廷。邓太后死后,安帝亲政,邓骘以弟被告谋逆受株连,遣就国,自杀,邓氏势力破败。安帝重用宦官李闰、江京,皇后阎氏兄弟阎显等也在朝居位,短暂形成宦官,外戚共同专权的局面。

  公元125年,安帝三十二岁死。废太子刘保十一岁,宫人李氏生,不得立。“太后欲久专国政,贪立幼年”③,乃与阎显等迎立章帝孙北乡侯刘懿(少帝),但不终年而死。其时宦官孙程等十八人聚谋,共斩江京等人,拥立废太子刘保即位,是为顺帝。阎显被杀,阎太后被迁,阎氏倒台。孙程等皆得封侯,宦官权势大为增长。安、顺帝时期的宦官能随意寝奏,矫诏。安帝建光年间,尚书令祝讽,尚书孟布等上奏请废除“大臣得行三年丧”的规定,而尚书陈忠以为不可,上疏争辩,“宦竖不便之,竟寝忠奏而从讽,布议”①。《后汉书·杨震传》载:安帝“诏遣使者大为阿母修第”,杨震上疏切谏。中常侍樊丰等见帝不从,“无所顾忌,遂诈作诏书,调发司农钱谷,大匠见徒材木,各起家舍、园池、庐观”。寝章、矫诏,在皇权至上的封建社会可谓弥天大罪,宦官竟可随意妄行,这是宦官势力大盛的一个重要标志。

  后来,顺帝也扶植外戚势力,相继拜后父梁商和商子冀为大将军。顺帝死后,外戚梁氏掌权。梁太后和梁冀先后选立冲帝刘炳(二岁,公元144年)、质帝刘缵(八岁,公元145年)、桓帝刘志(十五岁,公元146年),成为外戚执政的极盛时期。梁冀所立质帝聪明,在朝会时目指梁冀对朝臣说:“此跋扈将军也!”遂被梁冀毒死。冀以大将军领尚书事,“机事大小,莫不谘决之。”百官迁召,须先到冀府谢恩,然后方敢至尚书台言事。梁冀擅权二十余年,“威行内外,百僚侧目,莫敢违命,天子恭己而不得有所亲豫。”②梁冀毒死质帝后,以议立帝事询问朝臣。太尉李固、大司农胡广等均以清河王刘蒜“明德着闻,又属最尊亲”,议可立为皇帝。而梁冀一党则以蠡吾侯刘志娶冀妹,坚立拥刘志即位。双方争持不下,梁冀气势汹汹地要挟。胡广等人恐惧,均改口说:“惟大将军令!”独李固、壮乔坚持原议,结果李固被诬陷致死。在梁冀专权的二十四年中,梁氏一门出了七侯、三皇后、六贵人、二大将军、卿相尹校共五十七人。梁冀擅权时,强占洛阳周围黄河南北大片土地,“包含山薮、远带丘荒,周旋封域,殆将千里”。在洛阳城西修建兔苑绵连数十里,到处调发活兔,兔刻毛为记,误杀者罪至死。冀犹未满足,又时“遣客出塞,交通外国,广求异物”。掳取民间子女做奴婢,多达几千人,诡称为“自卖人”①。冀妻孙寿封襄城君,兼食阳翟租,岁入五千万。梁家宾客遍布各地,恃权请托,胡作非为。延熹二年(公元159年),梁皇后(桓帝妻,梁冀之妹)死,桓帝与宦官单超等人合谋,方除掉梁冀,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被连及者数十人,故吏宾客免黜者三百余人,“朝廷为空”②。梁冀被抄的家财达三十余万万。官府获得这笔巨大收入后,得以在这一年减收天下租税之半,以收揽民心。

   桓、灵帝时期宦官的骄横

  梁氏灭门之后,宦官独揽政权。中常侍单超、徐璜、具瑗及小黄门左悺、唐衡,因参与谋诛梁冀有功,五人同日封侯,人称“五侯”。“自是权归宦官,朝廷日乱。”他们执政之后,骄横跋扈,“手握王爵,口含天宪”③,权势达于顶点。单超死后,其他四侯,专横更甚。当时人称呼他们是“左回天,具独坐,徐卧虎,唐两堕”④,可见其气焰之嚣张。灵帝刘宏时,宦官气焰更盛。曹节、王甫、张让、赵忠等把持朝廷。灵帝常说:“张常侍(张让)是我公,赵常侍(赵忠)是我母。”①太傅陈蕃与外戚窦武“志诛中官”,上疏揭露宦官罪恶,未被采纳,事泄。宦官残暴地清除异己势力,矫诏诛窦武等。建宁元年(公元168年),杀窦武、陈蕃。次年又杀李膺、杜密等百余人,制造了第二次党锢之祸。熹平四年(公元175年),“使宦者为令,列于内署。自是(内廷)诸署悉以阉人为丞、令”②,把东汉宦官的势力发展到顶点。

  桓、灵帝时期宦官干预政治,与以往相比较,有几点值得注意:(一)干预察举。察举为汉代选拔官吏的制度,是丞相、列侯、刺史、守相等所享受的一种权力,本与宦官无关。桓、灵帝时期察举演变为宦官手中结党营私的工具,宦官甚至可以保任其子弟为郎官。《后汉书·杨秉传》说:桓帝时,“宦官方炽,任人及子弟为官,布满天下。……枝叶宾客布列职署,或年少庸人,典据守宰”,造成了“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③的局面。(二)涉足司法。东汉宦官专权时,有座特殊监狱叫“北寺狱”,因为属黄门署,故又曰“黄门北寺狱”。北寺狱是一座由宦官掌管的特殊监狱,它主管监禁、审讯将相大臣。凡重大案件,均由中常侍出面审理,然后直接向皇帝呈报。《后汉书·李云传》:延熹二年(公元159年),自马令李云上疏指责“桓帝用非其人,政化日损。帝得奏震怒,下有司逮云,诏尚书都护剑戟送黄门北寺狱,使中常侍与御史廷尉杂考之。”宦官掌管北寺狱,是宦官势力扩张到司法部门后的结果。(三)典领禁军。汉代禁军系指侍卫宫省的皇帝亲兵,其中包括虎贲、羽林、厩驺等。宦官典领禁军,始于桓帝诛灭梁冀外戚集团时。《后汉书·梁冀传》:桓帝“诏诸尚书入,发其事。……使黄门令具瑗将左右厩驺、虎贲、羽林、都侯剑戟士,合千余人,与司隶校尉张彪共围冀第。”灵帝时,曹节、王甫、蹇硕等宦官也曾典领过禁军。《后汉书·曹节传》:“建宁元年,(曹节)持节将中黄门、虎贲、羽林千人,北迎灵帝,陪乘入宫。”(四)亲属多参预政事。随着察举制的蜕变,宦官集团打破以往那种“中人无外党”的局面,“兄弟姻戚皆宰州临郡”①,“父兄子弟皆为公卿列校,牧守令长,布满天下”②。(五)在争夺权力的关键时刻,宦官集团甚至使用武力逼迫制诏或自拟诏书。《后汉书·窦武传》说:灵帝以幼年登基,大将军窦武、太傅陈蕃等人想借此机会剪除宦官,中常侍曹节、长乐五官吏朱瑀等先发制人,挟灵帝“召尚书官属,胁以白刃,使作诏板”,镇压窦武等人,夺取了控制皇帝的权力。《何进传》曰:灵帝死后,外戚何进等人谋诛宦官,张让、段珪等知其谋后,“诈以太后召进,……斩进于嘉德殿前”。让、珪等自拟诏书,举兵作乱。这些特点表明,桓、灵时期是我国宦官发展史上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宦官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集团,已经完全成熟。

   外戚、宦官专政与东汉政治的腐朽

  外戚、宦官专政时期,东汉政治日益腐朽。外戚、宦官以及他们的党羽,都公行贿赂,搜刮财货,兼并土地。外戚梁冀被诛,抄没的家财竟达三十余万万,抵上东汉全年租税之半。宦官集团利用手中的权势,也公然受贿。如侯览,“桓帝初为中常侍,以佞猾进,倚势贪放受纳货遗以巨万计”①。敲诈勒索,如《后汉书·杨彪传》:“光和中,黄门令王甫使门生于郡界辜榷官财物七千余万。”又大肆兼并土地,“固天下良田美业、山林湖泽”②为己有。中常侍侯览,“贪侈奢纵,前后请夺人宅三百八十一所,田百一十八顷”③。黄门侍郎张让,“操擅王命,父子兄弟并据州郡,一书出门,便获千金。京畿诸郡数百万膏腴美田皆属让等。”④宦官们聚积了无可估量的财富,便尽情过着腐朽糜烂的生活。桓帝时,中常侍徐璜、具瑗、左悺、唐衡“皆竞起第宅,楼观状丽,穷极伎巧。金银罽毦,施于犬马。多取良人美女以为姬妾,皆珍饰华侈,拟则宫人。其仆从皆乘牛车而从列骑。”⑤灵帝后期,“宦官得志,无所惮畏,并起第宅,拟则宫室。”⑥外戚、宦官交替专权,是封建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在专制制度下的尖锐表现。专制制度的完备,使权力高度集中于皇帝之手,皇帝成为一切权力的化身,觊觎权力的人,都力图挟持皇帝。豪族政治势力的发展以外戚专权的形式出现,从而架空了皇权。而皇帝为了保持自己的权力,不得不求助于宦官,因而宦官能够专权。无论外戚或宦官专权,都力图控制皇帝,或拥立幼主,以便自己继续操纵。他们又都趁权力在手时排除异己,大肆搜括,竭泽而渔。从封建士大夫看来,宦官是身份卑贱的暴发户,所以,在外戚、宦官的争斗中,外戚较多地得到士大夫的支持。

  

  ①《后汉书·宦者传序》。

  ②《续汉书·百官志》三。

  ①《后汉书·朱晖传附孙朱穆传》。

  ②《昌言·法诫》。

  ①以上所引均见《后汉书·窦融传附窦宪传》。

  ②《后汉书·宦者郑众传》。

  ③《后汉书·皇后纪》下。

  ①《后汉书·陈忠传》。

  ②以上所引皆见《后汉书·梁统传附梁冀传》。

  ①《后汉书·梁统传附梁冀传》。

  ②《后汉书·梁统传附梁冀传》。

  ③《后汉书·宦者传序》。

  ④《后汉书·宦者单超张让传》。

  ①《后汉书·宦者单超张让传》。

  ②《后汉书·灵帝纪》。

  ③葛洪《抱朴子》外篇《审举》。

  ①《后汉书·宦者单超传》。

  ②《后汉书·宦者曹节传》。

  ①《后汉书·宦者侯览传》。

  ②《后汉书·党锢刘佑传》。

  ③《后汉书·宦者侯览传》。

  ④《三国志·董卓传》裴松之注引《典略》载董卓上表。

  ⑤《后汉书·宦者单超传》。

  ⑥《后汉书·宦者张让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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