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

第四卷 中古时代·秦汉时期(上册)·第三节 反宦官斗争和“党锢”事件 反宦官斗争

  
第三节 反宦官斗争和“党锢”事件 反宦官斗争

  宦官的残暴统治,加深了东汉社会的政治危机,阶级矛盾和地主阶级内部矛盾空前尖锐。东汉政权犹如坐在一触即发的火山口上。延熹六年(公元163年),大臣陈蕃在给桓帝的上疏中,忧心忡忡地指出:“当今之世,有三空之厄”:“田野空、朝廷空、仓库空。”①“三空”形象地概括了宦官暴政的严重恶果和统治阶级所面临的政治危机。面对这一危急的形势,地主阶级一部分在野名士,既不愿与宦官集团同流合污,又无力去积极干预,于是拒不合作,消极地避世。而以杨秉、陈蕃和李膺为代表的部分正直官吏则采取积极抗争的态度。他们同情人民的疾苦,担忧政局不稳,愤怒揭露并打击宦官集团。正直官吏对宦官的斗争,得到了广大太学生的拥护和支持。

  太学生绝大多数是官家子弟,质帝以后已是一个三万多人的大队伍。“大将军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学”,“自是游学增盛,至三万余生”②。因而同官吏士大夫在经济和政治上有着密切的联系。太学生不仅是官吏地主的子弟,而且是官吏的后备军。汉质帝时曾明确规定:太学生“岁满课试,拜官有差”③。然而到桓帝时,宦官“任人及子弟为官,布满天下”④,堵塞了太学生当官的道路。太学生中一部分人面对东汉皇朝日益衰败的趋势,与官吏士大夫有着共同的认识。如太学生刘陶向汉灵帝陈当今要急八事,“大较言天下大乱,皆由宦官”①。太学生受儒家正统思想的影响,在他们眼里宦官是“刑余之人”,地位卑贱,羞于与阉党为伍。由于上述原因,太学生们自觉地同反宦官的官吏士大夫站在一起,形成了一支强大的反抗宦官专政的力量。

  太学生和反宦官的官吏以封建纲常的卫道者自居,以清流自命。他们把宦官和依附宦官集团的人物视为浊流,对宦官进行猛烈的攻击。他们攻击宦官的手段是上书奏,向皇帝上书,揭露宦官擅权的弊端与罪恶。桓帝时“五侯”专权,官僚集团中的杨秉、陈蕃、李膺等多次搬出“高祖之约”和汉家“旧典”苦谏,希望桓帝“遵用旧章,退贪财,塞灾谤”。杨秉揭露专权的宦官“猥受过宠,执政操权。其阿谀取容者,则因公褒举,以报私惠;有忤逆于心者,必求事中伤,肆其凶忿。居法王公,富拟国家”②。另外,对宦官进行舆论抨击。太学生聚集在一起,议论朝政,指斥宦官,太学变成了抨击宦官的舆论阵地。太学生还和各州郡的学生,甚至和官吏经常发生联系,互为声援。《后汉书·党锢传》说:“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儒生还利用风谣大造舆论。汉代风谣,其中包含着对某个人德行学业所作的一种评价,它采用简短的韵语,上口易记。官吏和儒生利用风谣品评人物,同宦官进行斗争。他们对不畏权贵的人,如李膺、陈蕃、王畅的评价很高:“天下楷模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以颂扬他们的节操。除此以外,在反宦官的官吏集团中又有所谓“三君”、“八俊”、“八及”等雅号。因此,“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屣履到门”①。清议在当时形成一种强大的舆论压力。一些在朝的官吏还利用合法的权力,直接打击镇压宦官及其党羽。桓帝时,太尉杨秉劾奏益州刺史侯参的暴虐罪行,侯参在押往京都途中畏罪自杀。杨秉进而弹劾其兄大宦官侯览,侯览罪恶昭彰,桓帝只好免去他的官职了事②。同时,司隶校尉韩演告发“五侯”之一的左悺及其兄左称“请托州郡,聚敛为奸,宾客放纵,侵犯吏民”的罪行,左悺、左称皆畏罪自杀③。在同宦官斗争中,态度最坚决的是李膺,他在复官之后,把贪残无道的大宦官张让之弟张朔从其躲藏的地方搜出,审问毕即行处死。这件事轰动了京城,也吓坏了宦官,自此宦官“皆鞠躬屏气,休沐不敢复出宫省。帝怪问其故,并叩头泣曰:‘畏李校尉。’”④在反对宦官集团的斗争中,太学生同正直的官吏结成了可靠的同盟。桓帝永兴元年(公元153年),冀州刺史朱穆案验宦官赵忠葬父僭为“玉匣、偶人”,这在封建社会乃是僭越“天子之制”,该当治罪,因而“收其家属”,但把持在宦官手中的桓帝却“征穆诣廷尉,输作左校”。“太学书生刘陶等数千人诣阙上书”,为朱穆伸冤辩理。他们痛斥宦官“父子兄弟布在州郡,竞为虎狼,噬食小人”,“穆独亢然不顾身害”,是“竭心怀忧,为上深计”,表示情愿“黥首系趾,代穆校作”⑤。桓帝怕激成大乱,被迫释放了朱穆。“五侯”上台后,随着宦官集团倒行逆施和迫害正直官吏愈演愈烈,太学生反“五侯”暴政的斗争也随之升级。延熹五年(公元162年),由于宦官集团合谋陷害对羌人作战有功的皇甫规,又激起了一次政潮。皇甫规作战有谋略,又采取了正确的政策,取信羌人,羌人数十万人来降,基本上解除了为患多年的羌人进扰问题。但是,由于他惩办贪赃枉法的边吏多系宦官集团的爪牙,本人又“恶绝宦官,不与交通”,甚至“五侯”的两巨头徐璜、左悺亲自出马“欲从求货,数遣宾客就问功状”,向他勒索并表示亲热拉拢的时候,“规终不答”,被硬顶回去,结果“璜等忿怒”,反诬皇甫规贿买羌人降汉,把他下狱,“论输左校”。这种颠倒是非的事激起太学生和正直官吏的愤慨,于是“诸公及太学生张凤等三百余人诣阙讼之”①。最后,桓帝被迫把皇甫规释放了。

  对宦官集团的同仇敌忾,使太学生和正直官吏之间关系密切,互相推崇,因而在统治阶级内部形成一股反宦官的政治势力。大臣李膺和名士郭泰的交往就颇具代表性。李膺是正直官吏中反宦官的健将,郭泰是太学生的领袖,他们结识后,“遂相友善,于是名震京师”②。李膺、范滂等经常往来太学,给太学生以积极的影响,他们“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这种议政活动,使拥有三万多名学生的太学,变成了抨击宦官集团的强大舆论阵地。

  太学生的议政活动和正直官吏翦除宦官的斗争此呼彼应,使作恶多端的宦官集团恨入骨髓,必欲除之而后快。

   “党锢”事件

  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宦官集团发动了一场镇压正直官吏和太学生的迫害活动。当时,素以方伎交通宦官的方士张成,“推占当赦”,遂教子杀人。司隶校尉李膺执法严厉,将张子“督促收捕”,不顾赦令,将张子正法,轰动了洛阳。宦官集团乘机唆使张成弟子牢修诬告李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于是桓帝震怒,“班下郡国,逮捕党人”,下令逮捕李膺、林密、陈寔等二百多人,并且“布告天下,使同忿疾”。宦官集团大事网罗,“使者四出,相望于道”,甚至不惜“悬金购募”①。这起“党事”,“案经三府,太尉陈蕃郤之”,“不肯平署”。老臣陈蕃由于拒绝签署捕捉党人的命令,并极力劝谏,“诸如原宥”。桓帝拒不接受,宦官也“由此疾蕃弥甚”②,陈蕃因而被罢官。第二年,由于士大夫的奋力营救,和迫于舆论压力,桓帝不得已才释放党人,“乃皆赦归田里,禁锢终身。而党人之名,犹书王府”③。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第一次党锢之祸。

  李膺等人获释之后,声望更高,宦官集团又兴起株连更广的第二次党锢之祸。汉灵帝建宁二年(公元169年),宦官侯览指使人奏告官僚李膺、杜密等人“皆为钩党”,结果这些被告皆“下狱,死者百余人,妻子徙边,诸附从者锢及五属”。统治阶级大肆株连:“制诏州郡大举钩党,于是天下豪杰及儒学行义者,一切结为党人。”①“自此诸为怨隙者,因相陷害,睚眦之忿,滥入党中。又州郡承旨,或有未尝交关,亦离祸毒。其死徙废禁者,六七百人。”②宦官集团的株连迫害并未因此罢休,三年后,又把株连扩大到太学生。熹平元年(公元172年),“宦官讽司隶校尉段颎,捕系太学诸生千余人。”③当权的宦官集团对于这种疯狂的迫害还不准声诉辩理。熹平五年(公元176年),“永昌太守曹鸾坐讼党人,弃市。诏党人门生故吏父兄子弟在位者,皆免官禁锢。”④株连之广,简直前无古人!

  两次党锢,把反对宦官集团的正直官吏和太学生几乎罗致殆尽!汉政权完全被少数最贪婪、残暴、腐朽的宦官所把持。东汉皇朝连本阶级内部所进行的一点自救也做不到了。这表明,它已山穷水尽,末日临头!人民的愤怒,不可遏止。全国规模的黄巾起义爆发,终于敲响了东汉皇朝彻底覆灭的丧钟!

  官吏士大夫和太学生的反宦官斗争,在当时具有一定的正义性,它在客观上反映了广大人民的愿望。广大人民深受宦官之苦,灵帝时就曾提出斩杀十个宦官的要求,因此,党人反宦官的斗争得到了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具有进步的意义。这一斗争所表现的忧国忧民的忠心和不畏强暴、奋力抗争的精神也激励着后人,并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①《后汉书·陈蕃传》。

  ②《后汉书·儒林传》序。

  ③《资治通鉴·汉纪》四十五。

  ④《后汉书·杨震传附杨秉传》。

  ①《后汉书·刘陶传》。

  ②以上所引皆见《后汉书,杨震传附杨秉传》。

  ①以上所引皆见《后汉书·党锢传》序。

  ②《后汉书·杨震传附杨秉传》。

  ③《后汉书·宦者单超传》。

  ④《后汉书·党锢李膺传》。

  ⑤《后汉书·朱晖传附朱穆传》。

  ①以上所引皆见《后汉书·皇甫规传》。

  ②《后汉书·郭泰传》。

  ①《后汉书·党锢传》序。

  ②《后汉书·陈蕃传》。

  ③《后汉书·党锢传》序。

  ①《后汉书·灵帝纪》。

  ②《后汉书·党锢传》序。

  ③《后汉书·灵帝纪》。

  ④《后汉书·灵帝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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