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

第四卷 中古时代·秦汉时期(上册)·第二节 秦汉时期东西方联系的形成

  
第二节 秦汉时期东西方联系的形成

  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几个文明,原来分散在不同的地区。随着文明区域的扩展和相互交往的增加,到公元前四世纪,在从地中海区域到南亚次大陆这一地带中,人们已经建立了程度不同的联系。可是,东西方联系中的最关键的一步——中国与其以西的文明的联系,却由于帕米尔高原和喜马拉雅山的屏蔽,而迟迟不能实现。先秦时期的中国不了解葱岭以西的世界,西方同样也不了解中国。

   最初的联系

  最初的联系看来是在民间通过间接的方式发生的。印度的古典名着《政事论》(Arthasastra,或译《实利论》)中说到“来自秦那(Cina)之地的丝和丝绸”(Ⅱ,11,114)。这可能是中国以西最早提到中国的记录。通常人们认为《政事论》为公元前四世纪晚期孔雀王朝的开国宰辅■底利耶(Kautiliya)①所作。当然,现在学者们对此仍有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秦那”所指不是中国的秦,而是另一地方。有人认为,“秦那”所指是中国的秦,而秦之统一在公元前221年,所以这条材料恰好是《政事论》成书较晚的证据之一。还有人认为,秦统一前已在中国西部很有势力和影响,“秦那”所指不必是统一后的秦。看来最后一说比较切实。张骞在大夏曾见中国出产的邛竹杖、蜀布,而当地人说,这些物品来自印度。可见中国西南地区人民与印度早有直接或间接商业往来。既然蜀布早已到了印度,当蜀归属于秦以后,印度人把这些纺织品说为来自“秦那”,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汉与西域各国的直接联系

  中国与葱岭以西地区的直接联系和相互了解,是从汉代开始的。

  汉与匈奴对峙,从匈奴降者得知,月氏为匈奴所破,被迫西迁,常思报复匈奴,而苦于没有朋友。汉武帝决定联合月氏,以谋牵制匈奴右翼。张骞应募出使,于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从陇西西行,途经匈奴控制地区,被稽留了十多年。后来匈奴对他的监视逐渐放松,张骞逃出,西行数十日,至大宛(前苏联费尔干纳盆地)。从大宛又到康居(前苏联咸海与巴尔喀什湖之间地区),到月氏(前苏联阿姆河以北),到大夏(阿姆河以南,今阿富汗境内)。当时月氏已经征服大夏,在阿姆河流域安定下来,报复匈奴的念头已经泯失。张骞在月氏活动了一年多,但是不得要领。他在东归途中一度又被匈奴所拘留。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匈奴内乱,张骞乘机归汉,向汉武帝报告了他所亲历的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的情况以及他在西域闻知的乌孙(巴尔喀什湖东南、伊犁河流域)、奄蔡(约在里海东北)、安息、条支(在今伊拉克境内)、身毒(即印度)等地的情况。张骞还提到了黎轩。黎轩是《史记》所记的名称,在《汉书》中记作犂靬,在《后汉书》则称为大秦,所指都是罗马国家。这是中国对葱岭以西世界的直接联系和了解的开始。此后几年中,匈奴为汉所败,或降汉,或退至漠北。河西走廊转入汉控制之下。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汉武帝命卫青、霍去病追击匈奴于漠北,又大败之。约在同年,汉武帝命张骞率领三百余人,携带大批财物,出使乌孙。张骞从乌孙派副使到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等国。张骞通西域后,汉武帝锐意西向发展,“因益发使抵安息、奄蔡、黎轩、条支、身毒国”①。使者相望于道,每批多则数百人,少则百余人,每年多则十几批,少则五六批。西汉经营西域的结果是,一方面,大宛、乌孙及其以东以南皆入汉西域都护管辖之下,另一方面,“丝绸之路”开通了。

  东汉在政治上表现为西汉的再生,在对付匈奴和经营西域方面也是西汉方略的重演。匈奴在西汉宣帝时期开始亲附于汉,但因王莽处置不当,又与中原发生对抗。东汉初年,匈奴亦曾侵扰边塞。光武帝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匈奴内乱,分为南北两部。南匈奴内附于汉,与北匈奴对抗。于是西域又成为北匈奴与汉必争之地。明帝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汉命窦固伐北匈奴,取伊吾(在今新疆)。班超从征有功,被派出使西域。他初到西域时,北匈奴在那里的势力和影响还相当大,当地各国常常游移于汉和匈奴之间。班超以高度的果敢和才能打击北匈奴的影响,争取到一些西域国家的信任。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汉大将军窦宪大破北匈奴,追至漠北,勒铭燕然山而还。次年,汉军再败匈奴于伊吾。在这样有利形势下,班超于西域大显身手。到永元六年(公元94年),西域“五十余国悉纳质内属”①。班超以后,其子班勇继承父业,经营西域。

  班超在使西域五十余国内属以后,于永元九年(公元97年)又“遣甘英使大秦,抵条支,临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谓英曰:‘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度。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人皆赍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英闻之,乃止。”②东汉与罗马直接的联系没有成功。但是自两汉张骞、班超通西域后,“丝绸之路”成为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要道。这条路,东起洛阳、长安,经河西走廊,至安西分为两路:北路经天山北路准噶尔盆地,西抵大宛;南路经天山南路,至蒲昌海(今罗布泊)又分经塔克拉玛干沙漠以北、以南两道至喀什会合,逾葱岭至大宛,在今浩罕附近与北路相会,再西行至今撒马尔罕、至今马里(中国古称木鹿),再西行至波斯古都埃克巴塔纳(今哈马丹)、至安息都城泰西封(在底格里斯河以东),最后到达地中海东岸的安条克(今土耳其境内安塔基亚)。这条道路历经雪山、沙漠、盐碱滩等天然险障,它的开通无疑是古代史上的一个伟业。两汉时期的中国人克服了葱岭的天险,曾使木鹿以东的道路都在自己的影响之下。这是对人类历史的一大贡献。

   海上交通与汉对南方、西南方的经营

  秦汉时期中国与西方的联系,除了丝绸之路以外,也在南方通过海路发生了。这个过程是与秦汉时期经营南方和西南方的成就直接相关的。

  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平定南粤(越),设桂林(今广西大部和广东西南部)、象郡(今广东雷州半岛、广西南部和西部)①、南海(今广东)三郡。秦末农民起义时,南海郡龙川县令赵佗(原籍真定,今河北正定人)乘机据南海独立。秦亡,佗又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粤王。汉兴,高帝刘邦遣使立之为南粤王。吕后时,赵佗反,曾北攻长沙王,并“以兵威、财物赂遗闽粤(今福建)、西瓯、骆(师古曰:‘西瓯即骆越也。’按在今越南北部),役属焉”②。文帝、景帝时,南粤王向汉称臣。武帝时南粤相吕嘉杀王,反汉。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武帝命路博德等出征,次年平南粤,以其地为儋耳、珠崖、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九郡(儋耳、珠崖在今海南省。南海在今广东。苍梧跨广东、广西,在北;合浦包括广东雷州半岛及广西东南部,在南。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则在今越南北部和中部)。秦汉经营南方,为与西方的海上交通创造了条件。

  在东汉时期,西起红海,经阿拉伯海、孟加拉湾、安达曼海,过马六甲海峡,而至中国南海的海上商路,逐渐开通。中国的丝绸、印度的宝石、阿拉伯的香料等运至罗马帝国,罗马的玻璃器皿、货币等亦运往东方各国。《后汉书·西域传》记,大秦(罗马)人“与安息、天竺(即印度)交市于海中,利有十倍。……其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彩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至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大秦王安敦(按当时罗马安敦尼王朝马可·奥理略Marcus Aurelius在位)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瑇瑁,始乃一通焉。”这一件事在罗马方面的史书上没有记载,很可能是罗马商人假托罗马皇帝的名义与东汉进行的一次联系。同篇又记,天竺(即身毒、印度)于“和帝时数遣使贡献。后西域反叛,乃绝。桓帝延熹二年、四年(公元159年、161年),频从日南徼外来献。”可见,到东汉后期,南方海道的作用逐渐显着。

  汉对西南的经营,与东西方联系的发展也有关系。中原经营西南,始于战国时期的楚。“始楚威王(前339—前329)时,使将军庄将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庄者,楚庄王苗裔也。至滇池,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乃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秦时尝破(《史记》此二字作常,或疑为人名)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①所以,战国末及秦时,今云、贵地区已经基本内属中原。汉初,这一带与中原政权失去联系,但是与巴、蜀经济联系未曾断绝。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汉番阳令唐蒙至南粤,南粤用蜀所产枸酱招待他。他问来自何处,回答是经牂柯江(即今北盘江和红水河)运来(经今西江运到广州)。唐蒙回到长安,问蜀商人,知道只有蜀出枸酱,有人私运到夜郎(在今贵州),夜郎临牂柯江上,行船可以通南粤。唐蒙向汉武帝建议,通过这一条道制服南粤。试了一下没有成功。到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张骞又说在大夏时见到蜀布、邛竹杖,是从身毒(印度)来的,估计身毒与蜀不远。汉武帝遣使通西南夷,求通身毒的道路。用了四年多时间,皆因昆明(非今昆明,当时滇在今昆明一带,昆明则在滇以西今大理、下关一带)闭塞,道路未通。汉武帝平南粤后,派兵伐且兰(《史记》作头兰,在今贵阳以东),设牂柯郡(在今贵州及云南东部)。夜郎降汉,滇王还在观望。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发巴蜀兵南征,滇王降,被划归益州郡,但仍保持王号。以后几年,又平昆明,亦划归益州郡。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七年(公元51年),哀牢(益州郡以西,今少部在云南,大部在缅甸东北部)内附于汉。明帝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在原哀牢地区设哀牢、博南二县,又划益州西部六县,合为永昌郡。这样就开通了西南地区通往西方的道路。

  《后汉书·西南夷传》记:“永元六年(公元94年),郡徼外敦忍乙王莫延慕义,遣使译献犀牛、大象。九年(公元97年),徼外蛮及掸国(在今缅甸)王雍由调遣使重译奉国珍宝。和帝赐金印、紫绶。小君长皆加印绶、钱帛。(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缴外僬侥种夷陆类等三千余口举众内附,献象牙、水牛、封牛。永宁元年(公元120年),掸国王雍由调复遣使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掸国西南通大秦。”可见,这是中国与西方交通的又一条道路。

  两汉时期上述陆路与水路的开通,第一次促成了中国文明与葱岭、喜马拉雅山以外的文明的联系。东西方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开始发生,相互的了解日益增长。中国的《史记·大宛传》、《汉书·西域传》、《后汉书·西域传》对葱岭、喜马拉雅山以外的国家也有不少记载。其中关于安息和贵霜(大月氏)的记载,至今还是了解这些国家历史的重要资料来源之一。印度《政事论》提到中国(秦那),只知丝绸出于此。《史记》、《汉书》提到印度(身毒),也未能有更多内容。《后汉书》则说到印度(天竺)与贵霜、大秦的关系,还说到了那里的风俗、物产和佛教。可见,班超、班勇父子以后,中国对于印度的了解大有增加。西方文献提到中国,始于罗马帝国时期。斯特拉波(Strabo,约前64—21)的《地理学》说到赛里斯(Seres,指中国),而无具体内容。老普林尼(Gaius Pliny theElder,23—79)的《自然史》则说到赛里斯产丝绸,运销至罗马。不过,老普林尼说赛里斯“红发碧眼”,所指显然是中国西域人而非内地人。他对汉的内地了解甚少。托勒密(ClaudiusPtolemaeus,活动于公元121年至151年间)的《地理学》,则根据商人旅行经历断言,亚洲最东部为秦尼(Sinae)和赛里斯,而秦尼更在赛里斯以东。学者或以为赛里斯指中国新疆,秦尼指中国内地;或以为自陆而至者称中国为赛里斯,由海路而至者称中国为秦尼①。可见,至公元二世纪前期,罗马帝国的人对中国内地或东南方已有所了解。中国的《史记》说到黎轩,《汉书》说到犁靬,皆指罗马,而语焉不详。《后汉书·西域传》中有大秦国(又名犁靬或海西国,亦即罗马),大要说:该国“地方数千里,有四百余城,小国役属者数十”,这反映罗马为大国;又“其王无有常人,皆简立贤者”,这反映罗马共和制之遗风;又“其人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这反映当时中国人认为罗马为与自己相当的文明民族;此外还记载了罗马物产以及与他国贸易情况。这些材料皆据班勇所记。可见,在公元二世纪初,大体与托勒密同时,中国人对罗马的了解已相当具体、准确,其程度与托勒密对中国的了解在伯仲之间,或稍过之。总而言之,到公元二世纪,中国与罗马已清楚地了解到对方的存在了。

  两汉时期中外交通中的一件大事,就是佛教开始传入中国。佛教具体何时传入中国,前人有不同说法。大抵两晋南北朝佛教兴起以后的典籍,其中尤其是佛教的典籍,有把时间推前的倾向。按《史记》、《汉书》都没有说到佛教,这说明,直到西汉晚期,佛教即使已经开始传入,作用也不足道。佛教最初传入,可能在西汉末期。《后汉书·光武十王传》载明帝诏书说,楚王英“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佛陀之别译)之仁祠”,还说到当时有“伊蒲塞”(Upasaka,男居士)和“桑门”(Sramana,或译沙门,出家人)。可见当时已有外国僧人到中国,也有些中国人信佛了。不过,这时的佛教还是被当作黄老一类的思想被相信的。东汉皇帝中第一个信佛的是桓帝刘志(147—167),不过,他也是对佛和老子同时加以信奉、祭祀的。就在桓帝时期,安息王子安世高来到洛阳,开始了汉译佛经的事业;随后西域月氏人支娄迦谶也来到内地,同时从事译经工作。安世高所译为小乘佛经,支娄迦谶所译则为大乘佛经。随着译经和讲经活动的开展,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逐渐加大。不过,这种影响的加大,那是三国两晋以后的事了。

  

  ① The Kautiliya Arthasastra,PartⅢ.AStudy.R.P.Kangle,Univ.ofBombay,1965.pp.74—75.①《史记·大宛列传》。

  ①《后汉书·西域传》。

  ②《后汉书·西域传》。

  ①日人泷川资言以为,“象郡,今安南国”(见《秦始皇本纪·考证》)。

  ②《汉书·南粤王传》。

  ①《汉书·西南夷传》。

  ①参阅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第一编,第一章。又《牛津古典词书》(The 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Seres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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