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

第四卷 中古时代·秦汉时期(上册)·第一节 六大都会 长安

  
第一节 六大都会 长安

  长安位于关中平原的心脏地带。这里,“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有一个农业发达的经济区给它提供了可靠的经济条件。加上自周人以来,就已逐步开发了这个地区。故秦国继之,得以先后都于栎阳、雍及咸阳,进一步开发了关中地区。由于这里地处陇、蜀之隙,故“陇、蜀之货物”多集散于此,商贾以多。由于它南通巴蜀,巴蜀的姜、丹沙、石、铜、铁、竹木之器及“筰马旄牛”,通过褒斜道而入关中;西北之天水、陇西、北地、上郡,“畜牧为天下饶”,而长安为其必经之地。“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故长安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又“东通三晋,亦多大贾”。特别是秦都咸阳和汉都长安后,东方的豪富之民多徙于此,诸帝之陵又在于此,于是关中更成了“四方辐辏,并至而会”的地方,因而“诸田”、韦家栗氏、安陵及杜县之杜氏,都成了关中的富商大贾,长安便成了全国性的大都会①。“诸田”及栗氏、杜氏等家资“钜万”的大商人衰落后,西汉后期,又有杜陵樊嘉,茂陵挚网,平陵如氏、苴氏,长安卖丹致富的王君房,卖豉起家的樊少翁及王孙大卿等,皆“为天下高訾”,其中樊嘉富于家财“五千万”,“其余皆巨万”②。因此,长安的总情况,表现出“五方杂厝”,“富人则商贾为利”,“郡国辐辏,浮食者多”③;一般居民则“益玩巧而事末”④。班固《西都赋》描述其情况说:这里“街衢洞达,闾阎且千,九市开场,货别隧分,人不得顾,车不得旋。阗城溢郭,旁流百廛,红尘四合,烟云相连。”“州郡之豪杰,五都之货殖”,咸聚于此。其人生活豪华,殊异五方,“游士拟于公侯,列肆侈于姬姜”。其商业贸易之兴隆,人口之众多,消费之侈靡,令人骇异!即使到了东汉时期,这里不再是国都所在,其繁华之景象,依然不减于旧。故张衡《西京赋》说长安除了“旁开三门,参涂夷庭,方轨十二,街衢相径,廛里端直,甍宇齐平”的“城市之制”外,还有“廓开九市,通阛带阓,旗亭五重,俯察百隧”和“瑰货方至,鸟集麟萃,鬻者兼赢,求者不匮。……郊甸之内,卿邑殷赈,五都货殖,既迁既引。商旅联槅,隐隐展展,冠带交错,方辕接轸”,盛况空前,显然仍不失为一大都会。

   洛 阳

  自西周以后,在洛阳营建了成周城与王城,开始作为军事驻点,用以威镇“殷顽民”。这里地处“天下之中”,为“都国诸侯所聚会”之地,故地位日益重要,逐步由军事要塞,变成了政治中心和工商业城市。春秋、战国时期,洛阳成了东方诸国与秦国作战的要地和贸易的必经之地,可以“东贾齐、鲁,南贾梁、楚”。秦和西汉时期,这里大商人辈出。赫赫有名的师史,“转毂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家财达到“七千万”。其他洛阳人,也多利用其“街居在齐、秦、楚、赵之中”的便利形势,争习商贾之业,久留于诸侯国,甚至数过洛阳家门而不入①。师史之后,至西汉成帝、哀帝与王莽时期,又出现了大商人张长叔、薛子仲等,“訾亦十千万”②。到了东汉,洛阳成了国都,人口更加集中,地位更趋重要,于是富商大贾,更集于此。故王符《潜夫论·浮侈》云:“今察洛阳,资末业者什于农夫,虚伪游手什于末业。”这表明东汉洛阳城内居民,主要是从事手工业与经营商贩之业的人口。班固《东都赋》描述东汉光武帝和明帝时的洛阳城情况说:“皇城之内,宫室光明,阙庭神丽。……外则因原野以作苑,填泉流而为沼。……平夷洞达,万方辐凑。”张衡《东京赋》亦云:“重舌人之九译,金稽首而来王”,少数民族及邻国使人,也集中于洛阳。所以,直到东汉末年洛阳遭到严重破坏之后,城内还是“异方杂居,多豪门大族,商贾胡貊,天下四方会利之所聚而奸之所生也”①。曹丕建魏,正式迁都洛阳,不是没有原因的。

   邯郸

  邯郸地区处漳水与黄河之间,向北可通燕涿,向南可达郑、卫,又与梁、鲁之地为邻,交通便利,也是手工业与商业发达的地方。故司马迁说:“邯郸”,“北通燕、涿,南有郑、卫”,又“近梁、鲁”,“亦漳、河之间一都会也”②。早在战国时期,这里就成了赵国国都,为商贾、技艺及倡优集中之地。这里盛产铁矿,故郭纵其人,“以铁冶成业,与王者埒富”③。及于西汉,封于赵地的诸侯王国,仍“以冶铸为业”④。

   临淄

  临淄,作为齐国的国都,早在战国时期,就是手工业与商业十分繁荣的地方。它处于泰山之北,“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⑤的大平原腹地。其地“宜桑麻”;又近海,多鱼、盐之利。因此,“人民多文彩、布帛、鱼盐”,其集散地便是临淄,故“临淄亦海、岱间一都会也”。其民“好商贾趋利,甚于周人”⑥。战国时,这里已是有户“七万户”,“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的大城市①。到处可以看到“吹笙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踢鞠”②的人群,其“七万户”以家五口计算,全市人口当在三十到四十万左右。据苏秦估计,仅成年男子就有二十一万之多。这些说法,虽然不无夸大之处,但据近期考古发掘的情况,当时的临淄有大小两城,大城为工商业集中的市区,还有铸币及冶铁的遗址,确不失为一大城市。像刁间这样的大盐商,就曾活动于此地。他利用“桀黠奴”之力,“使之逐渔盐之利,或连车骑,交守相”,“起富数千万”③。秦灭齐后,虽然迁徙了一批盐铁商人,但商贾之业仍很盛行。故入汉之后,武帝曾说:“关东之国,无大于齐者。齐东负海而城郭大,古时独临淄中有十万户,天下膏腴莫盛于齐者矣。”④武帝所讲“十万户”,虽是古临淄的情况,但其言是为了劝慰王夫人不求以子封洛阳而愿封于齐,也应是当时现状。至于主父偃,则更明言:“齐临淄十万户,市租千金,人众殷富,巨于长安。”⑤足见西汉之时,临淄的人口不仅没有减少,甚至有超过战国极盛之时的迹象。所谓“市租千金”,尤见其工商业之兴盛。

   南阳(宛城)

  南阳(宛城)一带,相传为夏人所居之地,可见其开发之早。这里既有一片大平原,物产丰富;又“西通武关、郧关,东南受汉、江、淮”,交通便利,故“宛亦一都会也”①。其地风俗杂错,人多以商贾为业。秦灭六国后,曾把“用铁冶为业”的梁人孔氏等“不轨之民”迁之于南阳。当这些人到达南阳后,仍操旧业,如孔氏就在南阳“大鼓铸,规陂池,连车骑,游诸侯,因通商贾之利”,“家致富数千金”,以致南阳的其他“行贾”,都以孔氏为师,游贾于全国②。刘邦攻宛城时,秦南阳守的舍人陈恢游说刘邦说:“宛,大郡之都也。连城数十,人民众,积畜多。”③东汉之时,南阳为刘演、刘秀兄弟故乡,尤多富商大贾和大地主。

   成都

  早在秦惠王时,就曾命张若经营成都城。于是张若在这里“营广府舍,置盐铁市官并长丞,修整里阓,市张列肆,与咸阳同制”④。按成都地处成都平原,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蔬食、果实之饶。“南贾滇僰、僰僮,西近邛筰,筰马、旄牛。民食稻鱼,亡凶年忧。”⑤自然条件的优越,给成都形成为工商业都会提供了可能。秦灭六国之后,又把“用铁冶富”的赵国人卓氏之迁徙于“民工于市,易贾”的临邛;这些“迁虏”到临邛后,随即“即铁山鼓铸,运筹策,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山东的俘虏程郑,也同样被徙于此。程郑“亦冶铸,贾椎髻之民,富埒卓氏”①。临邛与成都,同属蜀郡,故临邛之富庶繁华,实与成都为一体。前后经过李冰、文翁及廉范等名太守的经营开发,其地更为富庶。特别是东汉章帝建初中(公元76—84年),廉范为蜀郡太守时,“成都民物丰盛,邑宇逼侧”,“旧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灾”,但居民仍然“夜作”,为了“隐蔽,烧者日属”,廉范乃取消禁止夜作之令,但令储水防火而已②。由此可见,成都居民早已有“夜作”的习惯,有“夜作”必有夜市,其工商业发达之景象可以想见!故左思《蜀都赋》云:成都“市廛所会,万商之渊。列隧百重,罗肆巨千。贿货山积,纤丽星繁,都人士女,袨服靓妆。贾贸■鬻,舛错纵横,异物崛诡,奇于八方;布有橦华,麪有桄榔,邛杖传节于大夏之邑,蒟酱流味于番禺之乡。舆辇杂沓,冠带混并,累毂垒迹,叛衍相倾。喧哗鼎沸,则咙聒宇宙;嚣尘张天,则埃壒曜灵。阛阓之里,伎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贝锦斐成,濯色江波,黄润比筒,籝金所过。”其工商业兴盛的景象,真有令人目不暇接之感。

  

  ①均见《史记·货殖列传》。

  ②《汉书·货殖传》。

  ③《汉书·地理志》。

  ④均见《史记·货殖列传》。

  ①以上均见《史记·货殖列传》。

  ②《汉书·货殖传》。

  ①《三国志·魏书·傅嘏传》注引《傅子》。

  ②《史记·货殖列传》。

  ③《史记·货殖列传》。

  ④《汉书·张汤传》。

  ⑤《史记·齐世家》。

  ⑥《史记·货殖列传》。

  ①《战国策·齐策》。

  ②《史记·苏秦列传》。

  ③《史记·货殖列传》。

  ④《史记·三王传》褚先生补述。

  ⑤《史记·齐悼惠王世家》。

  ①《史记·货殖列传》。

  ②《史记·货殖列传》。

  ③《史记·高祖本纪》。

  ④《华阳国志·蜀志》。

  ⑤《史记·货殖列传》。

  ①《史记·货殖列传》。

  ②《后汉书·廉范传》。

 返回目录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