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

第四卷 中古时代·秦汉时期(上册)·第二节 地区性都会

  
第二节 地区性都会

  秦汉时期在全国性的六大都会外,各地区较小的都会,不胜枚举。择其要者,略述如下。

   咸阳

  咸阳,自秦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年),“筑冀阙,秦徙都之”①起,到秦始皇统一六国时期,由诸侯国的首都变成了统一国家的国都。商鞅变法时,曾“立三丈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能徙北门者”②,说明这时就有市场的出现。秦统一后,咸阳的政治、经济地位迅速上升。秦每灭一国,就模仿其宫室建筑格局重建于咸阳;又建阿房宫等,征调之工匠、刑徒和服役之卒,动辄以数十万计,则咸阳之繁华富庶可以想见。及汉灭秦,改都长安,改咸阳为渭城县,但习惯上仍多称为“咸里”。从地下出土的汉代陶尊、陶瓮及陶壶等陶器上所刻“咸里”、“咸里高昌陶鼎”、“咸里直章陶壶”及“咸亭”等文字③来看,证明汉代的咸里(即秦之咸阳)仍是手工业十分发达的地区,而且许多官府手工业多集中于此。因此,汉代的咸阳仍不失为一都会。

   杨与平阳

  《史记·货殖列传》云:“杨、平阳(陈)西贾秦、翟,北贾种、代,种、代,石北也。”《正义》曰:“秦,关内也;翟,隰、石等州部落稽也。延、绥、银三州,皆白翟所居。”又曰:“种,在恒州石邑县,盖尉州也。代,今代州。”又《集解》引徐广曰:“石邑,县也,在常山。”《索隐》曰:“杨、平阳,二邑名,在赵之西,陈盖衍字。以下有‘杨、平阳、陈掾’,因此衍也。”杨,即今山西洪洞东南;平阳,即今山西临汾西。此二地商人,既“西贾秦、翟,北贾种、代”,则杨、平阳实为联系关中,与代北少数民族之枢纽。由于此二地近边胡,为用兵必经之地,“师旅委输,有奇羡”,使杨、平阳之民得以“掾其间,得所欲’,因而商贩之业甚盛。

   温、轵

  温,即今河南温县西南;轵,在今河南济源南。因此,温、轵二地,均为黄河之北与太行山之南的两个都会。掘《史记·货殖列传》,二地可以“西贾上党,北贾赵、中山。”实由洛阳向东北,联系山西与河北的两个地方城市。

   曲 逆

  曲逆,《史记·货殖列传》未言及之,但据同书《陈丞相世家》所云,知曲逆(今河北完县东南)也是一个不小的都会。史称汉高祖“过曲逆,上其城,望见其屋室甚大,曰:‘壮哉县!吾行天下,独见洛阳与是耳。’顾问御史曰:‘曲逆户口几何?’对曰:‘始秦时三万余户,间者兵数起,多亡匿,今见五千户。’”以此言之,秦时的曲逆,几乎可以与洛阳比拟。

   燕、蓟

  《史记·货殖列传》云:“夫燕,亦勃、碣之间一都会也。”其地“南通齐、赵,东北边胡,上谷至辽东。”这里“有鱼、盐、枣、栗之饶。北邻乌桓、夫余,东缩秽貉、朝鲜、真番之利。”《汉书·地理志》作“燕蓟,南通齐、赵,勃、碣之间一都会也。”由此可见,燕、蓟实为中原与东北少数民族及朝鲜半岛通商贸易的纽带。

   陶、睢阳

  陶,即今山东定陶;睢阳,即今河南商邱。战国时的陶位于齐、鲁、宋、卫之间,水路交通四通八达。古济水与菏水,在陶这个地方一横一纵地通过。由此可以西通韩、魏,南经睢阳而下江淮,东走齐、鲁。不仅地势平坦,水路密如蛛网。又河、济之间,素以产丝、漆着名,江淮则多鱼、盐,故司马迁称这里为“自鸿沟以东,茫砀以北,属巨野,此梁、宋也,陶、睢阳亦一都会也。”①且以其地理形势而言,“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以物产而言,“河、济之间千树萩,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凡拥有者,“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因此之故,战国时之范蠡,助越败吴后“之陶”,于此“治产积居,与时逐”,“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②。到了汉代,定陶所在之济阴郡,辖县仅九个,而人口却达一百三十八万之多,定陶商业之盛可想而知。

   陈

  陈,即今河南淮阳县,曾一度作为楚国的都城。它同定陶、睢阳一样,是当时水路的枢纽之一。以物产而言,这里盛产漆,故《史记·货殖列传》云:“陈夏千亩漆”,其富与千户侯等。又“陈在楚、夏之交,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故工商颇发达。

   江陵(故郢都)

  江陵郢都,为楚国都城,也是当时西楚的经济中心。这里“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史记·货殖列传》)。《汉书·地理志》谓江陵“亦一都会也”。由于这里物产丰富,故昭帝时的文学之士在盐铁会议上说:“荆、扬南有桂林之饶,内有江、湖之利,左陵阳之金,右蜀汉之材。”①《汉书·地理志》也说:“楚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是以郢都不失为江汉平原的一大都会。

   寿春、合肥

  寿春,楚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240年)由陈徙都于此。其南即合肥,地处江、淮冲要之地,江、淮之潮水,从南北两方均汇于此,为南北皮革、鲍鱼及枫、柟、豫章等木材集散地。故《史记·货殖列传》云:“郢之后徙寿春,亦一都会也。而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鲍、木输会也。”

   吴

  吴,即今江苏苏州一带。处太湖平原,物产丰富。自古为煮盐,冶铸之地,货物集散之所。故《史记·货殖列传》云:“自阖庐、春申、王濞(即吴王刘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一都会也。”

   番 禺

  番禺,今广东广州市。地处珠江水系的终点,又南临大海,交通海外诸国,故为岭南货物如龙眼、荔枝、葛布等集散之地。《史记·货殖列传》云:“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瑇瑁、果、布之凑。”《汉书·地理志》也说:粤“地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致富焉。番禺其一都会也。自合浦、徐闻南入海”,可通今南洋诸国。

   颍 川

  颍川(阳翟),即今河南禹县。《汉书·地理志》云:“颍川,韩都,士有申子、韩非。”《史记·吕不韦列传》谓:“吕不韦者,阳翟大贾人也。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可见战国时,阳翟商业即已发达。入汉之后,仍然不减,故《盐铁论·通有》载御史大夫桑弘羊称:“郑之阳翟”,“为天下名都”之一。

   荥阳

  荥阳,地处黄河之滨,西通洛阳、长安,东连大平原,北距温、轵甚近,一向为郑国的商业要地。郑商人弘高,就曾活动于西去二周的商道一带①。故秦曾在这里建立敖仓,储积大量粮食。楚汉之争,这里更是争夺的中心。自从凿通鸿沟,沟通了河、洛,东连洙、泗,把它同定陶、睢阳、陈乃至江淮一带都连结成一个商业贸易网。《史记》、《汉书》虽未曾突出记载此地的商业贸易发达情况,昭帝时的桑弘羊,却把“韩之荥阳”,列为当时“天下名都”之一,与燕、蓟、温、轵、邯郸及二周并列②,足见也是秦汉时期的一个地区性都会。

  在上述大小都市里,主要居住着五类人:一是皇族、官吏及其他富豪之家;二是官私手工业者及其家属;三是各类行商与坐贾;四是供一、三类人驱使、取乐或为之服务、消遣的被剥削依附人口;五是因各种原因而流寓城市的流动人口和乞丐等。其中一、三类人,大都过着花天酒地的糜烂生活。正如贾谊所说:“今世以侈靡相竞”,“富人大贾嘉会召客者,认(黼绣)被墙”;供驱使的奴婢,也“为之绣衣丝履偏诸缘”,庶人“得为帝服,倡优下贱,得为后饰”;他们互彼之间,尔虞我诈,抢劫公行,“今其甚者,杀父兄矣。盗者剟寝户之帘,搴两庙之器。白昼大都之中,剽吏而夺之金。矫伪者出几十万石粟,赋六百余万钱。”他们再以盗窃来的官府财产,为自己买得高爵,或行贿而为使者,以致得以“乘传而行郡国”①。有的囤积居奇,任意抬高物价,“操其奇嬴,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②。有的大放高利贷,再以其钱财,贱价收买货物,“贪贾三之,廉贾五之”,即使是其他杂业,也能获“什二”的利润③。钱财多了,他们除了“衣必文采,食必粱肉”外,还“■财役贫”,“役利细民”;更“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势吏,以利相倾,千里游遨,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缩”④。到了东汉,富商大贾的奢侈生活,更有甚于西汉。他们“奢衣服,侈饮食,事口舌而习调欺,……或以奸谋合任为业,或以游敖博弈为事。丁夫世不传犁锄,怀丸挟弹,携手遨游。或好取土作丸卖之于弹,外不可以御寇,内不足以禁鼠。……或作泥车、瓦狗,……诸戏弄小儿之具以巧诈。……或裁好缯,作为疏头,令工采画,雇人书祝,虚饰巧言,欲邀多福;或裂拆缯彩,裁广数分,长各五寸,缝绘佩之;或纺彩丝而縻,断截以绕臂;……或……裙襦衣被,费缯百缣,用功十倍。……以完为破,以牢为行,以大为小,以易为难。……今京师贵戚,衣服饮食,车舆文饰庐舍,皆过王制。……从奴仆妾,皆服葛子升越,筩中女布,细致绮縠,冰纨锦绣,犀象珠玉,虎魄瑇瑁,石山隐饰,金银错镂,麞麂履舄,文组彩褋,骄奢僭主,转相夸诧。……富贵嫁娶,车骈各十,骑奴侍僮,夹毂节引,富者竞欲相过,贫者耻不逮及。”⑤直到汉末,那些“船车贾贩”的“豪人之室”,仍然是“妖童美妾,填乎绮室;侣讴妓乐,列乎深堂”。“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败而不可饮。”①所以,秦汉的都市,大抵皆消费性城市,是剥削阶级享乐的场所,也是统治者发号施令之所在,而不是为整个社会经济创造财富和提供生产资料的市场。虽然也有个别城市主要由于交通便利,周围物产丰富和处于交通要道而形成的,但主要是商品的转运和流通场所,而不是商品的生产性城市。故秦汉城市虽众,商业虽盛,商人之获利虽多,却不能引起整个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甚至还是维护封建统治结构的补充物。

  

  ①《史记·秦本纪》。

  ②《史记·商君列传》。

  ③均见《关中秦汉陶录》卷一。

  ①均见《史记·货殖列传》。

  ②均见《史记·货殖列传》。

  ①《盐铁论·通有》。

  ①《左传》僖公三十三年。

  ②《盐铁论·通有》。

  ①《汉书·贾谊传》。

  ②《汉书·食货志》。

  ③《史记·货殖列传》。

  ④《汉书·食货志》。

  ⑤王符:《潜夫论·浮侈》。

  ①仲长统:《昌言·理乱》。

 返回目录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