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

第四卷 中古时代·秦汉时期(上册)·第二节 汉代水陆交通的发达

  
第二节 汉代水陆交通的发达 汉代交通中心向洛阳的转移

  交通的发展既密切依赖于经济交流的需要,自战国秦汉以来黄河下游经济的发展也影响到这时交通路线的布局。

  我们知道,周、秦都是以关中经济区为其立足的经济支柱的。秦统一全国后,假借政权的力量建立了以咸阳为中心的水陆交通中心。西汉都于长安,同样以关中经济区为其立足的根本。故汉因秦旧,水陆交通线的布局仍以关中为枢纽。但是,政治的力量并不能完全改变经济区域的兴衰。长安所在的关中,由于其农耕面积的局限性,人口集中于京兆、冯翊与扶风而带来的负担以及同成都天府之国的经济阻隔等,限制了它的发展。因此,秦都咸阳,当二世“尽征材士五万人为屯卫咸阳”时,已感到粮食不足,不得不责令各“郡县转输菽粟刍稾”①。到西汉建都长安之初,关中粮食危机已很严重,不得不每年“漕转山东粟,以给中都官”。每年虽“不过数十万石”②,但困窘之象已现。其后,日益严重。到武帝时,仅为了供应长安的刑徒、奴隶的粮食,每年“下河漕度四百万石”③。然而,从关东运粮,难越黄河的三门天险。为了避免这一困难,河东守番系想以开发河东渠田之所获谷类,从渭水运往关中,绕过天险。然而,其法失败。接着又有人建议“通褒斜道及漕”,即以褒水与沔水沟通,以斜水与渭水连接,至褒、斜之间百余里无水区,则“以车转”,用以致“汉中之谷”和山东之粟,结果同样归于失败①。这些情况表明,关中经济区已不足以解决秦汉政权的粮食需要。而地处伊、洛平原的洛阳,既无漕运的天险,又处在关东经济区的西缘,东距自战国以来的关东经济的中心地带“陶”不远。而“陶为天下之中”②,范蠡曾看中其地而移居之,秦相魏冉以陶为封邑③,刘邦即帝位于陶④,故西汉之世,定陶所在之济阴郡,虽只辖九县,却有人口一百三十八万之多,以密度而言,居全国之首。在这样形势下,洛阳的经济地位自然上升。因此,西汉以后的水陆交通,多以洛阳为中转站,东汉时期则成了真正的交通中心。

   汉代的陆路交通

  汉代的陆路交通线,除继承和维修了秦的驰道、直道外,还新修一些交通线。先以继承和维修秦之驰道、直道而言,实为国内陆路交通的主要方面。如周勃之击燕王臧荼,其“所将卒当驰道为多”;后又击韩王信,“所将卒当驰道为多”⑤。司马迁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⑥。由此可见,驰道、直道成了运兵和一般官吏巡视的道路。为了保持驰道、直道畅通,官府重视了维修工作。如武帝曾“数出幸安定、北地,过扶风,宫馆、驰道修治,供张办”①。又如武帝获得宝鼎以后,拟封禅,“天下郡国皆豫治道桥,缮故宫,及当驰道县,县治官储,设供具而望以待幸”②。由此可见,官府虽重视对驰道、直道的维修,但因维修也给当驰道、直道的郡县带来了灾难。

  秦之直道,入汉以后,在军事意义上加强了,它屡为追击匈奴的战略路线。史称:文帝三年(公元前177年),为抗击匈奴,命灌婴率骑兵出击,文帝本人则亲到甘泉宫指挥,并曾北进至高奴(今陕西安塞)③。后“胡骑入代句注边,烽火通于甘泉、长安数月”④。这是文帝以直道作为对付匈奴的战略通道之明证。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躬秉武节,置十二部将军,亲帅师焉。行至云阳,北历上郡、西河、五原,出长城,北登单于台,……还祠黄帝庙于桥山(今陕西黄陵县西北),乃归甘泉。”⑤武帝所走的路线,显然也是由九原直抵甘泉宫的直道。

  汉代新建的陆路交通路线,重点放在通往巴蜀、西北、北边、岭南及西南等地区。以蜀道之开辟而言,在秦时之栈道外,汉代更多兴建。故《史记·货殖列传》有“栈道千里,无所不通”的说法。武帝时,有人建议修褒斜道,“天子以为然”,乃“发数万人作褒斜道五百余里”⑥。这条褒斜道虽然主要是水路交通线,但其中也包括陆路交通线。又《析里桥郙阁颂》记载了改散关之“嶃漯”(即栈道木柱)为“石道”的事实。从此“常车迎布,岁数千两”,交通大便,故司马相如出使西南夷时,能“乘四乘之传”至蜀①。平帝元始五年(公元5年),“通子午道”,“从杜陵直绝南山,径汉中”②。后褒斜道失修,到东汉明帝永平六年(公元63年),汉中郡太守鄐君,以广汉、蜀郡及巴郡之刑徒“二千六百九十人”开通褒斜道,共造“大桥五,为道二百五十八里”,“九年(公元66年)四月成就”,因此,从“益州东至京师安稳”③。到安帝延光四年(公元125年),废去了子午道,再次开通汉中的褒谷与斜谷,合称褒斜路,首尾凡七百里④。桓帝建和二年(公元148年),司隶校尉杨孟文又在这里“凿通石门”,修建桥梁⑤。是以汉末三国时期,诸葛亮北伐,多从褒斜道,并于斜谷口造邸阁以储军粮;曹军御蜀,也多从斜谷以攻汉中⑥。

  以向西及北方的道路而言,秦始皇时早已开通至回中的驰道。汉武帝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发卒治雁门阻险”⑦;元封四年(公元前107年),“行幸雍,祠五畤,通回中道,道北出萧关,历独鹿、鸣泽,自代而还,幸河东”⑧。次年,又循此道巡行,至鸣泽之后,“从西河归”⑨。东汉建武年间,由于进兵需要,又“从番须、回中”、“伐山开道”、“径至略阳”⑩。这两条道路,都因军事需要而开,尤以前者为最。东汉光武帝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诏王霸“将弛刑徒六千余人与杜茂作飞狐道,堆石布土,筑起亭障”,“自代至平城三百余里”①。

  尤为重要的,是开辟了通向河西走廊及西域诸国之通道。汉武帝时期,为了打通往西域的经济通道和防御匈奴的军事需要,先后在河西走廊设置了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并建置了驿道,还有烽燧亭障等一系列军事设施,这于出土汉简中有大量的记载。然后,又在此基础上继续向西,打通了通往西域的交通线。所谓“西域”,即今新疆及中亚的部分地区。这里同我国中原地区早有交往,带有神秘色彩的《穆天子传》,就记载了周穆王西巡时过葱岭至中亚地区的情况;东西方丝绸的贸易,也由此通道。后来,由于匈奴崛起,赶走了居于河西走廊的大月氏人,并占领其地,以为从西、北面包围汉皇朝的“右臂”地区,于是早已存在的“丝绸之路”从此中断。为了打通这一通道,汉武帝首先派兵进攻占据河西走廊的匈奴人。连战连捷的结果,使祁连山以北和合黎山、龙首山以南约一千公里的狭长峡谷地带——河西走廊的通道打通了。接着又派张骞通西域,说服了西域诸国,从此东西方的交通又畅通无阻。据《汉书·西域传》记载:“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旁南山北,渡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外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庭随北山,渡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焉耆。”南道即敦煌出阳关向西,经罗布淖尔(即罗布泊),至楼兰,再依阿尔金山、昆仑山北麓向西,沿塔克拉玛干沙漠南侧西行,经且耒、精绝、扜弥、渠勒、于阗、皮山、莎车(今新疆沙车)、疏勒等地,越过葱岭(今帕米尔高原),再向西南至罽宾,身毒(今印度、巴基斯坦),或向西到大月氏、安息(今伊朗)、条支(今伊拉克),至于犁靬(今地中海东岸),是为南道。另一条,自敦煌向西,出玉门关,西行至车师前王庭(今吐鲁番),傍天山南麓,沿塔克拉玛干沙漠北侧向西,经危须、焉耆、尉犁、乌垒、龟兹(今新疆库车)、姑墨、温宿、尉头、疏勒等,与南道相合,再西行越葱岭西向至于大宛、康居,又折经安息、条支而达大秦、犁靬等地,是为北道。一般说来,南道开通较早,张骞通西域后更为畅通;北道,到汉宣帝时期才畅通无阻。到东汉后期,此二道已发展为南、北、中三道,详见《三国志·魏志·乌桓鲜卑东夷列传》注引《魏略·西戎传》。

  以向西南通往西南夷的道路而言,早在战国楚威王时,曾“使将军庆将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后,……至于滇池”。不久,秦与楚争夺巴郡与黔中郡,通西南夷之道遂绝①。汉武帝时期,用唐蒙、司马相如等人建议,致力于开发西南夷地区。首先,于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用唐蒙将兵,“从巴蜀筰关入”夜郎国,服之,“乃以为犍为郡”;与此同时,又“发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牂柯江”;司马相如也认为“西夷邛、筰可置郡”②。武帝采纳了他们的建议,于元光元年(公元前130年),“发巴蜀卒治西南夷道”③。自此以后,“巴蜀四郡通西南夷道,戍转相饷”④。在修建通西南夷道的过程中,“作者数万人,千里负担馈粮,率十余锺致一石,散币于邛筰以集之”,官府被弄得财政困难,最后不得不采取“募豪民田南夷,入粟县官,而内受钱于都内”的办法以缓和矛盾①。唐蒙“略道夜郎,因通西南夷道”后,邛、筰等地之西夷君长也要求“与汉通”,于是汉武帝又派司马相如“略定西南夷,邛、筰、冉、斯榆之君皆请为臣妾。除边关,边关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牂牁为徼,通灵山道,桥孙水,以通邛、筰。”②通过唐蒙与司马相如的经营,“开路西南夷,凿山通道千余里,以广巴蜀,巴蜀之民罢焉”③。

  在中原地区,也因地势险恶程度的不同,设有关隘以控交通路线之咽喉。洛阳向东,有“成皋之口”;其南又有轘辕、伊阙之道;从长安向东南,有武关至南阳之道;此外,还有临晋关、河东、上党与河内、赵国等通道要冲④。可见,从长安和洛阳通往上述诸地,均有重要的陆路交通线。

  此外,更有从中原通往南越及交趾等地的陆路交通线。早在秦时,通往南越有“越道”,又名“新道”。秦曾设横浦关、阳山关及湟溪关。其中横浦关在仁化县北一百三十里;湟溪关在乐昌县西南二里;揭阳在阳山县,阳山关当在此。及汉初,南越王赵佗绝此三关,从而断绝了“新道”⑤。到西汉武帝灭亡了南越国后,这条“新道”得以畅通。东汉建武时,为了进一步开发这一地区,以“越之故地”含洭、浈阳、曲江三县“内属桂阳”。由于其“民居深山”,“去郡远者,或且千里”,“吏事往来,辄发民乘船,名曰传役”,以致“每一吏出,徭及数家,百姓苦之。(卫)飒乃凿山通道五百余里,列亭传,置邮驿”①,于是从桂阳通往南越故地的陆路交通便利了,以致合浦郡之民,多拥有车辆②;安帝、顺帝时,从南海出发的道路可以“载之兼两”③。此外,通往交址,也有新开陆路。史称:“旧交址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泛海而至,风波艰阻,沉溺相系。”东汉建武时期,郑弘为大司农,“奏开零陵、桂阳峤道,于是夷通,至今遂为常路”④。

   汉代的水路交通

  汉代的水路交通,较秦已有较大发展。汉武帝之平定两粤,均用水师,如“遣横海将军韩说出句章(今宁波附近),浮海从东方往;楼船将军(杨)仆出武林,……粤侯为戈船下濑将军出如邪、白沙。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冬,咸入东粤。”⑤其征南粤,则“令粤人及江淮以南楼船十万师往讨之。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秋,卫尉路博德为伏波将军,出桂阳下湟水;主爵都尉杨仆为楼船将军,出豫章,下横浦;故归义、粤侯二人,为戈船下濑将军,出零陵,或下漓水,或抵苍梧;使驰义侯因巴蜀罪人,发夜郎兵,下牂柯江,咸会番禺。”⑥由此可见,从浙江、江西、广西、湖南和四川都有通向南粤和闽越的水路和海运路线。在同闽粤王战斗中,“东越王更徙处,南行去泉山(今泉州城北)五百里,居大泽中,今发兵浮海,直抵泉山,陈舟列兵”①,可见海运路线也相当发达。自定两越,江南的水运更有所发展。故司马迁把拥有“舡长千丈(指舡的总溶积)”的人,可以同拥有“木千梓”、“轺车千乘”的人一样“比千乘之家”的富有程度②,更可见水运发达的梗概。至于利用长江以通水运者,更不乏其例:早在汉高祖二年(公元前205年),就曾“悉发关中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汉以下”击楚③;“蜀汉之粟”,也可“方船而下”;景帝时,吴王“取江陵木以为船,一船之载当中国数十两车”④;武帝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南巡,“自寻阳浮江”,“舳舻千里”⑤;东汉初,岑彭之攻公孙述,述遣其将任满、田戎、“程泛,将数万人,乘枋箅下江矣”,彭于是装苴进、楼船、冒突、露桡数千艘,……发南阳、武陵、南郡兵,又发桂阳、零陵、长沙委输棹卒凡六万余人,骑五千匹,皆会荆门”⑥;桓帝永兴二年(公元154年),巴郡“郡治江州,结舫水居五百余家,承三江之会”⑦;汉末曹操之下江东,亦凭水师;孙权之破曹操于赤壁,亦藉水师之力。由此可见,不论是运兵及行旅往来,均有赖于长江水路者。中原地区的水运路线,多御赖于渠道的开凿,以通漕运。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的“穿漕渠通渭”⑧;河东太守番系之建议穿引汾、引河以开渠,除了灌溉之外,便是为了“谷从渭上”,免砥柱之险;河南荥阳有狼汤渠,东南至陈入颍,长七百八十里;陈留有鲁渠,受狼汤渠东至阳夏,入涡渠;又有濮渠,长六百三十里;浚仪有睢水,东流入泗,过郡四,长一千三百六十里①。所有这些渠道,无一不是为了漕运之便。

  秦汉水运路线的发展,除上述外,还表现在国内海运方面。早在春秋战国之际,吴国与齐国等临海国家已在沿海海上活动,如吴之“舟师”自海入齐,被齐人打败②。范蠡“浮海出齐”,“耕于海畔”③,即其例证。及乎秦汉,海运大有发展,尤以吴、会及交、广地区为最。除上述西汉武帝平两粤时曾利用海运外,交趾等七郡的贡献转输,也“皆从东冶(即今福建)泛海而至”④;第五伦为会稽太守时,也曾“阴乘船去郡”⑤;灵帝熹平三年(公元174年),桂阳太守周憬,亲见此郡“与南海接比,商旅所臻,自瀑亭至乎曲江,壹由此水源”。憬又命吏“顺导其经脉,由是小溪乃平直,大道允通利,抱布贸丝,交易而至”⑥。汉末王朗,被孙策战败后,乃“浮海至东冶”,策又追王,“朗泛舟浮海,欲走交州”⑦;汉末“初平中,天下乱。(桓晔)避地会稽,遂浮海客交趾”⑧。由上可见,沿海地区的海运确已相当发达,尤以交趾、福建一带为最。

  

  ①《史记·秦始皇本纪》。

  ②《史记·平准书》。

  ③《史记·平准书》。

  ①《史记·河渠书》。

  ②《史记·货殖列传》。

  ③《史记·穰侯列传》。

  ④《汉书·高帝本纪》。

  ⑤均见《史记·绛侯世家》。

  ⑥《史记·蒙恬列传》。

  ①《汉书·王䜣传》。

  ②《史记·平准书》。

  ③《汉书·文帝纪》。

  ④《汉书·匈奴传》。

  ⑤《汉书·武帝纪》。

  ⑥《汉书·沟洫志》。

  ①《汉书·司马相如传》。

  ②《汉书·王莽传》。

  ③《续古文苑·鄐君开通褒斜道记》。

  ④《后汉书·顺帝纪》及注引《三秦记》。

  ⑤《续古文苑》卷一三王升《司隶校尉杨孟文石门颂序》。

  ⑥分别见《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后主传》及《魏志·曹真传》与《武帝纪》等。

  ⑦《汉书·武帝纪》。

  ⑧《汉书·武帝纪》。

  ⑨《汉书·武帝纪》。

  ⑩《后汉书·来歙传》。

  ①《后汉书·王霸传》及《杜茂传》。

  ①《汉书·西南夷传》。

  ②《汉书·西南夷传》。

  ③《汉书·武帝纪》。

  ④《汉书·西南夷传》。

  ①《史记·平准书》。

  ②《汉书·司马相如传》。

  ③《史记·平准书》。

  ④《史记·淮南衡山列传》。

  ⑤《汉书·南越王赵佗传》及《索隐》引《南康记》、《补注》引沈钦韩据《广东新语》等所作考证。

  ①《后汉书·循吏·卫飒传》。

  ②《后汉书·循吏·孟尝传》。

  ③《后汉书·吴佑传》。

  ④《后汉书·郑弘传》。

  ⑤《汉书·闽粤王传》。

  ⑥《汉书·南粤王传》。

  ①《汉书·朱买臣传》。

  ②《史记·货殖列传》。

  ③《汉书·高帝纪》。

  ④《史记·淮南衡山列传》。

  ⑤《汉书·武帝纪》。

  ⑥《后汉书·岑彭传》。

  ⑦《华阳国志·巴志》。

  ⑧《汉书·武帝纪》。

  ①均见《汉书·地理志》。

  ②《左传》哀公十年。

  ③《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④《后汉书·郑弘传》。

  ⑤《后汉书·第五伦传》。

  ⑥《隶释》卷四熹平三年《桂阳太守周憬功勋碑铭》。

  ⑦《三国志·魏志·王朗传》。

  ⑧《后汉书·桓晔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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